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三个征服皇朝

    许倬云说历史

    “相对于汉唐两个朝代，宋代不是弱，也不是贫，而是无效率。小民百姓在他们所属的单位之中，不见得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力，可是他们可能享有小群体对个人的照顾。”

    在一般中国历史谱系上，说完了唐代，绝对就会跟上宋代，这是中国的正统历史。在此处，我们可是要从三个征服皇朝说起，因为他们是有延续性的，而且据有中国领土一半左右，而辽朝的出现其实比宋代还早。

    辽国是一国两制的二元体制

    辽金元都是从北方攻入中国的边疆民族，建立辽朝的契丹人，早就渗透了中国的北方，在安史之乱以后，原来边防驻军的地区，契丹人已经充满了中国军队，但后续的契丹民族，还是一波一波地进入中国，在唐代终于分裂的时候，契丹人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以至于，根据地在北方的五代，都要联络契丹人，甚至向契丹臣服。石敬唐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于是契丹的辽国间跨中国和塞外的土地。

    正如以前讲过南北朝的情形，辽国也是一国两制的二元体制，国内分成南北两部分，北方是以胡法治理，南方是以汉法治理，两个政府平行存在，北方是部落，南方是州郡，不过州郡之中，穿插了许多以北方胡人军队驻防的地区，称为“投下”，或者“头下”。辽国的中央政府，世世代代是耶律氏和萧氏通婚，京剧里面的萧太后，就是许多萧氏后族之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上下之间的隔绝是在所难免，下层的信息回馈可以说完全没有，不过正因为是征服皇朝，本来就是用武力统治，也就说不上上下沟通了。

    契丹辽国被东北人后来者女真征服，女真反叛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整个征服皇朝，对于非我族类的其它异族都横征暴敛，本来是契丹同一族类的女真人，也受不了契丹的统治。另一方面，半个契丹和半个汉人构成的辽国，终究躲不开汉文化的影响，几百年的统治，大多数的辽国上层人士也逐渐丧失当年的勇武之气，面对忽然崛起的女真，契丹的皇朝体制完全无法处理突发的危机。只有一些没有离开北边的契丹人，在辽国覆亡之后，逃往中亚，在那里建立了西辽，居然也维持二百年之久，号为强国。这一个西辽，在中亚族群的心目中，却是另外一个中国，号为三个“桃花石”之一。因此，辽国的兴亡，真是一部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的故事，也许辽国两边都没有顾全，但也许他们在两边都搭上了边。

    女真人也是通古斯语系的民族，和鲜卑、契丹基本上都是一个语系。在契丹进入中国以后，女真人慢慢扩大，占据了今天东三省大部分地区，还是臣服于辽国。正如前述，他们受不了契丹的横征暴敛，终于起兵打败了契丹。金人的战术常常是轻装骑兵，远道奔袭，千百里外一群群骑兵小部队重新集合为大军，忽然出现在敌后，他们也没有什么后勤补给，因敌之粮，来去如风。他们不仅占领了契丹的辽国，而且攻进宋代的北部，占领了中原。这个皇朝，也是一国两制的方法，在占领区设立了许多驻防的基地，所谓猛安、谋克，不在文官体系之内。女真人在中国的时间不算长久，大部分很快就被汉化了。这个征服皇朝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管理体系，当然也谈不到上下信息的交流。

    蒙古成吉思汗大帝国结构完全没有章法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金人的后面是蒙古，蒙古覆灭金人，有如金人覆灭辽人。蒙古人的起源地，在今天的内蒙东部，其实是一个许多草原民族的混合体，他们是游牧的民族，而辽金的文化都是农牧混合，因此蒙古人的勇武更胜于辽金。中国历史上的元朝，只是蒙古成吉思汗大帝国的一部分，中国人常常拿成吉思汗帝国当作中国朝代，其实这个大帝国的许多部分，并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一个大帝国，其结构完全没有章法可言，在不同地方的汗国，都吸收了当地的文化因素和政治传统，因此，两代以后，蒙古帝国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了。各部分的蒙古族人也分别为当地文化同化，接受了不同的宗教、使用了不同的语文。他们最后的一个支派重新复活，成立了在印度次大陆上的莫卧儿帝国，后来被英国吞并，英属印度的许多土王，都带汗号，大多数都是旧日蒙古王公的后代。

