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游泳会感染hpv吗:清末重臣【 张之洞 】 DM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03:43:37
清末重臣张之洞
张之洞真容。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leiyi5684@vip.sina.com
政治体制改革往往会引发政坛动荡，戊戌维新时的政坛更是云谲波诡，险恶异常。因为最高层出现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这两个政见完全相反、斗得你死我活的两个权力中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司令部”。在这风云变幻时刻，身处漩涡之中的大臣自然危险异常，稍有差池不仅会丢乌纱帽，甚至有“丢脑袋”之险。
洋务与维新结盟
此时的张之洞，正处政治漩涡之中。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代表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而名声扫地，被投闲京师，张之洞则取代李成为影响最大的封疆大吏，成为具有开明色彩的洋务派领袖，一举一动，皆引人注目。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呼吁变法，但上书不达，决定先组会结社推行维新。北京、上海是他活动的重点。1895年11月，北京成立了第一个维新团体强学会，并创办机关刊物 《中外纪闻》。强学会成立，得到了一些中央重臣和地方封疆大吏的支持，以洋务著称的张之洞这时在南京捐银5000两，并要儿子张权和亲信杨锐入会。谭嗣同在给人的信中说，强学会官方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朝廷内的翁同騄与朝廷外的张之洞，甚至认为现在能够顾全大局、通权达变、讲求实际的重臣，只有张之洞一人。梁启超也称张为“今世之大贤也”。
在筹备北京强学会之时，康有为在1895年10月中旬曾到南京游说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康在南京二十多天，每天与张共进早餐，每隔一天就长谈一次，每次都从午后谈至深夜。对上海成立强学会的主张，张之洞大表支持，并答应捐银1500两作为经费。他甚至向康有为表示，中国如有维新党，自己愿当领头人；如果有维新领袖，自己愿意跟随。此会的成立宣言 “上海强学会序”虽由康有为撰写，但却由张之洞署名在报刊公开发表。因此，时人多以为张为上海强学会会长。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不少入会者都与张关系密切，其中梁鼎芬、汪康年等数人不是他的幕僚就是他的属下，会务即由汪康年主持。同时，上海强学会还创办了《强学报》作为机关刊物。但是，张之洞虽然极力支持上海强学会，却婉拒了康有为将他列名之请：“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大力襄赞甚至要幕僚主持会务自己却坚不入会而在幕后指挥，实足表明他的谨慎老道，为自己留有余地。
果然，在朝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久就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张之洞闻迅立即解散了上海强学会，要他的幕僚致电上海各报，宣布上海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停刊。虽然如此，“洋务”与“维新”此时仍是共同点远大于分歧，维新派也理解张的无奈，所以双方继续合作，并将遗留资金转到新创刊的《时务报》，这笔资金为《时务报》所筹款项中最大一笔。
1896年8月创刊的 《时务报》发起人是汪康年、黄遵宪和梁启超三人。三人中，汪是张之洞的幕僚，黄也曾是张之洞的属下，张又是最主要的“出资人”，所以虽然梁为主笔，但汪任经理，掌管报馆财政、人事大权。梁启超才华横溢，博古通今，以“常带感情”的笔锋宣传新思想，别有魔力，往往使人“急读之下，狂舞万状”，古国为之震撼。梁启超后来回忆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张之洞对《时务报》也是大力支持，下令湖北全省官销，颁发《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赞扬说：“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规定将《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报费当然由官府支付。
《时务报》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梁启超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张之洞亲自写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来。他在信中谦卑地写道：“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并捐银500元。梁启超字卓如，此时才24岁，地位不高，而张已经60岁，且是堂堂湖广总督，竟纡尊降贵恭称梁为“卓老”，急欲与梁结识的迫切之情跃然而出。1897年初，梁启超从广东省亲归来途经武昌，拜见张之洞那天恰逢张的侄儿结婚，宾客盈门，但张接到通报后当即撇下众多客人，专门殷勤招待，晚上还正式设宴为梁洗尘接风，提出请梁出任两湖书院院长，或留其幕府任职，许以两千金相待，均为梁婉拒，但他与梁仍畅谈天下大事，直到二更时分才依依话别。张的如此热情，使梁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对张也不吝赞美之辞。
联盟破裂
可惜，洋务派与维新派的结盟并不巩固，接踵而来的不是进一步加强团结、联手制衡力量强大的守旧派，反而是双方各持己见，公开分裂。维新派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兴民权”，梁启超的许多文章大力倡言民权、同时激烈抨击官场的腐败无能，甚至汪康年也发表了《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这些都使张之洞大为不满。梁启超在第40期的 《知耻学会序》中痛斥官场现状：“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张之洞读后大惊失色，立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禁止该期在湖南发行，怒责此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张还要他人致信汪康年，劝说道：“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汪自然奉命唯谨，生怕报纸惹事。而梁启超则执意宣传变法维新，双方矛盾不断，日益尖锐。最后，梁启超于1897年11月被排挤出《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习，梁、汪互相公开激烈指责、抨击对方。后来，梁启超还忿忿回忆说张之洞 “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自己与张的关系“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
媒体的“出资人”与具体办报的“新闻人”间之复杂关系，非外人能够厘清。但不管怎样，当时即有人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公开分裂，明显对变革不利。
在维新运动中，属张之洞管辖的湖南是最富朝气的省份，因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等省级领导坚决支持维新运动，为其他各省所罕见。陈宝箴曾任湖北布政使，与张关系密切。湖南新政开始是大办新式企业，改旧书院为新式学馆，提倡“时务”，同时还创办旬刊《湘学报》，以开启民智。这些并不悖离“洋务”的框架，所以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他还通过官方力量，使该报能在湖北全境发行。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在陈宝箴支持下在长沙成立南学会，经常举办公开演讲，宣传维新。不久，他们又创办了日报《湘报》，使湖南的维新声势迅速大震。湖南维新运动的急剧发展引起了张之洞的警觉和不满，对《湘学报》从支持到屡有批评，表示官方不再订阅，对观点更加鲜明的《湘报》，反对更加强烈。3月末，《湘报》第20期发表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宣扬民权、议会等学说，张之洞读后大为震惊，忙致电陈宝箴，要求制止这类言论。他怒斥道：“《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在张的严令下，陈宝箴将有关《湘报》收回，并不再发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文章。相反，从第37期起，开始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这些做法，必然使湖南维新人士对张极为不满，谭嗣同就对张的心腹汪康年抱怨说，他的做法使“湘人士颇为忿怒”、“达官之压力，真可恶也”。双方矛盾更加尖锐。
1898年4月，变法维新已呼之欲出，新旧矛盾斗争更加激烈。这时，张之洞发表了影响极大的《劝学篇》。他自己说写此书的目的是想“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此书详细论述了“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对顽固派和维新派都有批评，但此时维新派风头正健，此书的主要所指则是“暗攻康、梁”，反对变革政治制度、反对民权理论。
这样，从实践到理论，张之洞都明确与维新派划清界线、保持距离。
《劝学篇》发表后，光绪皇帝因其“权衡新旧”、反对守旧而谕令将其颁行全国，称赞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守旧派则因其批驳康梁而视为守旧、维护名教之论，并将其大量摘录于攻击康梁的《翼教丛编》中。由于维新派大都是地位不高的读书人，并无政治威望，无论怎样，张之洞仍是重臣中少有的以“新”著称者，所以光绪皇帝颇想让他来京主持维新大业。保守派也知道皇上要维新，所以希望由张来主导维新而不是康梁主导。因此，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徐桐在1898年4月保奏调张入京，经慈禧同意，光绪帝立即电召其入京。得此谕电，张之洞正在病中，但立即复奏说：“谨当迅速料理，拟于二、三日内起程，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他于5月初乘船东下，准备经上海北上。但事有不巧，当他5月15日到达上海后，却接到要他回鄂处理沙市教案的谕旨。原来湖北沙市突发民众反教运动，民众还烧毁日本领事所，一场中外纠纷和大规模民变一触即发。清廷意识到“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最为吃紧”，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忙要督鄂多年、威望甚重的张之洞打道回府平息此事。5月27日，张之洞返回武昌。
历史总是充满偶然因素，此时距“百日维新”已不到一月，如果沙市教案晚发一月，由重臣张之洞赴京主持“变法”大局，以后的历史，或将改写。
为自保不择手段
