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美国的生活费用:中国文学史常识大全：兴亡梦，儿女情——孔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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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常识大全：第五部分
目录
01、 万仞崛起——明代文学
02、 兴亡梦，儿女情——孔尚任
03、 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洪昇
04、 生不逢时——罗贯中
05、 孤客走梁山，书生续旧梦——施耐庵
06、 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
07、 “三言”戒天下——冯梦龙
08、 “二拍”天下惊——凌濛初
09、 是非致良知，心外无一物——王守仁
10、 随感之始作俑者——袁宏道
11、 闲情偶寄——李渔
12、 孤标傲世偕谁隐——曹雪芹
13、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
14、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15、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蒲松龄《聊斋志异》
1、万仞崛起——明代文学
情乎？欲乎？
——汤显祖的《牡丹亭》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皆非情之至也。……人生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格耳！
——汤显祖《牡丹亭题词》
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业，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叹其七情生动之微也。
——王思任《评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题引所道的这种能够生死、死生的至情，读来就叫人叹绝。而这个美丽、绝叹的情爱故事就是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晰细展现了，怎不叫人对之心向神往？
汤显祖，明代戏曲家，生于1550年，卒于1616年，字义仍，号若士，祖籍江西临川。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进士，历任南京太常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十九年因抨击朝政，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二十一年被任命为浙江遂昌知县，任职五载；二十六年眼见横行不法的税监到来，他在京述职后径直返回故里。晚年以茧翁为号。汤显祖的思想比较复杂矛盾，他视科举为唯一出路，又对科举、八股文字表示厌弃；30岁时潜心佛学，企图在宗教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又讥笑服食丹药的迷信者，并嘲讽佛学的轮回说教。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受到了反正统宋学思想的熏陶；在南京为官时，又受到李贽、达观等人反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他思想中不同的侧面，都在他的戏曲创作中得到反映。汤显祖作有《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汤显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一卷、《问棘邮草》二卷。
《牡丹亭》全剧共55场，杜丽娘游园伤春、梦书生折柳伤情，竟至一病不起，死后魂魄不散，寻觅梦中情郎不止。3年后，真等到书生柳梦梅来掘棺复生，共结情缘。情节跌宕起伏，情思缜密。
《牡丹亭》开篇即写情，情在汤显祖的笔下竟能生而死，死而复生。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而《牡丹亭》中的“情”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很少有人深究过。其实，与其说她表现的纯洁的爱情，不如说是火一般的青春欲望。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故事始终与性相连，他们俩的感情一直是在性关系的牵引下愈往愈深，以至成为汤显祖所认为的至情。杜与柳的接触是性爱的接触。因此，他们彼此虽没有太多的了解或理解，一切言语却似乎都是多余的。杜丽娘的闺中幽情，是独处深闺的春愁而不是对某一个具体的情人的思恋。杜丽娘一梦而死生以之，这个梦，是她青春欲望骚动的折射；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一见钟情，达到如痴如醉的状态。这个梦，多少是她欲望被唤起的象征，欲望虽被唤起却未能得到继续满足以致意欲阑珊，已而致病。使丽娘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正是这种欲望的力量。柳梦梅拾美人像，后与画中美人共会云雨情。虽可以说杜丽娘的美貌让柳梦梅动情，这画像却也似明清时盛行的春画一幅。杜丽娘的魂魄夜夜来与柳梦梅相会，夜间相会俩人交流的方式大抵就是床上之事了。在《牡丹亭》中对性场面的描写似乎也无太多忌讳，却因情渗于其中而更显得充满了融融的暖意与暗昧。而情与欲在中国的传统性文化中基本上是合一的。我们从“三言”、“二拍”等大部分明清小说中可以得到佐证。汤显祖的至情说恰是情欲相和的至情了。
在《牡丹亭》中，杜丽娘被描写成一个有着强烈性欲望的女性却丝毫没有贬斥与牵强之意，反而突现了她因情欲而演绎翻生覆死的故事的动人之处。而在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忽视女性的欲望。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那些受到高度称赞与推崇的女性似乎是无性的。但丁在《神曲》和其他大部分诗作中所写到的贝阿特丽丝，但丁视她为毕生真正的恋人，但他一生从未与她说过一句话，更不用说什么亲昵行为。在但丁的心目中，贝阿特丽丝就像她在《神曲》中出现的形象那样，是个女神，一尊纯粹的精神偶像，但她绝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却在情欲的召唤下由生入死、因死复生，似乎情欲对女性来说却有发现生命价值、重塑生命的作用。
在《牡丹亭》中的第23出的《冥判》，以十分轻松活泼的调侃笔调，写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阴间受到了喜剧性的发落。“你是个好南风的李猴，着你做蜜蜂儿去，屁窟儿里拖着一个针。”将断袖之癖写得轻松自然，丝毫没有故意加重笔墨与特意对待的痕迹，似乎不过是与其他事儿同样合情合理的。这个屁窟儿带针的蜜蜂恰是对断袖者云雨方式的形象比喻，作者却要遂了其心愿让其下辈子能带着那枚针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无拘碍，显示了作者对同性恋者极其宽容的态度，也折射出晚明南风盛行的状况，当时很多人认为狎玩娈童是名士风流倜傥，洒脱不羁的表现。
2、兴亡梦，儿女情 ——孔尚任
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书、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则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并不失词之性质者也。
——《王国维文化学术随笔·文学小言》
中国古代的各种传奇中，写臆想写得最好的，莫过于《牡丹亭》；写历史写得最优秀的，莫过于《桃花扇》了。《桃花扇》所用事实，在明季人野史里都可曾见。卷首有考据数十条，东塘自已把所参考的书目都明晰列出。记中所有纤小科浑，都有所本。比如香君浑名香扇坠，可见于《板桥杂记》。阮大铖之路毙仙霞岭，蓝田权之寄居媚香楼，也可见于《冥报录》、《南都杂事纪》。但戏曲毕竟是戏曲，孔尚任也自言有所隐，有所发挥。让我们看看一起从历史来文学距离历史有多远。
《桃花扇》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歌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要线索，以复社文人与魏阉余孽的斗争为主要冲突，展现了南明一朝兴亡的广阔历史画面。正如孔尚任自己所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如今，南京夫子庙前的秦淮河南沿钞库街38号，有一座青瓦红檐、古色古香的花园小楼，据说是李香君的寓所“媚香楼”的旧址。栖霞山半山腰有一座“桃花扇亭”，据说是李香君和侯方域久别重逢之地。时光已流逝了300多年，人们还纪念着明末清初这位著名的秦淮艺伎。
孔尚任（公元1648—1718年），号东塘，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他出生在清顺治五年（1648年），即清入关建都北京第五年。孔尚任的父亲在清兵入关以后“以养亲不仕”。
东塘很早就“博采遗闻”，开始了《桃花扇》传奇的创作。孔尚任的族兄孔尚则（方训），曾任南明弘光朝的刑部主事，亲眼目睹南明王朝的兴亡始末，入清后隐居曲阜家中，他逝世时孔尚任还未成年。孔尚任从舅翁秦光仪那里，得知南明弘光遗事，不禁怦然心动。正如他在《桃花扇本末》中所说：“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独香姬洒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桃花扇》剧本的第一稿，是孔尚任隐居石门山时“一字一句，抉心呕成”。他“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
孔尚任在海陵（即泰州）“扁舟孤棹”，接触过盐民、渔民的劳苦生活；在广陵（即扬州），他去过明末四镇鏖兵的古战场，凭吊过梅花岭史可法的衣冠冢；在金陵（即南京），他游历明故宫遗址，瞻仰明孝陵，登燕子矶观扬子江，寻访秦淮河畔李香君故居媚香楼。昔日秦淮河两岸，舞榭歌楼，笙声盈沸，如今却只见“山边水际多秋草，楼上船中少旧人”。他还特地几上栖霞山白云庵，拜访张瑶星道士。此人就是《桃花扇》中道士张薇的原型。
孔尚任在江淮期间，尤其是在南京，“所交者大抵风人野老，抱膝吟啸之客”，即一些入清不仕的遗民故老，如冒辟疆、黄仙裳、许漱雪、邓孝威、何蜀山、倪永清、张潮、杜浚、宗定九等文人雅士。孔尚任在与他们的频繁接触中，了解到许多南明遗事。遗老们的谈论中不时流露出亡国的哀痛，引起他的共鸣。在孔尚任的交游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复社成员冒辟疆。冒辟疆与《桃花扇》剧中人柳敬亭、苏菎生、杨龙友、李香君的关系颇为密切。他与侯方域、陈贞慧、方密之并称为“四公子”。明亡后，冒辟疆归隐于如皋水绘庵，矢志不出。他不仅是南明小朝廷兴亡始末的目睹者，而且是对阉党余孽阮大铖斗争的直接参加者。《桃花扇》能作为南都信史观，与东塘的这些经历不无关系。
《桃花扇》戏剧的主要情节是：崇祯皇帝即位，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宦官魏忠贤，曾依附魏忠贤的阮大铖也被免职闲居南京。但他贼心不死，“蓄养声伎，结纳朝绅”，企图东山再起。复社名士吴应箕、陈定生等人作《留都防乱揭》，揭发他过去的罪恶，阮大铖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这时，复社文人侯方域应试落第，游寓南京，结识了秦淮歌伎李香君。李香君“妙龄绝色”，善习歌度曲，才气横溢。俩人又有共同的政治见解，情投意合。侯方域寓居异乡，一时无法筹措结亲的费用。阮大铖知道此事后，指使马士英的妹夫杨龙友暗中送给侯方域三百金，想以此请侯方域帮他解围。定情之夕，侯方域以题诗的宫扇一把赠予李香君。李香君发觉妆奁是廉耻丧尽的阮大铖所送，当即大义凛然地却奁，并严词劝告侯方域加以拒绝；阮大铖的阴谋破产，从此怀恨在心。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人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迎立福王为弘光帝。俩人把持朝政，倒行逆施，对复社文人滥加报复。阮大铖下令逮捕侯方域，又派兵来抢李香君。李香君誓死不从，以头撞地，额血溅于侯方域送她的宫扇上。杨龙友在扇上依着李香君的血迹画出几枝桃花，添些枝叶，这就是桃花扇的由来。李香君以此扇为信物，托曾教她唱曲的苏良生寻找被迫外逃的侯方域，盼望早日团聚；但后来又被阮大铖强拉入宫内充当歌伎。侯方域刚回南京，也被捕人狱。不久，清兵长驱南下，扬州失守，南京被占，弘光被俘。侯方域乘机出狱，李香君也从宫中逃出。俩人在栖霞山白云庵中相遇，面对桃花扇共叙旧情。在场的张薇道士撕扇掷地，指点他们“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李香君和侯方域面对国亡家破，终于割断“花月情根”，分头“修真学道”去了。
3、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洪昇
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
——徐麟《长生殿序》
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
——吴舒凫《长生殿序》
戏曲经历元、明、清三代，由成立而发展完成，在体制、内容、音乐和表现方式上都不断地变化改进，到清代形成“唱念做打”兼备的文艺形式，达到很高的成就，以传奇最为盛行。清初沿用明代以“昆曲”演唱，清高祖时“乱弹”代之而起，主要以皮黄（西皮调、二黄腔混合而成）为重心，包括多种腔调，最后成为近代“京戏”的一种重要乐曲。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在清代的传奇中都颇有名。洪昇的《长生殿》颇邀时誉，相传康熙年间京城流传“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之谚，后者所指即是《长生殿》中“一枝花”。
洪昇（公元1645—1704年），字昉思，号稗畦，又号南屏樵者，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入国子监肄业，终身未入仕。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作《沉香亭》传奇，后改写为《霓裳舞》。至二十七年，又重取更订之，易名《长生殿》。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因在清圣祖孝懿温诚仁皇后佟佳氏大丧期间于寓所演出，被言者所劾，革去国子监学生籍，一时株连达50人左右。时人诗云：“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年被迫离京，返回杭州。但这期间，《长生殿》的影响却愈来愈大。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在南京集南北名流胜会，长筵三昼夜，由名优扮演《长生殿》，洪昇应邀赴会，一时传为盛事。但是自南京返回途中在乌镇失足落水而亡。洪昇一生坎坷，对于社会现实颇多不满。他是和孔尚任齐名的剧作家，作品有传奇《长生殿》，杂剧《四婵娟》一种传世，另有《锦绣图》待考。其余作品均佚。今人章培恒著有《洪昇年谱》。
《长生殿》是一部描写爱情悲剧的巨著，叙述唐明皇在开元以后，纵情声色，委政权奸，国政日非。杨贵妃恃宠善妒，杨国忠招权纳贿，激起拥有重兵之番将安禄山称兵造反。哥舒翰潼关不守，兵败降贼。明皇束手无策，仓皇幸蜀，逃至马嵬曙，随行将士杀死杨国忠，陈元礼纵兵逼哄，贵妃佛堂自缢，摇摇将坠的大唐江山到此才获得一线转机。作者通过民间传说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真挚爱情故事，把他们的爱情在现实中所发生的坏的政治影响而写出。此后便摭拾白居易的长恨歌，唐人小说玉妃归蓬莱，元人杂剧等故事，写出唐明皇对于杨贵妃的怀念，以及二人原系天仙，谪居人世，终于回到天宫，永为夫妇作结。
从元代的杂剧到清代的传奇，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转变？
元曲有两种，一为杂剧，一为散套。到清代，传奇盛行，而“传奇”一名，原本不是到清朝才有的。吴梅说，“传奇之名，虽昉于金源，顾宋赵德麟（蝶恋花）词，以七言韵语，加入微之原文，而按节弹唱，则已启传奇串演之法，惟其名乃成于元耳。自是以后，有院本，有多至数十折者，于是以篇幅长者为传奇，以篇幅短者为杂剧。或又以南词为传奇，北曲为杂剧。相沿至今，其名未改，虽违本意，顾亦可以也。”可见传奇原本无确实定义，但我们确仍能从时间变迁和南北特色不同上见出杂剧和传奇之间的继承和变化。
我们都知道杂剧最主要是生旦独唱，这就像一个词人在舞台上在戏剧的背景中朗诵心声，其主要基调是抒情。西方戏曲的结构格外重视情节的冲突与转折，冲突最强烈的爆发点便是戏剧的高潮。但是中国戏曲构成的基础原本不在情节的曲折，而是歌舞乐的展演，戏曲中最动人的场面，往往没有强烈的故事性，甚至情节上没有任何推进，而是刻画人物情感心理的抒情歌舞。故中国戏曲一直可以称作“词余”。而到了清初传奇，作品《桃花扇》第一次将叙事而不是抒情放在第一位，摆脱了诗文的里子，让传奇可以独立地站在诗文旁边。正如《王国维文化学术随笔·文学小言》中说：“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书、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则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并不失词之性质者也。”
杂剧中，一人司唱，而到了传奇，却是数人分唱的。而这又是与两剧种的唱腔特色相关联的。元剧多用弦索，字多腔简，一人司唱，即使曲文颇长，也能一泄而尽。而传奇多采用昆腔，昆调悠扬，一字可以数转，即使数人分唱，大概也不免其苦。而在传奇中，也保留一些杂剧的品味，如在《长生殿》中有北曲，间有佳者，却也不多。
南词重板眼，北词重弦索。北词调促而辞繁，填词很难稳惬，又杂剧多用衬字，而衬字无定法，板式无定律。元曲不尚词藻，专重白描，所以写杂剧，元方言特别须要熟悉。元剧中的散曲也是重文雅的，而杂剧却是重本色的。作杂剧，每句每语不可夹入词赋话头，要以俚语为文雅，即使是词章才子，对此都无所措手。对本色的注重却是为传奇作家所继承的。当初洪昉思与吴舒凫论填词之法，舒凫云“须令人无从浓圈密点”；昉思之女之则在座曰：“如此，则天下能有几人可造此诣？”所谓无浓圈密点，即所谓要用本色语也。而由此观之，本色之难可知。如果不能化俗为雅，而仅以涂泽为工，不过耍些文人的造作词工罢了，这是杂剧与高明的传奇作者共同唾弃的。
4、生不逢时——罗贯中
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尺蠖斋《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我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一部优秀长篇历史小说。大约创作于元代末年，原书24卷，240则，有弘治本传世，经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加以增删润色，才成为现在通行的120回本。罗贯中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1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近100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75万字的古典名著。
《三国志演义》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止，描写了百年左右发生的事件，中间着重写了历时约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过程。第1回到第33回，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写到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以及战后天下三分；第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刘备集团活动，以及刘备死后，诸葛亮治理蜀国、南征北伐；第116回到第120回，写三国统一于晋。书中的故事起于刘、关、张桃园结义，终于王浚平吴，包括了整个三国时代。在“拥刘反曹”的传统思想支配下，作品把蜀汉当做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诸葛亮和刘、关、张当做中心人物，以魏、蜀、吴的兴亡为线索，生动地描述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他们的爱憎与背向，以及反对战争分裂、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在这部名著中，罗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火暗刀的策略伎俩和阴谋诡计；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活、铤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以上说的是《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则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刻画方面惊人的技巧。全书400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入化，呼之欲出。
