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分线叫什么:《清代皇帝传略》之康熙帝玄烨

《清代皇帝传略》之康熙帝玄烨

继位前后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上午，紫禁城的景仁宫传出阵阵宏亮的婴儿啼哭声。它向人们宣告。大清国又一位新皇子降生。这就是日后继承他父亲顺治帝福临基业的康熙大帝，清代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 

    康熙名玄烨，是福临的第三子。母亲佟氏，汉军镶黄旗人，是福临的一个妃子。母因子贵，玄烨当上皇帝后，被尊封为孝康皇后，更改佟氏家族姓为佟佳氏，并入满洲旗籍。玄烨虽然身为万人仰慕的皇子，但自呱呱堕地之日起，便没有得到更多的父母之爱。母亲佟佳氏生他时，才十五岁。实际上她本人还正渴望得到亲人们的慰抚。父亲虽然比佟佳氏年长两岁，但他除了忙于政务，不久又热恋上另一个妃子董鄂氏，分不出闲暇时间来关注这位小皇子。不久，福临以玄烨没有出过天花，命人抱出宫外养育。天花也叫“痘症”，这在当时是一种令人畏惧、传染力极强的疾病，在满人和蒙古人中，更是谈虎色变。玄烨被抱出宫外，除了因为害怕传染天花外，也反映出父子间感情的淡薄。 

出生不久的玄烨由一位姓孙的保姆（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负责照看，住在西华门外稍北的一座府第雍正时将此府改作福佑寺。玄烨两岁时仍染上了天花。多亏孙氏的精心照料，逐渐康复，但他的睑上从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几颗稀疏的麻点。 

    玄烨随后被召进官中，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活。除了学习满文外，还要学习汉文。汉文四书五经中那些讲究君臣之礼和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确实激发了他的不少遐想。六岁时，父亲福临把身边的三个儿子都叫到常宁官，畅叙天伦之乐。福临问儿子们长大以后有什么志向。皇五子常宁刚满三岁，不能作答。皇二子福全说：“愿为贤王”。玄烨尽管年纪不大，却胸有成竹，从容地回答道：“将来欲效法争父而勉力尽力。”玄烨的话使福临很高兴，非常赞赏三子志向远大。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福临亲往悯忠寺观看他的亲信太监吴良辅削发出家，回官后即卧病不起，发觉已染上天花。病情来势迅猛，眼见不起时，一件紧迫的大事急需议定，就是让谁来继承皇位。清朝自太祖努尔哈赤建元起，直到福临，已经历了三代。但储位大事历来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制度，因此每代由谁承继大统，都经历了剑拔弩张的斗争。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福临的爱妃董鄂氏生皇四子。皇帝因宠爱董鄂氏，曾有意将皇四子立为太子。可惜此子生下三月因病死去，储位之事也就搁下来了。现当此紧急时刻，宫廷内外的亲贵大臣都忧心忡忡。因为如果不能在福临生前确定继承人，很可能再次掀起风波。何况这时爱新觉罗氏的基业已远非关外时期可比，处理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满洲亲贵和皇太后参加的御前会议上，福临曾考虑从他的兄弟辈中挑选一人来继承大位。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几个儿子除二子福全稍长外，其余都年岁太小，而福全又才智平庸，不足以当重任。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和几位亲王都竭力主张应由皇子嗣位。博尔济吉特氏特别指名玄烨，理由是此子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将来可不致为此而影响大清帝国的基业。 

    玄烨被召入内宫后，他的生活由其祖母博尔济吉特氏照看。在玄烨的身体里，融合着三个民族的血液。这就是他父祖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人。他的勇武奋进，继承了满洲人的性格，宽阔大度则属于蒙古人的品德，而精细谨慎则应来自汉人。至于玄烨后天品格的养成，应与他祖母的熏陶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满文启蒙老师是祖母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他的骑射功底是从小由祖母派人传授的。玄烨登位不久，他母亲佟佳氏便过早地去世了。从此，祖母更成了玄烨唯一最可信赖的亲人。玄烨心里很清楚，他所以能顺利地登上大清国皇帝的宝座，祖母起了一语定乾坤的作用。登极以后，有一天祖母曾问他有何想法，玄烨回答说：“愿天下太平，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玄烨的这个回答，一方面是为了讨祖母的欢喜，同时也表明了他对未来事业的宏伟抱负。 

    正月初七夜间，福临病死于养心殿。玄烨继位，改元康熙。在康熙的头几年中，朝廷政务主要由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辅政臣主持。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负责教养小皇帝，也参与重大政务决策。 

清除鳌拜势力 

    康熙六年1667年，玄烨14岁。因为他父亲福临14岁亲政，所以辅政大臣索尼等先后上疏，请求玄烨援例而行。玄烨在祖母太皇太后的赞许下，这一年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亲政大典，并诏告天下。 

    玄烨虽然亲政，但是真正要行使皇帝的权力，乾纲独揽，还得经过一番斗争。玄烨和他父亲福临一样，都是幼年登临帝位。福临为避免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专权独断的局面，于临终前与母亲博尔济吉特氏等制定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首先是排除了由皇族宗亲长辈代行摄政的做法，改为从异姓功臣中选拔辅政大臣，同时改少数一二人摄政为更多的人辅政，以便于相互制约；皇族宗亲虽不直接秉政，但对辅政大臣可进行监督。除此以外，又规定：凡牵涉军国大事，四大臣议定后，必须奏请太皇太后进行裁决，使最高权力不致旁落。 

    但是，辅政毕竟具有代行皇帝的部分权力，从而在统治集团中也必然会造成一种凌驾于百官之上的权势，这就使其仍有擅权专断的可能。而四大臣内部人员势力的消长，也使开始的辅政制有所改变。在四大臣中，索尼为四朝元勋，功劳卓著，位居四人之首，总掌启奏批红大权，但他年老力衰。其次是苏克萨哈，他虽然富于才力，爵位却不如排在后面的遏必隆和鳌拜。加上他本是多尔衮所领有的正白旗人，相对而言，显得势单力孤。四人中最有权力欲望的是鳌拜。，他惟恐将来苏克萨哈取代索尼的地位，便时时借机排挤打击苏克萨哈，又竭力笼络与自己同属镶黄旗的遏必隆，使之互为依助。 

    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为了拉拢两黄旗，树立自身权威，同时也是要打击苏克萨哈，蓄意制造了一场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圈地的事端。顺治初年，当清朝统治者颁诏实行圈地之初，摄政王多尔衮曾利用权势，将原定分配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好地，让予正白旗，另拨保定、河间等府次地，归为镶黄旗。此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隔二十余年，两旗人户均已各安生业，旧日的不满亦已淡忘了。鳌拜的做法，实际上是重新挑起争端。朝廷内外的不少大臣也反对再算旧账。鳌拜除有遏必隆为奥援外，因索尼亦系两黄旗人，平日也厌烦苏克萨哈，默许或支持他的作为，所以气焰炙人。鳌拜不但坚持换地，竟矫旨将反对圈地最力的几位大臣：国史院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处以死刑。鳌拜的残酷手段，不但违背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旨，而且也破坏了开初“誓协忠诚”、共辅幼主的盟誓。 

    玄烨亲政时，索尼已于稍前去世，而鳌拜的党羽业已形成，朝廷内外都有他的亲信。玄烨名为亲政，实际上很多权力仍把持在鳌拜等辅政手里。苏克萨哈看透了鳌拜的野心，但又害怕他们的声势，不敢明与争斗。他用上疏请求告退的办法，企图造成一种压力，迫使鳌拜和遏必隆也谢政交权。不料鳌拜却反诬苏克萨哈有怨望之心，罗织了24条罪状，必欲置之极刑。当奏报皇帝时，玄烨心知其冤，曾“不许所请”。骄横成性的鳌拜竟攘臂上前，强要玄烨批准。结果苏克萨哈被处绞刑。 

    苏克萨哈既死，朝政操于鳌拜一人，文武各官尽出于门下，而且常常将各部院衙门官员的启奏带回家中进行商议，然后施行。官员中稍有拂逆其意，轻则罢官斥责，重则下牢诛戮，甚至对皇帝都毫无顾忌。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上疏说：“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鳌拜知道这是针对自己的，深为恼怒，竟强要玄烨下诏禁止言官陈奏政事。自户部尚书苏纳海被杀后，朝廷命马希纳继任。鳌拜以马希纳不是自己党徒，便援引顺治年间户部曾设满尚书二人的例子，于康熙六年1667年十二月，强行荐举马尔赛亦为户部尚书。七年1668年六月，工部尚书出缺，鳌拜又迫不及待地把他的党羽济世推到任上。鳌拜的倒行逆施，严重地侵犯了已经亲政的皇帝的权力和威信，使年轻气盛的玄烨再也无法容忍。 