虽然回到湖北，但此时朝内的维新之事已紧锣密鼓，如此政治大变动，张之洞自然密切关注，暗中活动。百日维新开始，光绪任命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参与新政的这“军机四卿”中，刘光第、杨锐均与张关系密切。刘、杨均为张之洞托陈宝箴出面向光绪举荐。尤其是杨锐，为张的“第一亲厚之弟子”，且长期为其幕僚。张的儿子也在北京，但凡有重要事情，张都托杨办而不托其子。朝中事情无论巨细，杨锐自然也向张详细禀报，实际是张的坐探。当维新高潮康有为得势时，他曾密电杨锐，自己与康素来不和，要杨警惕康，“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9月中旬，慈禧坚决反对光绪皇帝变法的态度已明，光绪地位已岌岌可危，光绪正是通过赐密诏给杨锐向维新派透露这一消息的：“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
在这稍有不慎就会家破人亡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的儿子、侄子、侄女婿、门生黄绍箕、心腹幕僚钱恂及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全被他派往北京，触角伸向各方，四处打探消息，与各种人物联络。深知宦海风波险恶的张之洞明白，如此关键时候，任何信息都不能遗漏，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就在慈禧发动政变前夕，张之洞得知有人向朝廷奏请要他进京“入枢”主政的消息，急忙电告钱恂：“如拟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他深知，此时进京，将直接卷入慈禧与光绪的尖锐冲突中，无疑跳往火坑。
此时的“万万不可”与几个月前“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形成鲜明对照。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就是把握时机的艺术。政变发生后，他指示属下与荣禄、袁世凯等慈禧宠臣加紧联络。政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清廷尚未点名抓捕梁启超时，张之洞就致电有关者说“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他一方面表明自己忠于慈禧的态度，但一方面又急电有关人士，想营救心腹杨锐。他辩护说，杨“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捕，实系无辜受累”。为杨辩，其实也是为自己辩。但在营救杨的同时，张又致电慈禧太后要求严惩维新党人、严惩包括杨锐在内的“六君子”，以此洗脱自己。对杨锐的死，张之洞内心其实异常悲痛，所以1902年当他再署两江总督来到南京时，又到曾与杨把酒畅谈古今诗文、经史百家的地方，捐资修楼，名为“豁蒙楼”。世人都以为“豁蒙楼”命名出于杜诗，而不知其实是感慨旧事，为杨锐而建。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杨锐曾在张面前将杜甫长诗《八哀》背诵无遗，并反复吟诵其中“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最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张之洞当即大为感动，印象深刻，故修此楼怀念故人。
虽然与荣禄拉上关系，荣还主动告他要给慈禧的 “训政大典”发“贺折”，但他毕竟又有开明、求新的名声，特别是曾与康梁关系密切，杨锐、刘光第、陈宝箴等均是他的属下，所以他又成为保守派攻击的目标。几个月前曾保奏过他的徐桐现在又上书慈禧，指责他变节，成为康、梁的同路人，要求严惩。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分裂，是戊戌维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洋务派的支持，维新派其实只是几个毫无权势的书生，很难大有作为；没有维新派打前锋，洋务派便会暴露在最前列，成为守旧攻击的对象。
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张之洞想方设法将曾与维新派密切交往的痕迹尽可能抹去，有些做法甚为可笑。维新运动初起时，张在南京代理两江总督时与康、梁交好，一次游镇江焦山时突然对时局大发感慨，遂在松寥阁题写长诗，其中有赞扬维新派人士的字句。天下名臣题诗，寺僧自然将其精装悬壁。戊戌政变发生，张忙派梁鼎芬乘小兵船星夜赶往焦山，问寺僧张督的题诗是否还在。寺僧拿出卷轴说：不敢损毁。梁鼎芬忙说：张总督想再题跋于后，题好后再还给你。于是将卷轴取回，撕碎后烧毁。
为了洗刷自己以求自保，张之洞开始不遗余力攻击、迫害康梁等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逃亡日本，在日本继续反对慈禧的维新活动。张之洞以“通洋务”、能与洋人打交道自命，所以不断通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驻武汉领事、驻华公使要求日本政府将维新人士驱逐出境。日本政府认为，张未来在中国政坛将举足轻重，而且张许诺如果自己渡过目前政治危机，日后将扩大与日本合作。在张之洞三番五次的要求下，日本政府最后同意他的要求，向康有为和王照施压，使二人先后离开日本。后来康有为从加拿大乘船返港，途经日本横滨，日本政府仍拒绝其上岸要求。为了在境外将康有为“搞臭”，张之洞竟将其心腹幕僚梁鼎芬充满编造、诬蔑之辞的《康有为事实》送给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本刊布发行。在他的软硬兼施下，日本政府同意报纸刊登此文。
这一系列举措，终使张之洞平安度过这场重大的政治危机，甚至更获慈禧信任。但是，曾经热情接待、夸赞康梁的张之洞，现在为自保又如此不择手段、欲置康梁于死地而后快，必为时人所不齿。章太炎在政变发生后曾鄙夷地对友人说：“今日中国之反覆小人阴险巧诈者，莫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旧党相争，其人之罪状始渐败露，向之极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确实，以“儒臣”、“忠信”著称的张之洞在这次风波中的表现使其道德形象严重受损。
其实，张之洞也格外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论，曾问自己的幕僚高某：“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某回答说：“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岑西林为岑春煊，袁项城为袁世凯，岑袁是否如此另当别论，说张“有学无术”，显然是门生、幕僚深知老师、幕主心事而曲意讨好的谀词。张之洞闻之高兴不已，故作谦虚实为自夸地说：“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精通权术者，大都不愿承认自己精通权术。
其实，对张之洞最为准确、客观的评价应是“有学有术”。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所推崇的“学”，即儒学所称的仁义礼智信只能用于“平常时期”，而在生死关头的“非常时期”，他所实行的恰是他在书本中所不屑、所严斥的“术”，如荀子之倡恶、申不害之教人不诚、韩非子之教人不务德行、公孙龙之巧言无实、鬼谷之阴贼可鄙……但是，这种丝毫不讲信义、不顾道德的权谋术数，其实并非张之洞的特例，而是专制制度下绝大多数官员面临此情此景时合乎理性的选择。在面临革职甚至杀头之险时，能不顾身家性命而坚持理念的官员毕竟少而又少。因此，不必以“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在道德层面对张之洞们过分苛责，在专制制度下，确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专制制度必然使官德败坏，而官德败坏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史可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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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为官之道
戊戌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滔天巨浪一个紧接一个扑面而来。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关键时刻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不仅安然度过一次次严重危机，反而权位更重更高。
虽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尽废新法、重新临朝，但她与支持她的“顽固派”明白，光绪的存在是巨大威胁和隐患。光绪毕竟比慈禧年轻得多，一旦慈禧去世，光绪重掌大权，一切都将翻过来。因此，慈禧首先就想去掉这心头之患。
慈禧首先放出“帝病重”之风，露出谋害光绪之意。但没想到列强对此反应强烈，严谴任何加害光绪的举措。而且，全国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华侨纷纷发电报，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
面对强大反对，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于是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君，但这“废立”之事也遭到列强的强烈反对。同时，慈禧极为宠信的荣禄也认为兹事体大，还应先征求疆臣意见。慈禧认为此话有理，于是密电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当荣禄秘密征求失势已久的李鸿章的意见时，李鸿章大惊失色，说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李接着向荣“委曲秘陈”了此事的成败利钝，希望荣禄能尽量促成慈禧、光绪念及“母子天伦”而重新和好。荣禄“闻之悚然若失”，后将李鸿章的话密报慈禧。而各地督抚接电，自然明白慈禧之意，都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这时，只有洋务派重要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挺身而出，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先约张之洞联衔上奏表示反对，张之洞开始表示赞同，但稍后即后悔，并中途追回已发出的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即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独自复电荣禄：“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重臣刘坤一的公开反对，也是慈禧未能废黜光绪的因素之一。
由于各方反对，未能达到立即废黜光绪的目的，慈禧于是听从荣禄的主意，不顾清王朝不立太子的“祖训”，在1900年元月初提出以光绪皇帝无子嗣为由，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鯭为“大阿哥”，但却宣布是为光绪皇帝的堂兄、同治皇帝的立嗣，溥鯭作为同治皇帝的继嗣。谁都明白，慈禧的真实目的仍是为废黜光绪做准备。出乎慈禧预料，立大阿哥也遭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她曾命李鸿章运动外国驻华使节，希望各国公使入宫朝贺以示认可。
