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对孩子的羞辱会导致什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一直流传这样的故事：

课堂上，教授挥舞着一本书，对学生喊道：“你们可以不读弗洛伊德，但是都必须读这个人的书。”

这个人就是爱丽丝.米勒----世界著名儿童心理学家，以研究儿童早期心理创伤的成因以及对其成年后的影响而著称。

本文摘自爱丽丝.米勒著作：

    对孩子的羞辱会导致什么
    在一次外出散步时，我注意到在我前面几步之远有一对高个子的年轻夫妇，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在他们身旁边跑边喊。这对夫妇刚刚在路边凉亭为自己买了两支冰激凌，边走边吃，十分惬意。这个小男孩也想要一支拿在手里吃。他的母亲充满爱意地说：“宝贝，你可以从我这儿咬一口，但不能要一支整个的，因为它对你来说太凉了。”可是小男孩不想只吃一口，他伸出手来要一支整的，他母亲再一次把手拿开。他失望地哭了，但很快他的父亲又一次重复了他母亲的做法，说：“看这儿，宝贝，”父亲温和地说，“你可以吃一口我的。”“不，不要!”孩子边哭边向前跑去，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忘掉一切。但他很快又跑回来，嫉妒又难过地仰头盯着两个正吃得起劲的大人。一次又一次，小男孩伸手去要一支整的冰激凌，但大人们那握着宝物的手却一次次地缩回去。
    小孩越是哭，他的父母越觉得有意思。他们不停地笑着，并想和他开玩笑：“你看你，这有什么要紧的，值得你这么吵闹呢?”接着，小男孩坐在地上开始朝他母亲的方向扔小石子，但他突然又站了起来，焦虑地四下张望，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否还在那里。当他的父亲吃光了自己的冰激凌之后，就把小棒递给了小男孩，自己继续向前走。小男孩期待地舔着小木棒，看了看，把它扔掉，又想捡起来，但最后还是没有捡。他带着一脸的失望，孤独又伤心地哭了，哭得全身颤动。然后他驯服地走在父母身后。
    我们太习惯以成人的视角来看这种情景了，但这里我却要讲讲这个孩子的感受。显然，这个小男孩并不是因为“贪吃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伤心，因为他有很多尝一口冰激凌的机会——他伤心的是他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和打击。他想像其他人一样用手拿着一支冰激凌，但这个愿望没有人能理解；更糟的是，他的需要还被人开了玩笑。他面对的是两个巨人，他们互相支持，并为他们能保持一致的做法而骄傲。而小男孩呢，既孤独又难过，除了说“不”以外什么办法也没有。他也曾用明白无误的手势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但还是没有结果。他完全孤立无援了。当一个孩子被两个高大的成人拒绝时，他如同在仰视一堵高墙；可是，当我们同时拒绝孩子时，却称之为“教育中的一致性”。
    为什么这对父母对孩子显而易见的悲伤满不在乎？他们当然不是缺乏爱心或冷酷的父母，那个父亲对小男孩说话时非常温柔。可是，至少在那一刻，他们表现出的却是缺乏同情。
    要想揭开这个谜底，我们需要把这对父母也看成是没有安全感的孩子——这两个大孩子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个比自己更弱小的人，只有和这个小人相比，他们才能感到自己无比强大。哪个小孩在感到害怕时没有被大人笑话过并被告之“你没必要为这种事感到害怕”的？又有哪个孩子听了这样的话不感到羞愧和自卑——只因为自己不能正确地估计危险？请设想一下，一旦这个孩子后来有了机会，可以把这种难堪的感觉转移到另一个比自己更小的孩子身上时，他还会犹豫吗？这种经验有各种差别和形式，但是它们的共同作用是，当这些成人面对孩子的恐惧和无助时，他们能够利用这个机会通过控制孩子的恐惧来驾驭自己内心无法控制的恐惧。
    毫无疑问，在20年之内——如果这个小男孩有弟妹的话，也许会更短——他会重新上演吃冰激凌这一幕。不过，那时候他将占据主动地位，而比他小的那一个则将扮演弱小无助、充满羡慕的角色——那个曾是他自己的人。现在，他终于可以将内心那个使他受尽屈辱的小男孩驱赶出去，投射到别人身上。
　　继续上演的童年悲剧
    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一个人感情障碍的根源，往往可以在婴儿时期的适应性改变中去寻找。当孩子必须对尊重、回应、理解、同情和得到感情反射这些需求进行压抑时，就会产生几种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病人无论在童年还是长大以后，都不能有意识地体验自己的某些情感，比如嫉妒，羡慕，愤怒，孤独，无助和焦虑。
    罗伯特是一个三十一岁的男子，他从来不敢哭或显露悲伤，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会使他所爱的母亲不高兴和不知所措。这个极为敏感的孩子感到自己的存在被他的母亲给否定了。这个母亲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在集中营里生活过，但是她从来都不提起这件事。直到她的儿子长大了并开始问问题时，她才告诉他，她曾是目睹自己父母走进毒气室的八十个孩子之一。当时这八十个孩子当中没有一个人哭。因为“保持愉快”的特性曾在她的童年救过她的性命，所以她自己孩子的眼泪就威胁了她的平衡感。这个儿子一生都想要快活起来，但他只能以强迫性的反常方式来表达他偶尔出现的真实自我和感情。在他明白了它们的真实意义之前，这个沉重的事实一直让他感到不自如、羞耻和迷茫。