    玄烨要除掉鳌拜、肃清奸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祖母的指点下，事前不露声色，有时还有意顺着鳌拜，使其不致产生疑异，暗地里却在进行准备。他借口喜欢摔跤踢打，从满洲上三旗的子弟中挑选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为贴身侍卫，要他们练习摔跤以侍候皇帝，实是准备擒拿鳌拜。康熙八年16 69年五月十六，玄烨见时机成熟，便召鳌拜进官，命少年侍卫将其擒拿，并把他的兄弟子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 

    玄烨清除鳘拜，虽然具有宫廷密谋的性质，但他以十六岁的青年能作出如此周密的部署，足见他的政治天分是很高的。从此以后，玄烨开始他真正的亲政活动。 

撤除三藩 

    玄烨接着盘算要办的大事，就是解决“三藩”问题。“三藩”指的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之信，靖南王耿仲明及其子继茂、孙精忠。他们原先都是降清的明朝将领。清军进关后，在配合八旗军队镇压抗清斗争中立下了功劳，同时也乘机扩充了自己的实力。清廷为了利用他们，曾给予高官厚爵-授以地方重权，对他们的跋扈行径，贝4常常加以容忍。 

    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受命移镇云南，总管该省文武官员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康熙元年1662年，又晋封平西亲王，并获得管理邻省贵州的权力。清廷还应吴的清求，勅谕云贵总督听其节制。平南和靖南二王自顺治六年1649年起即已挈家驻防广东。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以防备台湾郑氏、警戒海防，将耿氏改迁福建。“三藩”除各拥有藩下甲兵外，还有大批按绿营编制的镇标兵马。甲兵最多、装备最精良的，当首推平西王吴三桂。 

    顺治一代，由于征战不息，国家财政大半用于兵饷，每年入不敷出。顺治十七年1660年，国家正赋收入875万两，云南一省就要支出900多万两。竭全国之力，还够不上一个省的用途。当时，云南的八旗满兵还未撤返京师，但三桂等不断收编扩军，是军费开支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三桂凭借特权，用钱又向来不受户部限制。康熙初年，随着全国性军事行动基本结束，清廷愈来愈感到“三藩”给国家带来的财政压力。康熙五年1666年，左都御史王熙以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云贵闽广，目前滇黔已经安定，要求将藩下余丁遣散屯种。三桂得信后，却用不断制造边疆事端来胁制朝廷。 

    “三藩”，还在各自控制的地区设税卡、行鼓铸、开私市、责重息，甚至掠卖人口。在云南，三桂除将明沐国公庄田请讨为藩产外，直到康熙六年1667年，还在云南府所属州县卫所，实行野蛮落后的圈地，把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官佃户。由于清廷曾允许三桂有题授云贵两省官员的权力，他借机搜罗死党、安插亲信。根本不把吏部放在眼里。 

    清廷为了笼络“三藩”，曾先后将公主和宗室女下嫁各王子。三桂子应熊尚福临妹和硕长公主，赐居京师。其余尚之隆、尚之孝、耿昭忠、耿聚忠等，也都各为额驸。因此，京师和藩地之间，信使往返，朝廷中的大小事情，很快就传到“三藩”的耳中。“三藩”间也互结婚娅。尚可喜的孙女就是耿精忠的子妇。吴三桂则认原驻节广西已故定南王孔有德独女四贞为螟蛉女孔氏藩兵仍驻广西。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双方的利害紧紧连结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些驻守在各地的武将镇臣，象凉州提督王辅臣等，原属“三藩”旧部，和故主之间关系也十分密切。 

    “三藩”割据势力的不断发展，不但扰害人民，而且影响朝廷政令的实施，不利于巩固清朝的统治。玄烨亲政以后，对此感触尤深。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因家庭内部在权力分配上发生矛盾，上疏愿归老辽东，将王爵交其子之信承袭。接着吴三桂和耿精忠也提出同样的请求，以此试探朝廷。“三藩”的行动引起清廷内部的争论。大部分官员都慑于三桂等人的声势，主张暂时妥协，维持原状。玄烨是个生性好强的人，在他看来，与其姑息养奸，久必为变，不如趁此机会先行发制。他力排众议，下诏撤藩。 

    玄烨的撤藩令使吴三桂撕去伪装，于同年十一月起兵反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叛军很快由云南、贵州攻入湖南、四川等省。福建的耿精忠起而响应。后来，尚之信也挟其父在广东起兵。与此同时，一些与“三藩”颇有联系的汉族将领，亦纷起而应之。战火很快由西南一角蔓延到长江以南各省，西北直至陕甘，京师也受到震动。 

    当三桂称兵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大臣过高地估计“三藩”的实力，顾虑重重。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学士索额图、户部侍郎魏象枢等公开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人，主张与“三藩”讲和。不少官员纷纷把家口遣归原籍。 

    面对这种外有强敌、内少斗志的严峻局面，年方20的玄烨显露了他的气魄和才能。他说：“三藩气焰如此嚣张，不可不撤”。并针对索额图等人的意见说：“作出迁徙吴三桂决定的是朕的意思，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为了表示平叛的决心，玄烨下诏削夺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居留京师的三桂子应熊等逮捕处死。康熙十三年1674年初，玄烨得知前线将领曾接到三硅的书信，便立即下谕，要他们务必提高警惕，防备落入奸计；严令只有吴三桂束身归命，才能以礼受降。西藏五世达赖为三桂求情，请求朝廷“裂土罢兵”，也遭到玄烨的批驳。正是玄烨这种坚定的态度，使清廷逐步稳住局势。 

    “三藩”中吴三桂势力最大，又率先起兵。所以玄烨一直把他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对其它势力则注意分化瓦解。当吴三桂刚刚起兵，耿、尚二藩尚在观望动摇时，玄烨即进行争取，下诏停撤二藩。同时宣布，凡散处各省任职的三桂旧部，只要事前不知逆情，一概宽宥不究。陕西提督王辅臣杀经略莫洛起兵叛应三桂，玄烨得知后，一面传谕总督哈占，要他保护好辅臣的妻儿家产，又派辅臣子王继贞携诏前往劝说，表示“往事一概不究”，只要及时回头，便可官复原职。以后，玄烨又迅速镇压了蒙古察哈尔部阿尔尼的叛乱和北京城内杨起隆称朱三太子的一起密谋反清计划，解除了京师地区的肘腋之患。 

    玄烨调度全局，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部署，派出主帅到两湖、浙江、陕西、广东等地督战，还把兖州和太原作为后方基地，同时加强了安庆和江西地区的兵力，使之互为呼应，以确保江南财赋之区和长江江道畅通。每当禁旅出师之前，玄烨均亲授机宜，告戒军队要注意保民和善待俘虏。为使军情能及时通畅地传送，他下令兵部，每四百里置笔帖式一员、拨什库一员，负责军报转达。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玄烨先后建立起从京师到荆州今江陵县、郑州至武昌今武汉市、直隶正定至汉中、京师至南昌等驿路，以后随着战争的进展，还不断有所添设。在平叛期间，玄烨就藉此掌握军情变化，指挥作战。在玄烨的精心筹划和周密部署下，战局很快由初期的被动局面开始好转。但战争也暴露了清朝方面的很多弱点。主要是八旗兵丁怯懦畏战和领兵的满洲亲贵大臣贪婪腐朽，作战中畏首畏尾。玄烨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一反满洲贵族对汉人的猜忌，大力起用汉兵汉将。早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他陆续颁令鼓励选用汉人和制订绿旗官兵作战奖赏等则例。等到西线战场告紧以后，破格提拔绿营将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人，这批汉将骁勇善战，在战场上起了重要作用。 

    平定“三藩”的战争历时八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取得最后胜利。玄烨作为清朝的最高统帅，这一年他方才二十八岁，就已表现了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清廷对“三藩”的战争，就其性质而言，属于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但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适应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意义十分重大。从此，在内地各省消除了割据隐患，对促进全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统一台湾 

