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调配师:我们需要一点贵族精神

我们需要一点贵族精神

　　关于“贵族精神”，各界众说纷纭，学界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不过，欧洲的骑士传统和绅士教育给“贵族精神”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其重要标准就是良好的道德素养和强烈的担当精神。时至今日，英国的绅士教育已经成为国民自觉。始建于1440年的伊顿公学被称为“贵族摇篮”，曾造就过20多位英国首相，培养出诗人雪莱、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各领域的精英，600年来共造就了15万社会精英，其中800多名“著名的老伊顿人”，被认为是“精英中的精英”。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在英国，贵族制度之所以能传至今日，乃是得到民众同意。他们以为贵族代表一种尊严，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性。” 贵族精神内涵着理性有序，本质上追求遵规守纪。没有规则就没有文明，没有文明就没有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制度的确立和规则意识的形成。可以说，这也是社会先贤和政治家的最终追求。贵族精神作为一种相对宽泛但不太确切的精神形态，是欧洲文明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成果，在世界精神图谱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贵族精神内在的自律、克制、严谨的精神因子，使得规则、规范和道义成为其精神的内核和行为的规定性。进入贵族阶层，首先是对其良好修为的高度认可，其次才是贵族精神的延续和高张。西方的工业发展，一方面造就了冒险、创业、创新的实践文明，一方面也发展形成了以秩序、规则、法制为主的制度文明，规则意识深入人心、有序追求蔚然成风。反观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全体弱势的时代”，社会的很多层面正在盛行着“暴发户心理”。何谓暴发户心理？主要是功利思维和短期效应，一句话就是“急”。急什么？急权力不大、急地位不高、急财富不多。因此，实体高于程序、结果重于过程、热情浓于理性，不能理性规划人生、不能正确用权履职，炫权、炫位、炫富，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发户”。暴发户心理和江湖思维是一脉相承的。自古“有人就有江湖”，江湖是一个圈子以及这个圈子的逻辑，和法制、规则、程序以及纪律是背离的。为什么要有江湖？大致是“希望被救济的弱势心理”作祟，不过迈向了“低端的道义”和“极端的维权”。今天看来，中国的“江湖”大多流于“潜规则”和“黑社会”——形形色色的行业潜规则以及盛行多地的“黑帮”。这些是有文化根基的，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客观上造就了华夏民族的“安”“顺”心理以及法制意识的严重缺失，形成了自取弱势的民族心理、低效折腾的文化基因和形色不一的地域性格。这些深深地熔铸在各类群体的血液里，形成强大的“黑洞”效应，某种程度上成为行为自觉。这些“江湖”有害无益。比如，一个江湖意气重、视规则为无物，不懂规矩、不守纪律、不听招呼的干部，大多数要跌跤子。因为，在一个讲法制、讲程序、讲规矩的社会里，理性和规则是至上的，人为的规矩和江湖的逻辑必然被排斥。为什么东北的干部出事就是一大串，为什么重庆的黑帮遍布市井……这和地域性格是有关的，他们的“大哥小弟”的江湖思维让规则形同虚设，有钱就收、有酒就喝、有礼就还、能帮就帮、不能帮也帮，玩的是“意气”、使的是“性子”。我们需要一点贵族精神，就是需要一种理性的人生态度，循序渐进、按部就班、遵规守纪，洒脱一点、看淡一点、超越一点，“眼睛一睁，一闭，不睁，一辈子不就过去了？”何必在乎那么多！如果我们个体的内心平和了，都能够在法治的视野下审视和修正自己的言行，那么整个社会不就和谐了吗？