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告诉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BaronvonKettel－er），称光绪帝精神和身体都已经不行了，朝廷已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1月24日立储上谕颁布后，西方国家驻华公使团即照会总理衙门称，如果皇帝被废，将在国际造成不良影响，警告说不会有好结果。西方国家公使不仅拒绝入宫对新立的大阿哥表示庆贺，还要求清廷公布光绪帝的病情，而且要允许外国医生为光绪帝诊断。虽然慈禧太后对列强这一要求非常反感，但迫于列强威势，不得不允准其请。最后，由一位法国医生入宫诊断光绪皇帝的病情。结果这位医生宣布光绪无病。国内舆论更是一片反对之声，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1月26日发动各界人士起联名通电，反对立储，几天之内，签名者超过千人。同时，他还号召全国各省共同抗争，若得不到朝廷允诺便以罢市相抗。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下命立刻抓捕经元善，经元善及时逃到澳门，才幸免于难。康、梁在海外发动10万华侨，纷纷通电表示反对。
对于立储，张之洞的态度耐人寻味。在1月初“立储”的风声刚刚传出时，上海由张之洞的前幕僚汪康年兄弟掌控的《中外日报》即登出有关消息，但报道并不十分准确，将立大阿哥与废黜光绪混为一谈，虽然立阿大哥的实质是为了废光绪，但毕竟此时形式上还是“立”而不是“废”；而且，还说张之洞赞同此事。张之洞见报后勃然大怒，质问汪康年说：“我历年待渠兄弟不薄，何以捏造此等不根之事、悖谬之言，诬我害我，并煽乱大局耶？”他同时致电一位在日本的心腹幕僚，要其向日本政府说明“立嗣”是有根据的，含有“立嗣”并非废黜光绪之意。
显然，他知道臣下如果赞同废黜君王、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有违君臣大义，所以生怕担此罪名；而“立嗣”起码在形式并上不含废君之意，因此可以承认。不过，如何公开表态赞同“立储”，他与许多地方督抚还是大费一番踌躇。朝廷宣布“立储”，疆臣理应上贺折表示祝贺，尤其在慈禧实际以此废黜光绪的严峻情势下，这更是一种政治表态。不表态或表态过迟，都会得罪慈禧。但积极表态又会引起国人不满和抨击，有损自己的政声，他深知“立储”遭举国痛责；再说，万一未能废黜光绪，以后光绪掌权，不能不考虑表态过于积极的后果。所以，是否就立储上贺表，因通权达变、治术过人在官场一直一帆风顺的张之洞竟也一时也举棋不定，于是致电闽浙总督许应 ，询问何时发送贺表，但许也与他一样，不敢过早表态，只是含糊其词地说想等到接到朝廷对各地的正式通知后再发。依然拿不定主意的张之洞又分别电询两江总督鹿传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和护理陕西巡抚端方。湖南巡抚是他的下属，陕西巡抚职级比他低，如此“不耻下问”，足见他此时的谨小慎微、首鼠两端。鹿传霖持观望态度，并以自己只是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之职推脱说，“鄙人”只是权兼此职，所以“不敢遽定办何事”。俞廉三和端方二人则认为，“立储”已是既成事实，主张及早发送。经过与众督抚一番来往磋商后，张之洞决定不单独发贺折，而是与自己属下、湖北巡抚于荫霖一起发了一个贺折。一方面表了忠于慈禧之态，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只是例行公事，并非“积极表态”，不致引起各方反感。
在专制制度下，当最高层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并且斗争激烈时，各级官员难免会对如何“表态”而煞费苦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对自己在“废立”、“立储”中的所作所为，张之洞解释说，因为“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在忠于太后与忠于皇上这种“天大之事”的“两难选择”中，向以“勇于任事”著称的张之洞的表现却是如此含糊怯懦，刘坤一笑评其 “小事勇”、“大事怯”，确是对他为官之道的总结。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可人张之洞
作者：张鸣 文章来源：语文资源网（读书站）
ymmt 2009-03-29 摘编
在晚清重臣中，张之洞属于跨世纪的人物，从19世纪活到了20世纪，因此有照片传世，还不止一张。照片上的张之洞，是个一把胡子的干巴老头，没有什么招人喜欢的地方，当然也没有什么讨人嫌之处。说他是可人，当然不是因为长相，而是此老的为官之道。
曾国藩说李鸿章拼命做官，俞樾拼命做学问，言外之意是李鸿章为官有道，会做官而且能做官，做能官。但是，如果跟张之洞比起来，其实李鸿章还真的差那么一点。晚清时节，是洋人牛气的时代，但跟洋人打交道，往往要遭人非议，交涉谈判的时候，尤其如此，弄得不好，一辈子的名声就完了。这种事，李鸿章拼命做官却没有躲开，背了多少年的“汉奸”骂名，到今天也洗不清，可是人家张之洞就不然，这种事，从来都没沾过。做京官，属于“清流”，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属于能臣，有洋务之功，过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还说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但他就是不跟外国人谈判，不签条约。
汉阳铁厂全景。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晚清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时人以清流谐音喻此辈），经常激清扬浊，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乡民众怒，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时为四川总督），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顶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拿问，将置重典。此事由于事关已经有点开始跋扈起来的太监，所以，朝廷自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以下，反应强烈，一致认为西太后处置不当，可是老佛爷就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坚持非要那几个可怜护军的脑袋不行。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话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以上面两个例子看，这个青牛的牛角，不但没有把人抵痛，有时还正好搔到痒处，无怪乎人家一直官运亨通。
对于张之洞来说，既然取得了科名高第（探花），进入翰林之列，那么为官第一阶段的目标自然而然是要博取名声，博取名声在于敢说话，所以必须挤进清流中去。但博取名声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事功，否则博的就是空名。像吴可读这种为了阻止西太后违规立光绪，以死犯谏的傻事，张之洞是绝对不会做的。当然，敢说话自然有风险，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事实上，对张之洞来说，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进言直谏，虽说是风险投资，但他却可以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这在于谋而后动的精细，在于审时度势的眼力。张之洞做清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不仅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进谏时不仅情理动人，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不是像别人那样总是斤斤于道德说教，耍大帽子压人。
外放之后，张之洞做官的目标从博取名声切换成了博取事功，但此时的他同样在乎自己的名声，自然更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历史上，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表现应该说很不错，属于想有作为，而且有了作为的官员，很快就成为史家所谓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在为国家和朝廷着想的同时，也一样看重自己的身家利益所在，事事精于计算，即使天塌下来，他也不会被埋进去。在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张之洞实际上是支持变法的，梁启超以一介小小的举人之身来见，他恨不得打开总督衙门的大门，鸣礼炮迎接。在他“中体西用”的旗帜下，“西用”的范围实际上是个可以自如伸缩的大筐，所有变法的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实际上维新派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没有办法反对。不过这种提法，却让西太后老佛爷听了受用，为自己留足了后路。显然，他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天真，非要捧着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闹变法，在太后和皇帝之间，他的态度总是平衡的。大概他是最早看出，变法的真正症结，其实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的权力纠葛。因此，他不仅把自己的得意弟子杨锐送到北京，厕身四小军机，力图维护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平衡，而且也没有像比他低一级的同僚、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实心实意地投入变法，搞得动静特别地大。在西太后盛怒之下，发动政变，胡桃杏子一起数，将杨锐也一并杀掉之后，张之洞没有受到任何牵累，依旧好官照做。《清史稿》一向为人诟病，但在这一点上看得却很准：“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接下来，张之洞又亲手扑灭了自立军起义，将自己的另一个学生唐才常的性命送掉，毫不手软。不久，又在武昌识破导致官民恐慌的“假光绪案”，将有宫里太监配合，长得很像、演得也很像的假光绪押回北京，避免了西太后的一次统治危机。然而，就在西太后连同所有的人都认为张之洞已经变成死心塌地的保后派的时候，北方闹起了义和团，杀洋灭教，而西太后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信了义和团的“神术”，愤而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公然抗命，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跟老佛爷唱起了对台戏。有野史说抗命之时，幕僚草拟奏章上有这样的话：臣职守东南，不敢奉诏。张之洞言道：这老寡妇得吓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不管这事真假，反正张之洞带头不理会老佛爷的“乱命”，一任“老寡妇”被八国联军蹂躏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老佛爷并光绪皇帝没有逃出来，或者逃出来死在乱军和义和团之手，那也只好让她听天由命了。
