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贤县温圳镇黑帮事件:梁衡散文

梁衡散文 大无大有周恩来
—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
梁　衡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年，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二十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被粉碎不久，“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一九七六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消息，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X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可以寄托哀思，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你看一座八宝山上，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一九九四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回天无力，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古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本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一九七六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来，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女工。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一九六○年三月六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还乡》即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蹿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X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一九七四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均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据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的，据资料统计，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之内。而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一九三四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一九三八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六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一九三八年住到了一九四一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除少数造反派许多人都成了逍遥派，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

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X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一九五七年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一月初杭州会议，毛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一月中旬南宁会议，毛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八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枯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对领袖的服从与忠诚绝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领袖是党的核心、是党统一的标志这一原则和毛主席的威信这一事实，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探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辞。几天后，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结论是不许辞。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总理的六无是去不留言。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乘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疑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疑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疑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绝不相混。周恩来与邓疑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X始。一九九八年是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X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一百五十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周恩来是第一人。因为即使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X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一九五四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二十一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当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却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民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党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X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革”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炳彪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五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润泽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心里总觉得大概有一天还是会有人来要为总理修一座庙。庙是神的殿堂，神是后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筛选出来的模范，比若忠义如关公，爱民如诸葛亮。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得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馀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地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渐渐二十二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
    囊括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多余的话　　　　　　瞿秋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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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 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 ，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 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 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Ｘ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
觅渡，觅渡，渡何处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但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被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当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元，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近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了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像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来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罢。”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们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遐想。他是一个内心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去会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抗金，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秋白不朽。
《读韩愈》
　　　　　　　　　　　　　　　　　　　　　　　　　　　　　　梁衡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所谓“文死谏，武死战”。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瘅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一片拳拳之心。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文如其人，文如其心。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瘅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读柳永
梁衡
柳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并不大的人物。很多人不知道他，或者碰到过又很快忘了他。但是近年来这根柳丝却紧紧地系着我，倒不是为了他的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不为那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为他那人，他那身不由己的经历和那歪打正着的成就，以及由此揭示的做人成事的道理。
柳永是福建北部崇安人，他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生平记载，以至于现在也不知道他确切的生卒年月。那年到闽北去，我曾想打听一下他的家世，找一点可凭吊的实物，但一川绿风，山水寂寂，没有一点音讯。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大约在30岁时便告别家乡，到京城求功名去了。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就多元化，可以当企业家，当作家，当歌星、球星，当富翁，要成名只有一条路——去当官。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在从政大路上跋涉着的而被扭曲了的人。像李白、陶渊明那样求政不得而求山水；像苏轼、白居易那样政心不顺而求文心；像王维那样躲在终南山里而窥京城；像诸葛亮那样虽说不求闻达，布衣躬耕，却又暗暗积聚内力，一遇明主就出来建功立业。柳永是另一类的人物，他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政治，碰了钉子后没有像大多数文人那样转向山水，而是转向市井深处，扎到市民堆里，在这里成就了他的文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中一个仅有的类型，一个特殊的代表。