    台湾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的。郑成功和他的儿子郑经等，长期坚持反清，在大陆失败后，以台湾作为继续反清的据点。这时国内形势较之清初已发生重大变化，郑氏集团以南明王朝为正统，割据台湾，已经失去原来抗清斗争的意义，实际上成为国家走向统一的障碍。在玄烨看来，台湾问题虽没有象当初的“三藩”那样紧迫，但毕竟也是一件大事。“三藩”战争期间，郑氏派兵占领了福建和粤东的很多州县。这说明，尽管中间隔着茫茫大海，只要有机可乘，郑氏的军队仍会随时用武力继续反清。 

    清廷对台湾郑氏一直存在着抚剿两种主张，基本上以抚为主。康熙八年1669年，玄烨派大臣明珠等到泉州与郑氏谈判，明确提出：只要他们遵制剃发归顺，不但可以得到高爵厚禄的封赏，也允许保持原来的格局，让郑氏长期留住台湾。“三藩”战争期间，清廷为了争取郑氏，双方又有过接触，玄烨对郑氏的政策是很宽大的。 

    “三藩”战争的节节胜利，使玄烨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玄烨下令厚集舟师，准备在攻取厦门、金门二岛后，乘胜进军澎湖、台湾。但台湾距大陆海途遥远，清军福建水师刚刚重建，不但基础薄弱，在训练和实战经验上，亦逊于郑军。朝廷内外很多官员对进军台湾态度消极。新任命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认为“不可轻议进兵”。大学士明珠也主张仍应采取招抚政策。 

    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郑经在台湾病故．郑氏集团发生了一场争夺权位的内讧。不久，清军攻取昆明，“三藩”全部平定。这都坚定了玄烨进取台湾的决心。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物色一个能担当重任的前线指挥官。考虑再三，玄烨决定起用原任水师提督施琅，派他重返福建。 

    施琅，字尊侯，福建晋江人，原系郑成功手下的亲信大将。后来双方关系恶化，施于顺治八年1651年背郑投清。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负责征讨台湾。他两次出海，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朝廷中很多亲贵大臣却因此对施的忠诚产生怀疑，说他有子侄留在海上，与郑氏旧恩未断，于是被解除兵权，调回京师。授内大臣职，实际上是闲散供养。此次玄烨起用施琅，虽有大学士李光地和福建总督姚启圣的推荐，但还是阻力重重，闲言碎语不少。玄烨力排众议，决定起用施琅，在某些方面，与“三藩”战争初期信任绿营将领张勇有类似之处。当时张勇是吴三桂的旧部，三桂起兵后，又多次以厚赏进行招徕，朝廷官员中，特别是满人，又猜忌甚深。玄烨破除偏见，给以专任，终于作战立功。诚然，此时气氛与那时已经不同，但玄烨的决策毕竟需要有一定的气魄。 

    施琅到达福建后，朝廷内外因循荀且的空气仍然十分浓厚。偏偏施琅在如何进军等问题上，又与总督姚启圣发生严重对立。玄烨都比较妥善地进行解决，使施琅顺利出师，取得海战大捷。最后郑氏投降，台湾归为清朝所有。 

    郑氏投降以后，对如何处置台湾问题仍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台湾孤悬海外，鞭长莫及，派兵戍守又糜费钱粮，不如“迁其人、弃其地”。连起初主战甚力的李光地也主张放弃台湾，甚至荒谬地提出把台湾让予荷兰。施琅、姚启圣及一些大臣则坚决反对弃守。施琅说：“台湾虽然是一座海岛，却关系着闽、广、江、浙四省的要害。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还说，“如果放弃台湾，将必酿成大害，只有守住台湾，才可永固边圉”。玄烨认为施琅等人言之有理，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设治驻守，把台湾重新统一于清廷管辖之下，这对于巩固我国东南海疆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玄烨的眼光是远大的。 

台湾问题解决后，玄烨又顺势开放海禁，把原来因禁海而强迫迁出的沿海地区，重新展复。又实行开海贸易，规定在“预行禀明地方官”后，“听百姓以装载五百担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以广州、厦门、宁波、上海为对外贸易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进行贸易。通过这些措施，使百姓不但得以重返故里，开垦荒田，兼收渔盐之利，而且因为海上交通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地开拓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门路，对沿海地区以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玄烨的这一开放政策，延续了30余年之久。 

安定北方边疆 

    正当玄烨为解决南方“三藩”和台湾的郑氏势力而倾注精力的时候，在漫长的北方边疆也同样是风云际会，很不平静。当时，有两股势力在不断掀起逆浪。一是沙俄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另一则为漠西厄鲁特蒙古中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势力的崛起。 

    沙俄殖民主义者是一股外来力量。他们到达东方的时间虽略迟于从海路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但那股疯狂的势头比先前者更加嚣张。除了赤裸裸地占我领土、掠我人户，还挑拨我国民族关系、插手民族纠纷，企图从中渔利。 

    清朝与噶尔丹的矛盾属于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清朝统治者本身就是以东北关外一个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由于满族人数不多，为了实现对汉族广大地区的统治，早在入关前，满洲贵族就致力于与其邻近的蒙古各部实行结盟。野心勃勃的噶尔丹梦想统一蒙古各部，做全蒙古的霸主，这就必然与清朝的统治发生矛盾。 

    上述两种势力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往往纠缠在一起，从而增加了玄烨在处理边疆问题上的难度。前一时期，一方面因为清廷正集中力量进行与“三藩”的战争，另一方面，噶尔丹的活动还局限于西北地区，暂时还没有与清廷发生直接冲突，所以玄烨对噶尔丹亦以招抚和笼络为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玄烨专门派大臣向噶尔丹通报平定“三藩”胜利的捷音，既是表示亲善，也是显示力量。对于沙俄步步紧逼的侵略行动，玄烨除了增加必要的防卫措施外，也想通过谈判，求得问题的解决，但毫无成效。 

    南方“三藩”平定后．使玄烨有可能以更多的精力处理北方边疆问题，他密切注视北部边防，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沙俄侵略者不顾清廷的多次警告，以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为据点，四出剽助人口、抢掠村庄财物，使居住在那里的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等居民惶惶不得安宁。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到二十一年1682年年间，沙俄又扩大侵略范围，先后在精奇里江今苏境结雅河、西林穆丹河精奇里江支流、额尔古纳河、牛满江今苏境布列亚河以及恒滚河今苏境阿穆混河等河口岸边，修建据点，屯兵驻扎。包括黑龙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关外地区，为清朝“龙兴之地”，沙俄的行动，不但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也严重地威胁到满洲的根本。玄烨自然不能再容忍下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东巡盛京，拜谒祖陵，同时也是为了考察边情。九月，他派副都统郎谈等，以捕鹿为名．往雅克实地侦察。接着，开始调集军队，在黑龙江今瑷珲建城驻兵，又大开屯田，准备积贮，设置驿站。在玄烨的部署下，清军发动一系列攻势，扫除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殖民据点。然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和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玄烨两次发兵进攻雅克萨，取得完全胜利，迫使沙俄当局同意谈判，签订了以划定边界为主要内容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在两国谈判中，玄烨鉴于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已举兵东向，气势逼人。为了避免两面树敌，他曾指示谈判使团在领土上作出让步。尽管如此，条约的签订，明确地划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在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东北边疆得到安定，保障了这片“龙兴之地”的稳固，也为玄烨全力对付噶尔丹争取到较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清廷与噶尔丹直接发生冲突，是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进攻喀尔喀部开始的。在此之前，噶尔丹已经拥有从哈萨克草原、天山南北两路直到宁夏河套以西的广大地域，还得到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噶尔丹率兵越杭爱山进袭喀尔喀，是其实现统一蒙古的一个重要步骤。喀尔喀地区以南的内蒙古，乃是清朝的内藩，噶尔丹估计这一行动必然会遭到清廷的强烈反对，但以为有沙俄的支持，有恃无恐，决心挥兵东进。 