在张之洞看来，站队选择西太后，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实际上姓叶赫那拉，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能选择站在优势者一边。可是，如果朝廷当政者真的昏了头，跟列强作对，属于明显的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真的碰上去了，多半跟领兵出征和八国联军干的李秉衡一样，在洋人的马蹄下翘了辫子。这种事情，对于一世精明的张之洞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干的，到了这个地步，名节又是第二位的了。在做清流的时候没有学吴可读，做了封疆大吏自然也不能学李秉衡。
张之洞的精明还体现在他的谨慎小心上，为官多年，他从来不肯弄险。有一则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张之洞被调往京城，明摆着是入军机，主持新政，但在任命没有下来之前，他到了军机处的台阶前，任凭里面的张百熙百般呼唤，就是不肯踏上那一块豆腐高的台阶半步。原来，当年雍正设立这个机构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规矩，非军机处的人，不论官衔多大，只要非请踏上军机处的台阶，一律杀头。可是到了晚清，这个规矩早就没有人理了，但是人家张之洞却依旧如此较真，其谨慎非同一般。另外，虽然后世史家将张之洞划归洋务派或者地方实力派之列，但他跟自曾、左、李以来的一班儿跋扈的督抚还是很不一样。虽然他的确坐拥东南，兵马、人事、钱粮大权在握，办工厂、练新军都是大手笔。却很少将他办的事业，看成自己的夹袋中物。以练兵为例，虽然据说此公弱不禁风，骑马阅兵还得两个人扶着，但对于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却情有独钟。编练完全洋式的新军，他其实跟小站练兵的胡一道起步，但调离两江总督任上，就将辛辛苦苦练成的自强军留给了刘坤一（结果是被人家糟蹋掉了）；回到湖广任上，又练成湖北常备军（湖北新军），1906年调京入军机，再次交给别人统领。所以，我们在讲到现代军阀的时候，可以上推至曾、左、李，但张之洞却不在其中。这里面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谨慎小心，他不想在朝廷或者历史面前留下任何一点可能危及其名节的把柄，其用心跟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遣散湘军是一样的。忠于清朝是他精心维护的名节之重心，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想令其染上任何的污点。用他自己的话打个比喻，在事功和名节面前，名节肯定是体，而事功只能算是用。
正因为如此，做京官的时候，张之洞要做清流，尽管事实上没有得罪人，反而因此获得利益，但一定会博得“敢言”之名。这种名声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刚正不阿，属于忠臣之本。出来办洋务，不论事情办得多么声势浩大，但对朝廷，却决不有大的违拗，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用变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节。但是如果朝廷昏到了让他白白去送死的关头，那他还是会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显然，这是所有处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线。
这时候，我们发现了，对于会做官的人来说，无论这个体那个用，“体”弄到最后就是自己的躯壳，顶多再算上自己家人的躯壳。体就是体，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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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湖广总督张之洞经常到各地视察，这是他下火车的情形。
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
张之洞（1837年～1909年），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中法战争时，擢两广总督，用冯子材，击败法国军队。后调湖广总督，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制铁局、织布局，修铁路。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名观点。
张之洞于1909年逝世，次年归葬家乡。
张之洞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1966年秋的某天，张之洞建起的南皮中学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造反派，扛旗打锣来到张之洞墓地，先将张之洞墓碑拉倒，然后开始掘墓。县里四位同志试图阻拦，理由是省里指示，张之洞为清代重臣，墓地为历史古墓，要注意国际影响。
一个造反派头头说，张之洞就是牛鬼蛇神，就是封资修，再阻拦，连你们一块打倒！更有一个头头说，到联合国我们也不怕！两个小时后，坟土被挖光，露出石灰和青砖砌成的四个砖套，砖套内为四口黑红色棺，由于厚重，一铁镐下去，只能锛出一道白印，最后造反派用铁锤砸钢钎才打开。只见张之洞面如活人，几缕银髯飘洒胸前，头戴官帽，嘴含一个大珠子，身上盖了六七层被。随葬品有一把小梳子，一块怀表，一架眼镜，两个鼻烟壶，砚台、珍珠、金银、字画等珍贵文物四十余件。“全身是完整的，皮肉干白，贴在骨头上，衣服见风后就成了布片，到处飘散。”南关村农民张执信，清晰地记得他看到张之洞尸体时的情景。两个多月之后，一个消息在南皮传开——张之洞的尸体不见了。忙于“农业建设”和“阶级斗争”的人们，渐渐地将这件事淡忘了。这位晚清重臣就以这种莫名的方式完成了第二次“归葬”。
直到1993年，张之洞逝世84周年。南皮建起了张之洞的新坟。但当年的石碑已无一幸存，现在的四道石碑都是重刻的。
湖北汉阳兵工厂还发行了股票。
张之洞一生清廉死后连丧葬费都不够
2014-08-20 01:28:13| 分类： 默认分类|举报|字号
大 凡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对中国近代史有所兴趣和了解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不知道张之洞张南皮的。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 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谥号文襄，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原籍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故又称张南皮，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与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清流派首领。
张 之洞自幼人称“神童”，于咸丰二年（1852）16岁中顺天府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 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四川学政、礼部侍郞、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体仁阁 大学士等职，官至太子太保。
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里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他创办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还创办汉阳兵工厂（湖北枪炮厂），发展军事工业，“汉阳造”步枪在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主力武器之一； 教育方面，他提出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并亲自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 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前身）、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前身）、广雅书院（广东广雅中学前身）等。但对维新变法改 良，他由最初支持到后来镇压。
他 的事迹还有在湖北建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武昌师范传习所，在四川建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制订“癸卯学制”，兴建湖北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京师图 书馆，提议修改大清法律，倡导修筑芦（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江浙铁路、川汉铁路，反对杀袁世凯等；著作还有《輶轩语》、《书目答问》、《张文襄公全集》 等。
像这 样一位地位赫赫、成就巨大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大学士，官居一品，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上海市委书记；而且他还生有13 个儿子，但一生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办理后事时竟然连丧葬费都拿不出，还是靠其亲朋门生筹集的（包括后来的“反清先锋”黄兴、中共元老之一董必武等）。尽 管清廷赏银3000两治丧，但仍远不够开销。
临终前，他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其嫡孙女张厚粲追忆祖父亦说，家族以耿直清廉为训，“祖父老家在河北南皮，当时祖父主张兴修铁路，就是不同意把铁路修在老家。掌管铁路修建的官员纷纷把路线往自己老家'引’，而张公却偏偏避开自己的家乡，以明其廉。”
若拿张之洞与李鸿章相比，其个人操守远在后者之上。张之洞为官清廉， 从不索贿受贿，因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之类。当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 当，每口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并不开箱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松动一点，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
张之洞的弟子傅岳（字治芗，武昌人，民国时任北京师大教授）曾回忆恩师身后的情形：“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
我们今天的为官者、人民公仆，是不是该向张之洞学习？
