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的光圈在哪里:揭秘上海远东第一监狱历史与人物

揭秘上海远东第一监狱历史与人物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09日11:21  新浪上海

上海提篮桥监狱
联系好采访，本刊记者来到长阳路147号上海提篮桥监狱门前等候。曾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的提篮桥监狱，于1901年开始修建，1903年5月启用至今。这个经过不断扩建和改建，由10余幢高楼组成的建筑群，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威严而神秘。
在上海监狱局同志的陪同下，记者接连穿过一道道铁门，进入到提篮桥监狱内部。在走向上海监狱陈列馆的途中，记者对路上的窨井盖发生了兴趣。和如今上海马路上随处可见的窨井盖不同，提篮桥监狱内的窨井盖上的标示，有的是英文字母，有的则是繁体字。
经过介绍，记者了解到，这些窨井盖，都是解放前乃至监狱建造时留下来的，一直使用到今天。在提篮桥监狱内，这样的“老古董”比比皆是，比如许多监室上的锁头和钥匙，也都有百年的历史，还在完好地发挥着它们当初的作用。难怪保持着完好建筑风貌的提篮桥监狱，1994年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走到被称为“十字楼”的一座六层建筑前，“上海监狱陈列馆”七个大字方正肃穆地映入眼中。这是解放后上海监狱首任监狱长武中奇题的字。走进监狱陈列馆大厅，右首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立的一块碑石，上书“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行处”。
左首，占据了整个大厅的左侧。连同脚下的石板地砖，是整体搬迁而来的厦门路监狱大门，纹路斑驳、历尽风雨的厦门路监狱大门，是从1870年开始，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公共租界凌驾中国主权之上、建立半殖民地司法和监狱系统的历史见证。而大厅正中的“狴犴”塑像，正不怒自威地瞪视。在传说中，狴犴为龙之四子，似龙非龙，似虎非虎，性刚猛、喜诉讼，被奉为监狱的象征。
走过大厅后的走廊，两侧分别是大型浮雕，反映了解放前革命志士反抗统治阶级利用监狱进行镇压革命的斗争行动，以及解放后人民政府专政工具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的监狱工作方针。
现为上海监狱陈列馆馆址的十字楼，楼高六层，因楼的结构呈十字交叉状而得名。十字楼在设计上，每层楼面均有东西和南北两条走廊，在中间交汇成一圆形中庭，上下中庭全部打通一直到楼顶，加上玻璃顶盖，便于采光。而为了防止各种意外，每层中庭之间都铺设坚固的铁网。而围绕楼梯间也铺设了全封闭的铁丝网。
在领略了十字楼设计上的坚固和周密后，记者从第一个展区开始，在参观的过程中，回顾着上海监狱的历史沧桑。
旧中国上海监狱类型
自元代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上海建县起，上海的监狱就出现了。当时的监狱设施简陋，不单独存在，而是附属于县衙内，监狱分内监、外监和女监。内监押死刑犯和重刑犯，外监押轻刑犯，女监押女犯。
几百年来，上海县衙监狱位于今光启路、学院路一带。虽然建筑物屡有兴废，但是狱址长期不变。通过图片和实物的展示，记者了解到，元、明、清时期，当时对人犯的处罚，主要实施“五刑”，即笞刑(用竹片捶击臀部)、杖刑(用大竹或木棍捶击腿、背、臀部)、徒刑(强制从事一定期限的劳役)、流刑(流放到边远地区服役)、死刑(剥夺生命)。其他还有上木枷、站木笼等。
陈列馆内有各种木枷和木笼的仿制品，以及上海在清朝末年以凌迟和斩首等方法处决死刑犯人的照片，人们可以看到，古代刑法对犯人在肉体上的折磨十分残酷。
1843年上海开埠，至1943年，上海城区内相继形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块各自相对独立的统治区域，并建有三套相对独立的司法和监狱系统(这在全国其他各城市中罕见)。在公共租界内，有厦门路监狱，1870年启用，华德路监狱，1903年启用。在法租界，有位于今思南路上的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1931年改称上海第二特区监狱。在华界内，主要有位于漕河泾的江苏第二监狱(1937年撤销)，位于今蓬莱路上的江苏第二监狱分监(男监)，位于北浙江路上的江苏第二监狱分监(女监)，还有位于北新泾的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1937年撤销)，长阳路上的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等。在公共租界，华德路启用以前，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巡捕房，也关押犯人，直到1916年停止收押犯人。在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启用之前，中央、麦兰、卢家湾等巡捕房也关押犯人。以上各监狱以华德路(提篮桥)监狱规模最大，1939年最高关押数达8500多人。
