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财富天玺:中国国民党军统（13）大案之1934年12月（当年当月刺杀石友三未果）陈恭澍案

闲话军统（46）
　　王文回到天津，约出先鸿霞，仍旧在“三益成”见面。先鸿霞很兴奋，说已经跟石友三的厨师老褚谈通了，他答应做这件事，但时间不好说。
　　王文将毒药交给了先鸿霞，双方约定次日见面。
　　王文不会想到，此一去，竟成永诀！
　　第二天，先鸿霞没有来。
　　第三天，先鸿霞仍然没有来。
　　第四天。
　　第五天。
　　可以想见王文是什么心情！在北平的陈恭澍又是什么心情！
　　第六天，来了一条汉子找王文，这就是先鸿霞的同事史大川。
　　跟大家估计的一样，先鸿霞出事了。
　　当天，先鸿霞与王文分手以后，回去就与史大川商量，史大川表示可以按计划行事。于是先鸿霞找到厨师老褚，老褚拍胸脯表示没问题，“今天晚上我就让他见阎王。”

　　然而，大家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石友三是什么人，那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一个老兵痞，从十几岁当兵活到四十多岁，天天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一生当中见过的死人恐怕比我们见过的活人还多，那可不是被人吓唬长大的。
　　还有一点必须要考虑到，石友三是“叛卖专家”，当叛徒当惯了的。那么可想而知，对于别人对他的反叛，石友三会有多么的敏感。你别看他表面上可能不说，但内心深处，无时不刻都在防着身边的人。
　　当时的场面，谁也没有亲眼目睹，但想也能想出来。老褚并不是特务，一个厨师而已，做了“亏心事”，难保神情不变常态，我估计端菜上去的时候他都不敢看石友三，结果被石看出破绽，免不了掏出枪来，往桌上一拍，估计就这么简单。
　　当天晚上，先鸿霞和老褚二人就被解往日本宪兵队。
　　万幸的是，老褚并不知道史大川的底细，而先鸿霞在危急关头，很机警地保护了自己的战友。直到这么多天过去了，史大川才有机会跑出来，找到王文报信，而且他也不准备跟着石友三再干了。
　　听了史大川的话，王文万念俱灰，当时都“懵”了，好半天才想到，要回北平向陈恭澍报告。
　　也是啊，大家想想，王文是1909年生人，这个时候才25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儿。要搁现在，刚参加工作才两年，还属于“新大学生”，每天在办公室里，也就是管打打开水、每天早点上班擦擦桌子吧。
　　临走前，王文将史大川安置在“三益成”暂住，并告诉他，“我有2000元钱存在柜上，要用的话找刘兆南就可以。其他的事，等我从北平回来再想办法。”
　　陈恭澍听了王文的汇报，也是五中如沸。稍稍镇定一下，他令王文即刻赶回天津，一是将史大川接回北平，二是设法了解先鸿霞和老褚的情况，以便设法营救。
　　同时，陈恭澍给特务处本部打了一个报告，要求保送史大川到南京去学习，同时设法营救先鸿霞和老褚，另外申请对支出的各项费用予以报销。
　　第二天，王文就回来了，带回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史大川取走了存在“三益成”的2000元钱，走了，失踪了。
　　此时南京的批复也回来了，大意是说：你报告的几件事事先没有备案，请继续提供切实的证据。
　　换句话说——对陈恭澍的报告，特务处不予采信。
　　也是啊，什么都没见着呢，你就说可能死了两个人，又要营救、又要抚恤，又要报销，又弄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史大川，说要让他到军校深造。搁谁谁也不信，更不能给办。
　　陈恭澍这个悔啊！
　　大错已经铸成，无可弥补。现在的关键是，已经对不起先鸿霞和老褚了，白白地送掉两条命，不能再对不起史大川了，非得找到他不行！
　　陈恭澍命令王文，开站里的汽车，马上返回天津，务必查出史大川的下落。 闲话军统（47）
　　王文再一次返回“三益成”，前一天去的时候，王文就感觉刘兆南好象有点不对头，跟他说话总是躲躲闪闪的感觉，与原来的熟络劲儿迥然不同，于是就直接问刘，史大川到底上哪去了？
　　正在这时，刘兆南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言谈中支支唔晤，而且很快就挂掉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怕旁边的王文听到对方的说话。
　　王文很机警，很快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就是史大川，而且，因为他与刘兆南的话没有说完，他马上就会再打过来。
　　当电话再响时，王文一把抓起电话，果不其然，对方正是史大川。
　　史大川一听是王文，当即痛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先鸿霞兄弟眼睛瞎了，交了你这么个朋友，你害了他还不够，还要带着日本宪兵来抓我，你还有良心没有！”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至此真相大白——刘兆南私吞了王文存在他这里的2000元钱，骗史大川说“王文要害你，你赶快跑吧”，诓走了史大川。回过头来再骗王文，说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两头骗，要说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被一个电话戳穿了“西洋镜”。
　　看着眼前的“同乡加同学”，王文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生气，王文将刘兆南塞进汽车，直接拉回了北平。
　　人在气头上，往往会干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来。这个刘兆南，给陈恭澍惹了大麻烦。