    玄烨对噶尔丹尽管早存戒心，但对其成功地突然进袭喀尔喀，还是深感震惊。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若不迅速行动，救援喀尔喀部，制止噶尔丹势力，其后果将十分严重。但是，朝廷中有人不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面对噶尔丹的汹汹声势和大批南下的喀尔喀难民，竞提出拒而不纳，建议将喀尔喀部首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交付噶尔丹，以图宁人息事。一向偏袒噶尔丹的达赖喇嘛也写信要玄烨交人。玄烨断然拒绝。清廷不但收留了这几十万名难民，而且专门派出大臣负责安置。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噶尔丹以索要哲卜尊丹巴等为名，率军南下，在乌尔会河打败了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领的骑兵，长驱而入，直抵距京师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显然，噶尔丹已完全为他的胜利陶醉了。他不仅要统一蒙古，而且准备染指中原，与玄烨一比高低。 

    噶尔丹屯兵乌兰布通的消息震动了北京。有史料记载，粮价上涨，所有当铺都关了门。玄烨知道事态严重，仍保持了沉着镇定，从容地派出两支大军，由皇兄裕亲王福全、皇弟恭亲王常宁带领，出古北口和喜峰口，奔赴前线，玄烨亲自率领诸皇子和阖朝文武官员送别出征将士，随即自己也亲临塞外，以便就近指挥。可惜他行至半途，因病停驻在博洛和屯今河北隆化县境，未能继续前进。回銮途中，八月初三日，驻于古北口南的石匣镇，接到从乌兰布通传来的捷报。双方经过激战，清军攻破噶尔丹的“驼城”，大败敌军，噶尔丹乘夜逃走。但此役清军也损失惨重，玄烨的舅舅佟国纲中枪阵亡。玄烨十分悲恸，命皇长子、皇四子和八旗官员、王公、内大臣等设棚祭奠，扶柩送葬。 

    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遁回漠北。玄烨为了防止后患，彻底击败噶尔丹，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至六月，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至五月，两次亲出塞外，跋涉远征，终于取得完全胜利，噶尔丹本人在逃亡途中得病而死。 

    玄烨战胜噶尔丹，固然是因为他拥有比噶尔丹雄厚的中原地区人力物力支援，也由于玄烨本人在决策上的坚定果断。 

    噶尔丹的败亡，为玄烨加强满蒙联盟、巩固北部边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时，不但漠北喀尔喀蒙古完全归入清朝，连一部分漠西厄鲁特蒙古，如游牧于贺兰山以西和青海地区的和硕特各部，以及西藏和嘉峪关以西的哈密、吐鲁番等地，也纷纷归附清朝，密切了与清朝的统属关系，使清朝政府在边疆的统一事业，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几十年后，玄烨的孙子乾隆帝弘历进军伊犁，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收入版图，最终完成统一边疆大业。玄烨不愧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 

慎选人才 表彰清官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一向标榜“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不安，发生动乱，那么，皇帝的位置就坐不稳，严重时还会出现改朝换代的悲剧。生性聪慧的玄烨很懂得这样一个基本道理。为了使百姓安定，休养生息，他亲政不久，连续颁布一些“惠民”的诏令，象永停圈地，实行“更名田”，把垦荒起课的年限由原来的三年放宽到四年、六年，直到十年等等，但是化费精力最多的是整顿吏治。 

    清朝自顺治帝福临进关以后，由于长年战争，耗费很大，财政绌支，国家急需增加财源，而官员队伍又冗滥不堪，造成吏治败坏，贪风日盛。康熙初年，一些督抚大员，如张长庚湖广总督、自如梅陕西总督、屈尽美广西总督、张自德河南巡抚、贾汉复陕西巡抚、韩世琦江宁巡抚，一个个都是大贪官。省一级的官员不能为之表率，下面的府州县官，贪风更甚。有一次，玄烨和大学士熊赐履等讨论治国之道，曾深有感触地说：“从来民生不遂，原因就在于吏治不清，如果一方之长的省府州县官都清廉贤明，那么百姓也就安定了”。后来他又对礼部尚书汤斌说：“天下官有才能的不少，操守清廉的却不多见”。在玄烨看来，朝廷颁行的政策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果没有各级官员去认真贯彻，最好的政策也同样无用，何况吏治问题远比颁定某项法令要复杂得多。 

    为了整顿吏治，玄烨除严惩贪官，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外，更着重于对官员的选拔。一位与玄烨有较长接触的耶稣会传教士自晋曾对此有过描写：“在平息一切叛乱及辽阔的帝国实现和平之后，皇帝就立即致力于建立正常秩序，纠正在战争期间因一时疏忽而造成的偏差，制定严明的法律，保证国泰民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为重要的是任命德才兼备的、忠诚老实的官吏担任各省要职。这时，皇帝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进行慎重的物色和挑选，以及使被确定的人忠于职守”。他还说：“皇帝为了选拔重要官员，尤其是挑选巡抚所费的苦心，以及为了监督他们的行为而费的心机，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玄烨特别注重选拔总督、巡抚等官。他在与湖广总督李辉祖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个省的事情办好与否，关键在于督抚等官，如果督抚能洁己率属，下面的府州县官自然不敢过分放肆”。他还说：“州县官贪污私派，危害不过一州一县，若是巡抚、布政使通同勾结，全省都要受祸害。实际上，下面州县的私派，很多都是上面督抚等官科派造成的”。至于在朝廷供职的大批京官，多通过交结外吏来得到好处。对于这一情况，玄烨也很清楚。所以他特别提出了一个各级官员相处关系的准则：在大小臣工之间，大臣应为小臣的表率；京官和外吏之间，京官乃是外吏的榜样。他还说：“如若大臣们都能做到清清白白，遵守法纪，勤修本职，公而忘私，低下的小臣自然就有所顾忌，不敢胆大妄为了”。 

    按照清朝的制度，凡新任督抚提镇等官，在正式就任前，磊经特许，都要进京陛见请训。陛见时，玄烨除了征询他们在任上的打算外，还针对当地情况，以及前任官的得失，提出一些告诫。通过陛见，玄烨能更熟悉地了解这些官员，伺时也为日后进一步考核任用有所依据。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到三十年1691年的10年间，玄烨共接受了总督、巡抚等官31次陛见，其中除少数几次因记录过于简单，情况不明外，几乎每次都嘱咐他们要“爱养百姓、好自为官”。 

    在玄烨整饬吏治中，最有特色的是他奖掖廉洁，表彰清官。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广西巡抚郝浴陛辞清训，玄烨特别提出：“为外官者以爱养百姓、惩贪奖廉为最重要，务使德胜于才，始称可贵''。这种德胜于才的清廉之士，就是清官。对于玄烨的这种人才观，当时曾有人评议认为，历来封建朝廷考察官员，无非是钱谷盗案。而玄烨用奖励清廉的办法来安抚百姓，既可防止激变，永清盗案，而且还保证了赋税定额，这比单纯要求处理好钱谷盗案确是高出一筹。 

    玄烨大批表彰清官也是在平息“三藩”以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他告谕大学士等：“居官以清廉为要，如有所知，勿论内外大小官员，俱令举出”。在玄烨的授意下，在朝的九卿科道等官推举出一批清官，其中有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崙，扬州知府崔华，兖州知府张鹏翮和灵寿知县陆陇其。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因为吏部准备从现任知县中挑选出一些人担任科道官，玄烨以科道官关系紧要，再次要各官择贤举奏。这一次荐举的有清苑知县邵嗣尧、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和麻城知县赵苍壁。据推荐者说：他们都是“牧民有声”、“服官廉介”的清官。这也是玄烨授意下再一次荐举清官的活动。 

    以上都是由在朝各官进行推举，其实了解情况更多的还是在地方任职的总督、巡抚。因此，玄烨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命内阁移文给一批他认为居官清正的督抚如郭琇、张鹏翮、桑额、华显、彭鹏、李光地、徐潮等。命他们推荐道员以下、知县以上，“实心惠民，居官清廉”的名单。康熙一朝类似让督抚等官荐举清官的活动有过多次。 

    玄烨不但要臣下荐举清官，自己也亲自表彰清官。据粗略统计，经他亲口称赞为清官的就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有山西永宁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于成龙、格尔古德、陆陇其、彭鹏、张鹏翮、李光地、汤斌、陈瑸、王陪、吴碘、张伯行、肖永藻、富宁安、赵申乔、施世纶。他称赞永宁于成龙为“今时清官第一”；彭鹏“居官清正，不爱民钱”：张鹏翮是“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者”；称道陈瑸“从古清臣亦未有如伊者”，表扬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等等。玄烨表扬清官，除了要他们不贪污以外，还有就是“钱粮清楚”，“善弭盗贼”。所谓钱粮清楚，是指作为封建国家主要收入的赋税，地方官不得中饱魁扣，以保证朝廷和各级官府财政上的需求。所谓“盗贼”，诚然也包括那些危害百姓，抢杀奸掠的伙盗惯窃，但其中不少是因迫于饥寒或无法忍受压迫铤而走险的广大劳动者。玄烨曾夸奖于成龙在湖广黄州府任上只身招抚“山贼”，赞赏彭鹏带刀乘马擒“盗”。这里所称“山贼”或“盗”，其实是抗官反霸的劳动者。 