张之洞身后的百年遭际2013-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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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最早预见清朝必然灭亡的人(1)
张之洞真容。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leiyi5684@vip.sina.com
政治体制改革往往会引发政坛动荡，戊戌维新时的政坛更是云谲波诡，险恶异常。因为最高层出现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这两个政见完全相反、斗得你死我活的两个权力中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司令部”。在这风云变幻时刻，身处漩涡之中的大臣自然危险异常，稍有差池不仅会丢乌纱帽，甚至有“丢脑袋”之险。
洋务与维新结盟
此时的张之洞，正处政治漩涡之中。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代表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而名声扫地，被投闲京师，张之洞则取代李成为影响最大的封疆大吏，成为具有开明色彩的洋务派领袖，一举一动，皆引人注目。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呼吁变法，但上书不达，决定先组会结社推行维新。北京、上海是他活动的重点。1895年11月，北京成立了第一个维新团体强学会，并创办机关刊物 《中外纪闻》。强学会成立，得到了一些中央重臣和地方封疆大吏的支持，以洋务著称的张之洞这时在南京捐银5000两，并要儿子张权和亲信杨锐入会。谭嗣同在给人的信中说，强学会官方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朝廷内的翁同騄与朝廷外的张之洞，甚至认为现在能够顾全大局、通权达变、讲求实际的重臣，只有张之洞一人。梁启超也称张为“今世之大贤也”。
在筹备北京强学会之时，康有为在1895年10月中旬曾到南京游说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康在南京二十多天，每天与张共进早餐，每隔一天就长谈一次，每次都从午后谈至深夜。对上海成立强学会的主张，张之洞大表支持，并答应捐银1500两作为经费。他甚至向康有为表示，中国如有维新党，自己愿当领头人；如果有维新领袖，自己愿意跟随。此会的成立宣言 “上海强学会序”虽由康有为撰写，但却由张之洞署名在报刊公开发表。因此，时人多以为张为上海强学会会长。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不少入会者都与张关系密切，其中梁鼎芬、汪康年等数人不是他的幕僚就是他的属下，会务即由汪康年主持。同时，上海强学会还创办了《强学报》作为机关刊物。但是，张之洞虽然极力支持上海强学会，却婉拒了康有为将他列名之请：“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大力襄赞甚至要幕僚主持会务自己却坚不入会而在幕后指挥，实足表明他的谨慎老道，为自己留有余地。
果然，在朝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久就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张之洞闻迅立即解散了上海强学会，要他的幕僚致电上海各报，宣布上海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停刊。虽然如此，“洋务”与“维新”此时仍是共同点远大于分歧，维新派也理解张的无奈，所以双方继续合作，并将遗留资金转到新创刊的《时务报》，这笔资金为《时务报》所筹款项中最大一笔。
1896年8月创刊的 《时务报》发起人是汪康年、黄遵宪和梁启超三人。三人中，汪是张之洞的幕僚，黄也曾是张之洞的属下，张又是最主要的“出资人”，所以虽然梁为主笔，但汪任经理，掌管报馆财政、人事大权。梁启超才华横溢，博古通今，以“常带感情”的笔锋宣传新思想，别有魔力，往往使人“急读之下，狂舞万状”，古国为之震撼。梁启超后来回忆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张之洞对《时务报》也是大力支持，下令湖北全省官销，颁发《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赞扬说：“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规定将《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报费当然由官府支付。
《时务报》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梁启超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张之洞亲自写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来。他在信中谦卑地写道：“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并捐银500元。梁启超字卓如，此时才24岁，地位不高，而张已经60岁，且是堂堂湖广总督，竟纡尊降贵恭称梁为“卓老”，急欲与梁结识的迫切之情跃然而出。1897年初，梁启超从广东省亲归来途经武昌，拜见张之洞那天恰逢张的侄儿结婚，宾客盈门，但张接到通报后当即撇下众多客人，专门殷勤招待，晚上还正式设宴为梁洗尘接风，提出请梁出任两湖书院院长，或留其幕府任职，许以两千金相待，均为梁婉拒，但他与梁仍畅谈天下大事，直到二更时分才依依话别。张的如此热情，使梁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对张也不吝赞美之辞。
联盟破裂
可惜，洋务派与维新派的结盟并不巩固，接踵而来的不是进一步加强团结、联手制衡力量强大的守旧派，反而是双方各持己见，公开分裂。维新派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兴民权”，梁启超的许多文章大力倡言民权、同时激烈抨击官场的腐败无能，甚至汪康年也发表了《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这些都使张之洞大为不满。梁启超在第40期的 《知耻学会序》中痛斥官场现状：“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张之洞读后大惊失色，立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禁止该期在湖南发行，怒责此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张还要他人致信汪康年，劝说道：“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汪自然奉命唯谨，生怕报纸惹事。而梁启超则执意宣传变法维新，双方矛盾不断，日益尖锐。最后，梁启超于1897年11月被排挤出《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习，梁、汪互相公开激烈指责、抨击对方。后来，梁启超还忿忿回忆说张之洞 “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自己与张的关系“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
媒体的“出资人”与具体办报的“新闻人”间之复杂关系，非外人能够厘清。但不管怎样，当时即有人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公开分裂，明显对变革不利。
在维新运动中，属张之洞管辖的湖南是最富朝气的省份，因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等省级领导坚决支持维新运动，为其他各省所罕见。陈宝箴曾任湖北布政使，与张关系密切。湖南新政开始是大办新式企业，改旧书院为新式学馆，提倡“时务”，同时还创办旬刊《湘学报》，以开启民智。这些并不悖离“洋务”的框架，所以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他还通过官方力量，使该报能在湖北全境发行。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在陈宝箴支持下在长沙成立南学会，经常举办公开演讲，宣传维新。不久，他们又创办了日报《湘报》，使湖南的维新声势迅速大震。湖南维新运动的急剧发展引起了张之洞的警觉和不满，对《湘学报》从支持到屡有批评，表示官方不再订阅，对观点更加鲜明的《湘报》，反对更加强烈。3月末，《湘报》第20期发表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宣扬民权、议会等学说，张之洞读后大为震惊，忙致电陈宝箴，要求制止这类言论。他怒斥道：“《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在张的严令下，陈宝箴将有关《湘报》收回，并不再发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文章。相反，从第37期起，开始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这些做法，必然使湖南维新人士对张极为不满，谭嗣同就对张的心腹汪康年抱怨说，他的做法使“湘人士颇为忿怒”、“达官之压力，真可恶也”。双方矛盾更加尖锐。
1898年4月，变法维新已呼之欲出，新旧矛盾斗争更加激烈。这时，张之洞发表了影响极大的《劝学篇》。他自己说写此书的目的是想“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此书详细论述了“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对顽固派和维新派都有批评，但此时维新派风头正健，此书的主要所指则是“暗攻康、梁”，反对变革政治制度、反对民权理论。
这样，从实践到理论，张之洞都明确与维新派划清界线、保持距离。
《劝学篇》发表后，光绪皇帝因其“权衡新旧”、反对守旧而谕令将其颁行全国，称赞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守旧派则因其批驳康梁而视为守旧、维护名教之论，并将其大量摘录于攻击康梁的《翼教丛编》中。由于维新派大都是地位不高的读书人，并无政治威望，无论怎样，张之洞仍是重臣中少有的以“新”著称者，所以光绪皇帝颇想让他来京主持维新大业。保守派也知道皇上要维新，所以希望由张来主导维新而不是康梁主导。因此，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徐桐在1898年4月保奏调张入京，经慈禧同意，光绪帝立即电召其入京。得此谕电，张之洞正在病中，但立即复奏说：“谨当迅速料理，拟于二、三日内起程，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他于5月初乘船东下，准备经上海北上。但事有不巧，当他5月15日到达上海后，却接到要他回鄂处理沙市教案的谕旨。原来湖北沙市突发民众反教运动，民众还烧毁日本领事所，一场中外纠纷和大规模民变一触即发。清廷意识到“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最为吃紧”，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忙要督鄂多年、威望甚重的张之洞打道回府平息此事。5月27日，张之洞返回武昌。
历史总是充满偶然因素，此时距“百日维新”已不到一月，如果沙市教案晚发一月，由重臣张之洞赴京主持“变法”大局，以后的历史，或将改写。
为自保不择手段
