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渠江乡野步道:春山下，我听到杜鹃鸟悠然的呼唤（三十年回望之三）

春山下，我听到杜鹃鸟悠然的呼唤（三十年回望之三）作者：俞晓群 提交日期：2008-11-6 11:32:00 | 分类: | 访问量：2309
　　 春山下，我听到杜鹃鸟悠然的呼唤
　　 俞晓群
　　回顾30年文化流变，传统文化的处境如何呢？我们可以在时间的维度上，将它粗线条地划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是文革结束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在这个时段里，传统文化的处境不是很好，前有“10年动乱”的摧残；接着是门户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以标志性的“三大丛书”编委会为例，“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几乎是清一色地绍介西方文化；只有“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在梁漱溟、启功、邓广铭、张岱年、汤一介、季羡林、王元化、庞朴、饶宗颐、杜维明、林毓生诸位的操持和参与下，自然构成传统文化研究与复兴的营垒。不过，作为80年代的亲历者，我总是觉得，汤先生等人的工作，除了新儒学之外，其他方面的表现都有些冷清，远没有金观涛、甘阳们的“西学东渐”来得强劲，来得时尚，来得风光。
　　在这个时段里，还应该提到寻根文学的出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的断裂与缺失，让我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与迷失感，从城市到乡野，从诗歌到小说，文化的制约与人的解放，不断地向作家们提出尖锐的挑战。1985年，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击中了人们的精神痛点；可以说，他是对上述现象的一种理性的反思与回应。假如这样的思考深化下去，弘扬开来，引导我们的实践，也许我们真会看到中国式的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后来的伏尔泰、孟德斯鸠们的出现；有趣的是，几乎在文艺界“寻根”的同时，我们看到了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我们听到了蓝色文化与黄色文化比喻，最终汇成“国民性批判”的怒吼。有人说，这是五四反传统与批判精神的余绪；柏杨先生说，其实他远比鲁迅高明，不然这个民族还能进步嘛？
　　第二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的兴起。此前，我曾经多次谈到1990年组织“国学丛书”的情形，作为传统文化复兴的先声，我们请来的组织者，几乎都与中国文化书院有关，像张岱年、庞朴、梁从诫等。做这样的事情，我最初还有些迷茫，一是不了解国学的意义，二是面对国学概念的凸显，总想到一些政治因素；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是“文革遗风”了。诸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有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等等。后来，随着80年代末的文化变迁，以及90年代传统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和主流化，我才叹服那些老先生的高明。他们中的领路人，毕竟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们深知五四精神的真谛。面对时势沉浮，他们如此地冷静，如此地守得住本性，一面积蓄能量，一面在新的时段中等待复苏的机会。
　　第三段是新世纪国学通俗化、世俗化风潮的出现。其实这样的事情最先发端于海外。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到一个“内部书店”找书，发现一套台湾郑石岩先生的著作，题曰《清心与自在》《禅语空人心》《优游任运过生活》《禅悟与现实》，当时看到那样的写法倍感新鲜，读得我如醉如痴。此后又陆续看到蔡志忠漫画《庄子》、南怀瑾《论语别裁》等等。现在，我们也有了于丹。他们都在向大众解读传统文化的经典。有评价说，这是中国式的“心灵鸡汤”，我非常赞成。尤其是郑先生的书，讲传统，讲佛学，讲儒学，讲中国人的人生观，讲中国人的行为规范，读起来确实可以静心、清心。我由此想到斯宾诺莎式的上帝，爱因斯坦式的宗教情感，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帮助西方人在走出中世纪之后，找到了新的精神依托。近百年来，我们怒气冲冲地打倒了孔家店，又洋洋得意地完成了阿Q精神、酱缸文化之类的国民劣根性批判，然后呢？一个诺大民族无助的目光，瞄向梵蒂冈还是耶路撒冷的哭墙？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现在的一些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正是中国人对于自身信仰、道德与礼仪的精神再造。只是商业化与国际化的新花样，扭曲、夸张或俗化了我们的外部行为；作为传统文化普及的主流意识，还应该得到肯定和坚持。
　　其实30年太短暂了，它还不足以承载一个划时代的命名。这一点，金观涛先生说到了；陈平原先生更加清楚地指出：“再过两百年，谈论20世纪的中国，如何命名？不是启蒙时代，也不是革命时代，很可能是五四时代。她的包容性更大些，既是革命，也是启蒙，有民主与科学，还有现代民主国家等。”现在的问题是，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五四的形象已经在我们的记忆中模糊起来，混乱起来。回顾30年间，针对五四精神，形成了三股潮流。
　　一是反思五四。这方面的学术文章很多，源源不断，对五四有褒有贬。客观地说，这一干人马是比较了解五四的；我时常私下里笑道，这些家伙，动不动就拿五四说事儿。像1989年，甘阳先生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他讲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问题，实际上是在阐释杜威的“真的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黄金般的价值。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不彻底，以及社会独立意识的偏颇，他将这些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乃至指责五四精神的阙失。其实这样的精神，正是五四传统的核心。近读《胡适全集》，其中一篇写于1935年的短文《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论说让人震撼。在此文中，胡适对张熙若先生《国民人格之修养》一文大加赞赏，他们强调的五四路径，正是由思想解放到个人解放，最终达到一种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应该说，我们这些年的许多有价值的“反思”，还没有跳出胡适的论调。
　　二是批判五四。他们认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引领了近百年中国反传统的恶浪，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他们甚至将文革时期的反传统与五四混为一谈，说什么文革中“批林批孔”之类的事情，都发端于五四精神的不良影响。客观地说，这些人是在曲解五四，或者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五四。今年一月，资中筠先生发表《不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一文，认真分析了五四所谓反传统与文革反传统的不同。她提示我们，要认真学习五四，了解一个真实的五四。五四不是盲目反传统的，它的方向是向前的，它对传统的批判是有分析的，它并没有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最后，资先生再次给出定义：“所谓五四精神，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
　　三是回归五四。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还是在1999年初。当时《万象》杂志创刊，它的孪生产品是“万象书坊”。其中收入舒芜先生的一本文集，题目就叫《回归五四》。当时我并未在意，也没有很好地阅读此书。没想到近年来“回归”之声日渐嘈杂，我才想起那个书名；寻来《回归五四》，读舒芜先生的后记，不禁大为惊讶。他说清理一生的思想基点，剩下的“只有尊五四，尤尊鲁迅，反儒学，尤反理学，反法西斯，尤反封建法西斯这几点，大致还能保存；其中有的例如个性解放思想虽被我宣布抛弃了，有些淡化了，生锈了，但大致还能寻回来，磨濯干净。”
　　目睹舒芜先生的这一段生命之言，我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学勤先生在《愧对顾准》一文中，他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与“七十多左右的那一辈老人”在思想上接轨，他们“也许是目前大陆上尚能保存早年所受民主教育与人道底色的唯一一代人”。类似的观点，陈平原先生也说过。他说在当年77、78届大学生中，出现过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学术上的隔代遗传。他说：“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他提到的名字有：容庚、王季思、黄海章、吴宏聪、王瑶、林庚、吴组缃、季镇淮、洪谦、熊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张芝联……这样的怀旧情绪，一直延续到90年代。
　　落笔及此，恰逢一场春雨掠过。望外的山峦，还是渐渐地绿了；林间的杜鹃鸟，发出一阵阵悠然的鸣叫。那叫声，有说是布谷，布谷……；有说是民贵，民贵……；我的耳中，却听到一个民族诗意的古韵：不如归，不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