　　“石友三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陈恭澍彻底败了，败得很惨。
　　总结起来，“石友三案”的失败，其责任完全在于指挥者陈恭澍：
　　其一，这么重要的行动案件，为什么不到天津坐镇指挥，而是在在北平遥控？要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你在现场，你观察到和感知到的东西，绝对不是听听汇报之类所能代替的。试想，在“吉鸿昌案”中出的变故，如果指挥员不在现场，吕一民、王文谁能处理？
　　再说了，从北平到天津，不象现在，高速列车，29分钟就到了。当年要打个来回，最快也得一天吧，多急的事也给耽误了。而且到最后，人命都出了，还是让王文这么一趟一趟地跑，他跑有什么用？哪一件事他能决定？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须知做长官的，要的就是你拿主意。王文绑架刘兆南这件事情，不管他做得有多不对，责任都是你陈恭澍的，因为你是领导者，最终的结果要由你来承担。
　　其二，作为领导者，应该敏锐地发现王文身上存在的立功心切、挽回面子的心态，为什么还坚持用王文？用也可以，为什么不及时提醒他稳扎稳打，不要急于求成？
　　其三，刺杀汉奸非同小可，在没有详细行动计划的情况下，居然让几个没有任何谍报工作经验的“运用人员”去进行所谓的“自行决定”、“随机应变”、“相机行事”，等于驱羊入虎口，是不是对别人生命的一种漠视？这一点上，比他的戴老板差远了！
　　其四，已经发现“三益成”掌柜刘兆南不靠谱，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指出来，提醒王文？要你做长官是干什么用的？

　　其五，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没有及时向南京特务处本部备案。其后果，不是几千块钱能不能报销的问题，而是先鸿霞和老褚这两位“锄奸烈士”无法得到承认，连身后起码的抚恤都没有，真的是白死了。还有史大川，连他的本名是什么都不知道，也都不知道是哪里人，找都没处去找。
　　事情还没有完，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并将继续付出代价。
　　至于石友三，虽然侥幸逃过“制裁”，但也不过多苟延残喘了六年而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死有余辜的石友三，终究还是“载”到了“自己人”手中。
　　1940年12月01日，当时任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的石友三，准备再次投靠日本人，结果被其手下、第八军军长高树勋活埋在黄河岸边。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
闲话军统（48）
　　3.3 畏罪潜逃
　　王文将刘兆南绑架回北平，本意是让他“吐”出那2000元钱，并着落在他身上查出史大川的下落。没想到这个家伙见了棺材都不落泪，仍然一口咬定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陈恭澍依然继续着他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见到刘兆南，既没有责备王文的卤莽，也没有想办法让刘兆南开口，也没有说下一步如何发落这个家伙，仅仅是吩咐把他关在北平站（一个很大的院子，同时也是陈恭澍的家和一部分北平站工作人员的单身宿舍）的一个单独的院落中，然后就不管了，好象是来个了客人，白管饭似的。
　　刘兆南可不是来做客的，也不是来吃白饭的。
　　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报了官——估计也跟现在一样，写个小纸条扔到院外，写上“我被绑架，救人，谢谢”等等。

　　1934年底的这天早上，刚起床的陈恭澍就听到有人叫门，一出门，发现已经有巡警进来了，此时的陈恭澍，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举动——
　　翻墙、出院、撒腿、“扯呼”！
　　这个陈恭澍啊，真不知道他是用脑子思考、还是用别的地方在想问题、还是脑子本身就有问题——
　　论公，你是一个秘密机关的第一负责人；论私，你是一家之主，这个时候，天塌下来也得你来顶！你怎么能跑？你跑了，剩下这几十口子人能跑么？

　　陈恭澍跑到大街上，“打”了一辆黄包车，一溜烟地跑到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中，告诉他出事了，同时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果不其然，白世维、王文、还有陈恭澍的太太等人，包括刘兆南，全部被警察局带走。
　　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他在跟谁也没打招呼的情况下，居然当天就买了一张火车票，跑到归绥（呼和浩特）投奔他哥哥去了。
　　这是很严重的事态，从北平警方的角度看，这叫“畏罪潜逃”，从特务处的纪律角度讲，叫做“擅离职司”，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不应当是陈恭澍这个档次的人应当做出来的事！
　　不理解！
　　你说他是害怕吧，应该不会害怕到哪里去，陈恭澍是参加过北伐的，上过战场，面对面地跟敌人拼过刺刀。你说这点事会吓住他么？
　　再说了，你就是再怕，怕得要死，你能跑到哪里去？跑到什么时候是个了？你能躲得过过国家司法，你能躲得过戴老板么？别忘了，你是面对着《三民主义》和手枪发过誓的——“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 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这个“最严厉之处分”你不会不了解其含义吧？
　　退一万步说，这些都不考虑——从特务处开小差出来的人，你以为今后还有“班”可上么？
　　所以，想来想去，真是搞不懂他。唯一的解释，只能说陈恭澍当时脑子里有水，而且水还挺多！
　　这一跑居然跑了小一年，当然陈恭澍也很不塌实，其间曾悄悄潜回北平打探消息，才知道，王文和刘兆南都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即传说中的“丙地”。
　　不知道放风的时候，王文可有机会见到老前辈王天木先生——因“箱尸案”的牵连，王天木也被关押在这里。