虽然回到湖北，但此时朝内的维新之事已紧锣密鼓，如此政治大变动，张之洞自然密切关注，暗中活动。百日维新开始，光绪任命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参与新政的这“军机四卿”中，刘光第、杨锐均与张关系密切。刘、杨均为张之洞托陈宝箴出面向光绪举荐。尤其是杨锐，为张的“第一亲厚之弟子”，且长期为其幕僚。张的儿子也在北京，但凡有重要事情，张都托杨办而不托其子。朝中事情无论巨细，杨锐自然也向张详细禀报，实际是张的坐探。当维新高潮康有为得势时，他曾密电杨锐，自己与康素来不和，要杨警惕康，“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9月中旬，慈禧坚决反对光绪皇帝变法的态度已明，光绪地位已岌岌可危，光绪正是通过赐密诏给杨锐向维新派透露这一消息的：“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
在这稍有不慎就会家破人亡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的儿子、侄子、侄女婿、门生黄绍箕、心腹幕僚钱恂及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全被他派往北京，触角伸向各方，四处打探消息，与各种人物联络。深知宦海风波险恶的张之洞明白，如此关键时候，任何信息都不能遗漏，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就在慈禧发动政变前夕，张之洞得知有人向朝廷奏请要他进京“入枢”主政的消息，急忙电告钱恂：“如拟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他深知，此时进京，将直接卷入慈禧与光绪的尖锐冲突中，无疑跳往火坑。
此时的“万万不可”与几个月前“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形成鲜明对照。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就是把握时机的艺术。政变发生后，他指示属下与荣禄、袁世凯等慈禧宠臣加紧联络。政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清廷尚未点名抓捕梁启超时，张之洞就致电有关者说“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他一方面表明自己忠于慈禧的态度，但一方面又急电有关人士，想营救心腹杨锐。他辩护说，杨“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捕，实系无辜受累”。为杨辩，其实也是为自己辩。但在营救杨的同时，张又致电慈禧太后要求严惩维新党人、严惩包括杨锐在内的“六君子”，以此洗脱自己。对杨锐的死，张之洞内心其实异常悲痛，所以1902年当他再署两江总督来到南京时，又到曾与杨把酒畅谈古今诗文、经史百家的地方，捐资修楼，名为“豁蒙楼”。世人都以为“豁蒙楼”命名出于杜诗，而不知其实是感慨旧事，为杨锐而建。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杨锐曾在张面前将杜甫长诗《八哀》背诵无遗，并反复吟诵其中“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最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张之洞当即大为感动，印象深刻，故修此楼怀念故人。
虽然与荣禄拉上关系，荣还主动告他要给慈禧的 “训政大典”发“贺折”，但他毕竟又有开明、求新的名声，特别是曾与康梁关系密切，杨锐、刘光第、陈宝箴等均是他的属下，所以他又成为保守派攻击的目标。几个月前曾保奏过他的徐桐现在又上书慈禧，指责他变节，成为康、梁的同路人，要求严惩。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分裂，是戊戌维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洋务派的支持，维新派其实只是几个毫无权势的书生，很难大有作为；没有维新派打前锋，洋务派便会暴露在最前列，成为守旧攻击的对象。
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张之洞想方设法将曾与维新派密切交往的痕迹尽可能抹去，有些做法甚为可笑。维新运动初起时，张在南京代理两江总督时与康、梁交好，一次游镇江焦山时突然对时局大发感慨，遂在松寥阁题写长诗，其中有赞扬维新派人士的字句。天下名臣题诗，寺僧自然将其精装悬壁。戊戌政变发生，张忙派梁鼎芬乘小兵船星夜赶往焦山，问寺僧张督的题诗是否还在。寺僧拿出卷轴说：不敢损毁。梁鼎芬忙说：张总督想再题跋于后，题好后再还给你。于是将卷轴取回，撕碎后烧毁。
为了洗刷自己以求自保，张之洞开始不遗余力攻击、迫害康梁等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逃亡日本，在日本继续反对慈禧的维新活动。张之洞以“通洋务”、能与洋人打交道自命，所以不断通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驻武汉领事、驻华公使要求日本政府将维新人士驱逐出境。日本政府认为，张未来在中国政坛将举足轻重，而且张许诺如果自己渡过目前政治危机，日后将扩大与日本合作。在张之洞三番五次的要求下，日本政府最后同意他的要求，向康有为和王照施压，使二人先后离开日本。后来康有为从加拿大乘船返港，途经日本横滨，日本政府仍拒绝其上岸要求。为了在境外将康有为“搞臭”，张之洞竟将其心腹幕僚梁鼎芬充满编造、诬蔑之辞的《康有为事实》送给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本刊布发行。在他的软硬兼施下，日本政府同意报纸刊登此文。
这一系列举措，终使张之洞平安度过这场重大的政治危机，甚至更获慈禧信任。但是，曾经热情接待、夸赞康梁的张之洞，现在为自保又如此不择手段、欲置康梁于死地而后快，必为时人所不齿。章太炎在政变发生后曾鄙夷地对友人说：“今日中国之反覆小人阴险巧诈者，莫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旧党相争，其人之罪状始渐败露，向之极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确实，以“儒臣”、“忠信”著称的张之洞在这次风波中的表现使其道德形象严重受损。
其实，张之洞也格外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论，曾问自己的幕僚高某：“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某回答说：“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岑西林为岑春煊，袁项城为袁世凯，岑袁是否如此另当别论，说张“有学无术”，显然是门生、幕僚深知老师、幕主心事而曲意讨好的谀词。张之洞闻之高兴不已，故作谦虚实为自夸地说：“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精通权术者，大都不愿承认自己精通权术。
其实，对张之洞最为准确、客观的评价应是“有学有术”。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所推崇的“学”，即儒学所称的仁义礼智信只能用于“平常时期”，而在生死关头的“非常时期”，他所实行的恰是他在书本中所不屑、所严斥的“术”，如荀子之倡恶、申不害之教人不诚、韩非子之教人不务德行、公孙龙之巧言无实、鬼谷之阴贼可鄙……但是，这种丝毫不讲信义、不顾道德的权谋术数，其实并非张之洞的特例，而是专制制度下绝大多数官员面临此情此景时合乎理性的选择。在面临革职甚至杀头之险时，能不顾身家性命而坚持理念的官员毕竟少而又少。因此，不必以“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在道德层面对张之洞们过分苛责，在专制制度下，确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专制制度必然使官德败坏，而官德败坏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史可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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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为官之道
戊戌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滔天巨浪一个紧接一个扑面而来。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关键时刻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不仅安然度过一次次严重危机，反而权位更重更高。
虽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尽废新法、重新临朝，但她与支持她的“顽固派”明白，光绪的存在是巨大威胁和隐患。光绪毕竟比慈禧年轻得多，一旦慈禧去世，光绪重掌大权，一切都将翻过来。因此，慈禧首先就想去掉这心头之患。
慈禧首先放出“帝病重”之风，露出谋害光绪之意。但没想到列强对此反应强烈，严谴任何加害光绪的举措。而且，全国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华侨纷纷发电报，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
面对强大反对，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于是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君，但这“废立”之事也遭到列强的强烈反对。同时，慈禧极为宠信的荣禄也认为兹事体大，还应先征求疆臣意见。慈禧认为此话有理，于是密电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当荣禄秘密征求失势已久的李鸿章的意见时，李鸿章大惊失色，说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李接着向荣“委曲秘陈”了此事的成败利钝，希望荣禄能尽量促成慈禧、光绪念及“母子天伦”而重新和好。荣禄“闻之悚然若失”，后将李鸿章的话密报慈禧。而各地督抚接电，自然明白慈禧之意，都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这时，只有洋务派重要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挺身而出，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先约张之洞联衔上奏表示反对，张之洞开始表示赞同，但稍后即后悔，并中途追回已发出的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即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独自复电荣禄：“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重臣刘坤一的公开反对，也是慈禧未能废黜光绪的因素之一。
由于各方反对，未能达到立即废黜光绪的目的，慈禧于是听从荣禄的主意，不顾清王朝不立太子的“祖训”，在1900年元月初提出以光绪皇帝无子嗣为由，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鯭为“大阿哥”，但却宣布是为光绪皇帝的堂兄、同治皇帝的立嗣，溥鯭作为同治皇帝的继嗣。谁都明白，慈禧的真实目的仍是为废黜光绪做准备。出乎慈禧预料，立大阿哥也遭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她曾命李鸿章运动外国驻华使节，希望各国公使入宫朝贺以示认可。