柳永大约在公元10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时到京城赶考。以自己的才华他有充分的信心金榜题名，而且幻想着有一番大作为。谁知第一次考试就没有考上，他不在乎，轻轻一笑，填词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等了5年，第二次开科又没有考上，这回他忍不住要发牢骚了，便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我考不上官有什么关系呢？要我有才，也一样被社会承认，我就是一个没有穿官服的官。要那些虚名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来吃酒唱歌。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这使我想起“文化革命”中大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被打成“黑帮”，被逼写检查。但是他写出去的检查大字报，总是浆糊未干就被人偷去，这检查总是交代不了。柳永这首牢骚歌不胫而走传到了宫里，宋仁宗一听大为恼火，并记在心里。柳永在京城又挨了三年，参加了下一次考试，这次好不容易被通过了，但临到皇帝圈点放榜时，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又把他给勾掉了。这次打击实在太大，柳永就更深地扎到市民堆里去写他的歌词，并且不无解嘲地说：“我是奉旨填词。”他终日出入歌馆妓楼，交了许多歌妓朋友，许多歌妓因他的词而走红。她们真诚地爱护他，给他吃，给他住，还给他发稿费。你想他一介穷书生流落京城有什么生活来源？只有卖词为生。这种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体味，还有皇家的冷淡，倒使他一心去从事民间创作。他是第一个到民间去的词作家。这种扎根坊间的创作生活一直持续了17年，直到他终于在47岁那年才算通过考试，得了一个小官。
歌馆妓楼是什么地方啊，是提供享乐，制造消沉，拉你堕落，教你挥霍，引人轻浮，教人浪荡的地方。任你有四海之心摩天之志，在这里也要消魂烁骨，化作一团烂泥。但是柳永没有被化掉。他的才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成语言：脱颖而出。锥子装在衣袋里总要露出尖来。宋仁宗嫌柳永这把锥子不好，“啪”的一声从皇宫大殿上扔到了市井底层，不想俗衣破袍仍然裹不住他闪亮的锥尖，这真应了柳永自己的那句话：“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寒酸的衣服裹着闪光的才华。有才还得有志，多少人进了红粉堆里也就把才沤了粪。也许我们可以责备柳永没有大志，同为词人不像辛弃疾那样：“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不像陆游那样：“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时势不同，柳永所处的时代正当北宋开国不久，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经济文化正复苏繁荣。京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新兴市民阶层迅速形成，都市通俗文艺相应发展，恩格斯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这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市民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文化巨人。这时柳永出现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市井这块沃土堆拥着他，托举着他，他像田禾见了水肥一样拼命地疯长，淋漓酣畅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华。
柳永于词的贡献，可以说如牛顿、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的贡献一样，是里程碑式的。他在形式上把过去只有几十字的短令发展到百多字的长调。在内容上把词从官词解放出来，大胆引进了市民生活、市民情感、市民语言，从而开创了市民所歌唱着的自己的词。在艺术上他发展了铺叙手法，基本上不用比兴，硬是靠叙述的白描的功夫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意境。就像超声波探测，就像电子显微镜扫描，你得佩服他的笔怎么能伸入到这么细微绝妙的层次。他常常只用几个字，就是我们调动全套摄影器材也很难达到这个情景。比如这首已传唱900年不衰的名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一读到这些句子，我就联想到第一次置身于九寨沟山水中的感觉，那时照相根本不用选景，随便一抬手就是一幅绝妙的山水图。现在你对着这词，任裁其中一句都情意无尽，美不胜收。这种功夫，古今词坛能有几人。
艺术高峰的产生和自然界的名山秀峰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柳永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身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占有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就像我们现在作为典范而临摹的碑帖，很多就是死人墓里一块普通的刻了主人生平的石头，大部分连作者姓名也没有。凡艺术成就都是阴差阳错，各种条件交汇而成一个特殊气候，一粒艺术的种子就在这种气候下自然地生根发芽了。柳永不是想当名作家而到市井中去的，他是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从考场落第后走向瓦肆勾栏，但是他身上的文学才华与艺术天赋立即与这里喧闹的生活气息、优美的丝竹管弦和多情婀娜的女子发生共鸣。他在这里没有堕落。他跳进了一个消费的陷阱，却成了一个创造的巨人。这再次证明成事成才的辩证道理。一个人在社会这架大算盘上只是一颗珠子，他受命运的摆弄；但是在自身这架小算盘上他却是一只拨着算珠的手。才华、时间、精力、意志、学识、环境通通变成了由你支配的珠子。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却可以利用环境，大约每个人都有他基本的条件，也有基本的才学，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来全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就像黄山上的迎客松，立于悬崖绝壁，沐着霜风雪雨，就渐渐干挺如铁，叶茂如云，游人见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当初这一粒籽有灵，让它自选生命的落脚地，它肯定选择山下风和日丽的平原，只是一阵无奈的山风将它带到这里，或者飞鸟将它衔到这里，托于高山之上寄于绝壁之缝。它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阵悲泣（也许还有如柳永那样的牢骚）之后也就把那岩石拍遍，痛下决心，既活就要活出个样子。它拼命地吸天地之精华，探出枝叶追日，伸着根须找水，与风斗与雪斗，终于成就了自己。这时它想到多亏我留在了这里，要是生在山下将平庸一世。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着母体留下的那一点信息去与外部世界做着最大程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逆境能成大才，就是因为在逆境下你心里想着一个世界，上天却偏要给你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矛盾斗争的结果你便得到了一个超乎这两个之上的更新的更完美的世界。而顺境下，时时天遂人愿，你心里没有矛盾，没有企盼，没有一个另外的新世界，当然也不会去为之斗争，为之创造，那就只有徒增马齿，虚掷一生了。柳永是经历了宋真宗、仁宗两朝四次大考才中了进士的，这四次共取士916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顺顺利利地当了官，有的或许还很显赫，但他们早已被历史忘得干干净净，但柳永至今还享此殊荣。
呜呼，人生在世，天地公心。人各其志，人各其才，人各其时，人各其用，无大无小，贵贱无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时不我失，有功于民，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
山东青州为中国最古老的行政区之一。当年大禹治水后将中国分为九州，即有青州，禹贡图上有记。现在人们到青州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上山“拜寿”，二是到城里凭吊范仲淹。
出青州城南五里，有一山名云门山。自山脚下遥望山顶，崖上隐隐有一寿字，这就是人们要来看的奇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寿字，是书法的精品、极品，日本的书道专家还常渡海西来顶礼膜拜呢。这是明代嘉靖三十九年，青州衡王为自己祝寿时所刻，距今已四百年。山上残雪未消，我在料峭春风中，细细端详这个奇迹。这字高七点五米，宽三点七米，也不知当初怎样写上去、刻出来，却又这样不失间架结构，点画笔意。这衡王创造了奇迹，但他当时的目的并不为艺术，正如古墓中出土的魏碑，今天我们看作书法精品，当年不过是死者身边一块普通的石头。衡王刻字希冀自己长寿百岁，同时也向老百姓摆摆皇族的威风。但是数代之后衡王府就被抄家，命不能永存，威风也早就被风吹雨打去。倒是这个有艺术价值的“寿”字，寿到如今。遥想当年大禹治水，从这里东去导流入海，天下才得从漫漫洪水中解救出来，有此青州。从此，人们在这里男耕女织，一代一代地繁衍生息。范仲淹曾来这里为官，李清照曾在这里隐居，衡王在这里治自己的小天地。人们在这石山上摩崖刻字，凿窟造像，嘁嘁嚓嚓，忙忙碌碌。唯有这山默默无言。我想当年云门山神看着那个花钱刻字，顶礼求寿的衡王肯定轻蔑地哼了一声便继续打坐入定了。我环山走着，看着这些从唐至明的遗迹，看着山下缭绕的云雾，真为云门山而骄傲，它蔑风雨而抗雷电，渺四野而越千年，林则徐说山：“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它无求无欲，永存于世。
从山上下来，到青州城西去谒范公祠。这是人们为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所修，千年来香火不绝。这祠并不大，大约就是两个篮球场大的院子。院心有一井，名范公井，传为范仲淹所修。这井水也不一般，清冽有加，传范仲淹公余用此水调成一种“青州白丸药”，治民痼疾，颇有奇效。如同情人的信物，这井成了后人怀念范公的依托。宋人有诗云：“甘情汲取无穷已，好似希文昔日心。”（范仲淹字希文）现在这井还水清如镜。正东有祠堂，有范公像及其生平壁画。祠堂左右供欧阳修和富弼，他们都是当年推行庆历新政时的主持。院南有竹林一片，千竿翠竹，蔚然秀地灵之气。竹后有碑廊，廊中刻有范公的名文《岳阳楼记》。院心有古木三株，为唐楸宋槐，可知这祠的久远。树之北有冯玉祥将军的隶书碑联：“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观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范公的一生。范仲淹从小丧父，家境贫寒。他发奋读书，早起煮一小盆粥，粥凉后划为四块，这就是他一天的饭食。以后他科举得官，授龙图阁大学士，为政清廉，且力图革新。后来，西夏频频入侵，朝中无军事人才，他以文官身份统兵戍边，大敌寇。西夏人惊呼“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边民尊称为“龙图老子”。连皇帝都按着地图说：“有仲淹在，朕就不愁了。”后又调回朝中主持庆历新政的改革，大刀阔斧地除旧图新，又频繁调各地任职，亲自推行地方政治的革新。无论在边防，在朝中，在地方，他总是“进亦忧，退亦忧”。其忧国忧民之心如炽如焰。范仲淹是一个诸葛亮、周恩来式的政治家，一生主要是实践，他按自己认定的处世治国之道，鞠躬尽瘁地去做，将全部才华都投身到处理具体政务、军务中去，并不着意为文。不是没有文才，是没有时间。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到青州任知府，这是他的官宦生涯也是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第二年即病逝了。《岳阳楼记》是他去世前七年，因病从前线调内地任职时所作。正如《出师表》一样，这是一个伟人后期的作品，也是他一生思想的结晶。我能想见，一个老人在这小院中，在井亭下、竹林中是怎样的焦躁徘徊，自责自求，忧国忧民。他回忆着“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戍边生活；回忆着“居庙堂之上”，伴君勤政的艰辛；回忆赈灾放粮，所见到的平民水火之苦，他总结历代先贤和自己一生的政治阅历，终于长叹一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声大彻大悟的慨叹如名刹大庙里的钟声浑厚沉远，震悟大千。这一声大叹悠悠千年，激励着多少志士仁人，匡正了多少仕人官宦。《岳阳楼记》并不在岳阳楼上所作，洞庭湖之大观当时也不在先生眼前。可以说这是一篇借题发挥之作。范公将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将他一声经历的政治波涛，将他胸中起伏的思潮，一起借洞庭湖的万千气象，倾泻而出，然而又顿然一收，总成这句名言，化为彩虹，横跨天际，光照千秋。
春风拂动唐楸宋槐的新枝，翠竹摆动着嫩绿的叶片，这古祠在岁月长河中又迈入新的一年。范公端坐祠内，默默享受这满院春光。我在院中徘徊，而对范公、欧阳公和富公的神位，默想千年古史中，如他们这样职位的官员有多少，如他们这样勤勉治事的人又有多少，但为什么只有范仲淹才教人千年永记，时时不忘呢？我想，个人只有辛苦的实践，诚实的牺牲还不行，这些只能随寿而终，只能被同时代的人理解。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创造一种精神，能提炼出一种符合民心，符合历史规律的思想。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是这种进步的忧乐观使范仲淹得到了永恒。
