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哥面前，两个弟弟什么要求也没有提。但却深深体验到在大哥身边的亲切与温暖。第一章：走出壮乡-宽哥劝学003
在新烟小学，韦国清看到了从教室里走出来的儿童，想起了小时侯读书时的情景。恰在这时，对面走来一个人，满面笑容，望着自己却不说话。“黄茂芳！”韦国清惊喜地叫到。两个人紧紧握手，互致问候。“我们是老同学啊！”韦国清说。“不，你还是我的先生呢。”黄茂芳认真地补充了一句。“那是因为我爷爷先教了我两年。”黄茂芳接着说：“记得你小时侯给我说过，你爷爷是真正的观音菩萨，是世上最善良、最疼爱你的人。”
是啊，在韦国清的亲人中，祖父给他留下的记忆最多，也最深刻，因为祖父是他的第一个启蒙教师，又是当年最后一个离开他的亲人。
在乡里，韦庭繁是以严于家教闻名的。儿子宗典，小时侯就在他的督导下，读了多年的旧书，包括国学启蒙和儒家经典。不仅识了字，而且懂得了一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韦庭繁似乎预感到长孙将来会有大出息，所以，对邦宽的教育抓得特别紧。
竹木遮掩的小屋里，传出一阵阵诵书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邦宽至晚从六岁起，就由爷爷教他识字了。
“爷爷，‘善’我不懂。”
“‘善’就是见人有难处，我去帮他。”
“什么近、远？为什么狗不叫？”
“不是狗不叫！‘性相近，习相远’，是讲人的心本来差别不大，都是好心。后来，有的学好，有的学坏，差别就大了，所以叫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是讲小孩一天不读书，就会变懒、变笨、变坏。”
“‘贵以专’我搞不懂。”
“这个最要紧！要学好大本事，最要紧的是不分心，要一心一意地读书，搞不懂决不能松心。贵以专才会有出息。”
“贵以专”三个字，邦宽记得很认真。他是个听话的孩子，爷爷说要紧，他便照着去做，牢记不忘。正是这三个字，成为他少年聪明的源泉,成为他后来一生中为人做事的根本，也是他之所以善于担当重任、善于解决新问题的性格依据。
“该讲故事了！”邦宽合上书，兴奋地望着爷爷。邦宽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韦庭繁也把讲故事看作教育儿孙的功课。《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太平天国的故事，常常使邦宽听得入迷，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成为他崇拜的偶像。父亲宗典小时侯就常听爷爷讲这些故事，养成疾恶如仇的性格。在邦宽的心目中，父亲就象爷爷故事里讲的英雄。邦宽想，听故事比学《三字经》更管用。他在生活中处处受到英雄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爷爷给他讲太平天国洪秀全、冯云山组织农民举行起义的故事，并教给他“天父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的祖传民谣。从这首民谣中，邦宽渐渐懂得了民族平等与天下太平的道理。
爷爷的启蒙教育持续了一年多。大约在七岁的时候，家里就送邦宽到七、八里外的弄往屯去读私塾。
韦国清还记得私塾先生的第一堂课。一开头，先生就诵了几句古诗：“……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然后说：“光阴好比河水东流入海，永远不会再回来。你们今天不努力读书，将来后悔就晚了。”
弄往屯的私塾先生程礼科，本地人，汉族。当时，他带有十几个学生。程先生为人正直，是位循礼守道的忠厚长者。每个学生每月交给他七、八筒米做学费，逢年过节再给先生送些礼物，这便因学生的家境而有别了。但先生待学生并不分贫富贵贱，倒是富裕人家的孩子因贪玩不用功常常挨先生的板子。
弄往屯路远，又要爬山过水，邦宽便与住在附近的孩子相约同行。屯更屯紧靠弄英屯，又是邦宽去弄往屯的必经之地。住在这里的黄茂芳是邦宽的同窗，每天清晨都等邦宽一同上学，很快他们便成了要好的伙伴。邦宽与茂芳每天带午饭去上学，下午放学，傍晚才能回到家里。茂芳家富裕些，常带大米饭，而邦宽家田少米缺，多是带玉米稀饭，有时是红薯。