其次，《三国演义》还提供了不少战争经验和各种军事科学知识，对战争的描写，是很出色的。写官渡之战，先介绍两军力量的对比。袁绍兵多粮足，拥军70万。而曹操兵少粮缺，只有7万人。但是战争胜败不但决定于客观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还决定于主观指挥是否正确。继而再攻，各个击破。相反，袁绍自恃强大，没有利用兵多粮足的优势、结果大败而归，实在是指挥不当。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其他如赤壁鏖兵、秣陵之战等，都写得有声有色，雄伟壮阔，引人入胜。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和教训。后来，农民起义的将领们把《三国演义》当做军事教科书来学习、运用。《三国演义》中，有关政治、外交、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读者从中也将获益不浅。
最后，《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自罗贯中把三国历史写成小说以来，文人纷纷效法。《三国演义》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基本经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官渡、赤壁之战等等，在历史上，真有其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孙权以及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就是“七分事实”。但另一方面，其中不少内容和情节是虚构的，夸张的。不但历史上不存在“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献密计黄盖受刑”和“七星坛诸葛亮祭风”等事件，而且，就是对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也不是从《三国志》里照搬到《三国演义》中来，而是作者依据尊刘贬曹的思想给予了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加以丑化。《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已是艺术的典型。这就是“三分虚构。”
总之，《三国演义》是一部艺术性很高的作品。虽然，它也有种种不足，如否定农民起义的错误立场，宣扬封建迷信等等。然而，它毕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罗贯中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5、孤客走梁山，书生续旧梦——施耐庵
一百八个人，便有一百八样出身，一百八样面孔，一百八样性格。
——金圣叹
《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无前例的杰作，……对赤手空拳、孤立无援的老百姓，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日）仓石武四郎
许多人在少年时，每一次合上《水浒》，就会闭上眼睛，梦想在某一个雪夜，屋檐上突然悄无声息地跳下几条身披斗篷的好汉，之后一只快船把自己接走，直往那烟水弥漫的芦苇泊里而去。忠义堂前，完成了简单而又隆重的结拜程序，与众兄弟们一道吃酒吃肉。许多成年人依然为他们童年时神魂颠倒的水泊世界迷恋，宋江、武松、李逵……身世如数家珍。金圣叹曾经批道，一百八个人，便有一百八样出身，一百八样面孔，一百八样性格。在中国绚丽多姿的文学百花园里，《水浒传》无疑是一朵芬芳的奇葩。它既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从发生到发展壮大再走向完全失败全过程的长篇小说，更是第一部用白话创作的英雄传奇。
关于《水浒传》这部不朽之作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罗贯中作，有人则认为是施耐庵的手笔，也有人认为是罗贯中和施耐庵联袂完成，还有人说是施惠的作品，根据学术界的多年考证，一般认为《水浒》最后的作者是施耐庵。
据考证，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生活于动乱时代，居住活动在农民起义最为活跃的江浙地区。他生性耿介，一生遭际坎坷，郁郁不得志。历史掩埋了施耐庵的个人史迹，却遮不住优秀作品《水浒传》的时间穿透力。
《水浒传》描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对于宋江和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史料记载：宋江领导的起义声势浩大，纵横数省，而主要骨干有36人；宋江最终或被招降，或被擒而降，史料说法各异；宋江投降后，参与了镇压方腊的军事行动。这些片断史料，是《水浒传》的故事依据，正是因为史实有限，为后人的创作，留下了自由想象的天地，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理想来塑造心中的英雄。施耐庵正是在大量文艺作品、史料和传说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从而完成了青史永存的《水浒传》。
《水浒传》的版本相当复杂。现存最早的120回本，是明末杨定见本。杨定见等人的120回本出现不久，又出现了金圣叹的70回本，此本，又称贯华堂本。此本出来后，流传很广，代替了其他的一切本子，成为读者中惟一流行的本子。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很复杂，从总体上说，小说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塑造了起义英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火的斗争过程，客观上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小说塑造了诸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许多起义英雄的形象，展现了他们疾恶如仇、侠肝义胆的优秀品质，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人民对正义的追求，表达了渴望除暴安良的强烈愿望。这些形象，具有深厚的民族内容，是中华民族性格的艺术发展，他们的品格、精神，正是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小说还细致地描写了起义军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先是个人反抗，然后走上梁山，形成小规模的联合体进行斗争，最后各豪杰纷纷上山，四方民众群起响应，以“替天行道”为旗帜，建立起武装割据政权的根据地，从而上演出同统治者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雄壮活剧，表现出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宋江等人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们的悲剧恰好提示出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这在小说中亦是重要的内容。小说中确实贯穿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三阮、鲁达、李逵，尤其是宋江，都有这样“正统”的观念。宋江是集忠义于一身的形象，而“忠”却是他的思想的核心，这就决定了他受招安的必然性。但是，小说没有给受招安的水浒英雄一个美满的结局，虽然他们为朝廷出生入死效过力；宋江最后被毒死，李逵等也惨遭不测，整个梁山义军彻底被分解而毁灭。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一切起义者的悲剧性结局，还揭示出统治者的阴险毒辣；同时宣传了忠君的思想，又在客观上宣告愚忠的可悲下场。
《水浒传》的影响巨大而又广泛。武松、李逵、鲁智深、宋江、吴用等人，以不同的性格和形象内涵，影响着人们的心灵、性格与智慧，他们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义士或智慧的代表。有的甚至已化成一种经验、一种口头语，一种人格的代表，广泛流行在人民之间，融入民族精神之中。《水浒传》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样巨大，它首开长篇英雄传奇之先河，后出的《皇明英烈传》、《说唐》、《杨家将》、《说岳》、《水浒后传》、《女仙外史》无不见它影响的印记；《水浒传》还为戏曲提供了直接的题材，明清时代，剧作甚多；至于各种民间文艺、说唱、评书，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充分说明了《水浒传》的价值和它生命力的强大。
6、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
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
——崇祯本评语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美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文学一向以含蓄为美。尽管在《周易》中有“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之说，荀子也认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明清时代的艳情小说，却对此进行了彻底的反叛。《金瓶梅》是其中首“淫”之书，开创了性文学之风气。在这之后，《肉蒲团》、《金屋梦》、《隔帘花影》、《续金瓶梅》之类的“淫”书随即应运而生。
金瓶梅所有版本均将作者杜撰为“兰陵笑笑生”，据说这根本是捏造的。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开头指出：“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据说其真正的作者应是明朝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大名士王凤洲（世贞），因他写这部长篇小说时，牵涉当代的人太多，动笔时更不想让人知道，因此，不愿用自己的真名。至今尚无一个版本能明确表明作者，惟三叟堂版本，400年来首次标明作者的真实姓名。但是事实是否如此，仍有争议。
《金瓶梅》的版本同样很多，主要有三种：《金瓶梅词话》，这个是万历年间刊本，最早；《新刻绣像金瓶梅》，这个是崇祯本，回目整齐，文字多了些修饰，减少了一些山东方言；《张竹坡评金瓶梅》，根据崇祯本，加上了张竹坡的评点。
《金瓶梅》描写了官、商、霸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西门庆罪恶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落破户财主，开着个生药铺，他惯于行贿钻营，结交官吏，倚财仗势，巧取豪夺，逐渐成为地方一霸。作者以更多的笔墨描写了西门庆的家庭故事。西门庆有一妻（吴月娘，续妻）、五妾（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一婿（陈经济）和众多奴婢（庞春梅为其一）。书名《金瓶梅》，即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重要女性名中各取一字而成，似亦含有金瓶中插梅花的具有性象征的特殊意蕴。
在这部被长久视为淫书禁书的作品中，李瓶儿是其中最优美的艺术形象，也是小说中写得最为动人而又合情合理、耐人寻味的角色。她对自己丈夫表现得十分绝情，花子虚破产了，她并无丝毫怜悯，而是终日痛骂，终至花子虚因气丧身。因为西门庆长期未登门竟至于得病。让人注意的是这种因性而起似真似幻并差点致她于死地的梦似乎与《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虽异实同。她的冷酷无情且带着些势利的性格同样表现在对第二任丈夫蒋竹山的态度上。她忍受不了西门庆的冷落，鬼使神差急不可耐地嫁给了行医的蒋竹山，她也曾经打算好好过日子，拿出钱来给他开药铺，但不久她就反悔了。从书中看出，蒋竹山让她不称心的就是因为在性上蒋无法让她如意。蒋竹山被西门庆毒打后，李瓶儿不但没有同情，反而“啐在脸上骂”，将他赶出了门。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她在嫁到西门家后发生了奇妙的转变。在她终于成为西门庆的宠妾之后，她的心境变得异常安宁，天性中的美好方面也随之发挥出来了。她变得十分随和、善良、真诚并且关心别人，似乎情欲的满足是这个女人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别无所求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感也慢慢地使她变得温顺谦让，从不争风吃醋。性的满足使她从精神到肉体都得到了升华。李瓶儿在性的洗礼下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小说情节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当她在情欲没有得到重视与满足时可能是个魔鬼，而一旦得到重视与满足她会成为天使的奇妙状况。
《金瓶梅》对后世人写小说，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例如《红梦楼》在题材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就明显受到它的影响。脂砚曾说：雪芹撰《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金瓶梅》基本上对待性事进行了大胆的自然主义的叙述，因而一直被斥为第一大淫书；曹雪芹清醒地避开了艳情小说的迷惑，在《红楼梦》这部名著中，几乎没有一处具体涉及到“性”，即使是因为情节需要而非得指涉不可，他也只是轻轻带过，不予着力渲染。曹雪芹无疑是一个有着“洁癖”的作家，这种“洁癖”就是艺术创作中的唯美主义。曹雪芹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在《红楼梦》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到无处不在的“性”，只是他把“性”隐藏在文本之下了。只有深谙了《金瓶梅》之后，才能洞察《红楼梦》许多隐晦之处的性意味。
另外，鲁迅曾指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其实，最早突破这一格局的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经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简单化的平面描写，开始展现真实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如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就比《水浒传》中所写的丰富多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很多国家的大百科全书几乎都设专条介绍《金瓶梅》这部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金瓶梅》为中国16世纪的长篇通俗小说，它塑造人物成功，在描写妇女的特点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新。”美国大百科全书则称：“《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这一切说明，《金瓶梅》这部不朽名著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7、“三言”戒天下——冯梦龙
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指《喻世明言》、初名《古今小说》）《通言》（指《警世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醒世恒言序》
“三言”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堪称我国许多文学作品、电影和电视、戏曲的源泉，如感人的《白蛇传》源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幽默的《三笑》源自《唐解元一笑姻缘》等。特别是京剧和昆剧的很多传统节目均改编自“三言”，如《十五贯》源自《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如《杜十娘》源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源自《玉堂春落难逢夫》，《棒打薄情郎》源自《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等。20世纪5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将《灌园叟晚逢仙女》搬上银幕。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由冯梦龙编选。“三言”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这三部小说集相继辑成并刊刻于明代天启年间。“三言”各40篇，共120篇，约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拟话本，里面也有冯梦龙本人的作品。
冯梦龙（1574年—1646年），字犹龙，一字耳犹、子犹，别号有苏词奴、顾曲散人、墨戆斋主人、茂苑野史民等。明长洲人。才情跌宕，博览群书，尤通经史。他生活于明代末年，受市民阶层思想影响很大，善于诗文，才华横溢，和他的哥哥冯梦桂，弟弟冯梦熊并称“吴下三冯”。但是科举不得志，晚年才补为贡生，任过丹阳县训导和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期间，他为官清廉，勤于施政。清兵入关，参与抗清活动，后忧愤而死。
冯梦龙终身致力于通俗文艺的改编、整理和创作。他是明朝继罗贯中、熊大木之后的著名通俗小说家。他曾鼓励书坊重价购刻《金瓶梅》，增补改编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还创作过戏曲《双雄记》、《万事足》，并改编过别人的多种剧本，合而称为《墨憨斋定本传奇》。此外，他还编辑刊印过民间歌谣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编纂《太平广记钞》、《古今谭概》、《智囊》、《情史》等。冯梦龙在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则是编辑了“三言”。
“三言”的很多作品，对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黑暗采取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的态度。《喻世明言》（《古今小说》）第40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这篇小说，以明代嘉靖年间发生的真实事件为基础，写了沈炼一家和严嵩父子斗争的动人故事。《明史·沈炼传》和江盈科所撰《沈小霞妾》，对此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有记载。这篇小说通过这个历史故事歌颂了忠臣贤士的崇高品格，鞭挞了权奸佞臣的卑劣行径，从而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沈炼以诸葛亮为楷模，高风亮节，敢于与严嵩父子斗争到底，是一个忠臣的典型；闻淑女，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妾而勇于牺牲，机智勇敢，也是一个难得的贤者；贾石，本与此案无涉，但他明辨是非，为朋友两肋插刀，正气凛然，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义士。作品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而歌颂了正义。作品中对社会地位卑贱者的歌颂，尤为可贵。与此同时，从严世藩到杨顺、路楷、乃至张千、李万，又构成了专权骄横、趋炎附势者的形象系列，作品又通过这一系列人物而鞭挞了邪恶。这篇小说情节曲折，线索明晰、层次分明，充分体现着话本小说的特点。
“三言”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是两篇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两个故事中的女主角，都是名妓，但她们在经历了王孙公子的追欢取乐之后，都真诚地追求真实的爱情，并为此不惜牺牲一切。但是，由于两个故事中的两个男主人公，秦重和李甲的观念和性格不同，故事的结局也相异：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秦重是地位低下的卖油郎，但他诚实善良，对美娘一往情深，因此赢得了花魁娘子的敬重与信任，结成美满姻缘。对此，作品是予以赞美的。李甲是富家子弟，他虽然对杜十娘也曾真诚爱恋，但他屈服于社会、家庭的礼教观念，再加上孙富的破坏，最后终于背叛了爱情，造成了杜十娘投江的悲剧。作品对杜十娘寄予极大的同情与赞美，对李甲、孙富给予无情的揭露。这两篇作品的结局不同，但其中所表现的爱情观念，都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三言”中还描写了商人的故事，表现了这一社会阶层的生活和观念，也反映了明代城市中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如《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喻世明言》）、《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等篇。其中蒋兴哥的故事，相当深刻地表现了商人在爱情观念上与传统的贞操观念的巨大差异。蒋兴哥外出经商，新婚妻子王三巧虽然日夜盼望丈夫回来，但因陷于孤独寂寞之境，便与客商陈某发生了关系。当蒋兴哥知道后，尽管经过很多波折，而最后仍与王三巧生活在一起，传统的贞操观念，在这里是写得很淡漠的。
