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响当当的名字，继欧阳修之后，他将宋代的诗词文一并推向了鼎盛。当审视他身边知己良伴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将视线短暂地掠过男性而投注于女子，就会发现一个特别的名字——王朝云。

　　王朝云是苏轼的枕边人，却不是他的妻。苏轼的妻是《江城子》里悼念的那个“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亡人，是东坡居士“不思量，自难忘”的小轩窗内淡淡梳妆的缥缈倩影，是那个16岁就嫁到苏家，为他红袖添香、深宵伴读，名叫王弗的佳友良朋。可是，11年后她便悄悄地去了，徒留苏轼深深地怅惘与无奈。苏轼的妻还是《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提到的续弦“王氏二十七娘”王闰之（王弗的堂妹），是《后赤壁赋》中那个言说“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不时之需”的善于持家的妇人，是那个苏轼曾泣血承诺“唯有同穴，尚蹈此言”的贤德女子，她与苏轼相守25年后也去了。此后，苏轼再未续娶。

　　据说，王朝云12岁时被苏轼从青楼带到了家里。12岁，一个多么美好的年纪，应该比李清照回首嗅青梅时还要小一些吧。即使浑身透着灵秀，她也应该还不是美人，至多，只能叫做“美人胚子”。那么，她吸引苏轼的应该就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她流动的眼神、娇憨的谈吐，或许还有“丢了箫管弄弦索”的随性和清歌一曲时仍显稚嫩的嗓音。

　　偌大的苏府，丫鬟、仆妇、婢妾如云，可是似乎只有她是懂他的。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那个故事说，苏轼一日饭后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内中所装何物，一婢说是文章，一婢说是见识，苏轼皆不以为然。独有朝云朗声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大笑曰：“知我者朝云也！”不知那时朝云的身份是婢还是妾，我却总愿意想，就是打那之后，苏轼才动了念头将她收在房中，所为更多的也不是床笫之间的男欢女爱，而是因为他的心灵需要这朵解语花适时的陪伴。

　　寄托了苏轼人生之感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朝云亦常为其吟唱。但每每唱至“枝上柳绵吹又少”时，朝云便会感于句中所寓的悲情而恸哭不能自已，她自己说：“所不能竟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正因为朝云是这样一个有着敏锐感受力和洞察力的知音，所以，她死后苏轼竟“终生不复听此词”。读这样的故事，我常怀疑那些所谓“从一而终”的爱情。当然，坚贞不渝、永不更改的爱情在情感和道德上都是伟大的，可那些续弦、再婚的，甚至生命偶然交错之时所产生的电光火石的悸动与震颤就不是爱情了吗？

　　苏轼年谱上说，朝云是到了黄州才由侍女转为侍妾的。是她甘守清苦与贫贱，陪伴苏轼度过了那段漫长的艰难岁月，那一碗碗香糯软烂的“东坡肉”里应该满蕴着朝云燃炉打扇的身影和无尽绵长的爱意吧。元丰六年，朝云为苏轼生下一子，取名遯儿。“遯”即“遁”也，表达了其时苏轼已无意官场的决心。遯儿满月之时，苏轼曾作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但他的美好愿望却迅速破灭——遯儿于次年即不幸夭亡，朝云和苏轼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苏轼被贬惠阳（今广东惠州）时已年近花甲，虽然他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乐观放达，但人们都明白他在政治上已很难东山再起。随着家势的每况愈下，曾经簇拥在他身边的侍儿姬妾都陆续散去，陪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共赴荒蛮的只有朝云。“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这首诗的小序说：“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白居易晚年面对的是樊素、小蛮诸姬的风流云散，而东坡的身后却始终侍立着爱他、敬他的朝云。

　　苏轼到惠阳的第三年，朝云染瘟疫不幸亡故，年仅34岁。在此之后，苏轼的人生履历中就再没有留下过任何女子的痕迹，侍妾朝云竟成了东坡居士爱情的绝响。朝云是天上的云霞，抬眼可望却触手难及。“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更思卿”，这是在朝云死后，苏轼无奈而深情的低语。

　　“宁为英雄妾，不作庸人妻”，在朝云的时代，女子们所受的应该还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即使在当下，在我这个甚至略微有点“女权”思想的人看来，这命题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前提是要有真爱且不可以伤人，只可惜几乎没人做得到。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婚姻制度之下，朝云们不是婚姻的擅闯者，她们也有享受爱和被爱的权利，有时她们甚至可以强大到占领一个男人情感的全部。我们不知道朝云是否有此能力，却知道她是苏轼红颜中的知己，是苏轼陷于人世寒凉之时与之心灵和肉身都能温暖相偎的女人。无论是从相处的时间段落和时间长度上看，还是从心灵的相互吸引和契合程度上看，朝云似乎都应该是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朝云的墓碑上所刻的是“姬人”二字，她从来都不是苏轼的妻，但她知之、爱之、怜之、伴之，是他心灵的伴侣和最后的爱人。

　　遇到苏轼是王朝云的幸运，但遇到王朝云又何尝不是苏轼的大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