    因为清官多办事廉明，在遇到百姓与豪强争讼时，不枉法徇情，往往因此与地方绅衿发生冲突。每遇此种情况，玄烨便不自觉地站在地主绅衿一边。他表彰施世纶是清官，可又责备他办事偏私。原因是当百姓与生员争讼时，他袒护百姓；生员和缙绅争讼时，庇护生员。玄烨还批评张伯行。说他勒令把囤积居奇的粮食贱卖给缺粮的百姓，是苛待富民，不属正道。他常说：“清官每多残酷，应该清而宽厚，才算尽善尽美”。玄烨所说的残酷，就是因为清官的某些行动，侵犯到地主绅衿的利益，由此可见，玄烨表彰清官，其阶级目的是很清楚的。 

    玄烨整饬吏治，构成他整个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很多具体做法上，并没有超出传统的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范嗣，而他的阶级局限又使他不能看得更深更远。但是，玄烨慎选人材。倡导清官政治，收到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从康熙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三四十年中，贪风有所抑制，官场的政治也比较清明。明清之际那种生产凋零、民生困苦的景象，所以能在康熙时较快地得到改变，吏治的好转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频繁的外出巡视活动 

    明末农民大起义导致了朱明王朝的最后覆亡。玄烨即位后，大清的天下业已初定，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可是因与明朝距离年代较近，很多有关前代失国的掌故轶事，不但在民间广泛流传，就是在宫中，不少年老的太监宫女有时也津津乐道。玄烨平时读书就很留意历代兴亡得失，尝以明朝灭亡的教训71为鉴戒。康熙十七年1678年五月，他与大学士明珠等人的一次谈话中说：“明朝末世，皇帝君臣之间互相猜忌隔膜，地方上的民生疾苦不能及时上达，以致最终失国，这真是个大教训”。玄烨还以崇祯时李自成农民军进驻昌平，皇帝居深官中全然不知为例说：“凡事皆坏于隐匿”。他要求各级官员遇事迅速奏报，还针对有的官员不敢把坏事如实报告朝廷，宽慰群臣说：“各地总会有些旱涝之灾和民生疾苦，只要及耐奏闻就可以了，不必有所顾虑”。他要“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使大清基业能长期稳固。 

    玄烨为了使下情上达，同时又把他的意图贯彻到各省府州县，曾想了很多办法。他坚持御门听政制度，除了生病或遇到庆典忌辰，儿乎每天都临朝处理政务，披览内外臣工奏折，召见大臣。对于亲信臣僚或地方督抚等官，还准许其密折陈奏。玄烨拆阅专门函封的密折．如有指示，可朱批迳交原官迅速办理。 

    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他经常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以兴利除弊。他的巡行活动，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起就日趋频繁，几乎每年都要外出两三次到四五次。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六次南巡，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至于巡历畿甸、出塞蒙古，总计在百次以上。玄烨先后到过的地方，除畿辅、蒙古和关外的盛京、吉林外，还出巡山西七次，山东六次，江南五次，浙江四次，陕西二次，河南一次。每次出巡，少则几天、十几天，多的可以到100多天。有时一年的大部时间都是在外地渡过的。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到三月，他南下视察黄河河工，经苏州、杭州、江宁而还；接着五月到七月，七月到九月，又两次亲临塞外，慰抚蒙古，进行围猎等活动；十月到十二月，西出山西、陕西和河南等省，历时239天。总计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玄烨每年出京时间超出200天的有11次，10 0天以上的24次，最少的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和二十六年1687年，也有40多天。 

    玄烨三次东巡和一年一次或两次去遵化，主要是为了祭奠祖宗陵寝。五次到山西五台山，是进香朝佛。他出巡塞外，是为了慰抚蒙古、部署军务、围猎训练军队和避暑。无论他在谒陵、进香途中，或是在避暑行官，都没有忽视对地方事务的注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到盛京谒陵，得知当地章京等官都要从京师补授，每当换届时，因为路途遥远，安顿家口、处置田产，都很费周折，往往使人心浮动，久久不能安定。于是规定，凡在盛京等任职的章京等官，一律就地替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初，他到五台山进香，看到周围各州县土地贫瘠，百姓生计困苦，特别叮嘱山西地方官，要他们“持已廉洁，兴利除害，使小民各得其所''。二十八年1689年，塞外地区灾荒严重，八九月间，玄烨巡视边外，亲眼目睹饥民嗷嗷待哺的惨象，立即命理藩院在喜峰、古北、杀虎、独石和张家口等关口，发仓赈济，使灾民稍得温饱。 

    在巡视中，玄烨最注意的还是对地方官员的考察。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第三次南巡途中，他故意向一位行僧问话：“朕何故作此巡行?”然后他自己作答：“朕前来各方巡行，以检查各地方官吏是否勤于政务，以及他们如何待我臣民”。他每到一地，总要把当地督抚布按提镇甚至府州县官，召集训示和询问，有时还把邻省的督抚召来。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南巡时，湖广巡抚刘殿衡、偏沅巡抚赵申乔、江西巡抚郎廷极，均齐集江南，听候面询。玄烨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表彰、批评或惩处，他认为，“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 

    在巡行中，玄烨常有意识地找当地绅衿以至一般百姓谈话。每次南巡，都要召见一批闲居在籍的士大夫和文人学子。一方面是为了拉拢江南知识界，同时也是要更多地了解地方情况。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西巡时，经过冀、晋、陕、豫等省，因为来回大多是陆行，所经之地，有很多官员和士绅百姓在道旁迎送。玄烨把他们叫到车前轿旁，咨询风俗民情，增加自己的见闻。 

    出巡也使玄烨看到百姓生活困苦的状况。他在南巡途中，目击江北很多民居、田园因黄河泛滥，被长期淹在水中，十分震动。在京郊，也因浑河溃决，造成百姓生计无着，这些，都促使他下决心要兴修水利。在玄烨当政的中后期，曾有过许多次赈灾和蠲免钱粮，其中就有他根据巡行途中的见闻作出的决定。有一次，他巡视畿甸，看到百姓生活较前有所改善，但很少听到读书之声。玄烨认为这是关系到培植风俗的大事，便宣谕在直隶各乡间广设义学，劝令课读。 

    在内地各省中，玄烨走得较多的是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等省，这些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百姓生活也较安定，加之官员们害怕皇上不时驾临，不敢过分暴虐。这使他产生错觉，以为其他省分也大体如此。后来他西巡晋陕等省，发现并不完全如此。西北等省的百姓远比东南一带困苦得多，而政府钱粮火耗等负担，相对显得沉重。这给他以很大启发，知道全面了解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玄烨还十分感慨地对周围官员说：“自古帝王生长深宫，很少得知稼穑的艰辛和民间疾苦。现在常常听得有人议论耕九余三，其实谈何容易。农家老小一年忙到头，幸亏碰到一个好年景，而谷价下跌，筹办一家八口的衣食和来年种籽肥料等费用，怕还难以周全，何况又不能年年如此。若是年成歉收，更免不了要流离困顿了”。所以他认为：应该时时关心怜悯百姓才是。玄烨还与大学士明珠谈到这么一件事。康熙二十二年九十月间，他去五台山进香，召集百姓打听情况。大家都称赞道台张辽样做官不错，然对于省里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官，却一概不知。因此他意味深长地说：民心不可欺，谁个当官好或不好，“于此立辨矣''。 

    康熙一朝，开始了清代历史新的一页，这是和玄烨勤于政务，经常巡行四方，体察民情分不开的。尽管在兴利除弊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他的想法和做法本身就很难能可贵。 