　　这一听又把陈恭澍吓着了，又跑了！
　　又猫了半年，此时已经是1935年10月，陈恭澎实在是呆不住了，也想明白了，下定决心，回南京、找戴先生归案——只要不判死刑，大不了坐他几年大牢。
 

　　闲话军统（49）
　　其实，陈恭澍这一年多的折腾，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他真是没有读懂他的这位戴老板。
　　第一，戴笠是最“护犊子“的。我的人，我整治可以，轮不到别人来欺负。莫说陈恭澍罪不至死，就是真犯了死罪，他也会想尽种种办法予以维护，王天木不就是例子？

　　戴笠唯一“栽面儿”的，是张超被陈仪枪毙。戴笠托人都托到了蒋介石那儿，因为蒋介石考虑陈仪的背景实在特殊，没有答允，戴笠已经尽力了。
　　至于赵理君，那是他自速其死，别人帮不了他。
　　第二，对自己的部属，戴笠从不会较真儿，翁光辉背着他给老头子送情报，戴笠都照样用他，何况陈恭澍不过是在工作中因经验不足造成的失误。
　　按：凡事都有例外，戴笠是个好面子的人，不论是谁，如果是给军统局丢了人，戴笠下手毫不容情。
　　1938年10月，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双方合作开办“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游击战骨干、开辟敌后战场。戴笠感觉很有用，也派了几个人前去学习，其中有一个是他军校六期的同学、临澧特训班副大队长、教官王百刚。
　　没想到王百刚心思不但没用在学习上，反而利用特工手段偷了培训班的班费，被当场抓获，把军统的人都给丢尽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也不便于处理他，只好做退学处理，正好借此机会“寒碜”军统。
　　王百刚“臊眉搭脸”地回到临澧，戴笠一听气得七窍生烟，叫你去学习，你跑去偷钱。好比晁盖骂时迁：“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结果，为了这点事，居然把王百刚给枪毙了。
　　第三，戴笠最喜欢少年英才，在军统当中，颇有些人，戴笠是很“宠”着的，这当中，一方面是爱才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份感情在驱使。
　　当年，戴笠一见沈醉，觉得这孩子跟他儿子年龄相仿，还这么能干，一下就喜欢的不得了，下大力气着力栽培，十年之间，居然把一个辍学的中学生培养成军统少将！

　　对陈恭澍也是如此。要说陈恭澍这辈子，真是没少给戴笠捅漏子、找麻烦。但戴笠从没一句重话给他，充其量关关禁闭，坐几天冷板凳，然后一次一次地畀以重任。抗战胜利以后，如果不是戴笠出事，陈恭澍还不至于被当作汉奸，蹲了一年多大牢。
　　陈恭澍回到北平，找他原来的老关系，结果，因他脱离岗位一年多，谁也找不到了。
　　这可怎么办？
　　陈恭澍心一横，居然违反特务处的厉禁——直接给鸡鹅巷53号戴笠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回去，但有个要求，必须让连谋来接我。
　　放眼军统，敢跟戴老板提要求，讲价钱的，恐怕也就是这个陈恭澍了！
　　“连”这个姓，一听就是福建人。不错，连谋就是军校学生中为数极少的福建人。
　　大家知道，黄埔学生以南方人为主，尤其是广东、湖南、江苏、浙江、四川、湖北几省人最多，但不知为何，紧挨着广东的福建人却很少。比较出名的有一个罗列，福建长汀人，也是四期的，最后做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上将。再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吴石了，福建闽侯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的，也可以算是黄埔生。
　　陈恭澍是北平生人，但祖籍却是福建，因此与福建人连谋成了好朋友，连谋就是通过陈恭澍的介绍加入军统的。
　　按：连谋，福建泉州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二连，与另一个军统特务廖宗泽是一个连的。连谋的小名叫良顺，所以也有的史书称其为连良顺。
　　连谋曾被派往台湾受降，并于1945年11月8日到1946年7月任台湾高雄市第一任市长。
　　据说，上世纪30年代初，连谋曾陪同连战的祖父连横先生一同前往福建省仙游县前连村的连氏宗祠拜祖寻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