走出范公祠，上车出城。路边闪过两个高大的石碑楼，突兀地在寒风中寂寞。人说这是当年衡王府的旧址，多么威风的皇族，现在只剩下这路边的碑楼和山上的寿字。遥望云山，雾霭中翠柏披拂，奇峰傲立。在山上刻字的人终究留不住，留下的是这默默无言的山；把门楼修得很高的人还是存不住，长存的是那些曾用生命去推动历史车轮的人。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岳飞
一身盔甲，令所有的对手溃不成军。但你挡得住面前的攻打，却经不起背后的谋杀。
一块中原大地般宽厚的脊背，针针见血地负起母亲的叮咛与沉雄的神州：“精忠报国”！——可报国路，让昏君奸臣弄得曲曲折折、坑坑洼洼，险象环生。你忠于谁，谁就决定你的生死。朝赐你财物、午赐你宅院、暮赐你美女的人，就不定何时便赐你一死。可你忙于出征、忙于布阵、忙于厮杀，便不曾留心，天子的夸奖，是一种带回钩的暗器；你醉心于把战表化成捷报，便不曾留意，金銮殿不露声色的檐角，已勾勒出风波亭的雏形
阴谋出笼，出皇城，十二道金牌，十二个夜叉——将忠良捉拿。昨天的猎人，今天的猎物——你角色的转换过于险陡，连看惯沉浮的黄河，事先都是毫无预感。手上铐子，脚上镣子，颈上枷子，最重的是驮在背上——那母亲的至嘱，如今成了要命的包袱。不归路上，当竖着的性命同一柄横着的利刃勃然相遇，你才晓《满江红》的写作，是从校场熟悉的枪尖上起笔，而在一块陌生的磨石上结束的。
亭间是佞贼一个人的狞笑，亭外是满天下无数人的痛哭。屠刀下落，宏文顿成断章！被喷染的夕阳涂制页页血帆，浪踉跄，船蹀躞，黄河倒抽一口凉气，刹那改道。
滚烫的座右铭，一下子变成冰凉的墓志铭，幸亏那识字也识大体的岳母先行一步，否则她这白发人该怎哭祭黑发儿郎？“精忠报国”的每个字，都该活上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可这区区三十八度春秋，已蓦然成为构思之外的残简……
你八百五十年前的一腔热血，化作历史的一把冷汗。莫须有的罪名造奇冤！谁让你满怀抱负、浑身功夫，却赶上一个有重病而无良药的时代。宫殿里、龙书案后昏庸的半径，量得出民间黑暗的周长。这绝对是悲剧的情节：善良遇上恶毒依旧善良，恶毒遇险上善良益发恶毒。
肯于为良知执言的，只有暴死的良知；能够给邪恶张目的，还是活着的邪恶。莫以为前朝气才有怪胎，罪恶也并非偶然的宫外孕。
我总梦见影影绰绰的亭上，有蚊虫剔牙，有苍蝇打嗝。醒来不由惊问：风波亭在哪？它是一颗悬于神州大梁的苦脸，让有志有为的卧薪者品尝，明目明心，以认清忠奸。
看历史要细心，看现实要耐心。同为军人，二十九岁的项羽自杀了，三十八岁的岳飞被杀了。岳元帅，请原谅我高攀，我与你都有为诗之好，而且我们的理想也大致相同，概括起来就是你说过的那五个字：“收拾旧山河！”被别人侵占和被自己污染的山河，都须重新整理。
哦！你名字的背面是民族的疮疤，你名字的下面是历史的勋章。
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那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无限地崇敬，无尽地思考和深深地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一种神秘的向往。
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颗古榕为屏，一对石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油然而生。进门是一庭院，满院绿树披道，杂花映目，一条五十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阴绿的清凉和古碑的幽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一千五百年前的哲人。进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五十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踞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二十八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十一阶，穿过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以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沿一红墙和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惠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冢老松，教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陵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墙内柏森森。诸葛亮能在一千五百年后享此祀地，并前配天子庙，右依先帝陵，千百年来香火不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对魏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父相，举国上下莫不悲痛，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合，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时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三十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次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亮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帝世之胄朱椿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甚。到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臣和庙，刘备在前，诸葛在后，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谥号烈帝），并在大门上悬以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曾经疯狂地破坏了多少文物古迹，但武侯祠却片瓦未损，至今每年还有二百万人来拜访。这是一处供人感怀、抒情的所在，一个借古证今的地方。
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他为丞相治国之地，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民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砻台上，头戴纶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已绿锈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名文，左为《隆中对》，条分屡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辞，痛表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我透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八十三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混浊泪；我看到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处最雄壮的悲剧。
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会成为周公、魏征；假如上天再给他十年时间，他也许会再造一个盛汉；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遗言，将阿斗取而代之，也许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胸中四海翻腾作着这许多的“假如”，抬头一看，诸葛亮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更加明净，手中的羽扇像刚刚轻挥过一下。我不觉可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他已经这样静坐默想了一千五百年，他知道天命不可违，英雄无法造一个时势。
一千五百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他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检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以驻足廊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背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在与杜甫作着悲壮的唱酬。唐人的碑文说：“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生之志，不难矣。”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惭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明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未负先君望，恨入岷江昼夜流。”南面东面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读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看那墨迹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九百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一千五百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君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为一种民族魂。我看到一个个的后来者，他们在这了扼腕叹息、仰天长呼或沉思默想。他们中有诗人，有将军，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割据巴蜀的草头王。但不管什么人，不管来自什么出身，负有什么使命，只要在这个天井小院里一站，就受到一种庄严的召唤。人人都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召，都为他的忠义之举而激动，都为他的淡泊之志所净化，都为他的聪明才智所倾倒。人有才不难，历史上如秦桧那样的大奸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难，天下与人为善者不乏其人，难得是德才兼备，有才又肯为天下人兴利，有功又不自傲。
历史已经过去，我们现在追溯旧事，也未必对“曹贼”那样仇恨，但对诸葛亮却更觉亲切。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战争中并不单纯地为克曹灭魏，他不过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他借此实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伟人的价值。史载公元247年，“恒温征蜀，尤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此事未必可信，但诸葛亮确实实现了超时空的存在。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擢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梁衡
　　 中国 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拥有6500万党员的大党，是一个掌管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2亿多人口国度的执政党。可是谁能想到，当初她却是诞生在一只小船上。在建党80周年之际，我特地赶到嘉兴南湖瞻仰这只小船。这是一只多么小的船啊，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舱内，刚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它被一条细绳系在湖边，随着轻风细浪，慢慢地摇荡。我真不敢想，我们轰轰烈烈、排山倒海的80年就是从这条船里倾泻出来的吗？
　　因为它是党史的起点，这条船现在被称为红船。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房子里召开，但很快就被巡捕监视上了。不得已，立即休会转移。代表之一李达，他的夫人王会悟是南湖人，是她提议到这里来开会。8月1日，王会悟、李达、毛泽东 先从上海来到嘉兴，租好了旅馆，就出来选“会场”。他们登上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见四周烟雨茫茫，水面上冷冷清清地漂着几只游船，不觉灵机一动，就租它一只船来当“会场”。当时还计划好游船停泊的位置，在楼的东北方向，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第二天，其余代表分散行动，从上海来到南湖，来到这只小船上。下午，通过了最后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了。