“三言”作为话本和拟话本，在艺术上都明显地保留了话本的特点，如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语言口语化，朴实自然；塑造人物，主要是在情节发展中完成，而且善恶十分分明，性格特点十分突出，但它的篇幅加长了，主题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态的描绘更丰富，内心刻画上也更细腻。冯梦龙编辑“三言”，有明确的警世劝戒的目的。这一方面充分表明冯梦龙对通俗小说的社会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当然另一方面也应指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他所要发挥的“警世”作用，还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因此，“三言”的很多篇章，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世俗说教和低级趣味。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三言”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8、“二拍”天下惊——凌濛初
凌濛初（公元1580年—1644年）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祖先世代为官，祖父凌约言是嘉靖十九年进士，官至大名府通判，后来辞官回家，与兄弟凌稚隆一起从事编纂工作。乌程凌氏是当时颇有盛名的书刻家，又与创造著名“闵版”的出版世家乌程闵氏世代姻亲。因此凌濛初是在浸染着商业气息的浓厚文化氛围中成长的，18岁补廪膳生，和冯梦龙一样科场不利，不得已而转向著述，55岁方任上海县丞，后因功擢徐州判官。凌濛初著述宏富，除“二拍”外，据《湖州府志》记载，有学术著作《圣门传诗嫡冢》、《诗经人物考》，诗文集《鸡讲斋诗文》、《国门集》，散曲集《南音三籁》等，但他最主要的成就还在小说和戏曲方面。戏曲方面他先后编写了《北红拂》、《颠倒姻缘》、《虬髯翁》、《乔合衫襟记》、《莽择配》、《宋公明闹元宵》等六部戏剧，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高度评价。此外，还有戏曲《虬髯翁》、《红拂》以及其他类型的著作多种。
《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与冯梦龙的“三言”齐名。《二拍》创作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三言”的编纂和畅销，另一原因是凌濛初科场的失意。《拍案惊奇》成书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第二年由尚友堂书坊刊行问世。《二刻拍案惊奇》刊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二拍”各40卷40篇，而其中《二刻拍案惊奇》第23卷与《拍案惊奇》重复，第40卷已亡佚，补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权以充数，因而“二拍”实存小说78卷78篇。
“二拍”基本上是凌濛初个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作者“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其思想内容广泛反映了各阶层人们的现实生活，但所有的生活图景都是透过凌濛初的视角，浓重地染上了他个人的观念和性格的底色。凌濛初没有志得意满的平和，也没有与世无争的闲逸，他是带着强烈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尖锐地审视当时世界的。因此，“二拍”反映的世界与人心几乎处处疮痍，故事叙述间充满着深刻的忧愤与尖刻的讽喻。“二拍”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二拍”对商人、商业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和关注。商人的地位提高了，不仅认为官宦人家与商人通婚是门当户对，而且商人甚至高于读书人。《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说到这样的情况：“……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二拍”对商人的活动不以“义”来评价，只是单纯地叙写和赞颂商人追求暴富的商业活动。
“二拍”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商人无限膨胀的发财欲望。《拍案惊奇》的首卷是《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描写命里“有巨万之富”的文若虚，偶然间拣着个好玩的破龟壳，竟然使他眨眼之间云里雾里成了巨富，无本万利的奇妙好运正反映了商人牟取暴利的梦想。商人不仅在物质上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在精神上也代替了原来的文人，商人的主角地位，成为小说的主人公。
其二， “二拍”还描写了官吏的昏庸无能，暴虐残酷与贪财受贿。在《恶船家智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报真命状》中，恶船家设计使王生蒙受不白之冤，而知县明时佐不加勘访，就把王生痛打一顿，投入大牢；官府的昏庸，反助了恶人奸计的实现。《伪汉裔夺妾山中，假将军还姝江上》写江湖大盗柯陈， “专在江湖中做私商勾当”，与官府勾结，“上司处也私有进奉，盘结深固，四处响应，不比其他盗贼，可以官兵缉拿得的”。官府不但不为民除害，还与强盗结伙害民。“二拍”尤为深刻的是揭露了当时官府径直为盗的罪恶，《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中常州柳太守听说洞庭山某寺藏白香山手书《金刚经》，价值千金，索取不成，便吩咐强盗告此寺住持窝赃，监了住持，诈取了《金刚经》。
《贾廉访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写诸路廉访使贾谋贪财无行，探知商知县富厚，与商家结成儿女亲家，商知县亡后，贾谋欺孤儿寡妇没有主意，假拟公府关文，把商家财物骗归己有，凌濛初在小说中愤慨地说：“官人与贼不争多……却又施在至亲面上，欺孤骗寡，尤为可狠！”
其三，爱情与婚姻也是“二拍”中最重要的主题。“二拍”中同样肯定“情”对于人生的至高价值，但更多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这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更为直接。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写女尼静观偷偷地爱上闻人生，后与闻人生同宿一船，就主动去招惹他，最终得成完美婚姻。作者对此评述道：“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通闺闼坚心灯火》一篇更具代表性，罗惜惜与张幼谦自幼相爱，私订终身之盟，后惜惜被父母许嫁他人，她誓死反抗，每日与幼谦相会。小说中写道：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
青年女子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对封建礼教所作的大胆抗争，在这里被描述得具有悲壮的意味，体现出作者对自由婚恋的积极主张。
“二拍”中的故事，大多写的情节生动而语言流畅，大量运用活泼的口语、注意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更应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凌濛初对小说反对偏重传奇性的看法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如《韩秀才趁乱聘娇妻》、《恶船家计赚假尸银》、《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等篇，非但没有神奇鬼怪或大奸大恶之类，而且也没有过于巧合的事件。情节的生动，主要靠巧妙的叙述手法，这就更向“无奇”的方向发展了。小说摆脱传奇性，这是艺术上的重要进步。因为这样它就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更有利于对人性内涵的深入开掘。后世《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获得更大成功的。
9、是非致良知，心外无一物——王守仁
人人有作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冯友兰
《坛经》中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惠能具有相似之处的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守仁。《传习录》上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王守仁（公元1472年—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是杰出的哲学家和有名的政治家。1525年，田州土司因不满由政府任命官员代替世袭制度，起兵造反。明王朝任命王守仁去广西平乱。在赴任的途中，王守仁上疏认为乱事的起因乃是两广官员“因循怠弛，军政日坏”，“非一朝一夕之故”，“当反思其咎”，“自责自励”；又认为“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建议宜抚不宜剿。当年年底，王守仁来到南宁，两广、江西、湖广四省数万大军也云集南宁。王守仁按照他宜抚不宜剿的既定方针，一面派代表同田州土司谈判，一面下令前方军队全部后撤以示诚意。1528年2月，田州土司头目卢苏、王受来到南宁投降，其部下17000人全部免罪遣散回家。这场动乱就这样平息下来，并未妄杀一人。这一事件表现出王守仁超凡的政治智慧。
他早年热诚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是今天我们理解接近王守仁的最重要的资料。
《传习录》中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俩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此外，系统的代表王守仁哲学观点的概念有“明德”、“格物”、“用敬”、“良知”等。关于“良知”，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缘故。
10、随感之始作俑者——袁宏道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袁宏道《叙小修诗》
万历年间，明代诗文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坛上出现了公安派，其为首的是袁氏兄弟，即宗道，宏道和中道，尤其是袁宏道。他们的诗文理论和实践，从思想上突破了儒学传统，文学上突破了复古的传统。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小册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源起追溯到三袁，将他们的文学倡导与胡适的白话运动作了类比，指出他们实一脉相承。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也指出了三袁在文学史上的先导作用。没有三袁，也不会有后来的竟陵派和张岱等人的出现，而汤显祖等人也曾颇受三袁影响。到了清代袁枚的文学主张也与三袁遥相呼应。显然公安三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远远大于他们的文学本身的价值。
袁宏道（公元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留后世《袁宏道文集》。与他的兄弟并称“公安三袁”。
袁宏道生在世间读书人崇古已到惟古是从却不知变的阶段，稍稍敏感度强些主题意识多些的文人都会觉得被古人的遗产压得呼吸不畅。但因“只知有汉，不知魏晋”，便不知如何改变。等到与李贽相遇，恰如揭开了一块天窗，“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看袁宏道《叙小修诗》、《叙陈正甫会心集》诸篇，倚势筑屋，趁机传道，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反复宣扬，造成一股不小的话语势力，这也是一个新流派形成的必须之举。
袁宏道的文章按着自己的主张，不拾他人残唾，只要自己真实货色。但要为某一方向摇旗呐喊，总不免丧失分寸。对于他与他的兄弟们来说，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没有可以借鉴的榜样。任何值得参考的例子都有可能重新与复古派同流合污。“只要法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他们读书不少，却不屑也不敢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任何经验都成为虚空。于是，他们在自己所倡导的文学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处于幼稚而伟大的童年。
袁宏道等人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问题，书中的文言显然是不合“童心”的古人遗物，只有自己日常的话语才真算是自己的语言。于是三袁的文字浅白，近似于当时的白话了。但如此一来就很容易落入“过流”的陷阱，叫人如喝白开水一般，顺畅得很，又品而无味。而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日常使用的书牍记序，他们开创的是被后人称为小品文的文体。朱光潜先生曾这样描述小品文的特点：“就大体说，随感录这一类文章是属于‘悟’的。它们没有系统，没有方法，没有拘束，偶有感触，随时记录，意到笔随，意完笔止，片言零语如群星罗布，各各自放光彩。”三袁都喜尚的禅宗的“顿悟”精神必然影响了他们的行文意念，由点带出，随意而至，无需刻意整饬造成结构之力。
随意之文，需有丰富多样的内容，厚积薄发的思想与激荡委曲的情感做后盾，方可造成叫人停顿的“涩”处，让读者也尝到“悟”的妙趣。如上所说，他们在文坛很早就形成的前驱地位与官场的得意生活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与体验。再者他们虽欲流自性灵，抒发自我，但他们缺乏造成委曲激荡的绝立孤独境界。他们虽与复古派文见相左，然而他们内部一直是一个亲密和睦的团体。兄弟间的亲情加上文学上的同道将他们的情感牵系得愈发紧密无间。手与足的交流何必遮遮掩掩，虚虚实实，又哪有除了亲切体贴之外的更复杂多变的情感？将心整个地交出，尚嫌笔不能随心，文字不够真切。在他们动笔之时，除了那些有关论文学主张的文字，面对他们的假象读者是至亲与密友，而不是需要说服与感化的对手。而这层关系又影响着他们的为文处人，扩散进整个文风。等二袁逝去，袁中道孤身一人，也是更多的将孤独感转为对二位兄长的怀念与对参禅的深入。对禅宗的喜好，又抑制了各自的自我张扬，最多是寄情山水了。《袁中郎尺牍·徐汉明》里，袁宏道在玩世、出世、谐世、适世这四种人中也只愿做适世者。“虽于世无所忤逆，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这就是一种不明不暗的中庸状态了。袁宏道的后期文章更趋于平淡，看来也理所应当，就是多活几年，大概也不过如此了。
11、闲情偶寄——李渔
即使三万六千日，尽是追欢取乐时，亦非无限光阴，终有报罢之日……
——《闲情偶寄·颐养部·行乐第一》
幻设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乔设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
——《闲情偶寄·戏曲部·审虚实》
不知有多少人看过林兆华导演的话剧《风月无边》，这部优秀的现代话剧就是讲述明清之际的戏曲大师——李渔的生平故事。
李渔（公元1610年—1680年），号笠翁，浙江兰溪人，别号湖上笠翁。他的前半生，正遇明清易代，战乱频仍。原来家境优裕，亭台楼阁，因屡遭烽火，荡然无存。年轻时期的享乐生活，成为昨日幻梦：“尊前有酒年方好，眉上无愁昼始长，最喜此堂人照旧，簪花老鬓未成霜。”其乐可知。这种生活养成他豪放舒展的性格。但生活的巨变，使他备尝忧患穷愁。为了生活，必须改变“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南京别业芥子园，开“芥子园”书铺卖书，卖诗文。组织家庭戏班，几十口人流动演戏，走了大半个中国，李渔当班主，自编自导，流动于达官贵人中，觅钱口。这使他在一定范围内跳出了文人的圈子，戏剧成了谋生的手段，专心一意地搞编导。生活的不幸却成就了他，让他为戏剧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用他自己的话说：“作文之事，贵在专一，专则生巧，散乃入愚。”一切生路全绝，便专在戏剧上了，全部精力集中于此。“专”是李渔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晚年64岁（公元1678年）时，全家定居杭州西子湖畔，5年后贫困而死。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他编辑了杂著集子《一家言》，死后50年（公元1730年），雍正八年，有人编其诗文、杂著全集名《笠翁一家言全集》，其中包括《闲情偶寄》。《偶寄》又包括词曲、演习、居室、器物、饮馔、种植、颐养等部分。他还著有《窥词管见》，是论词的，22则，见解精彩。还写过传奇18种或曰16或15种，流行的是《笠翁十种曲》。其中只有《蜃中楼》、《比目鱼》较好；其中的《风筝误》即京剧《凤还巢》的底本。写过平话小说《十二楼》、《无声戏》，另名《连城璧》或曰《肉蒲团》。《闲情偶寄》内容博杂， 其中的“词曲部”是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中的里程碑。《词曲部》分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章，最精采的是前面两章。《闲情偶寄》提供了中国古代较早较有系统的戏剧理论格局，标志着中国古代对戏剧特性的新的、甚至是归结性的认识。
在这位一身并兼剧作家、演员、导演、戏班主人的全能戏剧活动家的心目中，戏剧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李渔的戏剧理论首先强调“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而“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所以谈戏曲，首先要从舞台演出的特点来考虑。他把“结构”（这里指全剧的构思布局，与现在所指情节关系的“结构”意思有所不同）放在首位，这和从前的文人评论案头戏文，首重音律（歌唱的美）或首重辞采（文字的美）就有明显的不同。在戏剧构造方面，李渔提出的重要原则有：首先，“立主脑”，即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并以此体现“作者立言之本意”；其次，“脱窠臼”，即题材内容应摆脱陈套，追求新奇，重视创意；再次，“密针线”，即紧密情节结构，前后照应，使全剧成为浑然一体；再者，“减头绪”，即删削“旁见侧出之情”，使戏中主线清楚明白。这些论点，都能切合戏剧艺术的特性，且简明实用。
在戏剧语言方面，李渔反对用书面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认为必须首先从适合舞台演出来考虑，所以剧作家应“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使之顺口而动听。具体的要求有“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大体是既要明言直说，不故作姿态，炫耀博雅，又要生动有趣，见出机锋和性灵，并切合剧中人物各各不同的心理和口吻。他对以前剧作普遍存在的弊病所提出的批评，是很切中要害的。包括《牡丹亭·惊梦》中一些著名的曲辞，也确实如李渔所说，虽是“妙语”，却经营太过，过分偏向于书面文学。另外，戏剧中的宾白一向不大为作家所重视，而李渔从演出的效果考虑，提出宾白“当与曲文等视”，使之互相映发，这也是中肯的意见。