邦宽吃的虽不及人，但读书特别用功。私塾教学仍以旧书为内容，邦宽年纪虽小，但有爷爷为他打的基础,人又聪明,好记性，对先生布置的课文，能背诵如流，深受先生喜爱和同学敬重。茂芳比邦宽大七岁，但贪玩、脑子笨，对书无兴趣。每次背诵课文，他都不能善始善终，常被先生在掌上打板子。一提到读书，邦宽与茂芳的年龄便倒了过来。邦宽常象兄长劝导小弟一样，要茂芳少贪玩些，读书要肯吃苦，要专心。茂芳从心底里尊重他，遇到问题，也情愿向这位不打板子的小先生请教。可是秉性的改变很难，一年多了，邦宽已经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开始读《大学》和《中庸》。而茂芳还是读《三字经》与《千字文》，总过不了启蒙关。
从弄英到弄往，山荒林密，几个孩子走在僻幽的小路上，听任草丛树林里禽兽出没，不曾停步。但心里总不免有些畏惧。每次上路时，他们都要以游戏定输赢，谁输了谁就第一个上路，走在最前面。邦宽每次都能赢，但遇到胆小的朋友输了，他还是主动地走在最前面。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传统的教育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动摇。僻远的广西东兰，到二十年代初，也开始推行教育改革，兴办小学堂，私塾随着也被禁停了。1922年，邦宽和茂芳一起自弄往转到巴朋屯上小学堂。巴朋小学堂离弄英屯四、五华里，有二十多个学生，一个老师。小学堂给孩子们教语文、算术等新知识，邦宽耳目一新，学习的兴趣更浓了，他的成绩依然领先。不过巴朋离家近了，虽依旧带午饭上学，但放学回家较早，爷爷又不能允许他中断对旧书的学习，因而每天晚上他要按照爷爷的要求和布置读《四书》。两种学习任务他都要完成。后来他回忆说：“假如当时只读小学堂的功课，我的成绩会更好。”茂芳终因小学堂的功课太深，而停止了上学。
巴朋小学堂的老师名叫程义学，汉族。他是一个有新思想的读书人，对农民子弟很有感情，一心为了山区子弟的开化，对无力缴学费的学生也很照顾。后来在苏维埃时期他仍然当老师，还支持自己的儿子程维德参加红军。
黄茂芳问韦国清：“小学堂程义学先生的儿子好象叫程维德，是不是跟你一起参加红军的？没有见回来。”“是程维德，开始与我在一个班，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后来分开，在去江西的路上还见过一面。他在58团，后来听说1930年12月打湖南武冈时牺牲了。去江西的路上，牺牲了不少战友。” 韦国清停止了说话，黄茂芳也低下了头。一时，韦顺规和覃建元的面孔出现在韦国清的眼前。
在巴朋小学堂时，邦宽结识的朋友越来越多，陀螺比赛成为小朋友的盛会。在比赛中，能与邦宽争冠军的，只有顺规和建元。1926年春节，在拉力屯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陀螺比赛，附近村屯的男女长幼都来观看。比赛持续了半个月，最后是韦邦宽与韦顺规进行决赛。两个人大战三天，最后韦邦宽夺取第一名。
邦宽在巴朋小学最难忘的，是听程义学老师讲《论说文海》，使他接受了许多关于爱国反帝、批评时弊、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不幸的是，在他读书期间，家里不断遇到灾难性的打击，上学时断时续，三年后终因家破亲亡而辍学。
俗话说，亲不过母子。邦宽自来到人世间，幼小心灵遭受的第一个沉重的打击，便是母亲的病逝。母亲对邦宽的爱与邦宽对母亲的爱，都超过了对所有的亲人。母亲覃氏未嫁前开朗活泼，能歌善舞。自嫁到弄英屯开始，便成为韦家生活的主要支撑。从田间的劳作，到家务的操持，她全要尽力用心。她进门十年，为韦家生了三男一女。这样的付出，已经接近于妇女所能承受的极限。然而，她上有二老，下有四小，中有夫君，自己的生活需要便排到了最后。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两种生产的消耗，疾病便必然地成为她生命的严重障碍。在这个家里，唯一能给她带来轻松和快乐的，就是她的小日宽。邦宽手勤眼快，读书之余，常帮母亲分担劳务。更重要的是，邦宽成为与母亲对话的主要对象。语言的交流对一个山村妇女来说，是缓解疲劳和疏理郁结的重要条件。只有邦宽能给母亲说几句体贴的话，也只有邦宽能给母亲输送一点新的信息。高兴时，母亲也给邦宽唱山歌听。在精神上，可以说母亲对儿子的依赖超过了对丈夫的依赖。对邦宽来说，比起严厉的爷爷和沉默的父亲，母亲的怀抱使他感到无限的幸福和温暖，而且这种幸福和温暖在离开母亲之后，就再也寻找不到了。
在帮宽去弄往屯读私塾的第二年，严霜到底是厚厚地压在了这棵稚嫩的幼苗顶上。
