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婴幼儿游泳馆加盟:胡绩伟自述（五）一场不战而胜的“家庭革命”]

回到自流井继续上学，一家老少都很高兴，最高兴的是母亲。
　　这时，祖母已经去世，母亲成了四合堡的一家之主。母亲是受到亲友邻里喜欢的人物。她为人忠厚，助人为乐，人缘很好。
　　二伯父还是每月给我们这一家（家里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供应粮肉。母亲悄悄对我说：“常常拖着不送来。好在你二伯母心好，总想到我们孤儿寡母，经常提醒二伯父送东西到寨子上。”
　　母亲是一个治家能手，她不仅能做一手好菜，还会精心搭配，用一斤肉做出八样香喷喷的美味佳肴。她还会做十几种咸菜，会裁剪、缝纫、刺绣，还会为邻里调解纠纷，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她有两三位最相好的老姐妹经常在一起为自己或他人缝衣服、做鞋袜。
　　祖母去世以后，家里的日子不算好。现在她唯一的希望－－远在千里的儿子回到她的身边，当然就更加高兴。母亲特地做了几样菜，请她的几位好友来为我“冲喜”。
　　我在雅安的情况和重新回到自流井上学的事，母亲早就告诉了二伯母。我从雅安回来后，母亲一再催促我到界牌场去看望二伯父。从四合堡到界牌场五里路，半个小时就走到了。这时，二伯父在界牌场重新开设了一个比原来规模大的茶馆，他总是坐在茶馆通后屋的门边一张黑漆桌子旁边，凡是进后屋的人，都得经过他的身边。他见到我，问了几句关于雅安的情况，根本不提回自流井读书的事，我也不说一句，急忙去后屋找二伯母。这时，二伯父已讨了一个小老婆。二伯母显得更加瘦弱。她劝我“由二舅盘（供给之意）你读书，这就好了。你二伯父的脾气你知道，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不要生他的气，好好读你的书，毕了业就好了。”她留我吃中饭，我借口还要去看几个同学就告辞了。走时，二伯母把三块银元塞在我口袋里。
　　回到界牌场的老屋，见到了大伯母一家，情绪就完全不同了。我向大伯母和堂姐们滔滔不绝地诉说了我在雅安的情况，她们和我一同欢笑，一同气愤，相互间充满了亲情的友爱和温馨。我似乎感觉到大伯母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得到了快乐和安慰。
　　回到培德中学上初中三年级，原来的老师和同学也都很高兴。我仍然喜爱数理课。我还从高中数学课本中找出一些难题来演算。我没有钱买练习本和纸张，总是找一个偏僻的角落，蹲在地上，用树枝和瓦片在地上演算，划了又抹，抹了又划，完全沉浸在渴求知识的愉悦里。
　　在培德中学读初中三年级的这一学年，是1931年的下半年到1932年的上半年，震惊世界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了，日本侵略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北三省，然后又向上海进攻，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将祖国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浪潮。像自流井这样的内地中等城市，也到处响彻着抗日救国的呼声。课堂里，老师们慷慨激昂地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大讲近代帝国主义的侵华史，更加激起了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和同学们一起到繁华大街、桥头、公园，特别是茶馆等人多的地方去演讲。我人矮，就站在凳子上讲演。
　　在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我被强烈的爱国热情所驱使，恨不得立即上前线拿枪去打日本鬼子，爱国报国之心，油然而生。这大概是我以后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的一个契机。在宣传活动中，从街头群众对我的演讲报以热烈掌声的感应中，我发现自己颇有讲演口才，我能以不同群众对象的身分、心理和情绪变化等方面，调整、增减我的演讲内容。我能说当地的方言土语，群众听的明白，听得亲切，听得入心。回想我的演讲本领，还是小时从祖父的茶馆里学来的。那时在祖父开的茶馆里，每晚都有说评书的，说的是《七侠五义》、《三国》、　《水浒》等等。那时，我总是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祖父的椅子脚旁边，听得入迷。界牌镇三六九逢场赶集，也总有卖唱的、打金板、唱莲花落，还有武术表演、耍猴的，我都爱挤到跟前去看。在同小朋友玩耍时，我常学着唱一段，受到称赞，我也就越爱学，走起路来也边说边走。
　　从小喜欢民间说唱，对我以后自愿从事通俗化大众化的宣传工作，产生了偏爱。从1937年以后，我热心从事和潜心研究大众化报纸工作达十年之久，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
