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业障因果:不能将《三字经》表彰为“国学”

不能将《三字经》表彰为“国学”
发布时间： 2009-03-28 10:20　来源：新京报
从《三字经》窥视传统文化启蒙之道

《钱文忠解读》最近正流行，同名讲座不但一扫《百家讲坛》之前的阴霾，更让所谓传统文化热，温度又高上了几分。在书里面，钱文忠把《三字经》讲得非常丰富，有很多新的解释，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三字经》这东西根本就代表不了传统，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关于这一点，我们暂不争论，还是先去了解一下失去的传统里，是怎么给孩子开蒙的吧。
朱维铮：不能将《三字经》表彰为“国学”

朱维铮 1936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对中国经学史造诣甚深,主要著作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维新旧梦录》、《中国经学史十讲》等。


钱文忠并不是第一个解读《三字经》的学者，上海古籍社的顾静版同样注重现代化的讲解，而岳麓书社版《三字经》则收入了三种不同版本。


由于钱文忠在百家讲坛的讲述，以及同名图书的上市，《三字经》和蒙学读物近期成为电视观众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它的再度流行也被认为是传统文化升温的一个符号。不过《三字经》在中国传统蒙学中地位到底如何，它与“国学”的关系如何，现在阅读它还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在热潮当中却并没有厘清。为此，本报近日专访了经学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对《三字经》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说。
变迁
《三字经》600年来一直在改
新京报：人们一般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即所谓的“三百千千”看作蒙学课本。那么，什么叫做蒙学？它是从何时起源的。
朱维铮：蒙学即启蒙教育，主要教童蒙识字并初知人文的自然的常识。至迟在秦汉时期，已有官方颁行蒙学课本，如秦朝李斯所编《仓颉篇》、汉朝史游所编《急就章》，在清末敦煌、汉长城遗址均曾发现残简，可知都已普及到边疆。这类课本，多半偏重知识启蒙。到南宋朱熹区分“小学”、“大学”，自编训蒙课本，强调启童稚之蒙，也应以伦理为依归，所谓“含理之事”，因而他的《小学》，内篇四卷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类，外篇二卷则分录嘉言、善行。
新京报：关于《三字经》的作者，现在有好几种说法，你认为究竟是谁？
朱维铮：宋末王应麟曾被认为是《三字经》的原作者，1979版《辞海》仍取此说，而对1936年版《辞海》已举王应麟非其作者的证据置之不理，可见混乱并未澄清。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我以为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新城等四先生主编的《辞海》的说法较可信，即它初为南宋末的广东南海人区适子所作，经明朝黎贞增广，至清亡后又有续补。续补者可能是逊清遗老，由末段“至宣统，大宝倾”可证。我幼时所读，就是民初的本子。所以它由初编，中经宋元明清四朝，到民初还在改，历时六百多年。时异势移，列朝统治者的族类不同，文化政策取向有异，蒙学教材的内容当然也会“与时俱进”。我不知道有谁搜集并比勘过自宋末至民初的《三字经》的历代传本，但我以为仅从近年那些不知出于何朝何代何人所编或改编的文本，就来宣传它的特性或价值之类，并非尊重历史的态度。
缘于对官方教材的抵制
重订
缘于对官方教材的抵制
新京报：在论及现在幼儿读经的时候，有学者曾经说过，《三字经》只是蒙学课本，而蒙学课本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维铮：《三字经》从来不是“经”。它到民初还由疑为逊清遗老的作者补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由于民国历届政府准行的小学教科书在民间迭遭抵制。民国十七年（1928），即国民党登台执政的次年，“中华民国”招牌的设计者章太炎，却因反国民党“攫夺国民政权”，遭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请当局通缉。正是此年，章太炎忽然 “重订《三字经》”，“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
我以民初流传的刊本《三字经》，与章太炎的重订本比照，可知章太炎不仅对民初高等教育不满，更指责当时小学教育已教少年数典忘祖。于是他宣扬《三字经》远胜于民国部颁部定的启蒙教科书，却又认为其祖本已粗陋，“明清人所增尤鄙”。
新京报：章太炎先生重订，与原来版本的主要差异在哪里？
朱维铮：据我所见《三字经》的民初续补本，与章太炎的重订本，一大差异在于叙清史：
乞援师，吴总兵。满入关，据神京；传十世，国号清。至宣统，大宝倾。（《三字经》民国通行本。）
清太祖，兴辽东，金之后，受明封。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终。（章太炎《重订三字经》。）