修治河道 

    黄河中下游流域．是我国居民集中、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但是，在很长时期里，由于河道长年失修，经常泛滥决口，给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明末以来，河息愈演愈烈。到了清朝顺治年间，仅上报的重大河堤决口就多达20余次。玄烨继位以后，无论是决口的次数，或是遭灾的地区，都有增无减。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玄烨刚亲政，江南地区就传来了黄淮并决、淤塞运道的警报。运河不畅，南方的漕粮无法北运，京师就会面临断饷断粮的危机。但当时由于财政拮据，不久又进行了历时八年的讨平“三藩”战争，清廷还顾不上治理黄河。然而，现实的利害又迫使玄烨必须重视治理黄河。大概就从此时起，玄烨已下定决心，要全面修治黄河，保证运道畅通。后来，他曾多次回忆自己从14岁起即反复详考治河之法，并把治河和通漕列为必定要办的大事，写在宫中的柱子上，以便时时提醒。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三藩”平定，玄烨开始大规模治河。他六次南巡时，五次都亲临工地，召集河工大臣及有关地方官听取防治报告，还实地察看河堤堰坝、水溜水势，有时亲自用西洋仪器进行测量验证。在平时，玄烨也十分注意钻研治河技术，据他自称，凡是有关治河治水的书籍，他都细心阅读，以求贯通。 

    玄烨关注治河，开始的着眼点是放在保证漕运通畅上。首次南巡，当船过高邮湖时，他看到百姓的田地房屋都淹没水中，登岸后，又从绅衿百姓口里打听到，这是由于下游海口因年久沙淤壅塞造成的。此次考察，使他认识到保证运河通畅，消除积水，与解除百姓痛苦密切关连，随即命吏部、工部官员往视海口，一定要设法疏浚下河，谆谆嘱咐：“务期济民除患，纵有经费，在所不惜”。 

    在治河过程中．就如何排泄泛溢的积水。朝廷内外曾几次发生争论。任河道总督的靳辅，主张修筑重堤以约束水势。理由是下河入海处地势偏低，单单采取挑挖的办法，势必引起海水倒灌。安徽按察使于成龙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如果不开挖下河，深通海口，只靠修筑堤塘很难抵挡秋霖洪峰，力主疏通河道。在这场辩论中，玄烨开始曾表示对两说都不作定论。但实际上他是支持于成龙，否定靳辅的，再加上事后有人罗织罪状，陷害靳辅，使靳辅受到罢职处理，于成龙继任河道总督，全力开挖下河，但效果不佳，在很多工程中仍不得不按靳辅拟订的方案去做。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玄烨第二次南巡，亲耳听到沿途百姓称赞靳辅，这使他意识到先前对靳辅的处理未免轻率，于是重新起复靳辅，可惜靳不久就病故了。玄烨后来多次颂扬靳辅，感叹“治河不在空言，而在实行”，说：“绝不可夸海口，轻谈河工容易”，说明他在治河问题上，还是很能自省自警的。 

    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以后，玄烨起用张鹏翮为河道总督。张不象靳、于对治河有固定看法，有关方案，差不多都出自玄烨之手。此时，玄烨已成了事实上的工程指挥员。在玄烨的策划下，几年中重点修筑并加固了堤防，同时也加紧深浚下河，还拆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拦水坝，使黄河归入故道，并把贮留积水导引入海。至于靳辅所说海水倒灌问题，玄烨用畅流和加大水势的办法，冲刷淤沙，使河底日深，以流水抵挡海水。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玄烨第五次南巡，在归途中，他与随行的官员谈话说：“康熙二十八年以前，黄水泛滥，四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从船上向外看，水与岸是平行的，以后水流逐渐归漕，岸高于水。到现在，两岸已高出水线一丈有余，清水畅流，逼着饱含泥沙的黄水向北，只剩下一条线了”。四十六年1707年，玄烨应张鹏翮等人之请，作最后一次南巡。尽管他对工程还颇多不满，但看到黄淮两河均已安流，运道较前深通，可重运无阻，内心感到十分欣慰。 

    除治理黄河外，修治永定河也是玄烨督办的一项重大工程。永定河为桑乾河下游，原称浑河，是京畿地区的一条重要水系，但亦因上流水土流失，淤积水道，泛滥不停。所以，浑河亦被人叫做“小黄河”、“无定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永定河河道决堤北徙，近傍的永清、固安等州县均遭灾被淹。永清、固安同属顺天府，是京师的南郊，事故发生后，引起玄烨的重视，立即谕令直隶巡抚郭世隆勘察修治。次年二月，他巡视畿甸，专门阅看堤工。从此以后，在他有生的30年中，不顾严寒酷暑，二十几次奔波于沿河各州县。有关河工的许多基本建设和具体管理措施，都是经他裁定兴筑或确认的。永定河的这个名称，亦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由他颁定的。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玄烨已是69岁高龄的人了。九月下旬，他从塞外返京，路过密云时，仍不顾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地绕道到永定河边，察看河道和堤岸。这是他最后一次巡视河工。 

    明末清初，黄河和永定河河道长期失修，玄烨毅然下决心治理，考察钻研，详细擘划，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一个皇帝如此做过的。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河工告成后，直到他去世前的将近20年，黄淮一带始终没有出现大的决口事故，永定河也做到平稳，30年来无迁徙，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康熙九年1672年五月初一日，玄烨在为他生母孝康皇后佟佳氏举行升拊太庙仪式的时候，颁发恩诏，其中特别提出要各地方注意敦请名士，荐举隐逸。这也是玄烨亲政以后，第一次发布有关优遇知识分子的诏书。 

    自顺治以来，随着清朝当局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政治形势的日趋稳定，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改变态度，转而依附于清朝，但仍然有人心存敌视，傲然不服。这些人尽管人数不多，也不可能继续从事公开的反清活动。但他们的气节和品德，在汉族知识分子中有着深厚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入学识渊博，为一代宗师，受到士林的尊敬。玄烨从小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了解治人治心的重要。他想：如果能把这样的人争取过来，正是笼络人心的最好办法。但此时玄烨毕竟年轻，想得也比较简单，因为仅仅靠一纸诏旨，那是打动不了人心的。就在同年十二月，浙江巡抚范承谟奏报说：他根据恩诏，敦请宁波府前明翰林院编修葛振世出山，不料葛借口有病，严加拒绝。葛振世当然谈不上是海内名士。但他尚且不听，更无法去动员其他人了。 

    玄烨对招揽贤才，始终耿耿于怀。康熙十七年1678年初，“三藩”战争胜利已经定局。在此形势下，玄烨宣布要举行一次“博学鸿儒”考试，规定不论出仕或尚未出仕，只要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经有关官员题荐后，都可应试录用。这次考试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动员的面也广。到第二年初，先后被请到京师的已有140多人。在玄烨的关照下，这些应试者不但由官府发给衣食银两和来回盘缠。到达京师后，因为天气尚冷，又从优配给柴炭银。 

    考试是三月初一日在宫中体仁阁举行的，卯时正，负责考试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先向大家宣读一份诏谕，里面说：“你们都是经过荐举的人，个个都很有才学，原可不经考试录用，但考试更能显示你们的才力，所以特召你们来”。这位官员还说：“皇上对你们都十分敬重，专门赏赐筵宴，已往所有参加会试、殿试、馆试，或状元、庶吉士等官，都没有如此礼遇。你们应记住皇上恩德”。试题中有一道题《以天下为一家》，正道明了玄烨的用心。 

    玄烨举办“博学鸿儒”科，比起前一次征求隐逸，可以说成绩斐然。、在录取的50名其中一等20名，二等30名中，象彭孙通、陈维崧、朱彝尊、汪琬、李因笃、潘末、施闰章、尤侗、毛奇龄等，都是很有学问的人。虽然有的声誉卓著的学者有强烈的民族思想，抱有“夷夏之防”的民族偏见，如顾炎武、黄宗羲、李颓等，宁死不赴；傅山、杜越等，勉强到了北京，却称病罢考，玄烨得知后也听之任之，一概置之不问，还特授傅、杜二人内阁中书衔，以示优容。对于取中的50人，玄烨分别委以翰林院编修、检讨、侍讲等官，又开设明史馆，著令纂修《明史》。这真是高明的一着．因为它使很多有“故国之思”的名士借此聊以寄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 