那一天下小雨，我放学回家就去山上放牛。母亲病倒在床上，问：“日宽回来没有？”奶奶就到门口等我。母亲等我回到家以后，才断了气。
这是七十多岁的韦国清对自己幼年的回忆。
不幸的母亲就这样耗尽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在临终前，见不到宽儿就咽不下最后一口气。而离开母亲时的情景，也是韦国清晚年最清楚的一段记忆。可见是母子连心，终身难忘。
自从母亲去后，邦宽放了学要用更多的时间搞家务、放牛，忙时还要缺课。但毕竟还有祖母照顾。三年后，祖母又病逝，继母生了弟弟帮定和邦伍。家境日下，邦宽的学业就难以为继了。而且，更大的灾难还在等待着他。 第一章：走出壮乡-恨长仇深004 韦国清回家乡，一到县城就在县长等负责同志的陪同下，祭扫了韦拔群烈士的陵墓。韦国清站在韦拔群墓前默哀，他想到，父亲和自己都是随着韦拔群出来闹革命的，是韦拔群把成千上万的壮族兄弟和桂西北各族人民引上了革命道路，并且把人民革命和共产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广西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里兴起的。在起义军的队伍中，就有不少壮族兄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广西壮乡又走出一位农民领袖，他就是壮族英雄韦拔群。拔群是东兰县武篆区东里屯人，1894年2月6日出生。他被农民兄弟们尊称为拔哥，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拔哥很快成为壮乡农民心中的希望。时势召唤英雄。韦国清的父亲韦宗典，就是随着拔哥揭杆而起的骨干之一。
韦宗典与父亲不同，他平素沉默寡言，温厚平和，从来不打骂孩子，对治家教子也不在意。然而，他却热心于救助危困，关注着百姓疾苦，愿为正义而献身。他练得一身过硬的拳脚功夫，并通过给邻近村屯的青年传授武术，在周围集聚了不少有志之士，组织起一个数十人的武术队，在附近的一个叫拉力岩的大山洞内活动。1922年春，一个拳友找到韦宗典说，西边，二十多里的武篆东里屯，有一个叫韦萃的，人称韦拔群。此人在当地领导抗税斗争，常在北帝岩一带活动。韦宗典听到这件事很兴奋，一天，他把拳友集中在拉力岩，对大家说：“捐税是吊在我们颈上的石头。外边一亩税是一毫，我们板梅乡是三毫三。一年的收成都被他们拿走了。现在武篆那边搞抗税，我们也应该行动起来。”在韦宗典的领导下，板梅乡的抗税斗争开展起来了。除了群众拒缴苛捐重税外，豪绅地主收租子也不敢摆威风了。1923年春，韦拔群决定将“改造东兰同志会”改组为“东兰公民会”，并筹备组织农民自卫武装。他了解到韦宗典和板梅乡抗税斗争的情况后认为，韦宗典的武术队是组织农民进行斗争的一支骨干力量，也是“东兰公民会”发展壮大的理想对象。7月初，农民自卫军一打东兰县城后，急需扩大力量。韦拔群找来十九岁的同胞弟弟韦菁，要他代表自己去见韦宗典，并详细交代了争取韦宗典参加“东兰公民会”和武术队参加农民自卫军的方法。不久，韦菁在拉力岩约见了韦宗典。二人交谈后，韦宗典极为振奋，尤其对攻打东兰县城的壮举激动不已。从此，韦菁便成为韦宗典的好友。月底，韦宗典便带着韦宗义、黄茂盛、韦福林、韦永赖、鄢发恩、鄢发举等武术队的拳友，参加了二打东兰城的战斗。战后，韦宗典与韦拔群见了面。拔群以宗典为骨干分子，指示他在东院区板梅乡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宗典担任乡屯农协和农军负责人，经常召集积极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贯彻拔哥的指示，反对土豪劣绅。
10月，韦拔群指挥几个县的千余农军，三打东兰县城。这次战斗取得胜利，赶跑了县知事，占领全城，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广西当局十分惊慌，立即派兵镇压，并下令宣布取缔农民协会，通缉韦拔群、陈伯民等农民运动领导。1924年，各县民团与土豪劣绅勾结谋划，开始了对农民运动的镇压和对农运积极分子的捕杀。韦宗典继续领导积极分子，坚持秘密活动。到年底，韦宗典被捕入狱。
邦宽对农民运动开始了解甚少。父亲的活动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和神秘的。父亲在农军和农协担任什么职务？做些什么事情？邦宽从来不敢开口去问。直到父亲被捕，爷爷忙着四处张罗，设法营救，他才知道父亲做着同官绅地主们对立的事情。后来，爷爷卖掉五亩田，缴纳罚金小洋六百，才把父亲保释出来。