　　回到自流井，由二舅供给我的学费和食宿费，我到外婆家的次数也多了，对盐工们的苦难，简单地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那时我还不懂得封建官僚统治的祸害。我对封建专制危害的认识，主要是从反对家庭专制开始的。为了争取二伯父答应供我上学，我和二姐德辉酝酿过一场“家庭革命”。
　　这年（1932年－1933年）大伯母到自流井蜀光学校教书，二姐也在紧靠自流井的贡井一个大盐商家作家庭教师。
　　星期天，二姐回到大伯母的学校，也把我叫去，她们带我逛公园、看电影，吃豆花饭加卤猪头肉。老实说，就是今天，家乡的豆花饭也是价廉味美的快餐。几十年来，我每次回到四川，总要去吃一顿民间的豆花饭。
　　当时，能在星期天逛公园、看电影、吃豆花饭，算是比较富裕的生活了。想起前两年，二伯父到自流井单独把七弟叫出去看电影，下饭馆，自己却在学校里生闷气、伤心落泪的滋味，更加珍惜大伯母和二姐对我的疼爱。这使我更深切地体验到了天伦之乐，也更深切地感受到封建家庭的不平等。
　　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那年春天，我到二姐教书的庄园里，议论我初中毕业后上成都继续读高中的事。
　　二姐教书的那户人家，是一个有点现代文化知识的大盐商。他家是一个幽静的富豪庄园，房子是当地十分罕见的砖瓦洋房，园里绿树参天，浓荫蔽日，花圃里繁花似锦、万紫千红。屋内陈设雅致，中西合壁，十分豪华气派，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
　　我没见过男主人，他家太太，姨太太、丫环奴仆很多。二姐专门教管他家一个七岁的女孩和一个五岁的男孩。
　　那时，二姐刚从成都女子实业高中毕业回来，她最关心我初中毕业后的前途。在几次的亲密谈话中，她尖锐地提出我们家庭的严重问题。比如，祖父去世后，为什么二伯父一人霸占全家的财产？在祖父的财产中，大伯父的抚恤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由二伯父一人继承？为什么要把祖母和我母亲迁出界牌？为什么不负担供我上初中的学费？我初中毕业后，为什么不供我上高中、上大学？怎样才能使二伯父答应出钱供我到成都升学？等等。
　　这些都是关系到我家庭里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这年，她二十岁，我十五岁。我们心里都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我们多次反复议论着，讨论着，时而消沉悲观，唉声叹气；时而信心百倍，勇气十足；时而顾虑重重，忧心仲仲。二姐的勇敢、坚定、敢做敢当的豪气鼓舞着我，最后我们商定，在我快毕业的时候，向二伯父提出这些问题，争取得到他正式的承担供养我上成都升学的费用。
　　当时，我们向大伯母谈过自己的想法，她表示赞成，但她不同意我们提出霸占财产和抚恤金等问题。
　　每年寒暑假，大伯母一家都要回到界牌，住在祖父留下来的老屋里。而且，每次大伯母回界牌，二伯母都要督促二伯父把全家人请到他家吃一顿饭，团聚一次，这是我们发动“家庭革命”的最好时机。
　　事先，我也向母亲透了口风，母亲主张用“请求”的办法，还一再关照我：“说话要讲礼貌，不能没大没小。”还说“得罪了二伯，将来我在寨子上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这事，二姐事先也向二伯母通了气，希望她劝二伯父送我上成都升学，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就提出来评评理。二伯母也同意，她说：“这两年二伯父因为没有供你上学，心里也感到内疚。不过，他现在又讨了小，对我的话也越来越不答理了。”
　　二伯父的饭厅不大，平时摆一张方桌，人多的时候就换一张大圆桌。到吃中饭的时侯，大家站着等着入座，二伯父也从小客厅来到饭厅。就在这时，二姐对二伯父说：“二叔，刚才我们正议论，三弟初中毕业了，请二叔送三弟上成都升学。”没等二伯父答话，大伯母就说：“我们家几个男孩子，就是德恕读书用功，成绩最好，我们家是书香人家，二叔送德恕上成都，我家出一个大学生，也为我们家争光呀！”二伯父笑笑说：“不是我不愿供德恕读书，你们都不知道我的苦衷，要支撑这个家的门面，一大家人要花多少钱呀！你二婶早就给我说过德恕上成都的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家用再紧，也要供德恕上学。”接着，我母亲就说了一番感恩戴德的话，而我始终站在一旁，涨红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原来打算提出的那些大问题都没有说，气氛也很温和，大家都很高兴，只是我心里还是闷气。以后，我对二姐说：“好象供我上学不是他的责任，而是对我的施恩和赏赐！”
　　一场预谋的“家庭革命”，就这样“不战而胜”了。

2007年1月19日五柳村经作者授权据《胡绩伟自述》制作上网。
《胡绩伟自述》，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