　　今天，我重登烟雨楼，天明水静，杨柳依依。这烟雨楼最早建于五代，原址是在湖岸上。明嘉靖年间，当地知府赵赢疏浚南湖，用挖起的土在湖心垒岛，第二年又在岛上砌楼。有湖有岛有楼，再加上此地气候常细雨蒙蒙，南湖烟雨便成了一处绝景。清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八到烟雨楼，至今岛上还有御碑两通。现在楼头大匾上“烟雨楼”三个大字，是当年的一大代表董必武亲笔所书。历史沧桑烟雨茫茫，我今抚栏回望，真不敢想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当初是那样的艰难。那时百姓穷无立锥之地，要想建一个代表百姓利益的党，当然也就没有可落脚之处。列宁说：群众分为阶级，阶级有党，党有领袖。当时这12个领袖是何等的窘迫，举目神州，无我寸土。我眼看手摸着这只小船，这些小桌小凳，这竹棚木舷。我算了一下，就是把舱里全摆满，顶多只能挤下14个小凳，这就是现在有6500万党员的中共一大会场吗？但这个会场仍不安全，王会悟同志是专管在船头放哨的。下午，忽有一汽艇从湖面驶过，她疑有警情，忙发暗号，船内就立即响起一片麻将声。他们是一伙租了游船来玩的青年文人啊！汽艇一过，麻将撤去，再低声讨论文件，同时也没有忘记放开留声机作掩护。但不管怎样，工农的党在这条小船的襁褓里诞生了。距南湖不远是以大潮闻名的钱塘江，当年孙中山过此，观潮而叹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共产党在此顺潮流而生，合乎天意。
　　西方人信上帝，我们认马克思主义。也许是马克思在冥冥中的安排，专门让我们这个大党诞生在一只小船上。于是党的肌体里就有了船的基因，党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船。
　　宋人潘阆有一首写大潮中行船的名词：“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共产党就是敢立于涛头的弄潮儿。一大之后，毛泽东一出南湖便买船南下到湖南组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他振臂一呼，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这时全国正处在白色恐怖 之中，许多人不知革命希望在何方。他挺立井冈之巅大声说道：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这时，周恩来 也领导了南昌起义，兵败后南下广州，只靠一只小木船，深夜里偷渡香港，又转道上海，再埋火种。谁曾想到，惊涛骇浪中，那只小木船上坐着的就是未来共和国的总理。蒋介石曾希望借中国大地上的江河阻灭革命，但革命队伍却一次次地利用木船突围决胜。天险大渡河曾毁灭了石达开的10万大军，但是当蒋介石围追红军 于此，只见到几只远去的船影和留在岸上的一双草鞋。抗战8年，共产党在陕北聚积了力量，然后东渡黄河，问鼎北平。而东渡黄河靠的还是老艄公摇的一条木船，船仍然不大，以至于连毛泽东心爱的白马也没能装上。中国革命的整个司令部就这样在一条木船上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不久就有百万雄师乘着帆船过大江，解放全中国。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们喜欢说他们是马上得天下，中国共产党真正是船上得天下。是船上生，浪里走而夺得天下的啊。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历史长河的巨浪也颠簸着最早上船的12名领袖。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是邓恩铭，这位从贵州南部大山中走出来的水族革命家，在山东从事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31年被杀害。接着是何叔衡，红军长征 后，他在一次突围中，为不连累同志跳崖而死。以后脱党的有刘仁静，叛党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毛泽东则成了党最长期的领袖。12个人中只有董必武再回过故地。毛泽东1958年到杭州时，专列经过南湖，他急令停车，在路边凝望南湖足有40分钟。想伟人当时胸中涛翻云涌，其思何如。
　　中国古代有一个最著名的关于船的寓言故事：刻舟求剑，是讲不实事求是，不会发展地、辩证地看问题。我们不讳言曾犯过错误，也曾做过一些刻舟求剑的事。我们曾急切地追求过新的生产关系，追求那些在本本里看到的模式，硬要在我们自己的刻舟之处去找主观上想要的东西。因此也曾有几次尽兴放舟，“争渡、争渡，误入藕花深处”。最危险的一次是“文化 大革命”，险些翻船。但是我们也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时中国共产党早已是一条大船，都说船大难调头，但是邓小平 成功 地指挥它调了过来。在我们干社会主义数十年后，又敢于重新问一句“什么是社会主义”，敢于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这勇气不下于当年在南湖烟雨中问苍茫大地，船向何处。
　　红船自南湖出发已经航行了80年。其间有时“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有时“阴风怒号，浊浪排空”。80年来，党的领袖们时时心忧天下，处处留意行船的规律。历史上第一个以舟水关系而喻治国驭世者，大概是荀子，后来魏征也把这个比喻说给唐太宗。他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我们这只小船航行到第34个年头，时在194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开过七大，胜利在即，将掌天下。民主人士黄炎培赴延安，与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谈话。黄问，如何能逃出新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毛泽东答：“靠民主，靠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打造出一只共和国的大船。后来，红船航行到第71个年头，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指航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扬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帆，又一次勇敢地冲上浪尖。当这只船航行到第79年，2000年江泽民视察浙江——历史巧合又是红船的出发地。他指出：党要永葆青春 活力，就必须时刻坚持“三个代表”。浪里飞舟八十年，心忧天下三代人。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伟大的、成熟的党。
　　南湖边上现在还停着这只小小的木船，烟消雨停，山明水静。游人走过，悄悄地向它行着注目礼。这已经是一种政治的象征和哲学意义的昭示。6500万党员的大党就是从这里上岸的啊。从贫无寸土，漂泊水上，到神州万里，江山红遍。党在船上，船行水上，不惧风浪，不忘忧患，顺乎潮流，再登彼岸。
　　(2001年6月21日)
红毛线，蓝毛线

　　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孙中山说：“天下为公。”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有人得天下，有人失天下。中国从有纪年的公元前841年算起，不知有多少数得上名的君臣、政客，他们也讲操守，也讲牺牲，以换取人心，换取天下。唐太宗爱玩鹞鹰，魏征来见，忙捏在手里背在身后，话谈完了，鹞鹰也死在手中。王莽篡位前为表明不徇私情，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处死。汪精卫年轻时也曾有行刺清朝大臣的壮举。人来人去，政权更替，这种戏演了几千年，但真正把私心减到最小最小，把公心推到最大最大的只有共产党和他的领袖们。当历史演进到20世纪40年代末，又将有一次政权大更替时，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证明。
　　如今，在西柏坡村口立着五位伟人的塑像，他们是当时党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领袖刚从村里走出来，正匆匆忙忙像是要到哪里去。这时中国革命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曾经将中国的河山和人民蹂躏了达八年之久的日寇终于心衰力竭，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了，中国大地上突然又只剩下两大势力集团：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20年前，蒋介石就“剿共”，现在日本人走了，蒋介石又重做这个梦，你看“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又到处扯起“剿”字旗，他想在北方重演一场当年在江西的戏。但这时，早已南北易位，时势相异。毛泽东从从容容地将五位书记一分为二，他说，我和恩来、弼时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少奇和朱老总可先到河北平山去组织一个工作班子。平山者，晋陕与北平间一块过河的踏石，此时一收天下之势已明矣。
　　虽然已经有人马数百万，土地数千里，就要开国进京了，但是当五大领袖住进这个小村时，并没有什么金银细软。他们和其他所有的干部一样，只有一身灰布棉制服。刘少奇带着那只跟随了他多年的文件箱，那是一个如农家常用的小躺柜，粗粗笨笨，一盖上盖子就可以坐人。这箱子后来进了北京，在“文革”抄家中，幸亏保姆在上面糊了一层花纸才为我们保存了这件文物。现在这小木箱又按原样放在少奇同志房间的右角，而左角则是一个只有二尺宽、齐膝高的小桌，这是当时从老乡家借来的。少奇同志就是伏在这个小桌上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他写好“大纲”后，就去村口召开全国土改工作会。露天搭了一个白布棚算是主席台，从各边区来的代表就搬些石头散坐在棚前。其中一位最年轻的代表，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这将是一次要把全国搅得天翻地覆，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啊。会场没有沙发，没有麦克风，没有茶水，更没有热毛巾。这是一个真正的会议，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的会议。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小桌，这个会场时，才顿然悟到，开会本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工作，大家来到一起是为了接受新思想，通过交流碰撞产生新思想，其它都是多余的，都是附加上去的。可惜后来这种附加越来越多。这个朴素的会议讲出了中国农民1000多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一句话：平分土地。这话经太行山里的风一吹，便火星四溅，传遍全国。而全国早已是布满了干柴，这是已堆了1000多年的干柴啊，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这场火着了又熄，熄了又着，总没有着个透。现在终于大火熊熊，铺天盖地。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三大战役中民工支前参战就达886万人，800万啊，相当于国民党的全部陆海空军。陈毅说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只平山县，土改后，王震同志振臂一呼：保卫胜利果实。一次就参军1500人，组成著名的三五九旅平山团。这个团一直打到新疆，现在还驻扎在阿克苏。解放战争实质上是十年土地革命的继续，是中国农民1000多年翻身闹革命的总胜利，而土改是开启这股洪流的总闸门。但开启这个闸门的仪式竟是这样的平静，没有红绸金剪的剪彩，没有鼓乐，没有宴会，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这个木柜，这张二尺小桌，和河滩里这一片曾作为会场的光秃秃的石头。
　　1948年5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转战一年，拖垮了胡宗南后也来到了这里。五位书记又重新会合了。毛泽东决定在这里摆两着棋。第一着是打三大战役。他在隔壁的院子里布置了一间作战室，国共两党已经斗了20年，他要在这里再最后斗一斗蒋介石。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房舍，大约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大屋子里彻夜灯火通明（那时已开始有电灯，但又常离不开油灯）。来自全国各战场的电报汇集到这里，参谋们紧张地分析、研究、报告。讲解员说当时很难买到红蓝铅笔，为了节省使用，参谋们就用红毛线、蓝毛线在地图上标识敌我态势。虽然我们这时已在进行着百万大军的总决战了，但其实还穷得很呢。这时南京国防部的大楼里呢绒大桌，真皮沙发，咖啡香烟，他们也绝想不到共产党会这样穷。其实到这时共产党还从来没有富过，尤其是党中央最不富。当年中央红军走到陕北只剩万数人马，1000元钱，人均一毛钱。毛泽东只好向红二十五军去借。徐海东也没有想到中央会这么困难，忙从全军7500元的积蓄中抽出5000元。毛周留在陕北时，晋绥吃穿用都比陕北强。贺龙过河来看毛泽东，毛的警卫员看着贺老总警卫员身上的枪直眼馋。贺胡子也大吃一惊，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央机关会这么苦。赶快对警卫说：“换一下。”共产党是穷惯了，党的最高层是穷惯了。不是他爱穷，他守一个原则，只要中国的老百姓还穷，党就耻于高过百姓；只要党还穷，第一线还穷，中央机关、党的领袖就决不肯优于他们。这种生活的清贫，工作条件的清苦，清澈见底地表示着他们的一片心，这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900年前封建名臣范仲淹就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真正实现了这句名言的只有共产党。现在毛泽东和他的参谋班子就是在这间最简陋的指挥部里和蒋介石斗法。这反倒生出一种神秘，就像武侠小说上写的，突然有一个貌不惊人的高手随便抽出一把扇子或者一根旱烟管就挑飞了对方手中的七星宝刀。作战室旁那个有一盘小石磨的小院里，毛泽东在石磨旁抽烟、踱步，不分日夜地草拟电报。据统计，三大战役毛泽东亲手写了190封电报。电报发出了，作战参谋们就在地图上用红毛线一圈一圈地去拴。先是拴住了沈阳，接着又套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红毛线干脆套到了平津的脖子上。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共产党的每个普通干部在延安大生产时都学会了纺毛线，想不到这毛线今天派上了这个大用场。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改造出狱后坚持要来西柏坡看一看，当他看到这间简陋的作战室时，感慨唏嘘，连呼：“蒋先生当败!蒋先生当败!”蒋介石怎么能不败呢?共产党克己为民，其公心弥盖天下，已经盖住并熔化了敌人的营垒，连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邵力子、张治中都服而不归了。