李渔的戏剧虽有情趣较为低俗、缺乏理想光彩的缺陷，却也善于描绘常人的生活欲望，在离奇的情节中表现出真实的生活气氛，剧本的写作，更富于才情和机智。以前对此评价过低，是包含偏见的。由于这些剧作有良好演出效果，过去流传甚广，并在各种地方戏曲中被改编演出。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说：“《十种曲》之书，遍行坊间，即流入日本者亦多，德川时代之人，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在西方，也较早就有翻译和介绍，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在《笠翁十种曲》中，《比目鱼》写得最为感人。剧中写贫寒书生谭楚玉因爱上一个戏班中的女旦刘藐姑，遂入班学戏，二人暗中通情。后藐姑被贪财的母亲逼嫁钱万贯，她誓死不从，借演《荆钗记》之机，自撰新词以剧中人物钱玉莲的口吻谴责母亲贪恋豪富，并痛骂在场观戏的钱万贯，然后从戏台上投入江水，谭亦随之投江。二人死后化为一对比目鱼，被人网起，又转还人形，得以结为夫妇。一种生死不渝的儿女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戏中套戏的情节，也十分新奇。另外，据元人杂剧《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改编、合二龙女事的《蜃中楼》，写男女痴情，也较符合一般欣赏习惯。
12、孤标傲世偕谁隐——曹雪芹
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
——郝懿行《晒书堂笔录》
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两个世纪以前，曹雪芹经历了由“锦衣纨绔喾，饫甘餍肥”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在贫病交加的境况下寂寞地死去。死时，琴剑在壁，“新妇飘零”，留给后人的是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这就是他用血泪凝成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人们对曹雪芹的身世知之甚少，现在所能见到的零星材料记载：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他性格嗜酒狷傲，多才多艺，从曾祖到父亲，都是世袭江宁织造，与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他13岁以前，曹家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后来他父亲因事被削职、抄家，曹家急剧衰落，全家由南京迁居北京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这种大起大落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在凄凉困苦的晚年，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稿，就“泪尽而逝”。学术界一般认为，后四十回为高鄂所续（高鄂，字兰墅，另号“红楼外史”，乾隆时进士，做过内阁侍读，刑科给事中等官）。高鄂的续作，虽然有诸多不足，但他根据原书的线索，把宝黛爱情写成悲剧结局，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文学巨著，其功不可没。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集大成者和象征，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总结，又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端。正如鲁迅所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在《红楼梦》产生时代，充斥文坛的是千部一腔的才子佳人书，而《红楼梦》的主要内容虽然是写贾宝玉、林黛玉、薜宝钗的恋爱、婚姻故事，但完全打破了才子佳人之作的固定模式。贾林二人是一对要求个性解放、为世俗所不容的封建叛逆者。薜宝钗虽是符合“德言工貌”标准的淑女，但她也是个悲剧角色。贾林的爱情基础是他们有着背叛封建主义的共同思想，他们一致蔑视功名利禄，反对封建正统思想，反抗礼教观念和封建道德观念，最后为封建家长所扼杀。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红楼梦》正是写出了这种悲剧。
《红楼梦》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大悲剧。曹雪芹勇敢地面对现实，写出了他心爱的贵族的命运，客观地预感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作者通过贾府，广泛地触及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教育、宗教、婚姻、妇女等方面的问题，让读者看到了一幅封建社会的缩影，反映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现象和种种矛盾。举凡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罪恶，无论是地租榨取、高利盘剥、包揽词讼、强取豪夺、蹂躏妇女、贪污行贿，还是统治阶级的鲜廉寡耻、穷奢极欲，无不揭露殆尽。因此，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末世的形象历史，它的巨大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它写出了宝黛爱情悲剧，更在于它以爱情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家族的兴衰，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敲响了沉沉的暮鼓。同时，小说通过对封建判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思想，也敲响了新世纪到来的晨钟。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把爱情悲剧写得既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又能深刻全面地提示出它的社会根源，从而对封建社会作出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红楼梦》宏伟完整的结构、细腻逼真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优美成熟的语言，深入细致的心理刻画，都说明曹雪芹运用艺术技巧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他塑造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不仅表露出特有的阶级特征，又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阶级和时代，这一点，“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之作。
曹雪芹的未完稿题名《石头记》，基本定稿的只有前80回，1791年，程伟元、高鹗第一次以活字版排印出版，成为120回，书名也改为《红楼梦》。《红楼梦》刊行之后，立刻以它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艺术技巧征服了无数读者，乾隆、嘉庆年间，就有人在北京“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不少人对之“爱玩鼓掌”，“读而艳之”，有的甚至为了品评书中人物，“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邹韬《三借庐笔谈》），形成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京都竹枝词》）的社会风气。《红楼梦》的爱情悲剧更是震撼了众多少男少女的心，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很多人读《红楼梦》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这些都体现了《红楼梦》的艺术感染力。
200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汗牛充栋，《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随着时代的发展，红学研究也不断地发展，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红楼梦》不朽的生命力。
13、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
人心生一念，天地今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并有私。
——《西游记》
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
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人很少会不知道《西游记》，会不羡慕孙悟空一根毫毛就变出一只猴弥的神奇戏法。孙悟空几乎家喻户晓。他会72般变化，练就火眼金睛，有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本事，他不愿受冥府、天界管束，大闹“三界”，自封“齐天大圣”，敢于去天庭与玉皇大帝分庭抗礼，大闹天宫，后来又一路保护唐僧历尽千山万水，到“西天”取经。这样一个神通广大、敢于反抗、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英雄，还是一只举止可爱的猴子，怎会不叫人喜爱呢。
《西游记》全书100回，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七回，孙悟空大闹天空的故事。孙悟空原是破石而生的猴子，占领花果山水帘洞自称美猴王，又渡海访师学得72般变化。他大闹三界，搅得从天界到冥界天昏地暗。第二部分8至13回，交代取经的缘由，描写魏征崭龙、唐太宗入冥、观音访求高僧和唐僧出世的故事，为下文取经作了铺垫。第三部分14至100回，由41个小故事组成。全书描写了孙悟空在猪八戒、沙僧的协助下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克服了81难，历经艰险，斩妖除怪。
《西游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相似，是在民间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变才形成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写成。《西游记》的故事来自唐僧玄奘只身赴天竺（今印度）取经的史实。现存《西游记》的刊本，以明万历二十年金陵唐氏世德堂本为最早，20卷100回，不署作者。后来清人考证出了它的作者是吴承恩。上世纪20年代初鲁迅写了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书中他根据《淮安府志》等史料，精辟地论述了《西游记》为明代淮安人吴承恩所作，此后，学术界基本就没有异说。
吴承恩（约公元1500年—约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年轻时以文名著于乡里，却屡试不中，不久辞归。所著诗文大都亡佚，后人编订成《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吴承恩出生在一个由下层官吏沦为小商人的家庭，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在《淮安府志》里是这样描述吴承恩的：“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吴承恩在科举场上很不得志，直到45岁依然还是一个老秀才。中年以后迫于生活贫困，为了维持生计，吴承恩终于在好友的帮助下补为岁贡生，在长兴县谋了一个县丞小官职，但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愿同流合污，不久就辞了职，返回淮安。这一年，吴承恩已是61岁。回到淮安后，一度甚至有当隐士的想法，在养养花草、作作诗之余，吴承恩继续他的神话小说的创作，《西游记》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西游记》是一部充满幻想、情节离奇的小说，容易作出附会的解释，清人所论，“或云劝学，或去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近时研究者，又有从“反映农民起义”或“反映市民阶层的斗争”立论的。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它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鲁迅先生也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西游记》：“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一般不怀偏见、不刻意穿凿的读者，也只是从其中得到一种娱乐此书视野广阔，想象丰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性的、驰骋幻想与诙谐嘲戏的快感。
这部小说直接的创作目的，还是为了提供娱乐，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而作者的思想又是相当自由活泼，所以小说中一本正经的教训甚少，戏谑嘲弄的成分却十分浓厚。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神话为素材的文学创作一向不够发达。《西游记》立足于民族文化，又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以丰富的艺术想像力，描绘出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创造出许多离奇的神话故事，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鲜明生动的神话艺术形象，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缺陷，而且体现了中国文学在一旦摆脱思想拘禁以后所产生的活力，这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西游记》中的艺术形象，既以现实的人性为基础，又加上作为其原形的各种动物的特征，再加上浪漫的想象，写得生动活泼，令人喜爱。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变化无穷，是人们自由幻想的产物；他的机灵好动、淘气捣蛋，又是猴类特征和人性的混合。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在两个故事结构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通过这个神话英雄，寄托了人们的生活理想。他的智慧、力量、勇气、胆略和他性格的魅力，激发着人们去征服自然、征服困难。猪八戒行动莽撞、贪吃好睡、懒惰笨拙，这既与他错投猪胎有关，又是人性的表现。他在勇敢中带着怯懦，憨厚中带着奸滑。但猪八戒的形象在作者笔下，不仅不可恶，而且很有几分可爱之处。其实，就是《西游记》中诸多妖魔鬼怪，也并不尽然是丑恶恐怖的。神佛时有可笑，妖魔也时有可爱。好些妖魔原本是从天界逃脱出来的，到人间逍遥上一阵，做些恶事，或完成其风流宿缘。像黄袍怪爱百花羞公主，罗刹女因母子分离而痛恨孙悟空，都很合乎人情。所以这些妖魔鬼怪的故事，也让人读得饶有趣味。
《西游记》以它生动的人物形象、幽默和风趣的故事以及辛辣的讽刺，从19世纪开始，就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流行于世界。西游记也被多次搬上银幕。
14、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15、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蒲松龄《聊斋志异》
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真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
——《聊斋志异·婴宁》
现在开始讲一个故事，话说在一个集市上，一个农夫打扮的老人向卖梨人讨一只梨而不得，旁观者买一只赠之。老人吃罢，用锄头在地上挖个坑，把吃剩的梨核中的种子放进坑里，浇上讨来的一壶开水。眨眼间，地上冒出一片小绿芽，长成一棵小梨树。不一会儿梨树开花，结果，梨子成熟。老者将梨分赠大家。吃完以后，老者举起锄头将树挖倒，把它持作拐杖离去。卖梨者只顾看热闹，这时发现自己手推车上的两筐梨子全没了，方才明白老者是个农夫打扮的术士，他树上的梨原是自己车上的梨。急忙追赶，术士不见，只找到了他扔掉的树干拐杖，这才发现它是自己接在遮阳伞上的那根棍子。
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来自蒲松龄家喻户晓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431篇。其内容大致有四部分：一、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揭露、嘲讽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贪婪狠毒的嘴脸，譬如《促织》、《席方平》、《商三官》、《向杲》。二、讽刺科举，勾画出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与考场中营私舞弊，如《司文郎》、《考弊司》、《书痴》等篇。三、歌颂、描绘坚贞、纯洁的爱情及底层妇女、穷书生，有《鸦头》、《细侯》等。《聊斋志异》中相当多狐鬼精灵与人的恋爱故事，颇具浪漫情调，塑造了很多容貌美丽、心灵纯洁的女狐形象，如红玉、婴宁、香玉、青凤、娇娜、莲香等。四、有些短篇是阐释伦理道德的寓意故事，如《画皮》、《劳山道士》等。
蒲松龄（公元1640年—1715年），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蒲松龄从小有文才，可惜年长后在科举场中很不得意，满腹实学，屡不中举，在家中教书为业，到了71岁，才考得了贡生。他牢骚满腹，便在聊斋写他的志异，自言“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闲则命笔，因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76岁过世，所著有《文集》4卷，《诗集》6卷，《聊斋志异》8卷等。
《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它们一方面把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事物组织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来，他的花妖狐魅大多秉具人情，和霭可亲；但又行动鹘突，擅长形变，并非常人。这种因素促使作品想像丰富奇特，故事变幻莫测，境界神异迷人。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上。以婴宁为例，真个是她到那里，笑声就跟到那里。作者在描写花妖狐魅所幻化的人物时，常能掌握妖魅原型的特点，也有助于人物的个性化。如《绿衣女》中写绿衣女是“绿衣长裙”，“腰细殆不盈掬”，其声娇细，活画出一个绿蜂幻化的女子形象。
故事情节倏忽变化、离奇曲折，也是《聊斋志异》的突出成就。《聊斋志异》虽基本上是传记体，但并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人物的经历，而是注意故事构造的曲折有味，以紧紧吸引读者。如《西湖主》中陈弼教在洞庭湖中遇风翻船，逃到岸上，误走入湖君妃子的园亭。当他在花丛中偷窥到公主之后，不觉着迷，正巧拾到公主遗落的红巾，便在上面题诗。公主派来寻找红巾的女子发现后大惊曰：“汝死无所矣！此公主所常御，涂鸦若此，何能为地为。”生失色，哀求脱免。女曰：“窃窥宫仪，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蕴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将何为计！”遂皇皇持巾去。
读到这里，人们为陈生捏了一把汗。但当这女子第二次来时却传来“公主看巾三四遍，冁然无怒容”的消息，心情也随之一松。过一会，这女子又来送酒食，但是“公主不言杀，亦不言放”。正当令人悬念之际，却又传来噩耗：王妃见巾大怒，祸不可测。跟着是“数人持索，汹汹入户”。人们不禁又担忧。可是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场面：
内一婢熟视曰：“将谓何人，陈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来。”返身急去。少间来，曰：“王妃请陈郎入。”
结果王妃见了陈郎，当面把公主许配给他。原来陈生曾在洞庭湖中释放一只被捕的猪婆龙，龙即王妃，婢即衔龙尾同时遇难的小鱼。作者在这个简短过程中安排了曲折的情节，一收一纵，步步扣人心弦。
《聊斋志异》还善于描写景色，不只画面鲜明，而且常常造成一种气氛、境界，更好地烘托出人物的性格。《聊斋志异》语言精炼，词汇丰富，句法更多变化。作者既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学语言，又适当吸收和提炼当代口语方言。在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语，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极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聊斋志异》刻画人物注意个性和细节的描述；安排情节注意故事的曲折有味，文章的波澜起伏，语言的摇曳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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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常识大全：第五部分