　　贵族精神内涵着责任担当，本质上追求公平正义。任何社会群体都负有特定的责任，而清晰的职责定位和自觉的责任担当，是一个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贵族作为欧洲社会的上等阶层，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掌握相应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和骑士美德较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骑士制度不仅要求骑士必须严格遵守各种制度教条，而且还要求骑士必须公正、谦逊、慷慨、简朴、刻苦、忠诚、宽容等。伊顿公学始终把修身自律、团队意识和担当精神，作为其教育的重要目标。有人形象地说，“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代表着光明和正义，意味着永恒不变的赞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就是一个单纯、执着、可爱的骑士。骑士精神也因此深深地影响着欧洲，并形成了男人强势社交的“决斗”传统。伏尔泰因某贵族的一句讽刺而与之决斗被关进巴士底狱，诗人普希金为了名誉与法国保皇党人丹特士决斗而丧命。通晓贵族礼仪只是骑士、贵族的表面特征，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时，他们往往勇敢地冲在最前线。如诗人拜伦在国家的危亡时刻毅然投军抗敌。一战、二战期间，英国、美国的许多大家族积极鼓励子女为国效命，即便很多骨肉战死沙场。比如，肯尼迪总统的哥哥乔伊·肯尼迪二战中踊跃参军，不幸牺牲。老布什在二战中多次执行轰炸任务，险些丧生……这种强烈的担当精神已经扎根于社会强势集团的潜意识中。《泰坦尼克号》中，当大船即将下沉的时刻，船长没有选择逃亡，而是冷静地走进船长室坚守岗位。设计师对女主人公无比愧疚地说：“很遗憾，我没能为你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然后选择与船一起沉没。那3位小提琴演奏师，在旁人忙乱逃亡时，坚持演奏到最后一刻，用最后的艺术迎接迫近的死亡。我国历史上，贵族精神比比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我们从不缺乏像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慷慨赴死的人物。我国历代农民起义，如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项羽起义，朱元璋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乃至我们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等，那些英明的领导者总是把个体的“高贵追求”（执政理念）传输给追随者（同盟军），一起为之献身而义无反顾。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建构秩序”的时代，公共权力主体的“缺位”比“越位”更可怕。提倡贵族精神，并不是强调权力主体的“乱作为”、不是提倡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鼓励蔑视主流权威的无序行为，主要是对公仆正义和使命担当的呼唤，真正作为起来、担当起来。

　　贵族精神内涵着平民思维，本质上追求人文关怀。在精神层面上，贵族精神提倡超越的、诗意的、平和的追求，体现着朴素的人本思想和平民思维，更多地关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孟子是我国先秦思想家中最先提出“爱民”思想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提倡德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用事的精神，主张以仁义理政、以王道治国。可以说，孟子是华夏民族贵族气质的化身，他满腹经纶又一身正气，忧国忧民又乐观向上，仁义礼信而又性格刚烈。就个体来说，财富的多寡并非是贵族精神的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贵族精神只有平民化才对社会具有普遍的意义。所谓“平民化”，就是这种精神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个体身上都被认可，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贯穿其中。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虚无缥缈，没有世俗味、没有平民味的精神。国学大师陈寅恪为其老师王国维先生撰写碑记时写道：“无自由，勿宁死！”就精神贵族而言，他们是灵魂的自由人，是不依赖、不仰仗任何权势而独立存在的精灵。他们的身份、地位、职业和精神之间没有多大联系，他们可以是普通劳动者，可以是失业者，甚至是乞丐，也即便他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即便他身居要职、地位显赫，即便他才华卓绝、名满天下，他们始终自由地、独立地、负责地、高贵地活着。被誉为“坐在世界财富巅峰的人”的比尔?盖茨，同时也被认为是“站在世界精神巅峰的人”。据统计，盖茨至今已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捐出近300亿美元的财富，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富人。他在50岁生日的时候表示，准备把自己的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而不会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女。今天，我们呼唤企业家要流着“道德的血液”，而更深层次的是呼唤这个社会肌体的“道德自觉”，而任何公共权力的主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上的优势者，更应该弥漫着这种道德的光芒和人文的情怀，让我们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温情和关照，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价值。100多年前，哲学家黑格尔就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哲学家斯宾塞说过：“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