2016舟山沈家门血案: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196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1949年——xxxx年）

　　　　　　　　　　　    1967年（农历戊申年. 羊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1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月11日至16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在这次会议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与会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针锋相对的面对面斗争。这场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叶剑英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并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斥责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拿文件，穿衣服便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李先念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2月17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由于江青等人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6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加罪于他们。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恶浪，更大规模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2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意见》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回本校边上课边闹革命。中学师生分期分批军训。整顿红卫兵组织“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中学课程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必要的常识。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师生员工必须予以平反。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样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面交中国外交部声明，最紫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面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声明指出，5月6日下午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方加重剥削进行斗争，香港英国当局竟出动武装警察和“防暴队”对该厂工人和其他中国居民进行镇压。事后逮捕了前往香港警署抗议的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11日下午，香港英国当局再次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枪、催泪弹，并开来军车和直升飞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了很多人。对此，我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7月至9月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一系列谈话。他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解放一批干部。同时提出，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7月20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　　8月5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我的一张大字报》；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社论提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继《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之后，《人民日报》的这几篇社论，对全国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8月7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致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所谓“走资派”。

　　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4人组成，吴法宪负责。
　　9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通知》说：有些地方不断发生抢夺国家粮食、现金、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的严重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违法行为。《通知》要求：（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67年6月6日的《通令》，坚决制止抢夺国家和集体财产。（二）对己发生的抢夺国家财产的事件要严肃处理，抢夺的国家财物要一律追回，首恶者要严办。（三）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不和“革命群众组织”要对保护国家仓库、金库、物资、财产的安全负责，不准冲击、砸抢国家仓库、金库、油库、冷库、营业场所和生产企业。（四）对外出串连的群众，要动员回去就地闹革命，要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五）因武斗造成停产的单位，从停产时起到恢复生产之日止，一律停发工资。  　　10月1日 印度侵略军越过中国——锡金边界卓拉山口，进入中国境内，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负责人，紧急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沙梯，就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边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罪行，提出强烈的抗议。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50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党的建设的要求。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1967年至1969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加剧，全面内战爆发，生产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工业生产普遍下降，财政出现赤字。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农业增长1.6%，工业减少13.8%。主要产品中，粮食4356亿斤，比上年增长76亿斤；棉花4708万担，增长34万担；钢1029万吨，减少503万吨；原煤2亿600万吨，减少4600万吨；原油1388万吨，减少67万吨；发电量774亿度，减少51亿度；棉纱745万件，减少118万件。铁路货运量4亿2140万吨，比上年减少1亿2010万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25亿元，加上地方自筹等为140亿元，比上年减少6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71亿多元。年内新增职工7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5.6%。社会商品零售额770亿5000万元，比上年增长37亿7000万元。进出口贸易额112亿2000万元。国家财政收入419亿4000万元，支出441亿9000万元，财政赤字22亿5000万元。

　　1967至1969年 林彪、江青一伙及其帮派体系骨干，把1946年2月吕正操、万毅、张学思、贾陶、栗又文、于毅夫等42人，根据194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经延安新华社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一事，诬陷为“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并制造了“‘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90多人的冤案。其中副省长以上12人，省直部、厅、局级干部36人，全国政协委员7人，省政协委员17人。张学思、贾陶、车向忱、陈先舟等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