    在荐举博学鸿儒的同时，玄烨还加强了入直南书房的制度。南书房位于内廷乾清官西南，与皇帝课读的懋勤殿接邻。据说玄烨幼年时曾在此地读书，故起名叫南书房。南书房的建立，大概是在拘禁鳌拜，玄烨政柄在握以后。他召集一批翰林学士进至内廷，开始时主要是为了向皇帝传授知识、讨论学问，渐渐地也参与咨询政事。几年的相处，不仅使玄烨从中学到不少学问，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处理政务中，可以排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某些不必要的干扰，便于乾纲独断，进行决策。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玄烨正式发布诏旨，要满汉大臣会商，于翰林院中推举博学善书者数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而且规定，凡入选者均在皇城之内赐给住宅居住，不得参与外朝之事。这实际上是提高南书房的地位，要入值者正式参预机要。当时，皇帝的不少诏旨即绕过内阁，由南书房起草拟定。由于入值南书房的都是文学之士，转外以后，差不多都能得到重用。所以对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调动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玄烨还通过其它途径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他曾亲临太学，至孔子木主前行二跪六叩头札，向学生大讲圣人之道的高明广大。南巡时，几次到曲阜拜谒孔庙、孔林。在江南，祭奠明孝陵，称赞朱元璋是英武伟烈之主，同时还不断派人存问致仕闲居的大臣，接受士人献诗献书。江浙两省是人文荟萃之地。每次会试中式，这两省总要占很大的比例。进入南书房受到宠幸的，象高士奇、徐乾学、王鸿绪、戴梓等，都出自这两省。为了表示优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南巡时，他诏谕江南、浙江府学增广入学名额五人，大县四人，中县三人，小县二人。到了三十八年1699年，又把府学和大、中、小学的名额增加五名。玄烨在西巡时，因久闻李 大名，在西安想见见他，总督华显奉命传旨，不想李禺页托病不出。玄烨不但不加追究，还写了“关中大儒”四个字的匾额，以示表彰。玄烨一再表示，他“不分满汉，一体包容”；对“满洲、蒙古、汉军、汉人毫无异视，一以公正处之''。从他多次的解释性谈话中，说明他十分注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 

    当然，玄烨对汉族知识分子并非一味宽容，他也有严峻的一面。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命令礼部和翰林院访求天下遗书，充实宫廷内府，实际也是借以防范有碍于统治的“异端陂说”的书籍流行。他南巡江浙，一面拉拢知识分子，同时也在察访他们在家乡是否安静老实。他派亲信曹寅、李煦到江宁、苏州当织造，也负有笼络和监视当地士大夫的任务。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江浙等省发生所谓“朱三太子案''，尽管最后抓获的是一个年逾古稀、隐姓埋名、到处躲藏的农村塾师，但因浙江大岚山起义者曾以之作为号召，玄烨竞残酷地将其凌迟处死。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又发生戴名世《南山集》案。这是一起典型的文字狱，起因是书中触及到清朝的忌讳。不过最后定案时，玄烨考虑影响面实在太大，就作出姿态，除主犯外，其余受到株连的300多人，都免死免议了。 

    康熙时，由于玄烨用心培植，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都得到一定的改善，满汉地主之间的矛盾也趋于缓和。曾经铭刻在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心头的那股民族仇恨，有的已经转向，有的则变得淡薄了。 

太子的立和废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四日，玄烨在出塞行围途中，于布尔哈苏台地方，召集随驾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各官，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将已经立了30多年的皇太子胤礽，予以废斥。12天后，他返回京师，又为此诏告全国。 

    玄烨选立胤礽，为太子是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这是他第一个皇后赫舍里氏所生的皇子，在封建宗法制排行中，属于嫡长子。当玄烨立嗣时，胤礽刚一岁多，他自己才21岁，“春秋正富”。玄烨所以要破除满洲旧俗，急于立嗣，一方面固然与他接受传统的汉族封建文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想避免自他父祖以来每次继位引起的纷争。 

    为了培育太子成人，使他将来能继承大统，玄烨确实化费了很大的心思，太子稍懂事，便亲自教授写字读书。六岁以后，又延揽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官员作太子的师傅，要他们既教学问，也教处世立行。胤礽不但很快地通晓满汉文字，象他父亲一样娴于骑射，而且品貌端庄，待人彬彬有礼。一位传教士称赞他“在北京宫廷里同年龄的皇族中是最完美无缺的”。玄烨也非常喜爱胤礽，外出巡幸时常常带在身边，让他跟着围猎习武，或了解民情风俗。到了成人以后，为了进一步锻炼他，有意让他代行祭祀大典和参与朝政。康熙三十五年1796年，玄烨亲征噶尔丹，特地把他留在京师，处理各部院奏章等事务。第二年，玄烨出兵宁夏，又命他为留守。 

    但是，在此同时，父子之间也逐渐产生一些矛盾。从胤礽长大懂事以后，清初那种困苦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承平日久，清廷财力日渐充裕，统治阶级滋长享乐奢侈的风气。胤礽这样的贵家子弟产生不愿奋进的骄气和堕性。胤礽，读了不少书，也听了不少有关治国安邦的说教，但周围的阿谀奉承，歌舞声色，不断地诱惑着这个初经世面的年轻人。父亲和长辈们对他那么宠爱，给了他许多人所未有的特殊待遇，诸如仪仗服饰，只比皇帝略低一等。在同辈兄弟中，他所处地位优越。于是，放纵任性，唯我所欲的心理便自然滋生。 

玄烨和胤礽之间首次显露裂痕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出塞征讨噶尔丹时。玄烨因中途得病，传信叫胤礽到行在相见。不料胤礽对父亲的健康漠不关心，无忧戚之状，使玄烨十分伤心，父子之间原本亲密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此以后，玄烨曾为胤礽几次大发雷霆。一次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三月，奉先殿祭祖时，礼部官员在礼仪安排上突出胤礽所引起的风波；第二次是三十五年1696年玄烨从宁夏还师后，听到胤礽宠信小人，行止不端的传言；第三次是四十一年1702年底，因胤礽有病，玄烨中断南巡、折返京师后，得知胤礽在山东德州养病期间，曾与致仕大学士索额图密谋不轨。从几次事故的性质来看，似乎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玄烨在处理上，只严惩与之有关的官员，对胤礽本人始终予以包容。 

    玄烨与胤礽的矛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胤礽的性格和待人处事与其父亲很不相同。玄烨尽管贵为天子，但生活言行比较注意约束检点，并常常以此来告诫子孙和诸王大臣。他主张和平宽厚，可胤礽却任意凌虐大员下属，甚至连满洲亲贵也任意捶挞。玄烨一生节俭，从不妄用滥取。胤礽奢侈贪婪，还派人向地方官敲诈勒索。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玄烨带胤礽南巡，江宁知府陈鹏年在主办行宫事务中，因不行加派，供奉简朴，又无礼仪馈赠，引起胤礽恼怒，竟要将陈处死。胤礽不但对兄弟手足缺乏友爱，对父亲也同样感情淡漠，父子之间关系不断恶化。当然，周围皇子们出于忌恨。拨弄是非，也对玄烨有所影响。 

    康熙四十七年，玄烨宣布废储的前夕，正好碰上皂十八子胤祄在出巡途中病重，老皇帝为这位小皇子忧心如焚，而身为长兄的胤礽却毫不关心。玄烨气急了，责备了几句，胤礽竟当着父亲的面忿然发怒。从这以后，玄烨常常发现每到夜晚，总有人在行在大帐外窥探。这使他十分愤怒，似乎感到一种有被暗害的危险。于是，多年来，父子间郁积的矛盾，一下子总爆发出来了，使玄烨等不及回到北京，就毅然决然地要废掉太子。 

    玄烨把礽拘禁起来，但心头的痛苦却并不因此稍有减轻。他宣布废太子的当时，曾声泪俱下，扑倒于地，后来又几天几夜无法合眼成寐。四十七年冬天，他因此大病一场。在病榻上，玄烨转辗回思，想到他的第一个皇后、胤礽的生母赫舍里氏，在分娩的当天因难产年轻轻地去世了。他觉得有些对不起他的爱妻。他又想起胤礽，幼年时，聪敏伶俐，惹人喜爱，稍长以后，几次代父处理政务，也不见有明显差失，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互不相容呢?他觉得可能有人在暗中作鬼，而胤礽幽禁后出现的精神上的反常，也使玄烨颇感疑惑。恰好不久又有皇三子胤祉首告皇长子胤禔授意喇嘛用巫术魇魅胤礽的事，说明诸皇子间因为太子被废而觊觎储位的争斗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甚至连当朝的很多宗亲大臣也卷了进去。这使玄烨感到震惊。他思量再三，决定复立太子。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玄烨以胤礽前遭魇魅，今已痊可为理由，将废太子重新复位。三月初九日，他隆重地祭告天地祖宗，并大封诸子为亲王、郡王、贝子等，目的是想平息皇室内部争斗。 