“橡皮牢”和“风波亭”
在旧上海监狱里，被关押的犯人，条件恶劣、刑罚残酷，时常有人病死在狱中。租界时期的华德路监狱的犯人，凡判刑10年和10年以上，除典狱长另有指令或医务官建议以外，其余均要戴上脚镣，待一定年限后，方可解除。犯人外出做工，规定必须两个犯人同行，这两个犯人的腰部另还要加锁一根1米多长的铁链。
监狱对违反监规的成年犯人施用“鞭刑”，令犯人俯卧在一张特制的木凳上，撩起衣裤，双手双脚固定在凳脚上，由印度籍看守用皮鞭抽打犯人臀部。具体分3、6、9、12鞭四个等级。该鞭刑非常残酷，一鞭下去就皮开肉烂。对少年犯用桦木杆抽打。
折磨人的办法还有，把犯人关押禁闭室。该禁闭室俗称“风波亭”，位于一幢监楼的五楼(顶楼)，每间面积仅3.2平方米，水泥地，装有两重牢门(铁门和木门)，三面是墙壁，囚室顶部开有风窗，夏天，风窗和双重门紧闭，里面闷热；冬天顶上风窗打开。冷如冰窟，犯人极易得病。
俗称“橡皮牢”的防暴监房，则是为了关押有自杀或者暴力、精神病倾向的犯人而设，牢房四壁全部由厚厚的橡皮墙壁构成，不但坚固，而且有一定的弹性，可以防止犯人自残或者自尽。这样的橡皮监房在全国目前十分罕见。
在陈列馆里，还有解放前统治机构用来拷打折磨犯人的各种刑具陈列。如老虎凳、烙铁等等，许多革命先辈和爱国志士也受到了这些刑具的折磨，如今，在我们面前，这些残酷的刑具，默默地诉说着旧中国反动阶级的凶残。
三脚凳和更钟
在旧上海的监狱里，不但犯人时常受到虐待，一般的看守也不被当人看。
比如在最初正式名称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的旧提篮桥监狱，其上层管理人员主要是英国人，看守一般为印度人，俗称“红头阿三”，30年代前后由中国人担任看守。
在旧监狱里看守地位比较低，工作人员使用的厕所，还分为西人厕所，华人厕所。平时对他们管理上也十分苛刻，并规定了各种规则制度。看守上班时必须着装(制服)整洁，在院子里集合、列队进入监区，由看守长对每一看守抄身，严禁带入各类违禁品。看守下岗休息，也须经看守长抄身检查。看守在狱区内，一直站着工作，或巡查，或站岗，或监视犯人，狱区内没有凳子，想休息片刻，连坐的地方也没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提篮桥监狱改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由中国人出任典狱长，对看守在狱区内的工作条件略作改善，为看守添置了凳子，但是监狱当局为了防止看守偷懒，则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凳子——“三脚凳”。这种凳子只有3只凳脚，凳脚粗3—4厘米见方，“凳子”略成“不”字形，凳脚呈三足鼎立之势，人坐在凳子上，可以保持凳面基本平衡，但是这种凳子的缺点十分明显，凳面狭小，坐久了很不舒服。凳子用料单薄，制作粗糙，分量轻，因只有3只脚着地，重心不是很稳定，容易倾倒。人坐在凳子上，必须小心谨慎。所以，当时旧监狱的看守戏称这种凳子叫“稍息凳”，意思是只能让人作片刻休息。
而陈列馆里所展示的更钟，在设计上也“别出心裁”。看守在巡逻的时候，只有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才能给更钟上发条，而走回来，再上一次，如此轮流，更钟才能不断走动。一旦偷懒，更钟就会停顿。
处决日本战犯与关押陈璧君
十字楼内，有一间不起眼的小房间，其实是当年处决犯人用的绞刑房。十字楼内的绞刑房地板上，有一个一扇门大小的方孔，旁边有扳手可以扳开，被套上绳套的犯人站在地板上，当机关打开，活动翻板打开，犯人就被腾空吊在方孔上，窒息死亡后绳索送下，下面一层楼房也有同样大小的方孔，犯人的死尸就直接落到底楼的停尸间，让法医验尸。
这个绞刑房曾经执行过印度犯人、日本战犯和一个中国人的死刑。
1946年4月22日，5名日本战犯，按照军阶高低，依次被处以绞刑。这5名日本战犯是：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镐木正隆、准尉藤井勉、曹长增进庄造、军曹松井耕一和兵长白进舆三郎。
被枪决在提篮桥监狱刑场上的日本战犯是日本第22师参谋部招抚班成员黑泽次男、江苏溧阳日本宪兵队军曹富田德、日本宪兵队杭州情报组主任芝原平三郎、上海日本队准尉浅野俊隆、上海日本队浦东分队特高科准尉久保江保志和军曹野间贞二、崇明日本宪兵队队长大庭早志和特高科长中野久勇和张作霖军事少将顾问伊达顺之助等14人。
在抗战胜利后，上海滩杀人抢劫大盗宣长根，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被判处死刑后，由于当时没有室外刑场，就对宣长根执行绞刑，1946年7月26日，宣长根被绞死，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在十字楼处以绞刑的中国犯人。
