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轧糖一般可以放多久:漫谈诗词曲赋中的古人性爱——先秦时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50多个民族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由于性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行为，不论是从繁衍生息还是从个人的生理快乐来讲，性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古人也不例外，因此，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中进程中也相应形成了一整套的有关性的观念、习俗、行为、道德规范等社会体制。作为这种性体制的表现，各种有关于性的知识、文艺作品也屡见于中国古代的各种文艺作品之中，形成了中国的性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男属阳、女属阴，通过性行为导致阴阳的结合作用，产生新的生命。而性交除了起到人类繁衍的作用外，通过性交这一行为，还能使性交者，尤其是男人恢复元气。因此，中国的古代文化认可男女之间的这种正常的性交行为。所以，为了婚姻的性交是正常合理的。

但是自西汉时起，通过思想家董仲舒根据“天人相与”的神学观点并发挥春秋时期孔、孟儒家学说而做的总结和阐述，“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开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和立法的基础，并在其后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观念，即便是在战乱或者外族入侵的时期也没有改变。在经过董仲舒总结阐述过后孔孟道德中，每个人在从事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服从于“礼”的规范，而不能有所逾越，性也无庸置疑应该在合乎“礼”的范畴内进行，不得超越社会伦理。这种观点主张人们应该节制性欲，反对那种宣扬个性自我的性行为，尤其是针对女性。将那种行为视为“礼法”大敌而加以严厉的控制。这就造成我国在性问题上的过分保守，使性这种原本是人们渴望的生活体验被强烈地压抑，甚至于把性看作是淫秽的同义词，以至于人们甚至不敢公开谈论性问题，即使夫妻也不能在公共场所表露出过于亲昵的举动。这种极端的做法反映在正统的文学艺术中，在涉及性的问题上就表现得非常含蓄，甚至于根本不具有任何色情意义，似乎中国古代的文化人士不赞成对性进行直接的详细描写。但性爱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不可或缺的主题，举凡中国古代的各种艺术形式如音乐、美术、文学等，都包括一定数量的含有性内容的作品，一些正统的作品中也间有通过自然现象含蓄地表现性和色情主题的。这些作品内容形式各异，但基本上都反映了三点内容：当时社会的性习俗、性关系中的男女平等、性享乐。在表现方式上有的含蓄，有的直露。同时，作为极度性压抑状态下的一种宣泄，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中还存在大量的宣扬淫秽、色情内容的作品，尤其是明清以来，一些所谓的“淫秽作品”在坊间流行，虽然统治阶级极力禁止，但仍然无法做到根除。所有这些作品都成为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一个丰富多采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

诗歌大概是中国文学最早发源的形式，最早的诗实际上是歌谣，反映出当时的民风，其中就有许多关于爱情的叙述。早在春秋时期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就收有许多感情真挚的情歌和男欢女爱的篇章，反映出那个时代自然的两性关系。尤其是在《诗经·国风》中，由于这部分主要是采集的各国民间的歌谣，因此收录有很多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这其中又以《郑风》部分为甚。而且除了爱情描写之外，还有赤裸裸的性语言。

从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主要以《诗经》为表现）来看，古人在对待性的问题上是比较宽容的，健康的、符合人的正常欲望需要的性是被接受的。尤其是在男女交往中，可以论及一些涉及性的话题，甚至还可能会起到促进男女感情交融的作用。如《诗经》中的《褰裳》诗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子惠思我，褰裴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对这首诗中的“狂童之狂也且”的意思，台湾的学者李敖先生认为应该是女子对男子说的一句粗话，本意是“你不想我，我也不愁没人想，你这小子狂个卵！”。句中的“且”字的本义就是指男子的性器官。李敖还认为，《诗经·山有扶苏》中的“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句，应该翻译为“不见俊俏的子都，却看见一个傻鸟”。这里的“且”字也应解释为男子的性器官，才能符合本意。

考虑到李敖先生惯于发惊世之语，因此对他的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暂且存疑。不过《诗经》中存在涉及男女之情和性的内容的诗作确实不容置疑的。如《诗经·国风》中的《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秀莹，会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

《郑风·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

《郑风·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陈风·东门之池》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

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彼美淑姬，可与晤语。

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这些作品描写男欢女爱，内容多少都对性爱有所涉及。而且在这一时期的民间诗歌中，还出现了许多描写赞美“男风”即男同性恋的词句。后代学者考证，《诗经》中有不少内容都是描写“两男相悦”之词。如《山有扶苏》、《狡童》、《扬之水》等篇章中的“狂且”、“狡童”、“兄弟”等词句，就可能是描写同性恋的。

《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扬之水》：

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

扬之水，不流束薪。终鲜兄弟，维予二人。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

由此可以看出，上古的人们对待性的问题的宽容程度。像同性恋这种直到现代才被社会逐渐接受的性行为，在那个时期是作为一种正常的性的存在而被接受甚至歌咏的。

正因为《诗经》中存在大量涉及性的内容，所以自南宋开始，道学家们对《诗经》的批评日嚣，尤以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朱熹对《诗经》的批评为甚。《国风》部分有二十几首作品被他斥为“淫奔者之辞”。而对于《郑风》，他更是极端不满，认为郑人的诗歌竟有女人引诱男人之作，毫无羞耻之心。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源，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性文学的最早发源。自此以后，历代的诗词歌赋中均有表现男女性爱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