　　一着武棋下完，再下一着文棋。1949年3月5日，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央机关的一间大伙房里召开了。现在那里还保留着原来主席台上的样子。说是主席台，其实没有台，就是在伙房一头的墙上挂一面党旗，旗下摆一张桌子是记录席。会场没有麦克风，更没录音机。出席会议的共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毛主席坐在长桌后面，其余的人都坐在台下。台下也没有固定的椅子，开会时每个人就从自己的家里或办公室带个凳子。会议开了8天，委员们仔细地讨论军事、政治、党务、政权接收等大事。轮到谁发言时就走到那张长桌旁面向大家站着讲话，讲完后又回到自己的凳子上。毛泽东亲自记录，不时插话。领袖与代表咫尺之近，寸许之间。其实这已是老习惯了，许多人都见过一张照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站着作报告，黄土地上摆一个小凳子，凳子上放一只大瓷缸子。大家在木凳前席地而坐，据说前排的人口渴了，就端起毛泽东的茶缸喝一口水。不但是党内，就是领袖和百姓也亲密无间。西柏坡坡下有水，有稻田，毛泽东是从小干惯了稻田活的，工作之余就挽起裤腿去和农民插秧。朱老总一脸敦厚，在村头背着手散步，常被误认为是下地回来的老乡。任弼时全家人睡的土坑上至今还放着一辆纺车。领袖们走过雪山草地，大都到过东洋西洋，他们统帅千军万马，熟悉中国的经济，遍读经史子集和马恩列斯，他们知识渊如海，业绩高如山。但是他们却这样自自然然地溶在革命队伍中，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伟人者，其思想、作风、境界、业绩已经自然地达到了一个高度，如日之升，如木参天，如水溢岸，你想让它降都降不下来，他当然不会再另外摆什么样子。1949年春的中国共产党，他的五大领袖，他的34名中央委员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坐在北方小山村的这间旧伙房里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也决定着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该怎么办。住了20年山沟，现在要进城了，党没有忘记存在决定意识这条哲学的基本原理，没有忘记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准则。在这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共产党通过了自己的“陋室铭”。毛泽东说：要警惕“糖衣炮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本来会议开始时主席台上并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像，到闭幕时就不这样挂了。会议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并通过五项决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这真让人吃惊了，党的中央全会竟决定如此细小的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心之诚，其行之洁，皇天可鉴。当年袁世凯筹备登基，光龙袍上的两颗龙眼珠就值30万大洋。而共产党为新共和国奠基却只借用了一间旧伙房。我们常说像真理一样朴素，只要道理是真的，裹着这道理的形式是不须多讲究的。这话是用镀金的话筒说出来的还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关系并不大，真理不要过多的形式来打扮，不要端着架子来公布，它只要客观真实，只要朴素。清皇室册封嫔妃是用金页写成，每页就16两黄金。可她们的名字有哪一个被后人记住了呢?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真是撒豆成兵，指木成阵，怎么打怎么顺了。其实那时使用什么都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的心早已到了，任何一件普通东西上都附着我们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真诚。心诚则灵，天下来归，传檄而定，望风披靡。而蒋政权人心已去，好比一株树，水分跑光了，叶子早已枯黄，不管谁来轻轻摇一下都会枝折叶落的。
　　当参观结束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到村口和五大领袖合影一张。五位书记昂首向前，似将远行。到哪里去?当年在村口毛泽东说了一句风趣的话：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做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被退回来。40多年后新一任总书记江泽民来拜谒这个小山村，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简媜散文选
【谢老师的话】：在简媜的文字世界里穿行，如同一个迷了路的人，寻到了一处花林，忘了自己是个迷失的人，且静静地看微雨落花，看一段从容的枝叶是怎样悄悄地探入了心墙。
一竿冷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我常想，山比水更深奥吗？抑或水比山更辽阔？哪一个参访河山的古人，在踏破芒鞋之后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成了古往今来，登临山水者的箴言？
山之仁，在于容纳参天古木，亦褓抱了任何一株愿意仁足的小草；既允许夜半狼嗷、空穴虎啸，又愿意开放枝叶，招待流浪的蝉嘶、迷路的啼鸟。山愿意合抱，让雨水注成湖泊，也愿意裂身，让瀑布发声。山裸露在天空之下，任凭雷劈暴雨；也忍住干旱季节不知从何而来的火燎。山仍然沉默，像一位仁者在希望与幻灭共生的人世上闭目养神。
水的流动多么像智慧之路。水从来不眷恋过往，流动是它唯一的宿命。水或回旋于礁石，思索如何绕身而过，轻轻地扬弃了河道上的顽石，既不争辩，也毋庸和解，只派一匹青苔教导它们水的涵意。至于飘落在水面的柳絮花片，水愿意负载它们，做它们的足，却在流程里教会它们，凡是离乡背井追寻更宽阔天地者必须永远是个孤独者。
水不曾允许它们在河面上发芽，遂在中途，慷慨地收留它们腐朽的体肤。就连天光云影，也无法沉淀为水的四肢。智者不宜耽溺，不宜收藏过多的身外之物。水草不断招摇，鱼群愿意繁殖以丰富水的仓国，但水哉水哉，流动是唯一的命运，纯粹的命运。
水比山深谙随势应变的道理，烈雨只会丰沛它的力量，至于火，从来没有一场火在水面上进行。水只是它自己，于江与万川同一道宿命，朝着真理的海洋奔赴，为了呼应更辽阔的海洋的召唤；为了寻求更深沉的智慧。两岸桃李，是挥泪的宫女；那河腹的游鱼只是一群企图牵住水袖的童子，水回答它们，这一别就是永远了。
山与水的对话，回响在天地之间。当山以洪钟形的绿意招呼，水回应以短笛。像两位久未谋面却又不曾相忘的故友，一路循声对答。
“为何你总是赶路；难道万顷田地不值得你献身？一塘鱼肥不值得你孕育？你口口声声要与海洋会合？如果千江万川不汇聚为海，这世上的生灵岂不拥有更宽广的土地，锄出他们的家园，种植他们的米粟？”山问。
“我岂能成全短暂的荣华？如果千江万川耽溺于小小的宅舍，在草树鱼粮之中慢慢耗尽血脉，谁来成全沧海？谁显示给生灵，这繁花茂林的土地上有一座无法征服的海洋，像手中的繁华之钥无法开启永生的琉璃门？我多希望微笑永远停留在于脸上，但我更愿意海洋启示他们关于不可捉摸、无法猜测的生之奥秘：幻灭是唯一能洗尽他们脸上的油脂，教他们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缄默的人！”水答。
“那么，我是你的反面了。生之短暂是你我都知道的，我担忧狂啸的浪头席卷一切，把短暂生辰里仅有的欢乐吞没。是故，我愿意永远固守在此，至少这世上有一座高山是狂涛追赶不到的，他们可以携带妻儿到我的怀抱里躲避；我预先准备柴薪与蔬果，让他们取火升烟。所有受苦的人看到烟，可以前来分食。如果，你执意以死亡惊吓他们，我亦执意张起绿荫，让他们在此成家、繁衍，以生命连接生命，以人造人，永远抵御你的偷袭！”
“你岂能抵挡无垠之海？如果再有一群愚公，愿意子子孙孙荷锄移山，拿你来填平海洋。就算你镇住了海，而你原来的位置也变成了海。这世上，有多少繁荣的山，便有多少幻灭之海；有多少生的贪爱，便有多少死之恐惧。你我岂是为敌的，我们一动一静，一实一虚，无非为了等待一个真正认识我们的人，他站在你的巅峰吟诵水的歌谣，他坐在我的河畔，默读山的倒影。他能自你的多情中谛听我，从我的无情里注释你啊！”
山仍然盘坐，为了褓抱；水仍然奔赴，为了幻灭：仁者以身为泥，种植希望；智者只是冷冷地观照。当死亡袭击生灵，肉身还给山，而眸底的人泪属于水。
山水的对话在冰封的寒冬里沉默了。却有一名蓑衣戴笠的老人，走入山林，劈枝削叶，抖落一树雪花。他削成钓竿，以竿为杖，踏着银白的雪径来到江畔。江面浮着薄冰，仿佛一江冻结的语言。
钓叟朝无垠的江面面，抛出不丝之竿，在冥冥的冰雪地，在此刻，他只为了问安，用山的管弦问候水的歌喉。
水问
台大的醉月湖记载着一个故事，关于一名困情女子投水的传说。我想，深情即是一桩悲剧，必得以死来句读。而这种死也是最纯洁的。我是名弱者，欣赏了悲剧也扮演过悲剧，却在最后一幕潜逃，人是活着，热情已死。因此我写下水问，纪念那位女子并追悼自己。
那年的杜鹃已化做次年的春泥，为何，为何你的湖水碧绿依然如今？
那年的人事已散成凡间的风尘，为何，为何你的春闺依旧年年年轻？
是不是柳烟太浓密，你寻不着春日的门扉？
是不是栏杆太纵横，你潜不出涕泣的沼泽？
是不是湖中无堤无桥，你泅不到芳香的草岸？
传说太多，也太粗糙：说你只不过是曾经花城的孤单女子，因不慎而溺于爱的歧流断脉之中，说你的失足只是一种意外。说有人见你午夜低徊于水陆的边缘，羞怯地向陌生的行人诉说你破碎的心肠，说你千里迢迢要来赴那人的盟约，然而千里迢迢怎是你所能跋涉？日夜的次序又怎能容你轻易嵌入？你已不属于时间空间，你因而被镇于湖心水湄，再不敢向人间，向你钟爱的人间殷殷探询。你于是成了一只冷僵了的蝴蝶标本，在图鉴上注明因求偶不成而自戕，被传阅于唇齿残香的茶余饭后。
要问你：
天空这么温柔的包容着大地，为何你不送走今日且待明日？
大地这么宽厚的载育着万物，为何你不掏穴别居另成家室？
人间婚姻的手续这么简单，为何你独独择水为你最后的归宿？
是不是你信念着，有一种无缘由而起的宇宙最初要持续到无缘由而去的宇宙最后的一种约誓，让你飘零过千万年的混沌，于此生此身为人，要在人间相寻相觅？你是离群的雁，甘愿于人间的尘网，折翅敛羽，要寻百年前流散于洪流乱烟中的另一只孤雁？你走过多少个春去秋来，多少丈人间红尘，你来到那人面前，虽然人间铸他以泥沤，你依旧认出那疲惫的面容正是你的魂梦所系，那沙哑的嗓音正是你所盼望的清脆。你从他的眼眸看出你最原始的身影，你知道，那是你们唯一的辨认。
人间的鹊桥，虽不如天庭的绚丽，而你们愿意一砖一瓦的建筑。
人间的气候，虽不如天庭的清朗，而你们羽翼同飞要共地坼天裂的风暴。
人间的箪食瓢饮，虽不如天庭的琼浆玉液，而你们饭蔬食饮甘之如饴。
而是不是今日的下弦曾是十五的月圆？
是不是眼前的沧海曾是无际的桑田？
是不是来自于生的终归于死，痴守于爱的终将成恨？
是不是春到芳菲春将淡，情到深处情转薄？
你坚信的约誓，是四月残缺的柳絮。你溯回的记忆，是荆刺丛生的刑地。你眼见手成茧足结痂，而人间的鹊桥已成废墟。你于是放眼苍茫，要天地为你卜一卜“天长地久”：山川静默蜿蜒，说这一卦，不在人间，只在天上。你披发行吟，踉踉跄跄去熙攘的市井探询，你说：“借问，借问怎么回去我的殿堂，我的恋之初？”好心的行人摇摇头,说没有这样一条路，没听说过这个方向……你想起了千年前的流离，盼到今生才又聚，为何不能同羽同翼？为何曾经的约誓散轶成短简残篇的流离？为何地能久天能长，人间的爱情却离了又聚聚了又散？
当太阳再升起，所有的杜鹃萎身谢礼，化成声声的杜宇，唤你：不如归去，你仰首看着今日的天空，似乎和昨日并无差别：你舒开手中的书卷，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铅字，而你的殿堂已是前尘，你的爱情已成往事。就把一款款的道理还给线装的书架，把一滴滴的泣血留给春泥，把一身姿态给验尸的风雨，夜半湖心，秋虫唧唧……当太阳再升起，所有的杜宇声声唤你，所有的人间恩爱，你已双手归还而去。
是不是湖水如翡翠，依然是你不死的柔情，涨潮于干旱的季节？
是不是满湖莲韵，是你含辞吐语,，字字的叮咛？
是不是一帙帙的书卷，有你不忍撕毁的，海市唇楼的模型，要给另一对情偶的注解的提醒。
是不是年年杜鹃的鲜红，是你遗传的爱情的色泽？当那一对对的足印踏过花冢春泥，你是不是愿意他们在举足之间，牢牢记取，聚与散在人间，都要相待以礼？
且守护无源的川流。爱字不易写，但愿你湖心风纹，勾勒一笔一划。且让萍水相逢的，在湖畔栏杆，拟下他们的约誓。且让相识的，用你的神话湘绣成他们的嫁纱。让常年分离的，偶然相聚。让幽怨的，冰释所有的尘土泥沙，让他们知晓，聚是一瓢三千水，散是覆水难收。
而今夜，且让我来冠冕你，花城曾经痴守爱情的女子，魂归来兮。
那人走时只有星光送他
月光，抚慰乡城的人。
明日的太阳仍会上升，在水声欸乃之中，他们将醒来。
明日的太阳不是我的，我是乡城的异客。
难舍须舍。就连跋涉多年的我也眷恋水乡的风情，几个叫得出名姓的，暗示我已不知不觉成为他们惦记的人，当肥鱼新蔬上桌时，派遣孩童前去邀请的人之一。
他们宽容地与我分享着，不拿我当作外人。水泽的温柔洗去人的棱角，结实得像鹅卵石，就算碰撞，也不会刺伤。
常常，我坐在路边的亭子内，观赏男女老少打我眼前走过。他们比别处的人多一股水香，从衣袂飘动、行伫错落中，显露一颗从容的心。
这也是水的恩赐吧！飘荡是天生的，可是在摇荡中懂得相互体贴，以爱作为锚，像同船的人。
月光，我不禁祈求月光，更柔和地怀抱他们；不祈求无风无灾，但愿多大的灾厄来袭，便有多大的气力撑过来。
明日，他们不会发现我已远离，商家依然开着店门招呼来客，江畔小馆内依然高朋满座。
若有人间起摆渡的，船夫会这样告诉他：
那人走了，沿着鸥鸟的旅路走了。
那人是只水鸟，眷恋水又听倦涛声的。