目录
01、 万仞崛起——明代文学
02、 兴亡梦，儿女情——孔尚任
03、 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洪昇
04、 生不逢时——罗贯中
05、 孤客走梁山，书生续旧梦——施耐庵
06、 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
07、 “三言”戒天下——冯梦龙
08、 “二拍”天下惊——凌濛初
09、 是非致良知，心外无一物——王守仁
10、 随感之始作俑者——袁宏道
11、 闲情偶寄——李渔
12、 孤标傲世偕谁隐——曹雪芹
13、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
14、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15、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蒲松龄《聊斋志异》
1、万仞崛起——明代文学
情乎？欲乎？
——汤显祖的《牡丹亭》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皆非情之至也。……人生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格耳！
——汤显祖《牡丹亭题词》
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业，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叹其七情生动之微也。
——王思任《评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题引所道的这种能够生死、死生的至情，读来就叫人叹绝。而这个美丽、绝叹的情爱故事就是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晰细展现了，怎不叫人对之心向神往？
汤显祖，明代戏曲家，生于1550年，卒于1616年，字义仍，号若士，祖籍江西临川。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进士，历任南京太常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十九年因抨击朝政，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二十一年被任命为浙江遂昌知县，任职五载；二十六年眼见横行不法的税监到来，他在京述职后径直返回故里。晚年以茧翁为号。汤显祖的思想比较复杂矛盾，他视科举为唯一出路，又对科举、八股文字表示厌弃；30岁时潜心佛学，企图在宗教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又讥笑服食丹药的迷信者，并嘲讽佛学的轮回说教。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受到了反正统宋学思想的熏陶；在南京为官时，又受到李贽、达观等人反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他思想中不同的侧面，都在他的戏曲创作中得到反映。汤显祖作有《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汤显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一卷、《问棘邮草》二卷。
《牡丹亭》全剧共55场，杜丽娘游园伤春、梦书生折柳伤情，竟至一病不起，死后魂魄不散，寻觅梦中情郎不止。3年后，真等到书生柳梦梅来掘棺复生，共结情缘。情节跌宕起伏，情思缜密。
《牡丹亭》开篇即写情，情在汤显祖的笔下竟能生而死，死而复生。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而《牡丹亭》中的“情”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很少有人深究过。其实，与其说她表现的纯洁的爱情，不如说是火一般的青春欲望。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故事始终与性相连，他们俩的感情一直是在性关系的牵引下愈往愈深，以至成为汤显祖所认为的至情。杜与柳的接触是性爱的接触。因此，他们彼此虽没有太多的了解或理解，一切言语却似乎都是多余的。杜丽娘的闺中幽情，是独处深闺的春愁而不是对某一个具体的情人的思恋。杜丽娘一梦而死生以之，这个梦，是她青春欲望骚动的折射；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一见钟情，达到如痴如醉的状态。这个梦，多少是她欲望被唤起的象征，欲望虽被唤起却未能得到继续满足以致意欲阑珊，已而致病。使丽娘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正是这种欲望的力量。柳梦梅拾美人像，后与画中美人共会云雨情。虽可以说杜丽娘的美貌让柳梦梅动情，这画像却也似明清时盛行的春画一幅。杜丽娘的魂魄夜夜来与柳梦梅相会，夜间相会俩人交流的方式大抵就是床上之事了。在《牡丹亭》中对性场面的描写似乎也无太多忌讳，却因情渗于其中而更显得充满了融融的暖意与暗昧。而情与欲在中国的传统性文化中基本上是合一的。我们从“三言”、“二拍”等大部分明清小说中可以得到佐证。汤显祖的至情说恰是情欲相和的至情了。
在《牡丹亭》中，杜丽娘被描写成一个有着强烈性欲望的女性却丝毫没有贬斥与牵强之意，反而突现了她因情欲而演绎翻生覆死的故事的动人之处。而在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忽视女性的欲望。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那些受到高度称赞与推崇的女性似乎是无性的。但丁在《神曲》和其他大部分诗作中所写到的贝阿特丽丝，但丁视她为毕生真正的恋人，但他一生从未与她说过一句话，更不用说什么亲昵行为。在但丁的心目中，贝阿特丽丝就像她在《神曲》中出现的形象那样，是个女神，一尊纯粹的精神偶像，但她绝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却在情欲的召唤下由生入死、因死复生，似乎情欲对女性来说却有发现生命价值、重塑生命的作用。
在《牡丹亭》中的第23出的《冥判》，以十分轻松活泼的调侃笔调，写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阴间受到了喜剧性的发落。“你是个好南风的李猴，着你做蜜蜂儿去，屁窟儿里拖着一个针。”将断袖之癖写得轻松自然，丝毫没有故意加重笔墨与特意对待的痕迹，似乎不过是与其他事儿同样合情合理的。这个屁窟儿带针的蜜蜂恰是对断袖者云雨方式的形象比喻，作者却要遂了其心愿让其下辈子能带着那枚针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无拘碍，显示了作者对同性恋者极其宽容的态度，也折射出晚明南风盛行的状况，当时很多人认为狎玩娈童是名士风流倜傥，洒脱不羁的表现。
2、兴亡梦，儿女情 ——孔尚任
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书、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则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并不失词之性质者也。
——《王国维文化学术随笔·文学小言》
中国古代的各种传奇中，写臆想写得最好的，莫过于《牡丹亭》；写历史写得最优秀的，莫过于《桃花扇》了。《桃花扇》所用事实，在明季人野史里都可曾见。卷首有考据数十条，东塘自已把所参考的书目都明晰列出。记中所有纤小科浑，都有所本。比如香君浑名香扇坠，可见于《板桥杂记》。阮大铖之路毙仙霞岭，蓝田权之寄居媚香楼，也可见于《冥报录》、《南都杂事纪》。但戏曲毕竟是戏曲，孔尚任也自言有所隐，有所发挥。让我们看看一起从历史来文学距离历史有多远。
《桃花扇》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歌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要线索，以复社文人与魏阉余孽的斗争为主要冲突，展现了南明一朝兴亡的广阔历史画面。正如孔尚任自己所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如今，南京夫子庙前的秦淮河南沿钞库街38号，有一座青瓦红檐、古色古香的花园小楼，据说是李香君的寓所“媚香楼”的旧址。栖霞山半山腰有一座“桃花扇亭”，据说是李香君和侯方域久别重逢之地。时光已流逝了300多年，人们还纪念着明末清初这位著名的秦淮艺伎。
孔尚任（公元1648—1718年），号东塘，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他出生在清顺治五年（1648年），即清入关建都北京第五年。孔尚任的父亲在清兵入关以后“以养亲不仕”。
东塘很早就“博采遗闻”，开始了《桃花扇》传奇的创作。孔尚任的族兄孔尚则（方训），曾任南明弘光朝的刑部主事，亲眼目睹南明王朝的兴亡始末，入清后隐居曲阜家中，他逝世时孔尚任还未成年。孔尚任从舅翁秦光仪那里，得知南明弘光遗事，不禁怦然心动。正如他在《桃花扇本末》中所说：“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独香姬洒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桃花扇》剧本的第一稿，是孔尚任隐居石门山时“一字一句，抉心呕成”。他“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
孔尚任在海陵（即泰州）“扁舟孤棹”，接触过盐民、渔民的劳苦生活；在广陵（即扬州），他去过明末四镇鏖兵的古战场，凭吊过梅花岭史可法的衣冠冢；在金陵（即南京），他游历明故宫遗址，瞻仰明孝陵，登燕子矶观扬子江，寻访秦淮河畔李香君故居媚香楼。昔日秦淮河两岸，舞榭歌楼，笙声盈沸，如今却只见“山边水际多秋草，楼上船中少旧人”。他还特地几上栖霞山白云庵，拜访张瑶星道士。此人就是《桃花扇》中道士张薇的原型。
孔尚任在江淮期间，尤其是在南京，“所交者大抵风人野老，抱膝吟啸之客”，即一些入清不仕的遗民故老，如冒辟疆、黄仙裳、许漱雪、邓孝威、何蜀山、倪永清、张潮、杜浚、宗定九等文人雅士。孔尚任在与他们的频繁接触中，了解到许多南明遗事。遗老们的谈论中不时流露出亡国的哀痛，引起他的共鸣。在孔尚任的交游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复社成员冒辟疆。冒辟疆与《桃花扇》剧中人柳敬亭、苏菎生、杨龙友、李香君的关系颇为密切。他与侯方域、陈贞慧、方密之并称为“四公子”。明亡后，冒辟疆归隐于如皋水绘庵，矢志不出。他不仅是南明小朝廷兴亡始末的目睹者，而且是对阉党余孽阮大铖斗争的直接参加者。《桃花扇》能作为南都信史观，与东塘的这些经历不无关系。
《桃花扇》戏剧的主要情节是：崇祯皇帝即位，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宦官魏忠贤，曾依附魏忠贤的阮大铖也被免职闲居南京。但他贼心不死，“蓄养声伎，结纳朝绅”，企图东山再起。复社名士吴应箕、陈定生等人作《留都防乱揭》，揭发他过去的罪恶，阮大铖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这时，复社文人侯方域应试落第，游寓南京，结识了秦淮歌伎李香君。李香君“妙龄绝色”，善习歌度曲，才气横溢。俩人又有共同的政治见解，情投意合。侯方域寓居异乡，一时无法筹措结亲的费用。阮大铖知道此事后，指使马士英的妹夫杨龙友暗中送给侯方域三百金，想以此请侯方域帮他解围。定情之夕，侯方域以题诗的宫扇一把赠予李香君。李香君发觉妆奁是廉耻丧尽的阮大铖所送，当即大义凛然地却奁，并严词劝告侯方域加以拒绝；阮大铖的阴谋破产，从此怀恨在心。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人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迎立福王为弘光帝。俩人把持朝政，倒行逆施，对复社文人滥加报复。阮大铖下令逮捕侯方域，又派兵来抢李香君。李香君誓死不从，以头撞地，额血溅于侯方域送她的宫扇上。杨龙友在扇上依着李香君的血迹画出几枝桃花，添些枝叶，这就是桃花扇的由来。李香君以此扇为信物，托曾教她唱曲的苏良生寻找被迫外逃的侯方域，盼望早日团聚；但后来又被阮大铖强拉入宫内充当歌伎。侯方域刚回南京，也被捕人狱。不久，清兵长驱南下，扬州失守，南京被占，弘光被俘。侯方域乘机出狱，李香君也从宫中逃出。俩人在栖霞山白云庵中相遇，面对桃花扇共叙旧情。在场的张薇道士撕扇掷地，指点他们“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李香君和侯方域面对国亡家破，终于割断“花月情根”，分头“修真学道”去了。
3、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洪昇
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
——徐麟《长生殿序》
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
——吴舒凫《长生殿序》
戏曲经历元、明、清三代，由成立而发展完成，在体制、内容、音乐和表现方式上都不断地变化改进，到清代形成“唱念做打”兼备的文艺形式，达到很高的成就，以传奇最为盛行。清初沿用明代以“昆曲”演唱，清高祖时“乱弹”代之而起，主要以皮黄（西皮调、二黄腔混合而成）为重心，包括多种腔调，最后成为近代“京戏”的一种重要乐曲。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在清代的传奇中都颇有名。洪昇的《长生殿》颇邀时誉，相传康熙年间京城流传“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之谚，后者所指即是《长生殿》中“一枝花”。
洪昇（公元1645—1704年），字昉思，号稗畦，又号南屏樵者，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入国子监肄业，终身未入仕。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作《沉香亭》传奇，后改写为《霓裳舞》。至二十七年，又重取更订之，易名《长生殿》。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因在清圣祖孝懿温诚仁皇后佟佳氏大丧期间于寓所演出，被言者所劾，革去国子监学生籍，一时株连达50人左右。时人诗云：“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年被迫离京，返回杭州。但这期间，《长生殿》的影响却愈来愈大。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在南京集南北名流胜会，长筵三昼夜，由名优扮演《长生殿》，洪昇应邀赴会，一时传为盛事。但是自南京返回途中在乌镇失足落水而亡。洪昇一生坎坷，对于社会现实颇多不满。他是和孔尚任齐名的剧作家，作品有传奇《长生殿》，杂剧《四婵娟》一种传世，另有《锦绣图》待考。其余作品均佚。今人章培恒著有《洪昇年谱》。
《长生殿》是一部描写爱情悲剧的巨著，叙述唐明皇在开元以后，纵情声色，委政权奸，国政日非。杨贵妃恃宠善妒，杨国忠招权纳贿，激起拥有重兵之番将安禄山称兵造反。哥舒翰潼关不守，兵败降贼。明皇束手无策，仓皇幸蜀，逃至马嵬曙，随行将士杀死杨国忠，陈元礼纵兵逼哄，贵妃佛堂自缢，摇摇将坠的大唐江山到此才获得一线转机。作者通过民间传说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真挚爱情故事，把他们的爱情在现实中所发生的坏的政治影响而写出。此后便摭拾白居易的长恨歌，唐人小说玉妃归蓬莱，元人杂剧等故事，写出唐明皇对于杨贵妃的怀念，以及二人原系天仙，谪居人世，终于回到天宫，永为夫妇作结。
从元代的杂剧到清代的传奇，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转变？
元曲有两种，一为杂剧，一为散套。到清代，传奇盛行，而“传奇”一名，原本不是到清朝才有的。吴梅说，“传奇之名，虽昉于金源，顾宋赵德麟（蝶恋花）词，以七言韵语，加入微之原文，而按节弹唱，则已启传奇串演之法，惟其名乃成于元耳。自是以后，有院本，有多至数十折者，于是以篇幅长者为传奇，以篇幅短者为杂剧。或又以南词为传奇，北曲为杂剧。相沿至今，其名未改，虽违本意，顾亦可以也。”可见传奇原本无确实定义，但我们确仍能从时间变迁和南北特色不同上见出杂剧和传奇之间的继承和变化。
我们都知道杂剧最主要是生旦独唱，这就像一个词人在舞台上在戏剧的背景中朗诵心声，其主要基调是抒情。西方戏曲的结构格外重视情节的冲突与转折，冲突最强烈的爆发点便是戏剧的高潮。但是中国戏曲构成的基础原本不在情节的曲折，而是歌舞乐的展演，戏曲中最动人的场面，往往没有强烈的故事性，甚至情节上没有任何推进，而是刻画人物情感心理的抒情歌舞。故中国戏曲一直可以称作“词余”。而到了清初传奇，作品《桃花扇》第一次将叙事而不是抒情放在第一位，摆脱了诗文的里子，让传奇可以独立地站在诗文旁边。正如《王国维文化学术随笔·文学小言》中说：“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书、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则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并不失词之性质者也。”
杂剧中，一人司唱，而到了传奇，却是数人分唱的。而这又是与两剧种的唱腔特色相关联的。元剧多用弦索，字多腔简，一人司唱，即使曲文颇长，也能一泄而尽。而传奇多采用昆腔，昆调悠扬，一字可以数转，即使数人分唱，大概也不免其苦。而在传奇中，也保留一些杂剧的品味，如在《长生殿》中有北曲，间有佳者，却也不多。
南词重板眼，北词重弦索。北词调促而辞繁，填词很难稳惬，又杂剧多用衬字，而衬字无定法，板式无定律。元曲不尚词藻，专重白描，所以写杂剧，元方言特别须要熟悉。元剧中的散曲也是重文雅的，而杂剧却是重本色的。作杂剧，每句每语不可夹入词赋话头，要以俚语为文雅，即使是词章才子，对此都无所措手。对本色的注重却是为传奇作家所继承的。当初洪昉思与吴舒凫论填词之法，舒凫云“须令人无从浓圈密点”；昉思之女之则在座曰：“如此，则天下能有几人可造此诣？”所谓无浓圈密点，即所谓要用本色语也。而由此观之，本色之难可知。如果不能化俗为雅，而仅以涂泽为工，不过耍些文人的造作词工罢了，这是杂剧与高明的传奇作者共同唾弃的。
4、生不逢时——罗贯中
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尺蠖斋《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我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一部优秀长篇历史小说。大约创作于元代末年，原书24卷，240则，有弘治本传世，经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加以增删润色，才成为现在通行的120回本。罗贯中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1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近100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75万字的古典名著。
《三国志演义》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止，描写了百年左右发生的事件，中间着重写了历时约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过程。第1回到第33回，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写到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以及战后天下三分；第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刘备集团活动，以及刘备死后，诸葛亮治理蜀国、南征北伐；第116回到第120回，写三国统一于晋。书中的故事起于刘、关、张桃园结义，终于王浚平吴，包括了整个三国时代。在“拥刘反曹”的传统思想支配下，作品把蜀汉当做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诸葛亮和刘、关、张当做中心人物，以魏、蜀、吴的兴亡为线索，生动地描述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他们的爱憎与背向，以及反对战争分裂、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在这部名著中，罗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火暗刀的策略伎俩和阴谋诡计；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活、铤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以上说的是《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则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刻画方面惊人的技巧。全书400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入化，呼之欲出。