两本均为三言八句二十四字，表述的历史认知却大不相同。据民初通行本，作者意谓满洲与明朝原为两国，因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乞援，入主北京，创建大清帝国，从顺治到宣统，凡历十帝而国运终结。章太炎的重订本呢？却强调清史必从努尔哈赤在辽东初兴算起，他犹如秦汉到元明的那班王朝创业者，起初都是胜朝臣民，却因缘际会而成帝国太祖。所以章太炎认为清世祖即顺治帝，并非满清的创业者，只是帝国的一统者。因此在满清末代皇帝被迫逊位以前，这个帝国已历十二世。较诸民初通行本《三字经》的说法，更合历史实相。
地位
从来不是正统启蒙教材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三字经》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关键词，传承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家思想，这个定位是否准确？
朱维铮：在朱熹死后半个世纪左右，出现的《三字经》，开篇就宣扬朱熹调和孟、荀的人性论，一面说“人之初，性本善”，似为孟学，一面又承认“性相近，习相远”，暗寓《荀子》所谓人性本恶，“善者伪也”，要通过教育改变后天的积“习”，才能改过迁善。所以，倘若不了解中世纪的经汉学与经宋学的区别，不了解由唐代韩愈、经过北宋的王安石到二程兄弟，直至南宋中叶的所谓朱陆之争的实际历史过程，便很难说清朱熹那套“道问学”，距离孟轲自诩的儒学原教旨有多远。
新京报：这些蒙学读物，从它在历史上实际的作用来看？具有怎样的功能？
朱维铮：十八世纪晚期编成的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正目存目均不提《三字经》，仅有一次提及早于它二三百年编成的《百家姓》，也鄙夷地称作“村塾所传”的陋本。由于太平天国二年（1852）天王洪秀全曾新编《三字经》，启发儿童的反清意识，更使清朝官员讨厌这类民间蒙学课本。清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张之洞假手幕客缪荃孙所编的《书目答问》，所附“别录”，列有“童蒙幼学各书”，所介绍的五代宋元的启蒙读物五种，也不列《千字文》、《百家姓》和《三字经》，还在介绍《仪礼韵言》时用讥笑的笔调写道，由读此四言韵编而再读经典，“岂不胜于读村书杂字、《百家姓》万万耶！”对于较《百家姓》晚出的《三字经》，连书名也不屑一提。
正因为清亡前六百多年里，列朝官方都没有将村塾蒙学课本放在眼里（官绅家族是不用《三字经》之类给儿童启蒙的），也使此类读物逃过了明清的官方图书审查，例如《清代文字狱档》所记诸案，便未见涉及《三字经》之类村塾课本的案例。
当下
《三字经》已进入历史坟墓
新京报：在中国南方，有相当一批小学生在读经，《三字经》也是必读书之一。除了教人识字以外，它显然也包含着一些儒者的观念在内。
朱维铮：我不知近年来他们所读的《三字经》，所据为哪种文本？但无论任何文本，都早进入历史坟墓。它在问世后600年，从来只是底层某些平民的识字课本。它的原作者或改编者，无疑都想给其注入某种时髦理念，却从未赢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它到上世纪20年代末，由于文史大师章太炎的青睐并予改编，始登大雅之堂，但这个重订本长期湮没不彰。
新京报：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三字经》可以算是儒学里面最为普及的读物，影响也最大。我发现现在有一种趋势：一谈到国学，有人就以“儒家思想是主流”为理由，特别强调儒学的作用，仿佛儒学成了国学的代名词。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朱维铮：你说《三字经》“可以算是儒学里面最为普及的读物，影响也最大”，令我很吃惊。据我所知，1986年岳麓书社辑印《传统蒙学丛书》，收入《千字文》、《百家姓》等十种，内《三字经》有清代王相、贺兴思和民国章太炎三个本子。丛书前有周谷城先生序，以为所收诸种有益于研究文化史和教育史，乃持平之论，在我很赞成。但汉唐经学已非古典儒学。明清官方理学，也非两宋道学，更不可泛称儒学。将明清官方理学称作儒学，乃至不顾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文化不断变动的历史，将它表彰为“国学”，岂非是反历史的说法？
《三字经》算不算“儒学”的普及读物，早有争议。假如像章太炎那样，对现行的某种小学教科书不满，要“重订”《三字经》，作为“家塾”的教科书，似乎也可一试。但倘若将它当作“读经”的入门教材，借助某种威权强行推广，那就很可怕。周予同先生对于朱熹的教育理念是很赞赏的，却对朱熹构建“四书”体系多有批评，正好在80年前写道：“如果我们民族自力更生的第一义是‘现代化’的话，那么，这发霉的经典已不是大众所必需的了！”我以为这话仍值得注意。
【名词解释】
蒙学
《辞海》对“蒙学”的解释为：“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
《辞海》的解释，把《三字经》、《百家姓》等和《四书》并列，虽然这些书都可能被用来开蒙，但一般来说，《三字经》、《百家姓》等主要是民间用来识字的，而士绅阶层给儿童开蒙，则会使用包括《四书》在内的儒家经典。
《三字经》
《三字经》共一千多字，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有英文、法文、俄文译本。1990年的英文新译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
模拟《三字经》形式的读物，曾经有《女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西学三字经》、《工农三字经》、《军人三字经》、《佛教三字经》等。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