那人是个迷路的，想要停驻又向往远方的。
那人是个善感的，断不了悲欢离合，又企求无忧梦土的。
那人是个造谜的，猜中谜底又想把自己变成谜题的。
那人是个找伴儿的，又害怕守不住约。
那人走时只有星光送他
喝眼前的酒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黄昏，庄稼汉们收拾一身粗细家伙，吆喝牛只，各自分途。有酒虫搔喉的，径往市集上酒旗招摇的店里钻，狠狠灌一碗再说，这必是个有不平之事的，倒不如那头拴在木墩上仍原地踏步的水牛稳重。牛若有不平之事，嚼草反反刍刍，也就咽下了；人的不平事，一碗烈酒灌个六窍生烟，倒头睡去才算摆平了。
赶牛回家，庄子里远远近近狗吠。
隔桌上，那人掌碗仰酒，一脸虬髯，布衣风尘，全不理会适才四面八方沽酒人的粗言细语，仿佛酒店里的人影声浪，都是他过往的短刃长枪，此时在他眼前又搬弄一回罢了。他睁眼与闭目无异，喝酒与饮水相同。那仆仆风沙掩盖着的面目，又与纯然无知的孩童相似，仿佛世事都是多此一举，他喝酒，喝眼前的酒；过去与未来，只是前吞，后咽。
前庭上，拴牛的人嘟嘟囔囔解绳，那牛启动老蹄经过一匹瘦马，马不仰首，仿佛牛只是一道薄风。
掷银出门，头也不回，想必是个异乡客。鞭马，扬尘，想必他的人生只是不断寻找驿站，给马一抱枯草，给自己一碗酒。牵牛的庄稼汉应该陷入牛栏再次拴牛了吧！土地与庄舍是他一生的疑问与解答；家里的妇人与幼儿，是他一生的烦恼与欢乐。每日嘟囔着新的、旧的是非恩怨，他左耳进右耳出，回几句或什么都甭搭理打个酒嗝，捻灯睡去，也就天下太平。庄稼，总是会从地上长出来的；妇人，总是会在枕边躺下的；幼儿，总是会养大的。
策马的异乡人呢？
哪一间茅屋，是他最后的归宿？哪一位姑娘，是他最后托付的女人？哪一亩田，是他最后的解答？
他是得了又失去的人，还是从来未得到，寻找分内的人？
若他得过完好的却失散了，有什么比无尽的飘泊更能保存那一份完好呢？
若他未得，有什么比无尽的流浪更能印证一无所有的清白呢？
当他穿过老树枯藤的林子，他知道那是鸦鹊的路：若他踏过小桥流水，他知道那是庄稼人家的路。
他的路在西风的袍袖中，在夕阳的咽喉里。
一口闲钟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空城，是我。
经年行路，风霜中最惦念的是故乡那扇小轩窗，几次梦里潜入芭蕉院，看见少年的她梳出白发。她的夜半孤影总让我不能放心。
无家，可以禀明死生；无兄弟，可以话桑麻；等我的人，我却无梦相赠。
身， 已如秋蓬；心，寄托行云流永，我怎能再做春闺梦里人？
故里重回，旧友流散；与我缔结初梦的人也已儿女成行。最后一个牵动心绪的人既已建筑家室，守住了春花秋月，我可以完全放下了。
她不会知道那个出远门的人，枯坐在市集一隅，远远看她提篮牵儿从眼前走过。
她不会听到，当她与小贩评论斤两时，我幽微地唱叹。
她不会知道，多少次我在梦中重回江亭，折了春柳，放在她打水浇衣的井边。
她不明白，我仍然熟诵当年的誓词。每当与锣鼓花轿错身时，那誓言又绞痛了我的心。
她怎能了解，我山高水长地想遗忘她的容貌，又在异乡庄园寻找似她身影的人。
我仍是一个不告而别的人，毁了她少年春闺的人，辜负她的人。
当她走入另一个屋檐，她的少年空城也归还给我了。
那么，除了遥遥一见，我焉能怀抱两座空城走到她的面前，把残枝败柳的故事又说一遍呢？
让她永远不知道我是生是死，则她可以安然无恙地被守护着；让她永远怨一个名字，则她可以平安地过眼前日子，不会回头找空城。
离开故里的那夜，我是空了的人。
秋霜已经爬满天，江边停泊的旅舟，或踏歌饮酒，或沉沉地眠睡。三两声夜鸟，更添秋夜静寂，水波摇晃舟身，亦摇晃榻上的我，仿佛我与江水、秋霜都是亘古的醒者，靠了岸，又离了岸的。
如果，子夜想歌，有什么比叹息更畅怀？
子夜想醉，有什么比忘川之水更能断愁？
忽有钟声隔江传来，染了秋霜的声音听来分外清寂，仿佛偷听了我的心事后，似有似无地为我说经。
说：空山已被雾境收留了；空城，不妨赠给客船去货运；松树林寺里有一口闲钟，正等着天外客，陪它说梵音。

隔夜
临近半夜，忽然雨就来了。雨打在尚未合上的铅字书页上。
她伏在桌上，打了盹，雨珠敲打玻璃窗，喊醒了她，顺道也敲破她那模糊的梦境。时间一向像飘忽的女鬼，含了怨的，她不能确定适才的梦境会洗刷什么样的冤屈，如果不醒来的话。那么，雨的法槌敲醒她，又暗示现世还沉埋什么样的冤屈呢？在这样的深的夜里。
时间像个女鬼！她从书上忽然读到这句话，像在春花烂漫的小径上看到一方墓碑，她不禁抚触自己的颊，原来也老了。
等待令人老吗？
还是曾经过于绚烂的年华在抵挡不住一些风霜雨露之后，所有的华采都灭了，她仍旧回到年华之前那一个素朴的女身，只是回不去当初了无鸿爪的雪地。譬如水吧，无论何等惊涛怒浪的行旅，水还是水，但源起时的清澈，在阳光之下泛出温暖的白烟，如今染了尘意，且冷得毫无血色了。
这就是老的理由吧！
她捻熄大灯，只留一盏茕茕的案灯，书页湿得不严重，但卷了点毛脚，多可惜!她想，这一页写得顶精彩的，她批过的红线仍然依偎在铅字旁边，“时间像个女鬼”，其中的一句这么写着，她的红线也就牵到此，像赠给那名女鬼一条御寒的红丝巾。展开的书不就是一方镌字的碑啊！碑石再过去一点，就是桌灯投射的光影了，她想，这是月光吗？特地照在她的墓域对她说：过去的穿花小径是我的眉批呢！那时的你多么年轻，不厌烦地走来走去，像一排铅字，现在，我终于要告诉你铅字的意义了。
至于那场半夜雨，洼在她的杯里，意把新沏的茶囚成隔夜了。

落葵

在最荒废的角落，也可能照见小小的美好，那丛野落葵就是如此。
在最荒废的角落，也可能照见小小的美好。
人总是企求圆满；寻常人情如此，平凡的生活事物也用心营造，期待在众物皆备的情境下，开始释放情感，使人与物相互交融而享有美好。
所以好花需配以好瓶，置于厅堂中最好的位置，又讲究地铺设娟秀的桌巾作为底衬，如此才放心赏花。这固然是人的本性，精心去实践一份美，但牵涉的细节有些非人能控制。小瓶花如此，扩及人情世故亦是如此，往往可得者十分不及三，美无法圆满地被实现，人也在缺憾中惊心度日了。
或许行年渐晚，深知在劳碌的世间，能完整实践理想中的美，愈来愈不可得，触目所见多是无法拼凑完全的碎片。再要苦苦怨忿世间不提供，徒然跟自己倒戈而已。想开了，反而有一份随兴的心情，走到哪里，赏到哪里。不问从何而来，不贪求更多，也不思索第一次相逢是否最后一次相别。
遇见那丛野落葵就是如此。
去夏台风季节，菜价翻了好几次筋斗。我们决定自力救济，到那块六十多坪的荒地上找去年种的地瓜叶。空地挨着屋舍，平常多余的花籽、树苗随手乱种，长得最好的当然是五节芒、杂草。还好，地瓜命硬，勉勉强强夺了一方土地，叶子又瘦又小，摘不到几回，束手无策了。
后花园鱼池畔，搭着的一面网墙上，落葵任劳任怨爬出半壁江山，由于阳光不足，倒像一队老兵残将，仗还没打完，个个病恹恹地躺在路旁呻吟。我打量了半天，该下山买菜认输呢，还是再撑几天尊严？落葵是民间常见的草药之一，据说有利肠胃亦能降火，抬眼一看，它又像背医箱行吟江湖的大夫，顺着墙根网壁爬，一路悬壶济世。春日结紫珠果时，曾摘了一碗，捏破珠果，滤出紫液用来染素棉纸，倒也淡雅。早知落葵的叶可食，平日太平盛世没机会吃它，不知味道如何？想必比王宝钏苦守寒窑摘食的马齿苋要好吧。
果然香嫩滑口，也可能心理因素，愈是缺菜愈渴望食蔬，吃起来添了珍贵之感。
菜荒解除前，那棵落葵早秃了。恢复菠菜、小白菜、水蕹的日子后，偶尔食箸之际，还想起落葵的救命之恩，它的香嫩是真的滑入记忆了。
没想到还有一次缘。某日上山，原想找一棵去年发现的薏苡，却意外在杂树间看到丰饶的落葵丛，赶紧跑回家叫人手，拿个大篓子去摘落葵。那条路是荒径，虽人迹来往，恐怕认得落葵的人不多，就算看到，也不晓得它是鲜美的野菜。
我们摘到日暮黄昏才歇手，欢愉地像诗经时代的女人背一大篓野菜回家，连续几天，餐餐有一盘快炒蒜爆的葵叶，它特有的嫩液也成为舌瘾了。
吃光最后一把落葵，相约再采。才几天不见，那条荒径已被全部清除，想必是附近那位勤劳的老妇，她常常开垦废地，撒菜籽、搭瓜棚，用红塑胶绳围出一畦畦菜圃。诗经时代人人可采的野菜一下子变成现代老妇的私人田园。她并不知道镰刀扫倒的，除了落葵还有很多可以用来烹茶祛暑的青草。至少，她不知道落葵有多好。
我仍记得那丛丰饶的落葵，野外第一次相逢也是相别，但在记忆里，第一次变成最好的一次。
浮舟
树林传来揉叶子的声音，那是秋天的手指。阳光把墙壁刷暖和了，夜将它吹凉。
宁谧的小城仿佛不受世事干扰，顶多冬日飘一场银雪，在打盹的小舟上。然而，岁月是个撕书人，把故事章节塞入每一扇窗户，开几朵微笑的，流几滴泪的，浮世如倒影。
所以，飘着风信子与熏衣草的春日，总有素衣老妇撩开窗帘，看石桥上少男少女互道日安；总有婚礼的钟声在绿草如茵的暮日上空响亮；总有迷路的鸽子，停在异乡人的肩膀上。
秋天把旧叶子揉掉了，你要听新故事吗？静静的河水睁着眼睛，笑着说：总有回家的人，总有离岸的船。
阳光手印
早月蜕了壳，恐怕是夜游未归；那枚月壳子在清风中晃荡，早起的蝉是饿的，三两口也就吃了。
几条晨光，像蚕丝捻的绳，自东方抛来，捆收纱帐般的雾，雾太活，收不拢；千棵松的短针勾了雾角，万只蝉的小嘴咬了雾幔，雄壮的山峦忽然翻个身，又压去了半匹。你看到阳光一个大巴掌推倾山壁。把雾收清楚了。金黄的手印子留在山的脸上，半边醒半边睡。
你虑阔心胸，向群峰走去，无人的清晨，天因你而开朗，翠峦为你妩媚，石径旁的垂草打扫露珠。仿佛昨夜这峰峦难得做了一梦，而且还哭。
必定梦见你要来吧！你伸出手，将山的脸上半边阳光手印轻轻地匀到另一边，山醒了，你说：“看清楚我，我把今天的第一条影子送你。”
一株行走的草

    　我来到广阔的草原上，被细微的声音吸引。
    　那是自草原地层所发出的，牧草舒展筋骨的声音；也是被风吹袭时，草尖与游云相互拥舞的声音。那是人声交错的世界里听不到的微语，人的眼眸与耳朵总是停伫在尘世的荣华上，遗忘了草原上有更深奥的交谈。
    　我逐渐明了，其实人世的生灭故事早已蕴含在大自然的荣枯里，默默地对人们展示这一切，预告生生不息，也是提挈流水落花。人必须穷尽一生之精神才能彻悟，但对草原的每一棵草而言，春萌秋萎，即具足一生。人没有理由夸示自己生命的长度，人不如一株草，无所求地萌发，无所怨悔地凋萎，吸吮一株草该吸吮的水分与阳光，站一株草该站的土地，尽其该尽的责任，然后化为泥土，成全明年春天将萌生的草芽。
    　众草皆如此，才有草原。
    　我不断追寻，哪里能让我更沉稳，哪里可以教我更流畅；在熙攘的世间，却不断失望。才知道我所企盼的，众山众水早已时时对我招引，只是我眼拙了。山的沉稳，成就了水的流畅，水的宽宏大量，哺育了平野人家、草原牛羊。
    　如果田野旁的稻花曾经纾解我的心，不仅是勤奋的庄稼人让它们如此，更是平野与流水让它们如此；如果深山里的松涛曾经安慰我，那是山的胸襟让它如此；如果桃花的开落曾经唤来我的咏叹，我必须感恩，是山、水、花、鸟共同完成的伦理，替我解去身上的捆绳。
   　 我不曾看到一座单独的山，山的族群合力镇住大地；也不曾看到一条孤单的河，水的千手千足皆要求汇合；不曾有过不凋萎的桃花，他们恪守生灭的理则，让生命与土地完成故事。
  　  荣，是本分的；枯，也是本分。
    　在我眼前的草原，无疑也是天地伦常的一部分。吸引我的这一幅和谐，乃是天无心地苍茫着，地无心地盘坐着，草原无心地拂动着，牛羊无心地啮食着。
   　 此时的我，既是山里的一块岩，也是天上游动的云；是草的半茎，也是牛羊身上的汗毛。
    　人不能自外于山水，当我再次启程，我是一株行走的草，替仍旧沉溺在红尘里的我，招魂。
祝勇散文选
【谢老师的话】：很多人知道写历史文化随笔的余秋雨，却很少人知道同样写历史文化随笔的祝勇。在我看来，比起余秋雨，祝勇的文字更接近一个凡人可能的性灵，所以让我觉得更为真实。大学时在图书馆结识了祝勇的散文，靠着铁架床阅读，那是一种丰盛的远游。
祝勇的文字，是可以用平静的心情去触摸的。其睿智的精神光亮不露锋芒地为崇尚思想的路人指明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古诗如酒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阕《关雎》，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生命记忆的源头，也出现在华夏文明的源头。已经很难确认《诗经》诞生的确切年代了，至于究竟是哪一个不平凡的喉咙，最先吟出中国诗歌第一行嘹亮的音符，更是无从查考。每当读罢《诗经》，我常常不禁要问自己：为什么斑驳的岁月并未使《诗经》里绽亮的意象生出铜绿，无涯的空间更未令远古诗歌包含的丰富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蒙受损失？当暗黄的纸页间错落的诗行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当代诗歌，又为何离我们这般遥远？
与诗人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里，应当说是我们的幸运。诗，使灰黯变得多彩，使短暂变得永久，使有限成为无限，使腐朽化为神奇；诗，使生命中许多的不可能最终成为可能。诗使人类充分体验到情感的欢畅与智慧的奇谲。无数的新诗正散布在我们周围，如星雨，如花瓣，飘散在我们的日子深处。它们与我们相距那么近，伸手可触，然而又有多少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呢？是因为李白李贺李商隐都已在历史的尘烟里隐退，而浮华的现世，不再造就王维王勃王昌龄了吗？现在就下这样的结论，未免太匆忙了一点。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未曾经历过时间的淘洗。一首诗若成为绝唱，是不能省略这一手续的。于是明白了，好诗的诞生，是天才与时间的共同结果，而读诗，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距离的。
因为有了时间的距离，古诗里的字句，才化成水底的珊瑚，美丽而持久。所以，《诗经》里的蒹葭，白露的痕迹依稀可辨；骆宾王的“西陆蝉声”，依然如丝如缕；陈子昂的幽州台温庭筠的五丈原，慷慨悲凉之气未改；而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与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将同一个凉州，锁定在心灵的地图上。古诗如酒，存放得久了，便经历了一场美妙的发酵。我们要感谢酿酒师，同时更应对时间产生由衷的敬意。
在隔过了久远的时间之后，我们再去读它们，已不再是普通的阅读，这些诗的年龄与生命力，使我们升起由衷的敬畏感。如同啜饮一樽古酒，每一滴不曾挥发的汁液，都是与时间抗争的结果，令我们不能不感到激动，不能不肃然起敬。这种“先入为主”的敬意，在阅读同代人的诗作时，是不常有的。
其实，既然诗是诗人灵智的闪光留下的痕迹，那么，构思的机巧，应当只有一次效用。就像对一部悬念小说的欣赏，应当是“一次性”的，谜底揭开之后，再去重读，恐怕就会失去初读的那份奇妙感受。