其次，《三国演义》还提供了不少战争经验和各种军事科学知识，对战争的描写，是很出色的。写官渡之战，先介绍两军力量的对比。袁绍兵多粮足，拥军70万。而曹操兵少粮缺，只有7万人。但是战争胜败不但决定于客观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还决定于主观指挥是否正确。继而再攻，各个击破。相反，袁绍自恃强大，没有利用兵多粮足的优势、结果大败而归，实在是指挥不当。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其他如赤壁鏖兵、秣陵之战等，都写得有声有色，雄伟壮阔，引人入胜。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和教训。后来，农民起义的将领们把《三国演义》当做军事教科书来学习、运用。《三国演义》中，有关政治、外交、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读者从中也将获益不浅。
最后，《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自罗贯中把三国历史写成小说以来，文人纷纷效法。《三国演义》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基本经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官渡、赤壁之战等等，在历史上，真有其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孙权以及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就是“七分事实”。但另一方面，其中不少内容和情节是虚构的，夸张的。不但历史上不存在“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献密计黄盖受刑”和“七星坛诸葛亮祭风”等事件，而且，就是对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也不是从《三国志》里照搬到《三国演义》中来，而是作者依据尊刘贬曹的思想给予了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加以丑化。《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已是艺术的典型。这就是“三分虚构。”
总之，《三国演义》是一部艺术性很高的作品。虽然，它也有种种不足，如否定农民起义的错误立场，宣扬封建迷信等等。然而，它毕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罗贯中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5、孤客走梁山，书生续旧梦——施耐庵
一百八个人，便有一百八样出身，一百八样面孔，一百八样性格。
——金圣叹
《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无前例的杰作，……对赤手空拳、孤立无援的老百姓，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日）仓石武四郎
许多人在少年时，每一次合上《水浒》，就会闭上眼睛，梦想在某一个雪夜，屋檐上突然悄无声息地跳下几条身披斗篷的好汉，之后一只快船把自己接走，直往那烟水弥漫的芦苇泊里而去。忠义堂前，完成了简单而又隆重的结拜程序，与众兄弟们一道吃酒吃肉。许多成年人依然为他们童年时神魂颠倒的水泊世界迷恋，宋江、武松、李逵……身世如数家珍。金圣叹曾经批道，一百八个人，便有一百八样出身，一百八样面孔，一百八样性格。在中国绚丽多姿的文学百花园里，《水浒传》无疑是一朵芬芳的奇葩。它既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从发生到发展壮大再走向完全失败全过程的长篇小说，更是第一部用白话创作的英雄传奇。
关于《水浒传》这部不朽之作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罗贯中作，有人则认为是施耐庵的手笔，也有人认为是罗贯中和施耐庵联袂完成，还有人说是施惠的作品，根据学术界的多年考证，一般认为《水浒》最后的作者是施耐庵。
据考证，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生活于动乱时代，居住活动在农民起义最为活跃的江浙地区。他生性耿介，一生遭际坎坷，郁郁不得志。历史掩埋了施耐庵的个人史迹，却遮不住优秀作品《水浒传》的时间穿透力。
《水浒传》描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对于宋江和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史料记载：宋江领导的起义声势浩大，纵横数省，而主要骨干有36人；宋江最终或被招降，或被擒而降，史料说法各异；宋江投降后，参与了镇压方腊的军事行动。这些片断史料，是《水浒传》的故事依据，正是因为史实有限，为后人的创作，留下了自由想象的天地，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理想来塑造心中的英雄。施耐庵正是在大量文艺作品、史料和传说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从而完成了青史永存的《水浒传》。
《水浒传》的版本相当复杂。现存最早的120回本，是明末杨定见本。杨定见等人的120回本出现不久，又出现了金圣叹的70回本，此本，又称贯华堂本。此本出来后，流传很广，代替了其他的一切本子，成为读者中惟一流行的本子。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很复杂，从总体上说，小说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塑造了起义英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火的斗争过程，客观上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小说塑造了诸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许多起义英雄的形象，展现了他们疾恶如仇、侠肝义胆的优秀品质，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人民对正义的追求，表达了渴望除暴安良的强烈愿望。这些形象，具有深厚的民族内容，是中华民族性格的艺术发展，他们的品格、精神，正是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小说还细致地描写了起义军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先是个人反抗，然后走上梁山，形成小规模的联合体进行斗争，最后各豪杰纷纷上山，四方民众群起响应，以“替天行道”为旗帜，建立起武装割据政权的根据地，从而上演出同统治者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雄壮活剧，表现出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宋江等人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们的悲剧恰好提示出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这在小说中亦是重要的内容。小说中确实贯穿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三阮、鲁达、李逵，尤其是宋江，都有这样“正统”的观念。宋江是集忠义于一身的形象，而“忠”却是他的思想的核心，这就决定了他受招安的必然性。但是，小说没有给受招安的水浒英雄一个美满的结局，虽然他们为朝廷出生入死效过力；宋江最后被毒死，李逵等也惨遭不测，整个梁山义军彻底被分解而毁灭。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一切起义者的悲剧性结局，还揭示出统治者的阴险毒辣；同时宣传了忠君的思想，又在客观上宣告愚忠的可悲下场。
《水浒传》的影响巨大而又广泛。武松、李逵、鲁智深、宋江、吴用等人，以不同的性格和形象内涵，影响着人们的心灵、性格与智慧，他们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义士或智慧的代表。有的甚至已化成一种经验、一种口头语，一种人格的代表，广泛流行在人民之间，融入民族精神之中。《水浒传》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样巨大，它首开长篇英雄传奇之先河，后出的《皇明英烈传》、《说唐》、《杨家将》、《说岳》、《水浒后传》、《女仙外史》无不见它影响的印记；《水浒传》还为戏曲提供了直接的题材，明清时代，剧作甚多；至于各种民间文艺、说唱、评书，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充分说明了《水浒传》的价值和它生命力的强大。
6、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
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
——崇祯本评语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美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文学一向以含蓄为美。尽管在《周易》中有“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之说，荀子也认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明清时代的艳情小说，却对此进行了彻底的反叛。《金瓶梅》是其中首“淫”之书，开创了性文学之风气。在这之后，《肉蒲团》、《金屋梦》、《隔帘花影》、《续金瓶梅》之类的“淫”书随即应运而生。
金瓶梅所有版本均将作者杜撰为“兰陵笑笑生”，据说这根本是捏造的。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开头指出：“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据说其真正的作者应是明朝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大名士王凤洲（世贞），因他写这部长篇小说时，牵涉当代的人太多，动笔时更不想让人知道，因此，不愿用自己的真名。至今尚无一个版本能明确表明作者，惟三叟堂版本，400年来首次标明作者的真实姓名。但是事实是否如此，仍有争议。
《金瓶梅》的版本同样很多，主要有三种：《金瓶梅词话》，这个是万历年间刊本，最早；《新刻绣像金瓶梅》，这个是崇祯本，回目整齐，文字多了些修饰，减少了一些山东方言；《张竹坡评金瓶梅》，根据崇祯本，加上了张竹坡的评点。
《金瓶梅》描写了官、商、霸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西门庆罪恶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落破户财主，开着个生药铺，他惯于行贿钻营，结交官吏，倚财仗势，巧取豪夺，逐渐成为地方一霸。作者以更多的笔墨描写了西门庆的家庭故事。西门庆有一妻（吴月娘，续妻）、五妾（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一婿（陈经济）和众多奴婢（庞春梅为其一）。书名《金瓶梅》，即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重要女性名中各取一字而成，似亦含有金瓶中插梅花的具有性象征的特殊意蕴。
在这部被长久视为淫书禁书的作品中，李瓶儿是其中最优美的艺术形象，也是小说中写得最为动人而又合情合理、耐人寻味的角色。她对自己丈夫表现得十分绝情，花子虚破产了，她并无丝毫怜悯，而是终日痛骂，终至花子虚因气丧身。因为西门庆长期未登门竟至于得病。让人注意的是这种因性而起似真似幻并差点致她于死地的梦似乎与《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虽异实同。她的冷酷无情且带着些势利的性格同样表现在对第二任丈夫蒋竹山的态度上。她忍受不了西门庆的冷落，鬼使神差急不可耐地嫁给了行医的蒋竹山，她也曾经打算好好过日子，拿出钱来给他开药铺，但不久她就反悔了。从书中看出，蒋竹山让她不称心的就是因为在性上蒋无法让她如意。蒋竹山被西门庆毒打后，李瓶儿不但没有同情，反而“啐在脸上骂”，将他赶出了门。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她在嫁到西门家后发生了奇妙的转变。在她终于成为西门庆的宠妾之后，她的心境变得异常安宁，天性中的美好方面也随之发挥出来了。她变得十分随和、善良、真诚并且关心别人，似乎情欲的满足是这个女人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别无所求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感也慢慢地使她变得温顺谦让，从不争风吃醋。性的满足使她从精神到肉体都得到了升华。李瓶儿在性的洗礼下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小说情节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当她在情欲没有得到重视与满足时可能是个魔鬼，而一旦得到重视与满足她会成为天使的奇妙状况。
《金瓶梅》对后世人写小说，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例如《红梦楼》在题材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就明显受到它的影响。脂砚曾说：雪芹撰《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金瓶梅》基本上对待性事进行了大胆的自然主义的叙述，因而一直被斥为第一大淫书；曹雪芹清醒地避开了艳情小说的迷惑，在《红楼梦》这部名著中，几乎没有一处具体涉及到“性”，即使是因为情节需要而非得指涉不可，他也只是轻轻带过，不予着力渲染。曹雪芹无疑是一个有着“洁癖”的作家，这种“洁癖”就是艺术创作中的唯美主义。曹雪芹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在《红楼梦》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到无处不在的“性”，只是他把“性”隐藏在文本之下了。只有深谙了《金瓶梅》之后，才能洞察《红楼梦》许多隐晦之处的性意味。
另外，鲁迅曾指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其实，最早突破这一格局的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经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简单化的平面描写，开始展现真实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如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就比《水浒传》中所写的丰富多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很多国家的大百科全书几乎都设专条介绍《金瓶梅》这部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金瓶梅》为中国16世纪的长篇通俗小说，它塑造人物成功，在描写妇女的特点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新。”美国大百科全书则称：“《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这一切说明，《金瓶梅》这部不朽名著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7、“三言”戒天下——冯梦龙
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指《喻世明言》、初名《古今小说》）《通言》（指《警世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醒世恒言序》
“三言”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堪称我国许多文学作品、电影和电视、戏曲的源泉，如感人的《白蛇传》源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幽默的《三笑》源自《唐解元一笑姻缘》等。特别是京剧和昆剧的很多传统节目均改编自“三言”，如《十五贯》源自《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如《杜十娘》源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源自《玉堂春落难逢夫》，《棒打薄情郎》源自《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等。20世纪5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将《灌园叟晚逢仙女》搬上银幕。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由冯梦龙编选。“三言”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这三部小说集相继辑成并刊刻于明代天启年间。“三言”各40篇，共120篇，约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拟话本，里面也有冯梦龙本人的作品。
冯梦龙（1574年—1646年），字犹龙，一字耳犹、子犹，别号有苏词奴、顾曲散人、墨戆斋主人、茂苑野史民等。明长洲人。才情跌宕，博览群书，尤通经史。他生活于明代末年，受市民阶层思想影响很大，善于诗文，才华横溢，和他的哥哥冯梦桂，弟弟冯梦熊并称“吴下三冯”。但是科举不得志，晚年才补为贡生，任过丹阳县训导和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期间，他为官清廉，勤于施政。清兵入关，参与抗清活动，后忧愤而死。
冯梦龙终身致力于通俗文艺的改编、整理和创作。他是明朝继罗贯中、熊大木之后的著名通俗小说家。他曾鼓励书坊重价购刻《金瓶梅》，增补改编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还创作过戏曲《双雄记》、《万事足》，并改编过别人的多种剧本，合而称为《墨憨斋定本传奇》。此外，他还编辑刊印过民间歌谣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编纂《太平广记钞》、《古今谭概》、《智囊》、《情史》等。冯梦龙在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则是编辑了“三言”。
“三言”的很多作品，对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黑暗采取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的态度。《喻世明言》（《古今小说》）第40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这篇小说，以明代嘉靖年间发生的真实事件为基础，写了沈炼一家和严嵩父子斗争的动人故事。《明史·沈炼传》和江盈科所撰《沈小霞妾》，对此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有记载。这篇小说通过这个历史故事歌颂了忠臣贤士的崇高品格，鞭挞了权奸佞臣的卑劣行径，从而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沈炼以诸葛亮为楷模，高风亮节，敢于与严嵩父子斗争到底，是一个忠臣的典型；闻淑女，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妾而勇于牺牲，机智勇敢，也是一个难得的贤者；贾石，本与此案无涉，但他明辨是非，为朋友两肋插刀，正气凛然，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义士。作品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而歌颂了正义。作品中对社会地位卑贱者的歌颂，尤为可贵。与此同时，从严世藩到杨顺、路楷、乃至张千、李万，又构成了专权骄横、趋炎附势者的形象系列，作品又通过这一系列人物而鞭挞了邪恶。这篇小说情节曲折，线索明晰、层次分明，充分体现着话本小说的特点。
“三言”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是两篇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两个故事中的女主角，都是名妓，但她们在经历了王孙公子的追欢取乐之后，都真诚地追求真实的爱情，并为此不惜牺牲一切。但是，由于两个故事中的两个男主人公，秦重和李甲的观念和性格不同，故事的结局也相异：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秦重是地位低下的卖油郎，但他诚实善良，对美娘一往情深，因此赢得了花魁娘子的敬重与信任，结成美满姻缘。对此，作品是予以赞美的。李甲是富家子弟，他虽然对杜十娘也曾真诚爱恋，但他屈服于社会、家庭的礼教观念，再加上孙富的破坏，最后终于背叛了爱情，造成了杜十娘投江的悲剧。作品对杜十娘寄予极大的同情与赞美，对李甲、孙富给予无情的揭露。这两篇作品的结局不同，但其中所表现的爱情观念，都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三言”中还描写了商人的故事，表现了这一社会阶层的生活和观念，也反映了明代城市中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如《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喻世明言》）、《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等篇。其中蒋兴哥的故事，相当深刻地表现了商人在爱情观念上与传统的贞操观念的巨大差异。蒋兴哥外出经商，新婚妻子王三巧虽然日夜盼望丈夫回来，但因陷于孤独寂寞之境，便与客商陈某发生了关系。当蒋兴哥知道后，尽管经过很多波折，而最后仍与王三巧生活在一起，传统的贞操观念，在这里是写得很淡漠的。