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告诉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BaronvonKettel－er），称光绪帝精神和身体都已经不行了，朝廷已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1月24日立储上谕颁布后，西方国家驻华公使团即照会总理衙门称，如果皇帝被废，将在国际造成不良影响，警告说不会有好结果。西方国家公使不仅拒绝入宫对新立的大阿哥表示庆贺，还要求清廷公布光绪帝的病情，而且要允许外国医生为光绪帝诊断。虽然慈禧太后对列强这一要求非常反感，但迫于列强威势，不得不允准其请。最后，由一位法国医生入宫诊断光绪皇帝的病情。结果这位医生宣布光绪无病。国内舆论更是一片反对之声，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1月26日发动各界人士起联名通电，反对立储，几天之内，签名者超过千人。同时，他还号召全国各省共同抗争，若得不到朝廷允诺便以罢市相抗。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下命立刻抓捕经元善，经元善及时逃到澳门，才幸免于难。康、梁在海外发动10万华侨，纷纷通电表示反对。
对于立储，张之洞的态度耐人寻味。在1月初“立储”的风声刚刚传出时，上海由张之洞的前幕僚汪康年兄弟掌控的《中外日报》即登出有关消息，但报道并不十分准确，将立大阿哥与废黜光绪混为一谈，虽然立阿大哥的实质是为了废光绪，但毕竟此时形式上还是“立”而不是“废”；而且，还说张之洞赞同此事。张之洞见报后勃然大怒，质问汪康年说：“我历年待渠兄弟不薄，何以捏造此等不根之事、悖谬之言，诬我害我，并煽乱大局耶？”他同时致电一位在日本的心腹幕僚，要其向日本政府说明“立嗣”是有根据的，含有“立嗣”并非废黜光绪之意。
显然，他知道臣下如果赞同废黜君王、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有违君臣大义，所以生怕担此罪名；而“立嗣”起码在形式并上不含废君之意，因此可以承认。不过，如何公开表态赞同“立储”，他与许多地方督抚还是大费一番踌躇。朝廷宣布“立储”，疆臣理应上贺折表示祝贺，尤其在慈禧实际以此废黜光绪的严峻情势下，这更是一种政治表态。不表态或表态过迟，都会得罪慈禧。但积极表态又会引起国人不满和抨击，有损自己的政声，他深知“立储”遭举国痛责；再说，万一未能废黜光绪，以后光绪掌权，不能不考虑表态过于积极的后果。所以，是否就立储上贺表，因通权达变、治术过人在官场一直一帆风顺的张之洞竟也一时也举棋不定，于是致电闽浙总督许应 ，询问何时发送贺表，但许也与他一样，不敢过早表态，只是含糊其词地说想等到接到朝廷对各地的正式通知后再发。依然拿不定主意的张之洞又分别电询两江总督鹿传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和护理陕西巡抚端方。湖南巡抚是他的下属，陕西巡抚职级比他低，如此“不耻下问”，足见他此时的谨小慎微、首鼠两端。鹿传霖持观望态度，并以自己只是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之职推脱说，“鄙人”只是权兼此职，所以“不敢遽定办何事”。俞廉三和端方二人则认为，“立储”已是既成事实，主张及早发送。经过与众督抚一番来往磋商后，张之洞决定不单独发贺折，而是与自己属下、湖北巡抚于荫霖一起发了一个贺折。一方面表了忠于慈禧之态，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只是例行公事，并非“积极表态”，不致引起各方反感。
在专制制度下，当最高层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并且斗争激烈时，各级官员难免会对如何“表态”而煞费苦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对自己在“废立”、“立储”中的所作所为，张之洞解释说，因为“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在忠于太后与忠于皇上这种“天大之事”的“两难选择”中，向以“勇于任事”著称的张之洞的表现却是如此含糊怯懦，刘坤一笑评其 “小事勇”、“大事怯”，确是对他为官之道的总结。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可人张之洞
作者：张鸣 文章来源：语文资源网（读书站）
ymmt 2009-03-29 摘编
在晚清重臣中，张之洞属于跨世纪的人物，从19世纪活到了20世纪，因此有照片传世，还不止一张。照片上的张之洞，是个一把胡子的干巴老头，没有什么招人喜欢的地方，当然也没有什么讨人嫌之处。说他是可人，当然不是因为长相，而是此老的为官之道。
曾国藩说李鸿章拼命做官，俞樾拼命做学问，言外之意是李鸿章为官有道，会做官而且能做官，做能官。但是，如果跟张之洞比起来，其实李鸿章还真的差那么一点。晚清时节，是洋人牛气的时代，但跟洋人打交道，往往要遭人非议，交涉谈判的时候，尤其如此，弄得不好，一辈子的名声就完了。这种事，李鸿章拼命做官却没有躲开，背了多少年的“汉奸”骂名，到今天也洗不清，可是人家张之洞就不然，这种事，从来都没沾过。做京官，属于“清流”，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属于能臣，有洋务之功，过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还说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但他就是不跟外国人谈判，不签条约。
汉阳铁厂全景。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晚清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时人以清流谐音喻此辈），经常激清扬浊，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乡民众怒，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时为四川总督），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顶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拿问，将置重典。此事由于事关已经有点开始跋扈起来的太监，所以，朝廷自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以下，反应强烈，一致认为西太后处置不当，可是老佛爷就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坚持非要那几个可怜护军的脑袋不行。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话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以上面两个例子看，这个青牛的牛角，不但没有把人抵痛，有时还正好搔到痒处，无怪乎人家一直官运亨通。
对于张之洞来说，既然取得了科名高第（探花），进入翰林之列，那么为官第一阶段的目标自然而然是要博取名声，博取名声在于敢说话，所以必须挤进清流中去。但博取名声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事功，否则博的就是空名。像吴可读这种为了阻止西太后违规立光绪，以死犯谏的傻事，张之洞是绝对不会做的。当然，敢说话自然有风险，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事实上，对张之洞来说，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进言直谏，虽说是风险投资，但他却可以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这在于谋而后动的精细，在于审时度势的眼力。张之洞做清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不仅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进谏时不仅情理动人，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不是像别人那样总是斤斤于道德说教，耍大帽子压人。
外放之后，张之洞做官的目标从博取名声切换成了博取事功，但此时的他同样在乎自己的名声，自然更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历史上，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表现应该说很不错，属于想有作为，而且有了作为的官员，很快就成为史家所谓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在为国家和朝廷着想的同时，也一样看重自己的身家利益所在，事事精于计算，即使天塌下来，他也不会被埋进去。在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张之洞实际上是支持变法的，梁启超以一介小小的举人之身来见，他恨不得打开总督衙门的大门，鸣礼炮迎接。在他“中体西用”的旗帜下，“西用”的范围实际上是个可以自如伸缩的大筐，所有变法的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实际上维新派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没有办法反对。不过这种提法，却让西太后老佛爷听了受用，为自己留足了后路。显然，他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天真，非要捧着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闹变法，在太后和皇帝之间，他的态度总是平衡的。大概他是最早看出，变法的真正症结，其实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的权力纠葛。因此，他不仅把自己的得意弟子杨锐送到北京，厕身四小军机，力图维护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平衡，而且也没有像比他低一级的同僚、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实心实意地投入变法，搞得动静特别地大。在西太后盛怒之下，发动政变，胡桃杏子一起数，将杨锐也一并杀掉之后，张之洞没有受到任何牵累，依旧好官照做。《清史稿》一向为人诟病，但在这一点上看得却很准：“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接下来，张之洞又亲手扑灭了自立军起义，将自己的另一个学生唐才常的性命送掉，毫不手软。不久，又在武昌识破导致官民恐慌的“假光绪案”，将有宫里太监配合，长得很像、演得也很像的假光绪押回北京，避免了西太后的一次统治危机。然而，就在西太后连同所有的人都认为张之洞已经变成死心塌地的保后派的时候，北方闹起了义和团，杀洋灭教，而西太后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信了义和团的“神术”，愤而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公然抗命，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跟老佛爷唱起了对台戏。有野史说抗命之时，幕僚草拟奏章上有这样的话：臣职守东南，不敢奉诏。张之洞言道：这老寡妇得吓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不管这事真假，反正张之洞带头不理会老佛爷的“乱命”，一任“老寡妇”被八国联军蹂躏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老佛爷并光绪皇帝没有逃出来，或者逃出来死在乱军和义和团之手，那也只好让她听天由命了。