按说，诗也一样。名诗佳句，诵过千遍之后，熟稔到了不加思索便可脱口而出的程度，理应不再有任何新鲜的刺激了吧，这似乎应是旧诗的劣势、新诗的优势，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比如李太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如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比如刘禹锡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比如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每次品读，心灵都如初读一般悸动，每次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些诗中名句是在诗人高度敏感的情感酒窖里酿制的，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心灵的麻木。于是，在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吟诵当中，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一天地深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诗歌最终成为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读诗，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更深厚的意义，同时也使诗歌本身的魅力一次次地深化和升值。地老天荒，美人迟暮，只有诗，常读常新。诗不会老，就更不会死。在诗歌的低潮时期，我从未对诗失去信念，原因也正在这里。
《西藏：远方的上方》（2006年7月出版）自序


认识西藏是不可能的。
西藏拒绝阐释，更拒绝一知半解。当我们企图以文字或者照片为工具，从西藏的肌体上取下一个切片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仅仅是西藏的碎片，而真实的西藏正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我们视线和生命的有限性，决定着我们只能是微不足道的过客。
西藏的许多事物，都远比我们的生命壮观和持久。但是，即使微小的切片，对我们而言也意味着生命的犒赏。我不需要得到西藏的全部，只要我曾经深入西藏的内部，在阳光中变成西藏的一部分，就足够了。
我们的旅行不是奇迹，西藏也不为我们提供成就伟业的舞台。所有企图在西藏变作英雄的人都显得浅薄和可笑。西藏不需要英雄，它把我们的雄心修改为虔诚。西藏只服从它自己，在荒寂的表面背后，蕴藏着一个生生不息、能量充沛的世界。如同我在一本关于西藏的书的序言里写的，对于我们而言，西藏只是一个梦，是我们为自己安排的一个来世，是一座哲学的高原。这也许违反了西藏的本意，那些土生土长的康巴汉子或许只将这里当成普通的生存之地，那些风暴和诵经声都是他们身体里的血肉，但它仍以宗教的伟岸与生活的艺术性反衬着我们生命的渺小、卑微和庸碌。所以，许多人都历尽千辛抵达那空气稀薄之地为灵魂吸氧。当我们精神陷于困顿的时候，只要眺望远方的那片高原，便会有一种激情注入我们的身体。许多到过西藏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承认，在我与西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吸引我义无反顾地投奔西藏。西藏对我构成长久的诱惑。西藏的景物具有极强的隐喻性，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获得启迪，因而，西藏本身就是宗教，蕴藏着俗世生活的真理。
我无力描述西藏，我只希望，西藏圣洁的阳光能从世界的最高处倾泻下来，在每个开窗的早晨，照亮我的额头。
在最远处，我最虔诚
五
河流如吉祥的哈达，铺展在羌塘草原上，被微风拂动。有时也会遇到山谷，但我不曾见到桥梁，也没见过歌谣里经常提到的牛皮筏子。当河流斩断了去路，我的想象也暂时出现裂缝——我不知牧民们用什么方法渡进湍急的河水。一天晚上，那曲河边两个渡河的牧民给我提供了答案。一个萦绕已久的问题被两个不知情的人平和地化解——他们随身带了一个牛皮筒。在河边，我见到他们动作娴熟地将衣服物品放进皮筒，一个人钻了进去，另一人向皮筒内吹气，皮筒如气球般鼓胀起来，外面的人用皮绳将气口扎紧，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水中。皮筒在水面上飘浮，他趴在上面，用双水划水，眨眼工夫，就泅到了对岸。
有时我觉得藏民们生活于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小说中。这不仅是因为大地上的景物如同小说中的修辞，蓄满想象力，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现实中，包含着太多的魔幻色彩——至少对于我这样的过客来说。许多情节只有在卡尔维诺关于古老东方的叙述中，才能出现。记不得在哪一部小说中，马尔克斯写到一个村子一连下了三百天的雨，这个在我们看来荒诞不经的虚构，在拉丁美洲神异的山谷中，却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藏北人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包含着奇特的想象和精妙的智慧。在找不到柴薪的草原上，他们以牛粪为燃料，除了他们对于牛粪物理属性的洞见以外，这个贯穿了摄入与排出的严丝合缝的循环系统，更令人感到惊奇。在牦牛们的饕餮之后，粪便又神奇地消失，化作灶底的火苗，给食物提供热度。我们看到生命在大地上疾走，生死歌哭、吃喝屎溺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链条，却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牲畜不留下粪便，人不留下肉体。
天葬是人类最绚烂的葬礼仪式。它不仅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为死者安置了灵堂，使他选择最快捷的道路尽早升天，而且，他让一个人的肉身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连骨块都要砸碎，和以糌粑，捏成块状，再将地上的血水擦拭干净，最终投给鹰隼。比起让尸体在泥土中慢慢腐烂或者在水流里被鱼虾噬咬，天葬如此绝决地断绝了死者与尘世的联系，让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生命迅速消失无踪。一个人从物理意义上消失得愈彻底，他的转世之路才会愈平坦。
天葬的第一道程序是“将尸体蜷曲，使之成为蹲式，把死者的头部弯到膝盖处，用白色藏被裹成胎儿状”[3]，这个细节让我们又看到了生命降临时的姿态，终点与起点重合，如车轮的旋转，周而复始。草原把死亡之路掩盖起来，如同我们看不清婴儿降生时的来路。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他们只不过在不露痕迹地转换居所而已。每一张陌生的面孔可能都与远处的另一张有关。当然我们看不到转换的过程，看不到神灵在空中翻动的手掌。在草原上只能看到蓬勃健美的生命而不见死神徘徊，也无从查寻死者的住址。藏民对生命的安排，会让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哑口无言。（编者注：本文共五节，此选第五节）
凤凰：草鞋下的故乡
一
凤凰是一座建在山谷的斜坡上的小城，地势的差距使得房屋彼此错落，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像一首歌谣，被分成了许多个声部。那些房屋一律是黑色的檐瓦，沿着山势铺展开，到河边才停顿下来，在白天，那黑色格外刺眼。
我有时觉得那成片的老屋就像一堆不堪一击的骨牌，一阵风就能让它们坍塌，山的斜度加快了它们的脚步，一座小城顷刻间就会顺着山坡滑脱下来。水边的吊脚楼是这座城的边防兵，它们站立在水里的枯瘦的支柱，不知是否能够担负起整座小城的重量。
这是我在夜里做的一个梦。
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或许，在这喧哗的世界上，凤凰的宁静与美丽，脆弱无助得令人揪心，一见到凤凰，我就发觉自己对它爱得揪心。
凤凰的小巷很多，幽远而神秘，我好像永远搞不清楚哪条小巷通向哪里。这样，我便有了进入凤凰的几种可能。会有许多各不相同的过程，跟随在每一个美妙的开端的后面。像一盘棋，第一个棋子的去向决定了其后所有棋子的运动。选择的权利在我的手中，我迟迟不肯轻易决定。后来我才发觉，在我犹豫的时候，我的脚步已经走在了途中。我的生活常常是这样。我明白了自己是多么的“言行不一”。
那时我听见了自己踏响小巷的石板路的声音，有点像啄木鸟的尖喙撞击树干的声音，竟是那样干净清脆。我偶尔同路边的人说话，我的呼吸和我的说话声都是干净的。小巷的两侧多是木屋，大面积的木板占满了我的视线，我仿佛穿行于封闭的船舱里，岁月是其中最多的存贷。在满眼的木头颜色里，时间保留着原初的形貌，鲜嫩得像未被碰触、也从未渗漏的汁液。在偶尔敞开的花窗里，我看见女人站在朝水的一面漱口，姿态安详，如古老时间中的一幅插图。我从木板的缝隙间看到房屋外面河流的反光。
封闭的小巷保守不住水乡的秘密，木板缝隙间的光亮透露了河流的存在。那些木板房，一面临街，一面临水，仿佛一条边境，连接两个国度——这面是曲折狭窄的小巷，那面却是宽阔青蓝的江流。寻一家老屋进去，靠水的一面，有斑驳的花窗，装饰着壮丽的河景，还有美人靠，迎水悬在半空，倚在上面，还真有点惊心。但是，如果看到江面上的水鸟，在观察者视线的下方悠闲地盘旋，心情便会顷刻间轻松下来。人们通常仰望飞鸟，一旦有一天看到鸟儿在眼睛的下方飞翔，感受会大不一样。凤凰给了我们这样的视角，在凤凰，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都会发生改变。
我是循着河流的方向，浏览这座小城的。这就是我所选择的方式。我是一个真正的偷渡者，不是这里的居民，也没有过境的护照，但是我却能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上自如地跨越。我对历史的钟情使我获得了赦兔权。我向小城的终点走去，心中带着一点悬念。小巷为我描述了这座古城的故事梗概，而每一间屋里，都掩藏着无比丰富的细节。我看到了他们空洞的房间，用了几辈子的家具，样式至少是清代的，还有各种劳动工具。每一张苍老或者稚嫩的面孔，都令我怦然心动。快走不动的时候，我到了凤凰的尽头。没有了吊脚楼，只有青山，面对着河流。在这里我发现了沈从文的墓，像一个句号，在故事的结尾出现。
由于木构建筑的易于腐坏，有越来越多的新式房屋穿插于古巷间了。他们是凤凰的“异己分子”，混迹于历史悠久的老式住宅里，显得形迹可疑。从临水的一面看，他们的假身份暴露无遗。远远望去，它们就像蹩脚的后人在古画的破旧部分添补的败笔，令人不能忍受。莫非现代生活与审美构成了永久的悖论？我体会到了凤凰的尴尬与两难。文人们固然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剥夺凤凰人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但是吊脚楼的消逝，将使凤凰不再称其为凤凰了。失去了历史的凤凰，如同失去了记忆的孩子，谁能保证它在未来的岁月里不会迷路呢？
后来我向吴曦云表达了我的困惑。这位曾任县委领导的文史专家回答我，他曾设想请政府出钱，买下临水的吊脚楼，作为保护，然后请原住民迁居到城里去。如果这样，老屋固然可以得以保护，却失掉了生活的“现场”，成了舞台上的布景。这样做，是为了保住真实，结果却像造假。
二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找到熊希龄的故居。凤凰好像有意要把这个人物掩藏起来，岁月正在隐去大地上的痕迹。凤凰出过许多显赫人物——田应诏、熊希龄、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哪一个都让世界目瞪口呆，哪一个都可能成为人们从千里万里之外寻找这个群山里的小城的理由。但是，本地人似乎很少提起这些大人物，仿佛大人物并不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构成本质的联系，他们于是从不将他们当作不可逾越的山峰来仰望。这种心态常常与来访者相悖离。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人来说，凤凰的名人不仅是最早显露在他们视野里的部分，而且几乎是他们对这座小城的全部认识。
毫无疑问，许多人是怀着对名人的好奇心到凤凰来的。几乎所有试图描述他们奇异人生的文字，都难以满足这份好奇心。仿佛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在想象中补充传记的空白部分。在他们心中，凤凰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老人，每一句话都可能潜伏着悬念与答案。阅读名人成了他们进入凤凰的一种方式。他们聚精会神，不敢丢失任何一个细节。
熊希龄将凤凰的标记贴到了世界的额头。凤凰虽然闭塞，但它从来不曾中断与主流文化的渊源。熊希龄就是凤凰的书香传统熏染出的一个才子。清光绪年间，他中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次年，他参加维新运动，被革职，后来，他成了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参赞，民国建立后，于1913年出任总理兼财政总长。他总是及时地出现于历史每一个重要的穴位上，直到1937年病逝于香港。
熊的故居躲在一条窄巷里，没有路标指示，稍不留神就会忽略，像夹在书中的一段不起眼的文字。我没有错过是因为我是一个有备而来的读者。展现在我面前的并不是一座雕梁画栋的豪府名宅，而只是一个破败的寻常院落。它非但未曾令我生出敬畏之心，反而使我陷入深深的伤感。屋是老式木屋，差不多所有的构件都已朽烂，仿佛一声咳嗽就能让整座房屋倒下来。窗棂上照例有漂亮的花格，但时间已将它们篡改成一堆费解的符号。这样骨架松散的老屋，在凤凰几乎随处可见。熊希龄的身影早已消失，据我所知，熊的后人也不住在这里。如果不是门口有“熊希龄故居”的字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里同一个书香世家、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联系。一切都将于时间中消失。这座残存的老屋，实际上就是历史被岁月蒸发之后留下的渣滓，而且，也必将于某一个时刻里化为尘灰。一个庞大的家族已经不知去向，《辞海》里那条《熊希龄》的辞条也与凤凰人没有多大干系，只有这个姓氏留了下来，像胎记一样嵌进许多凤凰人的皮肤。跌宕的传奇也被分散到每一个寻常的屋檐下。凤凰人的血液保持着固有的流速，亘古不变。