  遗憾的是玄烨的愿望并没有达到。胤礽在复立以前，曾当着父亲和兄弟的面，承认“凡事俱我不善”，并发誓不念人仇。实际上对废斥一事怀恨在心。那些被迫散去的太子党徒又重新集结起来，为其出谋画策。诸皇子中，除胤禔等因施行巫术谋害太子，被着令看管，已无能为力外，其余诸皇子仍钩心斗角。胤礽复出，对玄烨来说，本包含有且观行止的意思。偏偏胤礽又不明事理，骄奢狂暴，一切故我，这使玄烨再次感到失望，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不得不将胤礽复加废黜。 

    玄烨晚年，因为储位一事引起的困扰，使他耗尽了心力，身体也恶化了。他前期那股锐意进取、悉心整顿的劲头，都被消磨殆尽。这就不能不影响和削弱国家施政的能力，引起社会矛盾的部分激化。康熙末期，吏治败坏，党争层出不穷，下层群众反抗活动的增多，都直接间接与此有关。储位问题失策，可算玄烨一生事业中的重大败局。 

成败功过小议 

玄烨8岁即位，到69岁去世，整整做了61年皇帝，在我国历史上是在位最久的皇帝了。在这61年中，玄烨经历了很多大小风暴，把一个战乱以后，社会元气大伤的破败纷繁的局面，转变成幅员广阔、政治上统一、经济兴盛的世界强国。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就是从康熙中期开始的。但他不愿意夸耀功德，朝臣藩属多次奏请加上尊号，他都严峻拒绝，保持谦逊而不自傲的态度。 

    在玄烨执政时期，除晚年因立储等事受到困扰，一直是夙兴夜寐，恪守勤慎。他牢记祖训，把与蒙古结盟看成是大清王朝不可动摇的基石，并由此扩及到优容黄教、重视西藏。他努力协调和人数众多、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上层分子的关系。尽管在康熙一代，满汉之间待遇上的差别还始终存在，但汉族官员在政治上的作用和地位，无疑大大提高了。与清初相比，那种势不两立的民族斗争开始淡化。这些都说明，玄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是成功的。 

    玄烨的经济政策受到传统封建农本思想的强烈影响。他力图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之上。他的奖励垦荒，重视兴修水利，注意救灾防灾，莫不与此有关。他每次出巡，总要用心察看田地庄稼，传谕下属注意爱护禾苗，也向路旁的老农们询问有关生产和生活情况。对于地方官，也谆谆告诫他们务必不误农时，要他们及时报告晴雨记录和米粮时价，这后来成为有清一代的经常性制度。在督抚大臣的奏报中，常常可以看到玄烨的批示：“江浙山左麦已成熟，一概十分收成，朕甚宽慰”；“南方亢旱，朕心甚为不安”；“近日少雨，朕甚是不安”；“去岁各处有蝗蝻，今年惟恐复生，须十分小心，迩早捕尽才好”；“朕甚望春间雨雪”，等等。应该说，都反映了他的“农事实为国家之本”的思想。 

    玄烨的文化政策，比较起来，也是平和宽大的，促进了清代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康熙时，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除了前面说过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和方以智外，经学有阎若璩、万斯大、毛奇龄；理学有张履祥、李 ；实学有颜元、李王恭；文学有蒲松龄、屈大均、王士祯；戏剧有李渔、孔尚任；史学有万斯同、全祖望；地理学有顾祖禹；数学有梅文鼎、王锡阐，等等。这些杰出的学者各有专长，学问精深，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学派，对后世也有很深的影响。玄烨还搜罗人材，编修书籍。著名的有《康熙字典》、《历象考成》、《数理精蕴》、《佩文斋书画谱》、《广群芳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子史精华》、《佩文韵府》、《佩文韵府拾遗》、《全唐诗》、《历代诗余》等。还有由皇三子允祉出面组织，陈梦雷一手定稿的万卷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更属洋洋巨著。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有一定的联系，但如果没有玄烨的兼容并包，有相对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是不可能出现此等局面的。 

    自明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一些带有近代性质的自然科学成果，也逐渐进入中国。对此，玄烨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专门请传教士进宫，讲授有关天文、地理、医学、数学、音乐等方面的知识，连外出巡视时，也常常学习不缀，还亲自用仪器测量试验。在玄烨的支持下，传教士曾参与编纂诸如《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和前面提到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图书。还翻译了《各体全象》等书。这些成果，尽管不能代表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但对于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文化层，可算是吹进了一丝清风。 

在玄烨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保守落后的一面。他崇尚儒学，把朱子理学捧到了独尊的位置。理学宣扬“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三纲五常，礼之大体”，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束缚在封建统治秩序的轨道上，阻碍时代步伐的前进。玄烨对工商业的态度，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商为末的思想。海禁以后，他看到东南沿海商民钱货不通，生计受困，在统一台湾后，毅然开放海禁，实行开海贸易。后来，他又听说闽广等省很多贫民借着出海的机会流徙南洋，有的人把新造海船卖到国外，更有人将米谷等物私贩出海，这又使玄烨忧虑起来，甚至产生某种威胁感。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玄烨下诏明令禁止我国海船到南洋贸易。此次禁令虽不如早年的禁海令严重，但从中反映了他思想的倒退。与五十六年诏令颇有类似之处的是他的矿业政策。康熙前期，正值社会大动乱以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迫切需求铜铁铅锡等金属，玄烨对民间开矿也比较放手。这本来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但当成百上万的无业游民涌向矿山从事开采时，玄烨又畏惧聚众滋事，下令停开新矿，还把一部分老矿也封禁了。 

    从明代后期起，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的历史范畴，玄烨通过与沙俄以及荷兰等国使者和人员的交往，也感到某种逼人的气势。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月，他在接见俄国的使臣以后说：“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到了晚年，他又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所以提出“务须安不忘危”。但是如何使中国消除危机感，玄烨也拿不出高明的办法。 

    实际上，自明末以来，随着整个封建制度危机加深，在地主士大夫中，已有人从迂腐的空谈中转向寻求富国救民的经世之学。直到康熙年间，这种进步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完全消失，并有趋重于自然科学的苗头，玄烨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可惜玄烨没有觉察到这一股稍纵即逝的闪光，更谈不上去引导利用，以致丧失了最可宝贵的时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玄烨尽管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但作为站在历史潮流前面，引导国家和民族快步迈进的伟大人物，那就要略逊一筹了。 

    与玄烨的一生治绩相比，他的家庭生活不算美满幸福。前面曾提到，他从小失去父母，连双亲的音容笑貌都难以回忆，依靠祖母太皇太后的托庇和扶持。他拥有很多的妻妾，不幸的是受册封的三位皇后，都早早地去世了第一位孝诚皇后赫舍里氏，康熙四年1665年册封，十三年1674年死；第二位孝昭皇后，钮祜禄氏，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册封，十七年1678年十二月死；第三位孝懿皇后佟佳氏，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病危时才册封为皇后，第二天就死了。此外，还有一位孝恭皇后乌雅氏，原为德妃，是雍正帝胤禛的生母。她是儿子当皇帝后才册封为皇后的。三位皇后除赫舍里氏留下皇二子胤礽外，其余都没有留下子女。玄烨统共生了35个儿子，20个女儿，但长大成人、进封爵位的儿子只20人。女儿中早亡的更多，长大出嫁的仅7人。玄烨对子女的教育，可算是尽心尽力，皇子都颇具才能。玄烨中年以前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若非特殊变故，是可以更长寿些的。但终因诸子争斗，造成家庭生活的不幸，使他心力交瘁。玄烨死后葬于京师东北遵化马兰峪，墓名叫景陵，尊谥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 

主要参考书目： 

    《清圣祖实录》。 

    《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圣祖御制文集》。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清史稿》。 

    《八旗通志》。 

    法白晋：《康熙帝传》，载《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法《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 

    日西本白川：《康熙大帝》，东京大东出版社出版。 

    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l 987年出版。 

作者郭松义，193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