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在提篮桥监狱的十字楼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从1949年7月1日陈璧君被从苏州监狱押往提篮桥，到1959年6月17日她因病死亡，陈璧君一直在提篮桥接受改造，身患多种疾病的陈璧君，得到了人民政府很好的治疗，她十分感激，表示要好好改造，并在学习日记中写道：“……我初到女监心情不平静，以为成王败寇。但是读了每日的《解放日报》和幼子送来的书，让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看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更心悦诚服了。”
革命先辈：在监狱中的斗争
在提篮桥监狱的历史中，许多革命先烈和爱国志士，都曾经被反动派逮捕和关押在这里，但是，英勇不屈的先烈们，用他们的革命信念和智慧，
继续在监狱里和敌人作斗争，展现了可歌可泣的革命者的气概和坚定信仰。
以创作《革命军》而名闻天下的邹容，因苏报案和章太炎一起被囚禁在提篮桥监狱，1905年4月，邹容，这个年轻的革命党人，暴死在狱中。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理论家杨匏安，1929年被监禁在提篮桥，1931年在龙华就义；恽代英则被囚禁在漕河泾监狱，1931年被杀害在南京；王孝和烈士在提篮桥监狱的就义处，如今已经被改建成了“孝和广场”；老一辈革命家邓中夏、任弼时、方毅、张爱萍以及解放后曾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都曾被敌人囚禁在提篮桥或者上海其他监狱，并在狱中度过了不平凡的岁月。
诗人艾青在上海的监狱中开始了他的诗歌生涯，著名作家周立波在革命岁月中也曾在提篮桥度过难忘的日子，革命先辈们在狱中通过各种斗争手段，宣传革命、激励斗志，为新中国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上海解放前夕，提篮桥监狱地下党，在黎明前和黑暗中，机智地进行武装护监斗争，也有着惊心动魄的故事。
新中国上海监狱：惩罚与改造结合
上海监狱陈列馆综合馆内，展览了上海解放50年以来，监狱机关惩罚改造罪犯、维护社会稳定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与探索，而演艺馆则展览了服刑人员创作的书法、美术、工艺制作等艺术作品。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员接管旧提篮桥监狱。同年9月21日，成立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次年3月上海在苏北大丰建立上海市垦区生产管理局(后改称上海农场)关押改造犯人。
1951年，上海监狱从法院建制划归公安建制，市人民法院监狱改称为上海市监狱。1952年6月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统一领导全市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简称劳改队)，看守所工作。1964年上海公安局劳改处改名为劳改局。次年，上海在青海省西宁市，建立上海市西宁劳改支队(1969年划归青海管理)。70年代位于皖南的白茅岭、军天湖农场收押成人犯。1983年7月，上海劳改局整建制地公安转为司法行政建制，作为市属局级单位。
1995年6月，按照《监狱法》的精神，上海市劳改局更名为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为市政府主管全市监狱工作的职能部门，下辖各劳改支队、总队，更名统称监狱，至1999年底，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提篮桥、青浦、五角场、周浦、北新泾、白茅岭、军天湖、宝山、女子、新收犯共10座监狱。一座少年管教所，以及监狱总医院、警察学校、犯罪改造研究所等单位。
上海解放以来，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对犯人进行时事、形势法制、道德、人生观教育，开展监区文化建设。在狱内普遍开办初中、高中文化学习班，罪犯经考试合格，由教育部门发给毕业证书。上海监狱系统还根据罪犯的年龄、性别、犯罪类型、恶习程度、探索对罪犯进行分类关押、分类改造、并运用心理矫治、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等多种方法，把大多数罪犯改造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新人。
走出上海监狱陈列馆，回头再看，作为社会法制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和抗日战争纪念地，见证了太多历史的十字楼，正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历史，让人们珍惜现在、憧憬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