在这里我感到了凤凰的叙述角度与人们的阅读的差异。人们试图从最显贵的位置进入凤凰，而凤凰则坚持从平民视角展开它的情节。开始我总是困惑于凤凰人对历史资源的挥霍态度。死者的遗迹，往往因生者的怠慢而消失殆尽，其中许多名人遗迹，堪称历史的精华段落。后来我渐渐明白，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恰恰是无足轻重的，尤其在关乎荣誉与地位的方面。他们更注重常态的生活，注重挖掘日常生活的本义。凤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像过街楼、老虎窗、山面雨搭、镂空的花窗、石雕的柱础，都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切割与分配，表明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对尘世百姓的尊重。熊希龄的故居被纳入凤凰的主题之下，如同一片树叶，在无边的森林里无法强调它的重要性。我无法对这样的价值标准进行评价，我只希望凤凰人的历史个性得以庚续，凤凰继续为这些奇异的人群提供相称的居所，与此同时，我更希望，在这个梦想被大面积涂抹的年代里，凤凰人能够珍惜并保护自己生存环境的完整性，包括凤凰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让这座小城成为中华民族的“故居”之一。
到凤凰的第二天，恰好是农历七月十五，当地的鬼节。许多人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烧纸符、唱难懂的歌。屋角巷口便有灵幻的烟雾飘起来，像死者的幽灵一样不安分。鬼节是凤凰人与过去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人一茬一茬地死去，日积月累，死人总比活人多。活人不能脱离群众，便在鬼节这一天同死者对话。但他们的魂不会离开凤凰，凤凰的烟火靠他们延续下来，即使在砍头如砍柴的年代也不曾片刻中断。每一个阴魂都怀揣着许多来不及讲述的往事。所以那些死去的人，，和所有逝去的岁月一样，不该被遗忘。只要老屋不倒，凤凰的血脉就在，那些死去的人，就还可以在里面继续生活。
三
我顺着幽灵的指引，走入凤凰的寻常巷陌。最古老的语言，和最神奥的密码，都蕴含于最平常的表象下。幽灵的暗语果然得到了证实。在一条街边的老屋里，我结识了一位老人。是他门口的“四乐堂”的匾额，吸引我叩开他的家门的。屋子很暗，然而木板墙上挂着的老人手书的条幅，依然吸引我的目光。老人给来客看茶，接着取出他的诗集钞本，给我读。一律的蝇头小楷，秀美端庄，九十多岁的人了，写起字来，手竟丝毫不抖。老人叫戴君武，生于清末，一辈子没出凤凰，无法猜想他经历过多少恐怖之夜，目睹了凤凰多少血光之灾，他自己也因解放前当过职员,而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夺去了大半生的自由。但老人现在耳聪目明，身手敏捷，看上去至少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我说，他被剥夺的时间，上帝都归还给他了。
我感到老人的一生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他表面上瘦弱无力，实际上却代表了现实中永远无法摧残的部分，像战场被烈马踩不倒的草茎，或者雨夜里永不失明的灯火，柔弱，却带着一股倔强的力量。
老人的屋院边上是“马援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祠堂要拆，老人去找县长，说那是历史，是凤凰的一部分。县长说，开会决定的。老人说，那就再决定一次吧。
很少有人从马援“死于边野”，“马革裹尸”的豪言壮语里嗅出呛人的血腥味，很少有人能从修改过一万次的光洁齐整的史书里摘取几个刺眼的血污。凤凰人还没来得及把腰板从秋天的田塍里直起来，马援的马队就压到鼻子尖底下了。便有人看见鲜血从田野里泛滥开来，漂着白色的泡沫，灌溉着庄稼，而且越积越厚，马蹄子陷进去都拔不出来。汉人用刀剑画出了一条血的边界，这便是他们军事上的边疆。老人悠悠地讲着，让人听到天黑也不想走。此后两千年，边界像河中的纤绳一样，游弋着，晃悠着，晃荡过来，又晃荡过去，所到之处，拍起阵阵不平静的水花。两千年中，杀戮沿着这条边界，断断续续地进行。然而，在每次杀戮的间隙，或者在他们漂泊迁徙的途中，凤凰苗民充血的喉咙里仍然能够唱出自己的歌，仍然有大批大批的吊脚楼，在急流或者山岩的边缘耸立起来，温暖的日子便从征服者的指缝间漏过，并像鲜笋一样在风中成长。
即使从概率上讲，凤凰也该灭绝许多回了。但是凤凰没有。吊脚楼枯瘦的骨骼竟能同时抵挡风雨和枪炮，在任何一个动荡的夜晚，都会给婴孩安排一个杏黄色的梦境。我从“四乐堂”这类褴褛的老屋里窥视到一种坚忍的力量，一种不朽的魂魄，是它支撑着凤凰走到今天。凤凰的血脉从来没断过，结实得像藤，往光秃的山岩上爬，往高耸的树干上爬，在山涧中间架起天桥，遇上水冲火烧，还能像蚯蚓一样钻进地下。这时，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为凤凰揪心，毕竟，和历史的泥泞相比，今天的坎坷与困惑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既然凤凰没有死，它就有能力保佑自己，完好地存在下去。
四
我差点儿把草鞋忘了。走进凤凰的最好方式，便是脚踏草鞋。平民化的草鞋，使我与街巷里的石板进行着最为亲密的接触，使我的步伐充满质感。而且，行走时发出的响动，就像从稻草上踩过时发出的声响一样，绵密、细微，那是我的身体和脚下的城镇进行的认真的对话，声音充满了河流的腥咸味和田野的香气。
草鞋带着我们进入凤凰最真实的部分。草鞋的年纪和凤凰的年纪一样大。草鞋很轻，拎起来没有分量，手里像什么都没有，草鞋那黄灿灿的颜色像是阳光下的幻影。穿在脚上，你就知道它的益处了。它能让你所有的辛劳都变成一种贴心的享受。
过去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过草鞋，它们丈量过许多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我丝毫没有想到，在凤凰这个地方，草鞋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被普遍地使用。早已脱去水分的草叶，通过某种编织程序，重又获得了生命。绵软的草鞋，保持着双脚与大地的联系。
我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里买了一双草鞋，一元钱一双，十分便宜。草鞋在凤凰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因为乡野间到处是草丛，而编草鞋的手艺，几乎人人都会。对他们来说，草鞋是多么的平淡无奇，像绵延而来的每个寻常日子，谁也扔不掉。城里人仅仅因为皮鞋的款式过时就将皮鞋扔掉，而草鞋的款式却千百年不曾变过，它的骨骼像吊脚楼一样稳固。不管道路有多深远，穿上草鞋，心里就踏实。贫穷使他们充满诗意。贫穷像他们的歌唱一样淳真和朴素。贫穷是多么的美好。
在凤凰，我时常看见穿草鞋的人，我注意到他们的双脚已被太阳晒成绛紫色，那干燥的草梗，从他们的脚趾间穿过，在他们的脚背上打着结实的结。穿着草鞋，即使漂泊，日子也仿佛结实、稳固了许多。
密密麻麻的石子路在脚下延伸，像点点串串、读不懂的盲文。穿上草鞋，我的双足便机敏起来，瞬间具有了解密那些神秘文字的能力。几千年的岁月，在这座城里出现过的所有生者与死者，一下子都浮现出来，令小街拥挤不堪。历史就像幽灵，只有相信它们，它们才存在。我明白了现实中的凤凰，不过是显露于河面上的部分，它带着青蓝的反光，吸引我们的视线；而民众生活中最生动的部分，恰恰藏于幽深的水底。我应该学会用自己的双脚、用眼睛、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去探索和证实它们。草鞋让我深入到凤凰最隐秘的角落去用眼睛用身体的每一部位去探索和证实它们。草鞋让我们深入到凤凰最隐秘的角落去，带着同样通红的脚板，和饱含水气的口音。它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住在吊脚楼里，日子久了，便把我们变成吊脚楼的一部分，而且是具有生命力、永不枯朽的那一部分。
2001年7月15日完稿
新风摄影社

沈阳新风摄影社。地址不详，时间不详。
透过母亲的斑斑白发和满面病容，已找不出这张照片的痕迹。所以我对这家照相馆充满感激。应该是一架老式双反相机，一位戴眼镜的老摄影师，微笑着，钻在黑布里面，看母亲年轻的倒影。快门开合的声音十分轻微，未曾惊动母亲的笑容。
然后，母亲骑着单车回家。
应该是一个下午，有细腻的风和阳光——从衣着上看，我相信那是春天。新的季节正通过它的每一个细节一点点展开它的叙事。母亲是春天叙事的一部分。
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她，穿着干净的学生装，从春天下午的阳光中穿过。
那个下午后来被层层叠叠的下午湮没了。很多年后，不再有人能够察觉它的存在。不可能把它从无数的下午中拣选出来。时间粘连在一起，像雨季的阁楼上粘成纸饼的书简。
我却从成摞的照片中拣选出这一张。我闻到了那家小照相馆陈旧的气息。我听到母亲和摄影师的轻声交谈。然后是轻轻的“咔嚓”一响，我在这一响中进入那个下午，见证了我出生以前的时光。
青春，曾经牢牢地攥在母亲手里。
母亲患上骨癌，在病床上辗转反侧，通过表情来掩饰痛苦。她的骨骼X光片被医生办公室的灯板照亮，我面对着它，呆若木鸡。这可能是她一生的最后照片。那张恐怖的照片像一扇漆黑的大门封锁了她的未来。X光片上，癌细胞正在策划对她脆弱骨骼的攻势。疾病使身体成为负面的存在，每一寸肌肉都是对痛苦的证明。 医生告诉我，再发展下去，癌细胞的侵蚀可能使她的脊柱折断。那样，她将截瘫。
我没有流泪。只希望她离去的道路平坦，不要穿越一片荆丛和沼泽。
时间是流动的，但它有时会给人造成停滞的错觉。照片加深了这种错觉，因为它具有截取时间的能力———它把某个时刻单独截取下来，就像从一辆滑车上取下一个零件，使它脱离时间的轨迹。这样，当我们面对照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无须中转，直接抵达某一具体的时刻，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几秒。仿佛时间的证据，照片证实了那一时刻的存在，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刻驻足、停顿，并且对流逝的时间展开想像。照片试图告诉我们，时间的每一个“点”都是具体而实在的，是精神，也是物质，可以观看和抚摸。它们永远存在，并在我们寻找的时候呈现出鲜明的质感和纹路。
但是停滞毕竟是错觉，当我们把所有的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受到了照片的蒙蔽。时间并没有因照片的努力而停止脚步，相反，照片凸显了它的速度。这使照片的努力适得其反。时间的停滞是照片虚拟出来的现实，在照片之外，每个人都在日益衰老。作为生命最大的敌人，时间从未放松对我们的生命进行蚕食。当人们企图用照片来鼓舞自己的时候，往往对照片的嘲弄没有丝毫防范。
母亲的少女时代并不顺利。过早丧母，我外公长期在部队服役，注定了她成长期里亲情的缺席。她很美，她的照片早就向我们透露了这一点，但没有透露的，是她的痛苦与艰辛。这种家庭的艰辛使她十五岁就参军，开始了漫长的服役生涯。而她所有的痛楚，都被照片隐瞒了。“生活并不只是一个瞬间，生活是历史和现场、是延续不断在空间中的各种事情、状态”（于坚：《暗盒笔记》）。时间的延续性在照片中丧失了，对于前一天或者后一天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是什么使经济拮据的她决定去照相馆，她是否会因这张照片而引起什么麻烦？我无从得知。我只对她不幸的过往略有耳闻，却从来不愿碰触她的伤痛记忆。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家老屋的墙上，每当我面对它，都会被她的笑容所感染。在笑容里，她好像看见了自己的未来。人们喜欢在拍照时微笑，但是，人的一生中，微笑的时间总量不会超过生命的百分之一。它只是片刻的事实，沉闷的现实很难因这短暂的笑意而有所改观。但是人们仍然喜欢在镜头前微笑，仿佛试图以此来扭转现实的局面。照片掩饰了生命中的不堪与挫折，并唤发我们对于已逝岁月的美好想像。
在那一时刻，青春不是追忆，而是可以触摸的现实。青春藏在她的笑容、发辫和血液里，对她许下了若干关于将来的诺言。
我用轮椅把母亲推到院子里。秋天午后的阳光已经含蓄了许多。门口的许多老人坐在轮椅里，围着花坛聊天。我把母亲推到树阴下，我想和她静静呆一会儿。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我想给她拍一张照片。（母亲不知多久没有拍过照片了）但我不忍。疾病已经扭曲了她的面容，她目光浑浊，表情死板，口水不时从呆滞的唇边无意识地流下。更重要的，她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丧失，也许过不了多久，她就不再记得我是谁了。想到这里，我心里很难过。她和当初那个年轻而有活力的少女已经被分隔在时间的两岸，再也不能相聚。她们是同一个人吗？我时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照片试图证明过去某一时间的存在，但却没有什么能够为它作出证明。它从时间中独立出来以后，便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时间被抽空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这两个女人的联系。
如果有一天母亲离开我，我会想她。但我放弃了为最后时刻的她拍照的想法。我们对照片的依赖是因为它具有不可比拟的真实性，但有些时候，这种真实性，恰恰是我们希望回避的。我更愿意面对母亲少女时代的笑容。如果说，所谓的永葆青春只是一种假想，那么，我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欺骗。
从医院出来，穿越纷乱的城市街景，回到母亲不可能再回来的家。当年那家小照相馆，或许正隐身于某一条小巷里，在我的身后，一闪而过
【作者简介】祝勇，著名青年作家。1990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曾任时事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副主任。现任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旧宫殿》、《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遗址―废墟上的暗示》、《与梦相约》、《用心灵守候你》、《忧郁扎成鲜花》、《文明的黄昏》、《驿路回眸》，作品集《祝勇作品集》(含3卷，《被思想惊醒》、《智慧的痛苦》、《在梦中搁浅》)，主编《布老虎•散文卷》、《休闲书屋•中外精短文学选萃》、《新锐文丛》、《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重读大师》，散文《北京之死》、《老毛》、《文明的黄昏》、《记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