    这个大帝国在中国的部分，我们称为蒙元，蒙元的统治结构也是一国两制，有汉人的府县，也有蒙古驻军的万户和千户府，而且这些驻军称为签军，往往并不是蒙古人，有很多是从中亚调过来的外族。譬如说，云南有许多回教民族，他们就是蒙古调来中亚族群后人。蒙古终于并吞了中国剩下的一部分，就是南宋，将整个中国纳入蒙古大帝国体系之内，在中国的部分，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改变了蒙元，同时，中国土地上的人口结构，也忽然添加了一些中亚和北方的成分，北方草原民族的风俗，也又一次进入中国人的生活。这个征服皇朝，也是用暴力镇压和统治，谈不上和中国底层人口的回馈交流。因此，在元末年，群雄四起，都是农民出身的叛乱。其中，朱元璋接受了红巾的力量，终于在中国建立了又一个汉人的朝代——— 明朝。

    唐宋转换和宋代

    宋代的建国，实质上只不过是残唐五代以后的第六代，只是因为宋太祖断绝了武人专政的传统，才建立了一个国祚长久的宋代。宋代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的确和唐代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又有许多可见的延续性，因此，中国近古的历史究竟是延续，还是断裂，就成为历史学家辩论的课题了。我们有时候拿宋代当作近代的开始，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第一个正面提出宋代的现代性，这一课题到今天还在许多学术讨论会上辩论不休。

    这所谓现代性包括，城市化、贵族的消失，和经济生产方式改变。我以为我们应该把宋代中国看作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天下国家”。甚至于后来接上去的明清，也不是和汉唐一样的天下国家了。这些改变，使宋以后的中国却是代表另一个型态，但究竟这型态是不是可以和欧洲的近代史上的特色完全等同看待，却还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

    在宋代中国的外围，有辽金元、有吐蕃、有南诏、有西夏、有高丽，还有南方的许多小国家，和海外的日本，这许多政治共同体并不归属于一个大的天下系统，宋代皇帝并不是天子、也不是天可汗。在列国环伺之中生活，中国必须尊重一定的国际关系和规律。当然，中国人自己以为是天下的共主，那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幻想而已，反而，中国必须不断地向辽人、金人进贡，甚至于也必须向疆域很小的西夏，年年送上丝帛。

    宋代的经济却是十分的发达，东方和南方的海外贸易，为宋人取得无数的财富，甚至于中国和北方、西夏、辽国之间，也有转口贸易的利润，将南方海外的香料，转运给北方，让他们再进一步转运到欧洲。海外贸易的兴盛，刺激了中国的内部生产，宋代的冶铁的数量，在当时整个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其它如制造瓷器、丝绸、茶叶、酒类，以及各种工艺品，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也是惊人的。也因为这些缘故，宋代对于强大的北方敌国，可以用金钱和丝帛换取和平。而在完全失去北方以后，偏安在南边的南宋，地方小了、人口少了，居然生活条件比过去还好。

    宋代地方层次有较大自主权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地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宋代的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加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宋代整体讲起来，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宋代政府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却并没有真正造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宋代的士大夫都出自民间，可是，政府的决策却并不一定反映民间的实际情形，因此，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的政治体制的中央神经中枢和回馈系统的问题，在宋代一样存在。只是问题的所在，不是回馈和交流的断裂，而是在多种回馈之间找不到神经中枢有效的反应。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这样的现象是相当奇特的。相对而言，宋代的地方层次，包括州县，甚至于乡里和家族，都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这一权力往往是掌握在一些士大夫或一些地方豪强手里。毋宁说，宋代是一个复合体，包括许多娇小的自主单位。陈寅恪曾经说天水一朝，最为自由，我想他的所谓自由，毋宁是在这小单位层次的自主性，可是在小单位之内，不论是士大夫或地方豪强，都还是一种专断的权威，不能等同于现代的民主自由。

    相对于汉唐两个朝代，宋代不是弱，也不是贫，而是无效率。小民百姓在他们所属的单位之中，不见得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力，可是他们可能享有小群体对个人的照顾，譬如说，家族有族规、小区有社约，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给小区或社群的成员一定的约束、也有一定的保护。如果我们称其为一种朴素的小区性社会主义，也许竟是宋以后中国社会的特色。到今天，这种特色可能还有一些残留在所谓单位的功能。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最早是由单位企业发动的，毋宁是上述“残留”发挥的功能。

    从唐代体制转变到宋代，的确有断裂的现象，但是也是经历一段过程，才逐渐蜕变而成。残唐五代，中国解体，可是许多地方单位和族群单位，却是小民百姓能够在乱世生存的依据。五代时候，南方的小国家最多不过今天一个省份那么大，甚至还有更小的，但他们在保境护民的口号下，也确实发展了经济，使这个小地区的老百姓有存活的机会，而当时南方海路的开通，使东南地区的小国都可以蒙受国际贸易的利益。这些条件放在一起，也许就使得宋代的散漫，居然变成了他的另一种优势。

    ●　许倬云口述

    陈珮馨　陈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