    一个人在童年时反抗这种控制是完全无力的。悲剧在于，只要他的父母拒绝面对他们自己的过去，那么他们对这种控制也同样是无能为力的。如果父母自己的压抑得不到解决，他们童年的悲剧就会无意识地在自己孩子身上继续上演。
    另外一个例子也许能把这一观念讲得更清楚：有一个父亲小时候经常受到他母亲周期性精神分裂症的惊吓，又很少有人对他进行解释，所以他长大以后的一大乐事就是给自己心爱的小女儿讲恐怖故事。他毫无例外地总是先嘲笑她的胆小，然后再告诉她：“这只不过是个编造的故事，你不用害怕，有我和你在一起呢。”这样一来，他就得以控制住孩子的恐惧，并为他自己获取无畏的感觉。他有意识的愿望是给予孩子他自己小时候曾被夺走的宝贵东西，比如保护、安慰和来自成人的解释；但是他无意识地传给女儿的却是他自己童年的恐惧，对灾难发生的预感，以及那个他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我爱的人要把我吓得要命?”
    与卢梭齐名的教育思想家裴斯泰洛齐六岁就失去了父亲，尽管家里还有母亲和保姆，但他却在感情上被她们忽视了。后来，尽管他能给予其他孤儿最真诚的温暖和父爱，却在感情上忽视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这种做法难道是偶然的吗?他的儿子曾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后来却被认为有智力缺陷，不到三十岁就死了。儿子的悲剧使裴斯泰洛齐痛悔不已。
    仍然是这个裴斯泰洛齐，后来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把魔鬼赶出自己的花园，但你还会在你儿子的花园里发现它。”
    被隐藏的虐待
    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6?1伯格曼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小儿子。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他把自己的童年描述为一个很长的关于耻辱的故事。他举例说，当他小时候尿湿了裤子时候，就会一整天被强迫穿上一件红色的衣服，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做了什么，让他以此来羞辱自己。
    他还讲述了一个在他童年里反复出现的情景：他的哥哥刚刚挨了父亲的打，他的母亲在用棉花轻蘸他哥哥流血的背，而伯格曼自己则坐在一旁观看。他在叙述这件事时很冷静，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安。我们可以把现在的他看成是那个孩子，安静地坐着观望。可以肯定他那时没有逃走，既没有闭上眼睛也没有哭。我们不会对这个情景是事实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但是它同时又是对他自己经历的一个掩盖性回忆——人们有时候确信，只有他们的兄弟姐妹才受到过羞辱，而不是他们自己。只有在治疗中，他们才能带着愤怒、无助感和憎恨回忆起，当他们所热爱的父亲无情地暴打自己时，他们心中充满了怎样的耻辱和被遗弃的感觉。不过英格玛?6?1伯格曼除了将自己的痛苦投射出去和加以否认之外，他还有另一个方法对付他的痛苦——他可以拍电影，并借此将内心不能体验的感情转移到观众身上去。我们作为观众，就必须承受这样一个父亲的儿子必须深藏的感情。
    伯格曼也后悔地提到他没能在1945年之前看穿纳粹主义(虽然作为一个少年，他常常在希特勒时期参观德国)。我认为他的盲目是他童年经验产生的后果。残酷对他来说就像他吸入的空气一样，因此后来见到的残酷又怎能引起他的注意呢?
    我想说明的是，即便是最严重的虐待事件，也会由于孩子强烈地想将它理想化的愿望而被隐藏起来。对此，从来也没有存在过审判，没有辩护，也没有判决。一切都深藏在过去的黑暗之中，而即使事实被暴露出来，它们也会以“为你好”的伪装形式出现。如果连最极端的身体虐待的例子都是如此，那么又怎能指望能见度更低、更容易引起争议的精神上的折磨为人所知呢？又有谁会认真注意像小男孩和冰激凌事件中包含的那种难以察觉的歧视呢？
    我从对每一个病人的治疗中，都可以看到无数性质相同的例子。例如，他们不是向孩子强调“反权威”的做法，就是强调“严厉的”教养方式的好处。这两种教育方式都没有考虑到孩子自己的需要。一旦孩子成为满足某一个人特定目的的工具，并被他的权力所控制，那么这个孩子的自然生长过程就会遭到粗暴的干涉。我们在教育中最习以为常的做法之一，就是先砍断孩子有生命的根，然后再试图用人工的方式代替其失去的自然功能。我们压制孩子的好奇心(不能问不该问的问题)，然后，当他对学习失去了自发的兴趣时，我们就会为他寻找特别的辅导。
    成人让一个孩子经历羞辱感觉的做法是不易察觉和难以言说的，只有当我们对这种痛苦有足够的敏感时，我们才有希望从孩子出生第一天起就给他需要的尊重。有许多方法可以培养这种敏感的能力。比如，观察我们不认识的孩子，试着对他们的处境产生设身处地的同情。但是，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自己的命运培养同情。我们的感情总能够暴露出真实的故事，那不为别人所知的、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去发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