“三言”作为话本和拟话本，在艺术上都明显地保留了话本的特点，如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语言口语化，朴实自然；塑造人物，主要是在情节发展中完成，而且善恶十分分明，性格特点十分突出，但它的篇幅加长了，主题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态的描绘更丰富，内心刻画上也更细腻。冯梦龙编辑“三言”，有明确的警世劝戒的目的。这一方面充分表明冯梦龙对通俗小说的社会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当然另一方面也应指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他所要发挥的“警世”作用，还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因此，“三言”的很多篇章，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世俗说教和低级趣味。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三言”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8、“二拍”天下惊——凌濛初
凌濛初（公元1580年—1644年）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祖先世代为官，祖父凌约言是嘉靖十九年进士，官至大名府通判，后来辞官回家，与兄弟凌稚隆一起从事编纂工作。乌程凌氏是当时颇有盛名的书刻家，又与创造著名“闵版”的出版世家乌程闵氏世代姻亲。因此凌濛初是在浸染着商业气息的浓厚文化氛围中成长的，18岁补廪膳生，和冯梦龙一样科场不利，不得已而转向著述，55岁方任上海县丞，后因功擢徐州判官。凌濛初著述宏富，除“二拍”外，据《湖州府志》记载，有学术著作《圣门传诗嫡冢》、《诗经人物考》，诗文集《鸡讲斋诗文》、《国门集》，散曲集《南音三籁》等，但他最主要的成就还在小说和戏曲方面。戏曲方面他先后编写了《北红拂》、《颠倒姻缘》、《虬髯翁》、《乔合衫襟记》、《莽择配》、《宋公明闹元宵》等六部戏剧，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高度评价。此外，还有戏曲《虬髯翁》、《红拂》以及其他类型的著作多种。
《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与冯梦龙的“三言”齐名。《二拍》创作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三言”的编纂和畅销，另一原因是凌濛初科场的失意。《拍案惊奇》成书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第二年由尚友堂书坊刊行问世。《二刻拍案惊奇》刊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二拍”各40卷40篇，而其中《二刻拍案惊奇》第23卷与《拍案惊奇》重复，第40卷已亡佚，补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权以充数，因而“二拍”实存小说78卷78篇。
“二拍”基本上是凌濛初个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作者“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其思想内容广泛反映了各阶层人们的现实生活，但所有的生活图景都是透过凌濛初的视角，浓重地染上了他个人的观念和性格的底色。凌濛初没有志得意满的平和，也没有与世无争的闲逸，他是带着强烈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尖锐地审视当时世界的。因此，“二拍”反映的世界与人心几乎处处疮痍，故事叙述间充满着深刻的忧愤与尖刻的讽喻。“二拍”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二拍”对商人、商业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和关注。商人的地位提高了，不仅认为官宦人家与商人通婚是门当户对，而且商人甚至高于读书人。《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说到这样的情况：“……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二拍”对商人的活动不以“义”来评价，只是单纯地叙写和赞颂商人追求暴富的商业活动。
“二拍”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商人无限膨胀的发财欲望。《拍案惊奇》的首卷是《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描写命里“有巨万之富”的文若虚，偶然间拣着个好玩的破龟壳，竟然使他眨眼之间云里雾里成了巨富，无本万利的奇妙好运正反映了商人牟取暴利的梦想。商人不仅在物质上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在精神上也代替了原来的文人，商人的主角地位，成为小说的主人公。
其二， “二拍”还描写了官吏的昏庸无能，暴虐残酷与贪财受贿。在《恶船家智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报真命状》中，恶船家设计使王生蒙受不白之冤，而知县明时佐不加勘访，就把王生痛打一顿，投入大牢；官府的昏庸，反助了恶人奸计的实现。《伪汉裔夺妾山中，假将军还姝江上》写江湖大盗柯陈， “专在江湖中做私商勾当”，与官府勾结，“上司处也私有进奉，盘结深固，四处响应，不比其他盗贼，可以官兵缉拿得的”。官府不但不为民除害，还与强盗结伙害民。“二拍”尤为深刻的是揭露了当时官府径直为盗的罪恶，《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中常州柳太守听说洞庭山某寺藏白香山手书《金刚经》，价值千金，索取不成，便吩咐强盗告此寺住持窝赃，监了住持，诈取了《金刚经》。
《贾廉访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写诸路廉访使贾谋贪财无行，探知商知县富厚，与商家结成儿女亲家，商知县亡后，贾谋欺孤儿寡妇没有主意，假拟公府关文，把商家财物骗归己有，凌濛初在小说中愤慨地说：“官人与贼不争多……却又施在至亲面上，欺孤骗寡，尤为可狠！”
其三，爱情与婚姻也是“二拍”中最重要的主题。“二拍”中同样肯定“情”对于人生的至高价值，但更多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这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更为直接。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写女尼静观偷偷地爱上闻人生，后与闻人生同宿一船，就主动去招惹他，最终得成完美婚姻。作者对此评述道：“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通闺闼坚心灯火》一篇更具代表性，罗惜惜与张幼谦自幼相爱，私订终身之盟，后惜惜被父母许嫁他人，她誓死反抗，每日与幼谦相会。小说中写道：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
青年女子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对封建礼教所作的大胆抗争，在这里被描述得具有悲壮的意味，体现出作者对自由婚恋的积极主张。
“二拍”中的故事，大多写的情节生动而语言流畅，大量运用活泼的口语、注意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更应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凌濛初对小说反对偏重传奇性的看法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如《韩秀才趁乱聘娇妻》、《恶船家计赚假尸银》、《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等篇，非但没有神奇鬼怪或大奸大恶之类，而且也没有过于巧合的事件。情节的生动，主要靠巧妙的叙述手法，这就更向“无奇”的方向发展了。小说摆脱传奇性，这是艺术上的重要进步。因为这样它就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更有利于对人性内涵的深入开掘。后世《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获得更大成功的。
9、是非致良知，心外无一物——王守仁
人人有作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冯友兰
《坛经》中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惠能具有相似之处的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守仁。《传习录》上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王守仁（公元1472年—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是杰出的哲学家和有名的政治家。1525年，田州土司因不满由政府任命官员代替世袭制度，起兵造反。明王朝任命王守仁去广西平乱。在赴任的途中，王守仁上疏认为乱事的起因乃是两广官员“因循怠弛，军政日坏”，“非一朝一夕之故”，“当反思其咎”，“自责自励”；又认为“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建议宜抚不宜剿。当年年底，王守仁来到南宁，两广、江西、湖广四省数万大军也云集南宁。王守仁按照他宜抚不宜剿的既定方针，一面派代表同田州土司谈判，一面下令前方军队全部后撤以示诚意。1528年2月，田州土司头目卢苏、王受来到南宁投降，其部下17000人全部免罪遣散回家。这场动乱就这样平息下来，并未妄杀一人。这一事件表现出王守仁超凡的政治智慧。
他早年热诚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是今天我们理解接近王守仁的最重要的资料。
《传习录》中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俩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此外，系统的代表王守仁哲学观点的概念有“明德”、“格物”、“用敬”、“良知”等。关于“良知”，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缘故。
10、随感之始作俑者——袁宏道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袁宏道《叙小修诗》
万历年间，明代诗文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坛上出现了公安派，其为首的是袁氏兄弟，即宗道，宏道和中道，尤其是袁宏道。他们的诗文理论和实践，从思想上突破了儒学传统，文学上突破了复古的传统。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小册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源起追溯到三袁，将他们的文学倡导与胡适的白话运动作了类比，指出他们实一脉相承。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也指出了三袁在文学史上的先导作用。没有三袁，也不会有后来的竟陵派和张岱等人的出现，而汤显祖等人也曾颇受三袁影响。到了清代袁枚的文学主张也与三袁遥相呼应。显然公安三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远远大于他们的文学本身的价值。
袁宏道（公元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留后世《袁宏道文集》。与他的兄弟并称“公安三袁”。
袁宏道生在世间读书人崇古已到惟古是从却不知变的阶段，稍稍敏感度强些主题意识多些的文人都会觉得被古人的遗产压得呼吸不畅。但因“只知有汉，不知魏晋”，便不知如何改变。等到与李贽相遇，恰如揭开了一块天窗，“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看袁宏道《叙小修诗》、《叙陈正甫会心集》诸篇，倚势筑屋，趁机传道，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反复宣扬，造成一股不小的话语势力，这也是一个新流派形成的必须之举。
袁宏道的文章按着自己的主张，不拾他人残唾，只要自己真实货色。但要为某一方向摇旗呐喊，总不免丧失分寸。对于他与他的兄弟们来说，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没有可以借鉴的榜样。任何值得参考的例子都有可能重新与复古派同流合污。“只要法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他们读书不少，却不屑也不敢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任何经验都成为虚空。于是，他们在自己所倡导的文学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处于幼稚而伟大的童年。
袁宏道等人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问题，书中的文言显然是不合“童心”的古人遗物，只有自己日常的话语才真算是自己的语言。于是三袁的文字浅白，近似于当时的白话了。但如此一来就很容易落入“过流”的陷阱，叫人如喝白开水一般，顺畅得很，又品而无味。而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日常使用的书牍记序，他们开创的是被后人称为小品文的文体。朱光潜先生曾这样描述小品文的特点：“就大体说，随感录这一类文章是属于‘悟’的。它们没有系统，没有方法，没有拘束，偶有感触，随时记录，意到笔随，意完笔止，片言零语如群星罗布，各各自放光彩。”三袁都喜尚的禅宗的“顿悟”精神必然影响了他们的行文意念，由点带出，随意而至，无需刻意整饬造成结构之力。
随意之文，需有丰富多样的内容，厚积薄发的思想与激荡委曲的情感做后盾，方可造成叫人停顿的“涩”处，让读者也尝到“悟”的妙趣。如上所说，他们在文坛很早就形成的前驱地位与官场的得意生活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与体验。再者他们虽欲流自性灵，抒发自我，但他们缺乏造成委曲激荡的绝立孤独境界。他们虽与复古派文见相左，然而他们内部一直是一个亲密和睦的团体。兄弟间的亲情加上文学上的同道将他们的情感牵系得愈发紧密无间。手与足的交流何必遮遮掩掩，虚虚实实，又哪有除了亲切体贴之外的更复杂多变的情感？将心整个地交出，尚嫌笔不能随心，文字不够真切。在他们动笔之时，除了那些有关论文学主张的文字，面对他们的假象读者是至亲与密友，而不是需要说服与感化的对手。而这层关系又影响着他们的为文处人，扩散进整个文风。等二袁逝去，袁中道孤身一人，也是更多的将孤独感转为对二位兄长的怀念与对参禅的深入。对禅宗的喜好，又抑制了各自的自我张扬，最多是寄情山水了。《袁中郎尺牍·徐汉明》里，袁宏道在玩世、出世、谐世、适世这四种人中也只愿做适世者。“虽于世无所忤逆，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这就是一种不明不暗的中庸状态了。袁宏道的后期文章更趋于平淡，看来也理所应当，就是多活几年，大概也不过如此了。
11、闲情偶寄——李渔
即使三万六千日，尽是追欢取乐时，亦非无限光阴，终有报罢之日……
——《闲情偶寄·颐养部·行乐第一》
幻设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乔设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
——《闲情偶寄·戏曲部·审虚实》
不知有多少人看过林兆华导演的话剧《风月无边》，这部优秀的现代话剧就是讲述明清之际的戏曲大师——李渔的生平故事。
李渔（公元1610年—1680年），号笠翁，浙江兰溪人，别号湖上笠翁。他的前半生，正遇明清易代，战乱频仍。原来家境优裕，亭台楼阁，因屡遭烽火，荡然无存。年轻时期的享乐生活，成为昨日幻梦：“尊前有酒年方好，眉上无愁昼始长，最喜此堂人照旧，簪花老鬓未成霜。”其乐可知。这种生活养成他豪放舒展的性格。但生活的巨变，使他备尝忧患穷愁。为了生活，必须改变“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南京别业芥子园，开“芥子园”书铺卖书，卖诗文。组织家庭戏班，几十口人流动演戏，走了大半个中国，李渔当班主，自编自导，流动于达官贵人中，觅钱口。这使他在一定范围内跳出了文人的圈子，戏剧成了谋生的手段，专心一意地搞编导。生活的不幸却成就了他，让他为戏剧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用他自己的话说：“作文之事，贵在专一，专则生巧，散乃入愚。”一切生路全绝，便专在戏剧上了，全部精力集中于此。“专”是李渔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晚年64岁（公元1678年）时，全家定居杭州西子湖畔，5年后贫困而死。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他编辑了杂著集子《一家言》，死后50年（公元1730年），雍正八年，有人编其诗文、杂著全集名《笠翁一家言全集》，其中包括《闲情偶寄》。《偶寄》又包括词曲、演习、居室、器物、饮馔、种植、颐养等部分。他还著有《窥词管见》，是论词的，22则，见解精彩。还写过传奇18种或曰16或15种，流行的是《笠翁十种曲》。其中只有《蜃中楼》、《比目鱼》较好；其中的《风筝误》即京剧《凤还巢》的底本。写过平话小说《十二楼》、《无声戏》，另名《连城璧》或曰《肉蒲团》。《闲情偶寄》内容博杂， 其中的“词曲部”是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中的里程碑。《词曲部》分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章，最精采的是前面两章。《闲情偶寄》提供了中国古代较早较有系统的戏剧理论格局，标志着中国古代对戏剧特性的新的、甚至是归结性的认识。
在这位一身并兼剧作家、演员、导演、戏班主人的全能戏剧活动家的心目中，戏剧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李渔的戏剧理论首先强调“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而“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所以谈戏曲，首先要从舞台演出的特点来考虑。他把“结构”（这里指全剧的构思布局，与现在所指情节关系的“结构”意思有所不同）放在首位，这和从前的文人评论案头戏文，首重音律（歌唱的美）或首重辞采（文字的美）就有明显的不同。在戏剧构造方面，李渔提出的重要原则有：首先，“立主脑”，即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并以此体现“作者立言之本意”；其次，“脱窠臼”，即题材内容应摆脱陈套，追求新奇，重视创意；再次，“密针线”，即紧密情节结构，前后照应，使全剧成为浑然一体；再者，“减头绪”，即删削“旁见侧出之情”，使戏中主线清楚明白。这些论点，都能切合戏剧艺术的特性，且简明实用。
在戏剧语言方面，李渔反对用书面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认为必须首先从适合舞台演出来考虑，所以剧作家应“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使之顺口而动听。具体的要求有“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大体是既要明言直说，不故作姿态，炫耀博雅，又要生动有趣，见出机锋和性灵，并切合剧中人物各各不同的心理和口吻。他对以前剧作普遍存在的弊病所提出的批评，是很切中要害的。包括《牡丹亭·惊梦》中一些著名的曲辞，也确实如李渔所说，虽是“妙语”，却经营太过，过分偏向于书面文学。另外，戏剧中的宾白一向不大为作家所重视，而李渔从演出的效果考虑，提出宾白“当与曲文等视”，使之互相映发，这也是中肯的意见。
李渔的戏剧虽有情趣较为低俗、缺乏理想光彩的缺陷，却也善于描绘常人的生活欲望，在离奇的情节中表现出真实的生活气氛，剧本的写作，更富于才情和机智。以前对此评价过低，是包含偏见的。由于这些剧作有良好演出效果，过去流传甚广，并在各种地方戏曲中被改编演出。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说：“《十种曲》之书，遍行坊间，即流入日本者亦多，德川时代之人，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在西方，也较早就有翻译和介绍，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在《笠翁十种曲》中，《比目鱼》写得最为感人。剧中写贫寒书生谭楚玉因爱上一个戏班中的女旦刘藐姑，遂入班学戏，二人暗中通情。后藐姑被贪财的母亲逼嫁钱万贯，她誓死不从，借演《荆钗记》之机，自撰新词以剧中人物钱玉莲的口吻谴责母亲贪恋豪富，并痛骂在场观戏的钱万贯，然后从戏台上投入江水，谭亦随之投江。二人死后化为一对比目鱼，被人网起，又转还人形，得以结为夫妇。一种生死不渝的儿女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戏中套戏的情节，也十分新奇。另外，据元人杂剧《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改编、合二龙女事的《蜃中楼》，写男女痴情，也较符合一般欣赏习惯。