韦拔群和陈伯民在到处被通缉的情况下，秘密离开广西，于1925年1月进入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时的广州，充满着革命大本营的热烈气氛，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在讲习所，韦拔群认识了毛泽东，不仅接触到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的理论，而且学习了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5月，韦拔群被委任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返回广西东兰县，公开恢复、发展各级农协、农军。这时候，韦宗典出狱不到三个月，又一次坚定地参加了农民自卫军的工作，并担任板梅乡农民协会的秘书（当时的领导职务）。9月15日，韦拔群在武篆区北帝岩（后改称列宁岩）开办了广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右江地区的二百七十六名农运积极分子，韦宗典及其族兄韦宗义都被选送参加了此届讲习所。
宗典和宗义在北帝岩农讲所，算是大开了眼界。韦拔群参照广州农讲所的办法，开设“中国农民问题”、“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理论课程，并进行军事训练。宗典第一次明白了农民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懂得了斗争策略的重要性，义气变成了觉悟，发展农运的决心更坚定了。他与宗义兄的武术，在训练中也找到了用武之地。宗典真正地感觉到了自己生命价值的崇高。
正在农讲所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土豪劣绅及其走狗的破坏又潮水般地卷来。土豪劣绅们懂得农讲所对农民意味着什么，因而恨之入骨。原来农民运动是秘密的，他们便公开宣布取缔。如今农运进入公开发展的阶段，他们又采取了搞阴谋、放暗箭的办法。他们指派走狗到农讲所附近打家劫舍，然后大肆造谣，嫁祸农讲所，诬告农讲所是“匪巢”，学员是“匪徒”，韦拔群是“匪首”。此状一告便准。东兰县长黄守先立即率警团、并勾结一个团的正规军，于12月向农讲所、农协、农军展开疯狂进攻，很快由武篆区各村屯波及全县，“扫荡”、“进剿”长达半年以上，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农民惨案”。
农讲所只办了三个月，便提前结束，学员返回各地，组织农民展开斗争。血腥与恐怖笼罩着东兰全境。巴朋小学堂已不能正常开课，邦宽听说东兰县城的墙上贴着大布告，上面有广西省主席黄绍竑的签名，布告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当局要对东兰、凤山的农军进行清剿。宗典12月底回到家，立即组织青年农军进行斗争，并掩护群众转移到山上躲避。邦宽从学校回来，随着农民自卫军和群众上山，住在潮湿的山洞里。情况紧张的时候，在山洞里一住就是许多天。第一章：走出壮乡-恨长仇深005
农民的生命系于土地之上，即使有再大的危险，也不能有违农时。1926年开春后，自卫军的任务日益繁重，他们既要保护群众的安全，又要保卫春耕春种。有时候白天警戒，掩护生产；晚上则组织群众上山，防止民团夜袭。地主武装的进攻，使邦宽开始明白了农民自卫军的重要。在他的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开始高大起来，同时也萌发出对父亲的莫名的担心。农民自卫军成了孩子们的信任与向往，邦宽与他的好朋友韦顺规、覃建元等在一起关心着大人们的事情，并主动担负起为自卫军放哨的任务。比他们年龄稍大的山妹子，屯更屯的黄的秋和韦奶新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孩子们的心里，并没有大人们那样多的苦痛和惶恐，反倒是比平时多了几分斗争的激情和兴奋。
在东兰县负责进剿农民自卫军的，是新烟人、陆哨总团团长韦鼎伯。进剿东院区则由本区的民团负责执行。他们通过秘密探察掌握情况，而后派兵埋伏，捕杀农军干部和骨干。土豪劣绅对农民自卫军的刻骨仇恨，正是通过这些民团表现出来的。
