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环保木炭窑图片:自述：三十年来追求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三）

　　七、通货膨胀与人民币持续升值

　　一个汇率升值问题，某些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特谈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因此应该“升值”——作为经济学人，他们却居然不知道“汇率”是“汇率”，“币值”是“币值”，这完全是两回事。

　　货币可以购物，但货币也可以买钱即交换其他货币。汇率是什么？是币价。以币买币，其值曰“汇率”。币值是什么？是物价，以币购物，其价曰“币值”。汇率可以人为操纵使之升值，币值则取决于货币总量（需求）与商品总量（供给）的比例，是从属于货币规律的，无法人为操纵其升降。因此，“汇率升值”不可与“货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国家和广大民众！

　　如果你投资购买一种股票，这支股连续六年一直升值——那这支股就不是股票，而是存折，一直给你送利息。同样道理，如果你用美元购买人民币，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都在升值，那么这也是在给你送美元。

　　利用汇率升值，做外汇期货就可以直接套汇赚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基本常识，而中国经济学人竟很少人知道。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经济学》（上、下册），书中汇聚我历年来与主流派关于经济学政策之论战文章。

　　在一些关系经济方针之重大问题上，我以一种响亮的声音揭露、阻遏，从而迟滞了美英共济会金融集团解体中国国民经济使之殖民地化、依附化的阴谋。

　　八、我信奉“新国家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20世纪80～90年代，我给中央有关领导写过不少信，提出过一系列策论和建议。我所向国家建言的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强国利民之道，就是所谓“新国家主义”。①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在现实中有实现的可能。但我是务实主义者、新国家主义者、好国家主义者。

　　我高度认同毛泽东1940—1945年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应当看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发表的原版。20世纪50年代以后做了很多向左转的修改）中所提出的那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治国理想。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天下归心。

　　毛泽东1945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新国家主义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即在国家力量控制下的市场资本主义。

　　20世纪40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思想不同于1957以后特别是1966以后的毛泽东思想。那时的毛思想强调的核心内容正是新国家主义、新民主主义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社会主义（从而不同于斯大林主义）。

　　在这些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我与目前占据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市场主义一直具有根本性的分歧。

　　九、“国进私退”、智能性计划的新经济是未来强国之路

　　近些年来，高盛、大摩等国际金融大鳄在中国金融领域畅行无忌，为所欲为，蚕食吞噬！2010年11月12日的黑色星期五，20家金融大鳄一个操作日卷走5千亿的市值。当今中国银行及金融几乎无秘密可言，中国金融市场被一些内外金融大鳄搅得昏天黑地！

　　在金融领域，我呼吁国家应当及早建立国家金融系统安全委员会，应当高度加强对国际共济会金融组织对中国金融领域的渗透和操控，包括政策诱导和操控。我呼吁强化对于进入中国攫金的国际金融大鳄的警惕和监管，坚决控制和斩断已经伸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金融撒旦之手！

　　在经济上，我主张建立受控制、有计划的新型智能型市场经济，而不是放任资本大鳄横行霸道的自由市场经济。我主张重点产业必须“国进私退”——以国家重大目标为主导，优先发展国防、高新科技及基础资源产业。我主张重建国家计划委员会，运用大规模计算机的智能设计，统筹全国资金、财政及资源、市场和生产力，制订科学有序的全局性远期性国家计划。

　　我反对一切放任市场，反对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反对银行脱离国家监督的独立化、商业化和金融私有化。反对把一切产业和事业推向市场，特别反对把教育、医疗和科学技术全部交付自由市场。反对唯利是图——一切以赢利、牟利、拜金及利润为主导，反对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反对让外来金融资本主导中国的国民经济，使中国沦为依附于跨国金融资本的新殖民地经济。

　　当前房地产市场显现的乱象以及粮食、食品价格有被外资主导的危险，是泛市场体制濒临全面失败的一种警号。

　　我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经实践证明存在一些严重弊端，应当革其弊端。在财政上我主张中央高度集权，全国一盘棋，削肥补瘦，统筹安排。反对听任地方坐大，各地分灶吃饭，以至苦乐不均——有些地区民穷财匮，百姓衣不蔽体；而有些城市里仅种花种草年耗资数十亿。我认为国家主导的宏观财政及金融计划是不可或缺的！

　　在社会财富上，我主张抑制和限制私人富豪经济、遏制私家富豪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霸占和垄断。我反对横行无忌、富可敌国的世袭权门经济和豪门经济。我主张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废止目前对外资、外企的特殊优惠政策。

　　在社会分配上，我强烈主张由国家实施第二次分配，以国家权力之手实施社会资源控制和公共产品的有计划配置。由国家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业，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遍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我主张国家以财政力量保护和照顾穷人、老弱病残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