12、孤标傲世偕谁隐——曹雪芹
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
——郝懿行《晒书堂笔录》
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两个世纪以前，曹雪芹经历了由“锦衣纨绔喾，饫甘餍肥”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在贫病交加的境况下寂寞地死去。死时，琴剑在壁，“新妇飘零”，留给后人的是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这就是他用血泪凝成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人们对曹雪芹的身世知之甚少，现在所能见到的零星材料记载：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他性格嗜酒狷傲，多才多艺，从曾祖到父亲，都是世袭江宁织造，与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他13岁以前，曹家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后来他父亲因事被削职、抄家，曹家急剧衰落，全家由南京迁居北京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这种大起大落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在凄凉困苦的晚年，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稿，就“泪尽而逝”。学术界一般认为，后四十回为高鄂所续（高鄂，字兰墅，另号“红楼外史”，乾隆时进士，做过内阁侍读，刑科给事中等官）。高鄂的续作，虽然有诸多不足，但他根据原书的线索，把宝黛爱情写成悲剧结局，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文学巨著，其功不可没。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集大成者和象征，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总结，又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端。正如鲁迅所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在《红楼梦》产生时代，充斥文坛的是千部一腔的才子佳人书，而《红楼梦》的主要内容虽然是写贾宝玉、林黛玉、薜宝钗的恋爱、婚姻故事，但完全打破了才子佳人之作的固定模式。贾林二人是一对要求个性解放、为世俗所不容的封建叛逆者。薜宝钗虽是符合“德言工貌”标准的淑女，但她也是个悲剧角色。贾林的爱情基础是他们有着背叛封建主义的共同思想，他们一致蔑视功名利禄，反对封建正统思想，反抗礼教观念和封建道德观念，最后为封建家长所扼杀。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红楼梦》正是写出了这种悲剧。
《红楼梦》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大悲剧。曹雪芹勇敢地面对现实，写出了他心爱的贵族的命运，客观地预感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作者通过贾府，广泛地触及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教育、宗教、婚姻、妇女等方面的问题，让读者看到了一幅封建社会的缩影，反映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现象和种种矛盾。举凡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罪恶，无论是地租榨取、高利盘剥、包揽词讼、强取豪夺、蹂躏妇女、贪污行贿，还是统治阶级的鲜廉寡耻、穷奢极欲，无不揭露殆尽。因此，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末世的形象历史，它的巨大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它写出了宝黛爱情悲剧，更在于它以爱情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家族的兴衰，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敲响了沉沉的暮鼓。同时，小说通过对封建判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思想，也敲响了新世纪到来的晨钟。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把爱情悲剧写得既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又能深刻全面地提示出它的社会根源，从而对封建社会作出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红楼梦》宏伟完整的结构、细腻逼真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优美成熟的语言，深入细致的心理刻画，都说明曹雪芹运用艺术技巧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他塑造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不仅表露出特有的阶级特征，又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阶级和时代，这一点，“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之作。
曹雪芹的未完稿题名《石头记》，基本定稿的只有前80回，1791年，程伟元、高鹗第一次以活字版排印出版，成为120回，书名也改为《红楼梦》。《红楼梦》刊行之后，立刻以它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艺术技巧征服了无数读者，乾隆、嘉庆年间，就有人在北京“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不少人对之“爱玩鼓掌”，“读而艳之”，有的甚至为了品评书中人物，“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邹韬《三借庐笔谈》），形成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京都竹枝词》）的社会风气。《红楼梦》的爱情悲剧更是震撼了众多少男少女的心，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很多人读《红楼梦》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这些都体现了《红楼梦》的艺术感染力。
200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汗牛充栋，《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随着时代的发展，红学研究也不断地发展，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红楼梦》不朽的生命力。
13、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
人心生一念，天地今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并有私。
——《西游记》
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
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人很少会不知道《西游记》，会不羡慕孙悟空一根毫毛就变出一只猴弥的神奇戏法。孙悟空几乎家喻户晓。他会72般变化，练就火眼金睛，有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本事，他不愿受冥府、天界管束，大闹“三界”，自封“齐天大圣”，敢于去天庭与玉皇大帝分庭抗礼，大闹天宫，后来又一路保护唐僧历尽千山万水，到“西天”取经。这样一个神通广大、敢于反抗、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英雄，还是一只举止可爱的猴子，怎会不叫人喜爱呢。
《西游记》全书100回，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七回，孙悟空大闹天空的故事。孙悟空原是破石而生的猴子，占领花果山水帘洞自称美猴王，又渡海访师学得72般变化。他大闹三界，搅得从天界到冥界天昏地暗。第二部分8至13回，交代取经的缘由，描写魏征崭龙、唐太宗入冥、观音访求高僧和唐僧出世的故事，为下文取经作了铺垫。第三部分14至100回，由41个小故事组成。全书描写了孙悟空在猪八戒、沙僧的协助下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克服了81难，历经艰险，斩妖除怪。
《西游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相似，是在民间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变才形成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写成。《西游记》的故事来自唐僧玄奘只身赴天竺（今印度）取经的史实。现存《西游记》的刊本，以明万历二十年金陵唐氏世德堂本为最早，20卷100回，不署作者。后来清人考证出了它的作者是吴承恩。上世纪20年代初鲁迅写了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书中他根据《淮安府志》等史料，精辟地论述了《西游记》为明代淮安人吴承恩所作，此后，学术界基本就没有异说。
吴承恩（约公元1500年—约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年轻时以文名著于乡里，却屡试不中，不久辞归。所著诗文大都亡佚，后人编订成《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吴承恩出生在一个由下层官吏沦为小商人的家庭，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在《淮安府志》里是这样描述吴承恩的：“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吴承恩在科举场上很不得志，直到45岁依然还是一个老秀才。中年以后迫于生活贫困，为了维持生计，吴承恩终于在好友的帮助下补为岁贡生，在长兴县谋了一个县丞小官职，但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愿同流合污，不久就辞了职，返回淮安。这一年，吴承恩已是61岁。回到淮安后，一度甚至有当隐士的想法，在养养花草、作作诗之余，吴承恩继续他的神话小说的创作，《西游记》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西游记》是一部充满幻想、情节离奇的小说，容易作出附会的解释，清人所论，“或云劝学，或去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近时研究者，又有从“反映农民起义”或“反映市民阶层的斗争”立论的。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它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鲁迅先生也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西游记》：“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一般不怀偏见、不刻意穿凿的读者，也只是从其中得到一种娱乐此书视野广阔，想象丰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性的、驰骋幻想与诙谐嘲戏的快感。
这部小说直接的创作目的，还是为了提供娱乐，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而作者的思想又是相当自由活泼，所以小说中一本正经的教训甚少，戏谑嘲弄的成分却十分浓厚。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神话为素材的文学创作一向不够发达。《西游记》立足于民族文化，又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以丰富的艺术想像力，描绘出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创造出许多离奇的神话故事，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鲜明生动的神话艺术形象，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缺陷，而且体现了中国文学在一旦摆脱思想拘禁以后所产生的活力，这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西游记》中的艺术形象，既以现实的人性为基础，又加上作为其原形的各种动物的特征，再加上浪漫的想象，写得生动活泼，令人喜爱。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变化无穷，是人们自由幻想的产物；他的机灵好动、淘气捣蛋，又是猴类特征和人性的混合。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在两个故事结构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通过这个神话英雄，寄托了人们的生活理想。他的智慧、力量、勇气、胆略和他性格的魅力，激发着人们去征服自然、征服困难。猪八戒行动莽撞、贪吃好睡、懒惰笨拙，这既与他错投猪胎有关，又是人性的表现。他在勇敢中带着怯懦，憨厚中带着奸滑。但猪八戒的形象在作者笔下，不仅不可恶，而且很有几分可爱之处。其实，就是《西游记》中诸多妖魔鬼怪，也并不尽然是丑恶恐怖的。神佛时有可笑，妖魔也时有可爱。好些妖魔原本是从天界逃脱出来的，到人间逍遥上一阵，做些恶事，或完成其风流宿缘。像黄袍怪爱百花羞公主，罗刹女因母子分离而痛恨孙悟空，都很合乎人情。所以这些妖魔鬼怪的故事，也让人读得饶有趣味。
《西游记》以它生动的人物形象、幽默和风趣的故事以及辛辣的讽刺，从19世纪开始，就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流行于世界。西游记也被多次搬上银幕。
14、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15、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蒲松龄《聊斋志异》
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真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
——《聊斋志异·婴宁》
现在开始讲一个故事，话说在一个集市上，一个农夫打扮的老人向卖梨人讨一只梨而不得，旁观者买一只赠之。老人吃罢，用锄头在地上挖个坑，把吃剩的梨核中的种子放进坑里，浇上讨来的一壶开水。眨眼间，地上冒出一片小绿芽，长成一棵小梨树。不一会儿梨树开花，结果，梨子成熟。老者将梨分赠大家。吃完以后，老者举起锄头将树挖倒，把它持作拐杖离去。卖梨者只顾看热闹，这时发现自己手推车上的两筐梨子全没了，方才明白老者是个农夫打扮的术士，他树上的梨原是自己车上的梨。急忙追赶，术士不见，只找到了他扔掉的树干拐杖，这才发现它是自己接在遮阳伞上的那根棍子。
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来自蒲松龄家喻户晓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431篇。其内容大致有四部分：一、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揭露、嘲讽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贪婪狠毒的嘴脸，譬如《促织》、《席方平》、《商三官》、《向杲》。二、讽刺科举，勾画出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与考场中营私舞弊，如《司文郎》、《考弊司》、《书痴》等篇。三、歌颂、描绘坚贞、纯洁的爱情及底层妇女、穷书生，有《鸦头》、《细侯》等。《聊斋志异》中相当多狐鬼精灵与人的恋爱故事，颇具浪漫情调，塑造了很多容貌美丽、心灵纯洁的女狐形象，如红玉、婴宁、香玉、青凤、娇娜、莲香等。四、有些短篇是阐释伦理道德的寓意故事，如《画皮》、《劳山道士》等。
蒲松龄（公元1640年—1715年），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蒲松龄从小有文才，可惜年长后在科举场中很不得意，满腹实学，屡不中举，在家中教书为业，到了71岁，才考得了贡生。他牢骚满腹，便在聊斋写他的志异，自言“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闲则命笔，因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76岁过世，所著有《文集》4卷，《诗集》6卷，《聊斋志异》8卷等。
《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它们一方面把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事物组织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来，他的花妖狐魅大多秉具人情，和霭可亲；但又行动鹘突，擅长形变，并非常人。这种因素促使作品想像丰富奇特，故事变幻莫测，境界神异迷人。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上。以婴宁为例，真个是她到那里，笑声就跟到那里。作者在描写花妖狐魅所幻化的人物时，常能掌握妖魅原型的特点，也有助于人物的个性化。如《绿衣女》中写绿衣女是“绿衣长裙”，“腰细殆不盈掬”，其声娇细，活画出一个绿蜂幻化的女子形象。
故事情节倏忽变化、离奇曲折，也是《聊斋志异》的突出成就。《聊斋志异》虽基本上是传记体，但并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人物的经历，而是注意故事构造的曲折有味，以紧紧吸引读者。如《西湖主》中陈弼教在洞庭湖中遇风翻船，逃到岸上，误走入湖君妃子的园亭。当他在花丛中偷窥到公主之后，不觉着迷，正巧拾到公主遗落的红巾，便在上面题诗。公主派来寻找红巾的女子发现后大惊曰：“汝死无所矣！此公主所常御，涂鸦若此，何能为地为。”生失色，哀求脱免。女曰：“窃窥宫仪，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蕴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将何为计！”遂皇皇持巾去。
读到这里，人们为陈生捏了一把汗。但当这女子第二次来时却传来“公主看巾三四遍，冁然无怒容”的消息，心情也随之一松。过一会，这女子又来送酒食，但是“公主不言杀，亦不言放”。正当令人悬念之际，却又传来噩耗：王妃见巾大怒，祸不可测。跟着是“数人持索，汹汹入户”。人们不禁又担忧。可是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场面：
内一婢熟视曰：“将谓何人，陈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来。”返身急去。少间来，曰：“王妃请陈郎入。”
结果王妃见了陈郎，当面把公主许配给他。原来陈生曾在洞庭湖中释放一只被捕的猪婆龙，龙即王妃，婢即衔龙尾同时遇难的小鱼。作者在这个简短过程中安排了曲折的情节，一收一纵，步步扣人心弦。
《聊斋志异》还善于描写景色，不只画面鲜明，而且常常造成一种气氛、境界，更好地烘托出人物的性格。《聊斋志异》语言精炼，词汇丰富，句法更多变化。作者既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学语言，又适当吸收和提炼当代口语方言。在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语，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极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聊斋志异》刻画人物注意个性和细节的描述；安排情节注意故事的曲折有味，文章的波澜起伏，语言的摇曳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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