在张之洞看来，站队选择西太后，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实际上姓叶赫那拉，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能选择站在优势者一边。可是，如果朝廷当政者真的昏了头，跟列强作对，属于明显的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真的碰上去了，多半跟领兵出征和八国联军干的李秉衡一样，在洋人的马蹄下翘了辫子。这种事情，对于一世精明的张之洞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干的，到了这个地步，名节又是第二位的了。在做清流的时候没有学吴可读，做了封疆大吏自然也不能学李秉衡。
张之洞的精明还体现在他的谨慎小心上，为官多年，他从来不肯弄险。有一则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张之洞被调往京城，明摆着是入军机，主持新政，但在任命没有下来之前，他到了军机处的台阶前，任凭里面的张百熙百般呼唤，就是不肯踏上那一块豆腐高的台阶半步。原来，当年雍正设立这个机构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规矩，非军机处的人，不论官衔多大，只要非请踏上军机处的台阶，一律杀头。可是到了晚清，这个规矩早就没有人理了，但是人家张之洞却依旧如此较真，其谨慎非同一般。另外，虽然后世史家将张之洞划归洋务派或者地方实力派之列，但他跟自曾、左、李以来的一班儿跋扈的督抚还是很不一样。虽然他的确坐拥东南，兵马、人事、钱粮大权在握，办工厂、练新军都是大手笔。却很少将他办的事业，看成自己的夹袋中物。以练兵为例，虽然据说此公弱不禁风，骑马阅兵还得两个人扶着，但对于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却情有独钟。编练完全洋式的新军，他其实跟小站练兵的胡一道起步，但调离两江总督任上，就将辛辛苦苦练成的自强军留给了刘坤一（结果是被人家糟蹋掉了）；回到湖广任上，又练成湖北常备军（湖北新军），1906年调京入军机，再次交给别人统领。所以，我们在讲到现代军阀的时候，可以上推至曾、左、李，但张之洞却不在其中。这里面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谨慎小心，他不想在朝廷或者历史面前留下任何一点可能危及其名节的把柄，其用心跟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遣散湘军是一样的。忠于清朝是他精心维护的名节之重心，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想令其染上任何的污点。用他自己的话打个比喻，在事功和名节面前，名节肯定是体，而事功只能算是用。
正因为如此，做京官的时候，张之洞要做清流，尽管事实上没有得罪人，反而因此获得利益，但一定会博得“敢言”之名。这种名声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刚正不阿，属于忠臣之本。出来办洋务，不论事情办得多么声势浩大，但对朝廷，却决不有大的违拗，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用变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节。但是如果朝廷昏到了让他白白去送死的关头，那他还是会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显然，这是所有处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线。
这时候，我们发现了，对于会做官的人来说，无论这个体那个用，“体”弄到最后就是自己的躯壳，顶多再算上自己家人的躯壳。体就是体，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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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湖广总督张之洞经常到各地视察，这是他下火车的情形。
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
张之洞（1837年～1909年），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中法战争时，擢两广总督，用冯子材，击败法国军队。后调湖广总督，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制铁局、织布局，修铁路。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名观点。
张之洞于1909年逝世，次年归葬家乡。
张之洞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1966年秋的某天，张之洞建起的南皮中学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造反派，扛旗打锣来到张之洞墓地，先将张之洞墓碑拉倒，然后开始掘墓。县里四位同志试图阻拦，理由是省里指示，张之洞为清代重臣，墓地为历史古墓，要注意国际影响。
一个造反派头头说，张之洞就是牛鬼蛇神，就是封资修，再阻拦，连你们一块打倒！更有一个头头说，到联合国我们也不怕！两个小时后，坟土被挖光，露出石灰和青砖砌成的四个砖套，砖套内为四口黑红色棺，由于厚重，一铁镐下去，只能锛出一道白印，最后造反派用铁锤砸钢钎才打开。只见张之洞面如活人，几缕银髯飘洒胸前，头戴官帽，嘴含一个大珠子，身上盖了六七层被。随葬品有一把小梳子，一块怀表，一架眼镜，两个鼻烟壶，砚台、珍珠、金银、字画等珍贵文物四十余件。“全身是完整的，皮肉干白，贴在骨头上，衣服见风后就成了布片，到处飘散。”南关村农民张执信，清晰地记得他看到张之洞尸体时的情景。两个多月之后，一个消息在南皮传开——张之洞的尸体不见了。忙于“农业建设”和“阶级斗争”的人们，渐渐地将这件事淡忘了。这位晚清重臣就以这种莫名的方式完成了第二次“归葬”。
直到1993年，张之洞逝世84周年。南皮建起了张之洞的新坟。但当年的石碑已无一幸存，现在的四道石碑都是重刻的。
湖北汉阳兵工厂还发行了股票。
张之洞一生清廉死后连丧葬费都不够
2014-08-20 01:28:13| 分类： 默认分类|举报|字号
大 凡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对中国近代史有所兴趣和了解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不知道张之洞张南皮的。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 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谥号文襄，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原籍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故又称张南皮，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与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清流派首领。
张 之洞自幼人称“神童”，于咸丰二年（1852）16岁中顺天府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 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四川学政、礼部侍郞、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体仁阁 大学士等职，官至太子太保。
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里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他创办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还创办汉阳兵工厂（湖北枪炮厂），发展军事工业，“汉阳造”步枪在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主力武器之一； 教育方面，他提出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并亲自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 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前身）、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前身）、广雅书院（广东广雅中学前身）等。但对维新变法改 良，他由最初支持到后来镇压。
他 的事迹还有在湖北建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武昌师范传习所，在四川建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制订“癸卯学制”，兴建湖北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京师图 书馆，提议修改大清法律，倡导修筑芦（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江浙铁路、川汉铁路，反对杀袁世凯等；著作还有《輶轩语》、《书目答问》、《张文襄公全集》 等。
像这 样一位地位赫赫、成就巨大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大学士，官居一品，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上海市委书记；而且他还生有13 个儿子，但一生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办理后事时竟然连丧葬费都拿不出，还是靠其亲朋门生筹集的（包括后来的“反清先锋”黄兴、中共元老之一董必武等）。尽 管清廷赏银3000两治丧，但仍远不够开销。
临终前，他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其嫡孙女张厚粲追忆祖父亦说，家族以耿直清廉为训，“祖父老家在河北南皮，当时祖父主张兴修铁路，就是不同意把铁路修在老家。掌管铁路修建的官员纷纷把路线往自己老家'引’，而张公却偏偏避开自己的家乡，以明其廉。”
若拿张之洞与李鸿章相比，其个人操守远在后者之上。张之洞为官清廉， 从不索贿受贿，因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之类。当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 当，每口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并不开箱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松动一点，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
张之洞的弟子傅岳（字治芗，武昌人，民国时任北京师大教授）曾回忆恩师身后的情形：“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
我们今天的为官者、人民公仆，是不是该向张之洞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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