1926年7月，炎热的天气笼罩着整个山区。民团的魔爪再一次向自卫军伸来。一天，韦氏三兄弟宗典、宗义、宗长同十几个自卫军战士，挎着马刀前去新烟开会，行至丘劳屯附近的小路上，遭东院区民团四十余人伏击。事后才知道，是敌人以假情报诱骗他们出来的。三兄弟以其素日练就的武功与敌人展开搏斗，掩护同行的农军弟兄们突围。在搏斗中，宗典负伤，宗义、宗长也因寡不敌众，三兄弟全部被抓。民团头子韦一文要将三兄弟解往县城领赏，宗典则于押解途中激烈反抗，宁死不往。心残手毒的韦一文便令团丁将宗典压倒在地上，亲手用刺刀割断宗典的喉管，宗典壮烈牺牲。宗长于新烟被关押时逃生，返回家中。宗义与在其他村屯被俘的五名农军骨干，一起被送往县城，全部惨遭杀害。宗长于家中悲痛不欲独生，不久即饮恨而死。
韦氏三兄弟死得惨烈。弄英周围的村屯陷入沉重的悲哀之中。尤其是宗典的死，使自卫军心理上遭受到巨大的打击。宗典牺牲前，当地青壮年参加自卫军的活动十分踊跃，连宗长那样老实本分的农民都毫无顾忌。宗典牺牲后，参加自卫军活动的人就明显地减少了。对于家庭，宗典的死则意味着毁灭。全家人顷刻间被抛入老年丧子、幼年丧父、壮年丧夫的深渊。宗典被害当晚，临屯的村民协助韦庭藩、韦庭胜将宗典的遗体抬回家，安放在谷仓下。这时，韦庭藩想到的头一件事便是邦宽、邦宏和邦宁三个孙子的安全，他立即托人送他们上山，在洞中躲避。宗典的续妻程氏带着女儿的花、四子邦定，在山妹韦奶新的陪同下看守尸体，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待三个孩子醒过来，面前的尸体已经不见了。韦庭藩将给自己准备的棺木搬出来，为儿子入了殓，并将棺材移至屋旁的竹林下，用茅草覆盖，但没有正式下葬。因当时新烟有一个会看罗盘的亲戚给韦庭藩讲，将来再做坟埋葬比较好。韦庭藩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件大事，同时体验着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人生的最大不幸。
在恐怖潮湿的山洞里，邦宽忍受着难耐的煎熬。六年前，他无奈地送走了母亲，母亲的死留给他的是无限的遗恨。今天，他又不平地失去了父亲，父亲的死留给他的则是无比的忾仇。邦宽在山洞中整整熬了一个星期，并且在山上眼看着家里的房子被团丁烧毁。待他下山进屯后，才知道家里的田也被没收了。无以为生，他跟邦贵有时候住在庭胜公家里，有时候则白天放哨，晚上上山。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于焦土残烬之上盖起了三间茅草屋。庭藩老汉便坚持住在家里，只让儿媳带着孙子、孙女们上山躲避。
10月，天气开始转冷，晚稻已经长高了，夜里上山也需要带被子了。一天晚上，邦宽兄弟正准备上山，便听到屋外来了不少人。爷爷立即催促他们离开，从屋后爬出去上山。邦宽与弟弟刚爬到半山，便看到家中的茅屋火光大起。夜空被照亮了，邦宽的心里却顿时一片漆黑。
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是混入农民自卫军中的坏人所为。皮相屯一向横行乡里的韦福任，摇身一变，也成了农民自卫军的积极分子，而且参加了北帝岩的农讲所。在土豪劣绅向农军全面进剿的严重关头，他却利用手中所握武装而图一己之快。自从强夺邦宽的未婚妻不成，韦福任一直怀恨在心。一日，他听说逃难的群众路过弄英屯时，韦庭藩说：“你们走其他屯的路也成，都过这里，民团知道了，我家的人是保不住的。”儿子牺牲后，庭藩本能地把孙子的安全看成头等大事，这样的话本为情理之言。而韦福任听到后则忿然说：“这个老头多嘴，要杀掉！”这天下午，他召集几个农军青年说：“今晚跟我去执行任务，都要听我的吩咐。”几个人跟他走到弄英屯后，他才指着韦庭藩的茅屋说：“今晚干掉这一家，把屋子包围起来，不要放走一个人！”然后，韦福任前去敲门。韦庭藩点亮桐油灯，刚打开门，韦福任便朝他开了一枪。随后便命人将屋子烧掉。
韦庭藩的死，给弄英屯的这个家庭划了一个句号。这个家，是一个书香子孙，文明门庭的家；也是一个慎己善人，勤劳俭用的家。这个家是韦庭藩一手创建起来的，也随着韦庭藩的结束而结束。不过，当一棵公孙树倒下的时候，它结出的金色的种子却会随风逐水，走得很远很远，将那绿色的神话传遍天涯海角，唤醒人间现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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