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去南京注意什么:童大焕：自由比民主和革命更重要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青年领袖韩寒于2011年岁末在其新浪博客上连抛三篇博文，分别是《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搅动一池春水，扰得许多人春心荡漾，也引发知识评论界一片争议。笔者在此且先搁置争议，狗尾续貂谈一谈革命、民主、自由、容忍的正题。

　　关于革命。笔者在微博上发了一个疑问：假如今天的中国发生革命，会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会带来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会带来什么？得到的结果，多数人认为，如果发生革命，今天的中国发生和平的资产阶级或曰有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较小，而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较大。资产阶级革命是自我革命，像蛇脱皮，有持续的再生力，血腥少，带来的是社会稳定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是激烈、激进的革命，是无产者消灭有产者，再把自己变成有产阶级的过程，血腥，带来的是动荡和伤害。

　　韩寒也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不具备天鹅绒式革命的条件：“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

　　学者张鸣认同韩寒的观点，认为中国很难发生天鹅绒革命，要革命，就是黄巢李闯式的所谓革命。只是发生这样的革命，统治者的命运更糟。如果当局以民众素质为由，拒绝民主，最后虽然天鹅绒革命来不了，但暴力革命一定会来的，这个，当局挡不住，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也挡不住。学者崔卫平认为，通常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不可预期和难以逆料。因此，就目前而言，即使是革命论者，也不可能提前进入难以预料的未来之中，显得与他人有什么不同。

　　笔者亦相信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但火药是日积月累的，至于哪里的引线会点燃，并且引爆全场，那全是偶然。但是，革命同时也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让该燃烧的及时燃烧，及时对话和化解。跟森林防火一个理：小火不断，方可防范大火。平时一有小火就强行扑灭，大火一来就全部化为灰烬。

　　但我不认为在现有情况下有革命的可能，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热兵器时代，完全改变了力量格局，传统的大规模暴力革命，即使在今天遍地烽烟（一年十数万起群体性事件）的时代也已无可能。

　　这，也可算是时代之幸。毕竟，大规模杀戮和血腥的日子正在与我们渐行渐远。剩下的，我们惟有持续不断地推动改革一途。只不过，那些小规模的烽烟不知要燃烧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警醒朝野的国人。也许，要等到维稳经费无法维持？也许，要等到国人对自由的渴望真正深入每一个人心灵？

　　自由比民主和革命更重要。很多人认为革命能够带来民主，但笔者要说，如果没有自由打底，别说是革命，就是民主本身也可能是流氓行径，是多数人暴力或少数人专权。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自由才是目的。民主不是幸福的依据，自由才是幸福的归依。

　　叶匡政先生《也谈革命》一文中提及阿伦特对革命的论述，是我们认识革命、认识民主极其得要的思想资源。在阿伦特看来，革命真正的动力是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要看它能否创造和扩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间。革命绝不是以一种专制权力代替另一种专制权力，也不是以一个阶层的专政取代另一个阶层的专政，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秩序的政治空间，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这才是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能否实现政治自由，才是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阿伦特有个重要观点，认为失败的革命，往往是因为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混为一谈。她通过分析美国革命发现，虽然在革命进程中存在着社会歧视、奴隶制等等的社会问题，但革命者仍然坚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所以为美国民众的自由奠定了宪政基础。而失败的革命，往往把解决贫困、经济争议等一些社会问题，当作革命目标，把社会问题当政治问题来解决，最终使得宪法、权利、自由等这样一些政治问题反而被悬搁起来。

　　叶匡政认为，中国历代的革命者，多是把民众的苦难当作革命激情的源泉，对建立自由政体这类政治目标，思考得极少。因为民众并没有通过革命获得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最终会导致权力的扩张，及对自由的败坏。革命要求革命者杀人，革命者就杀人；革命要求革命者撒谎，革命者就撒谎。于是，革命演变成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镇压，而不是为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革命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中国历朝历代，革命总是与暴力连在一起的，但真正的革命却可以是非暴力的。革命是要革去坏制度的命，而非革掉某些个人的命。

　　从这段不难理解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革命也好，民主也好，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扩张个人的政治自由。但如果把社会歧视、贫富差距等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寄托在民主和革命之上，一定会使民主和革命都误入歧途，从而走向民主和革命初始诉求（摆脱苦难和贫穷）的反面。

　　民主和革命只能着眼于解决公共生活层面的自由，决无力解决个人生活层面的自由，更无力解决社会歧视、贫富差距等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比民主和革命更重要的，是首先奠定个人自由之基，比如财产自由、言论、信息和出版自由、迁徙自由等基本自由。今日中国的村民民主，人们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由于这个民主已经直接牵涉到农民的土地和房屋等财产权利，按马克思的说法，那里面已经远不止百分之三百的暴利，正因此，权贵阶层敢于冒着杀头和践踏一切法律的危险，去破坏村民民主。

　　换一个角度，如果不奠定最基本的财产等自由，革命和民主一定会轻而易举地变成无产者联合剥夺有产者的零和博弈。历史上的革命从来都是如此。

　　也正因此，韩寒的第三篇文章直奔要害和主题——《要自由》。他从自己所从事的文字专业的立场上，要言论和出版等自由。推而广之，我们从全民立场上，则呼吁基本的财产自由、矿产自由、市场自由。可以说，没有自由的民主和革命就是扯蛋，就是耍猴，就是教太监谈恋爱，就是把民众架在九十度的油锅里煮！是民煮不是民主。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追求自由还不够，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容忍往往比自由更重要。这好像是胡适说的吧？！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韩寒是有智慧有气度有勇有谋有识有胆的。他在《要自由》里写道：“民主，法治，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

　　不要说这是与虎谋皮，你要相信对方也是人；不要说这是犬儒和无奈的妥协，民主的本质精神就是妥协，妥协就是讨价还价，就是彼此让步，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为双方都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样不卑不亢地向强者讨价还价，就是公民精神。我不相信中国人是只有简单物欲追求的低等动物，更不相信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阶层是只有简单物欲追求的低等动物。我更相信人享受物质财富到了一定程度以会一定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况且，即使仅仅从维护物质财富和安全的角度，我们也需要一个更有弹性的机制，来共同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合作与博弈。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能够安定享受财富的时间真的是太短太短了。但当你理解了财富的本质，就会发现10元是你的，100万元也是你的，超过1亿元，就只剩名义上是你的。

　　为了自由，每个人、每个利益阶层都必须容忍、必须妥协、必须让步，必须给对方以回旋的空间和余地。知此，方之谓知道了自由和民主的本质精神。

　　关于文人。关于文人，韩寒说文人“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又说，“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

　　这些我都赞同。但有时候反向的墙头草你很难做，因为根本无法判断谁强谁弱，一夜之间可能就墙倒风向转。所以我要说的是，文人、知识分子要做自由和容忍价值的坚守者。他们是价值的定盘星。悲催的是，在这里笔者却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今中国最穿越的事，莫过于大量标榜民主、自由、宪政派的知识分子、时评人、经济学者，对着空气时声嘶力竭地高喊民主自由，一遇具体问题又马上呼吁强化政府权力和管制。结果，政府一边享受权力寻租之快感，一边享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飘飘欲仙。即将过去的2011年，“限”字成为互动百科年度汉字，横贯全年，惊心动魄。楼市“限”价“限”购；汽车“限”号“限”行；电视“限”播“限”娱“限”广，等等这一切，敢说跟“文人”们的呼吁完全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