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孚深丹道讲坛：辨难答疑第十二讲

发布: 2008-3-03 09:28 |  作者: 胡孚琛 |   来源: 本站原创 |  查看: 542次

                     辨难答疑第十二讲

拙著《道学通论》自1999年问世之后，发现许多问题尚未尽人意，于是在2001年撰成《<道学通论·丹道篇>补遗》一文，对书中未尽之处作些补充。谁知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竟由授课需要以讲稿的形式一篇一篇写下来，成此《丹道法诀十二讲》。按原写作计划，仅写到《究竟境界》即告圆满，谁知某些刊物将上述内容刊出后，引起较大社会反响。我每年夏季，召集我指导的博士生、留学生、港台生、访问学者、博士后及其他要求来听课的学生集中授课，但课堂上一般不讲授内丹学，仅将此讲稿发给他们自学。这样，一是这些学生们提出诸多问题，需要答疑。二是此讲稿部分内容刊出后，陆续接待了不少来信来访，双方讨论的内容，不断增新。三是此讲稿内容为少数江湖丹师所不容，令几个徒子徒孙在互联网上叫骂，并和我在社会上指导过的一批学生争辩不休，他们争论的某些内容，有时涉及丹道长期被江湖文化曲解的问题，我以为也有著文作答的必要。这样，只好将原讲稿内容压缩合并，最后以《辨难答疑》这一讲作结。这一讲的写作方式，原拟作问答体，后来发现竟排出30来个问题，忒过繁琐，就又仿照刘一明先生《修真辨难》的写法，集中成几个问题，统一作答。其中关于丹道是否非要靠丹师口诀秘传的问题，占去很大篇幅，其原因有二。一是此乃学道者入手修炼拜师问道首先遇到的问题，必须讲清楚，故陈撄宁先生专门有《口诀钩玄录》之作，陈健民上师亦特别撰有《口诀谈》（《曲肱斋文二编》）。二是口诀秘传一事，恰恰是我和江湖丹师争议的焦点，且《丹道法诀十二讲》之问世，正是要打破江湖丹师对丹道的垄断，使之从江湖文化提升到学术的殿堂，故关于口诀之事，不能不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吾亦如是。
世上凡作学问能立一家之言，成一代学人者，必具备三点，一曰能分析明辨，二曰能融会贯通，三曰能超越创新。近世佛道之研究堪称一代学人者，专于密宗者有陈健民上师，专于丹道者有陈撄宁先生。此二公分别对密宗和丹道之研究，皆能鞭辟入里，且都能将佛道各宗派会通比较，直言其利弊，更加毫不迷信权威，对佛陀、宗喀巴、吕祖亦敢放言评论，时出真见，创立新说。陈健民上师和先师知非子生前过从甚密，应是我的师辈，对丹道彼家丹法和龙虎丹法亦有了解，其著《从道家的功夫谈到密法的殊胜》，对丹道多所批评。例如他说：“加以道家口诀，不如佛法之公开，下手修之，一不如法，就生毛病，且近世借道骗钱者多。从其‘口号’观之，如‘万金不换’、‘长生不老’、‘千古传药不传火’等，引人入胜，其手法尤其高明。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非钱到手，决不空说。”这类批评，应是正确的，至少是和我对丹诀秘传之流弊感受相同。但他说丹道法诀“不值识者一哂”，丹道比密宗相差甚远，丹家是“外道”，学佛后再度道家之人云云，这种护教立场语多偏颇，至于谈到丹道等诸多功法如彼家丹法之采药是采“女子暖气”等，殊不可信。“暖气”乃人身之体温，如何能采，此乃不明铸剑与采药的分别之误，亦把丹道修炼看得忒煞粗俗了。与此相反，陈撄宁先生干脆自承为“外道”，断言密宗功法粗糙不如丹道精细，并说：“往年余在北京时，正值某某法师亦在北京传授东密。某某督军之女公子二人，年龄在二十内外，学密宗功夫太勤，遂得干血痨之症，面黄肌瘦，月经停闭。每日下午，身体发烧。此等现象，余亲见之。凡学密宗不得病者，已属万幸。若求愈病，难之又难。因为人的身体是肉做的，不是铁做的。一味蛮干，决定没有好结果。”（1940年为某君《余之求道经过》按语）陈撄宁先生批评佛教和密宗的言论尚多，虽标出仙道修炼较之禅、密的诸多优点，但对禅密之指责亦有以偏概全之嫌。眼下陈健民、陈撄宁二公的声誉如日中天，徒子、徒孙和私淑弟子亦风起云涌，不容别人说半个“不”字。不佞即因传出陈撄宁先生否定过的龙虎丹法，被几个自称是陈撄宁徒孙的匿名鼠辈上网讨伐，叫骂不休，以为我冒犯他们祖师爷“当代太上老君”、“仙学钜子”的神威！这几个匿名鼠辈虽然利用多种化名咆哮不已，却也自己拿不出什么新货色，只不过翻来覆去鹦鹉学舌地炒陈撄宁先生三、四十年代的冷饭，冒充自己的著述。还有更令陈撄宁先生难堪者，这几个自称“徒子徒孙”的鼠辈不仅将陈撄宁生前没来得及斟酌修改的手稿匆匆捅出来招摇过市，造成诸多纰漏败坏他的学术威信，甚至连陈撄宁先生讲他费十年之功炼外丹，证明“红铜确能变成白银，但不免于亏本”的话，也在各种书刊里一再重复炒作。果如是，则是利用化学反应转变化学元素的所谓“冷聚变”，足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何“亏本”之有？可见彼鼠辈自己没长脑袋毫无学养，根本不配评论和整理陈撄宁先生的学术著述。其实我对于陈撄宁先生和陈健民上师的为人为学，皆心仪已久，尊之为前辈学者，无半点不敬之意，对于和他们有牵连的丹师，也有意退避三舍，做到仁至义尽。我认为，不管彼二公修持是否确已成仙成佛，然就其住世期间留下的作品而言，还是人写的，不是神授的，如果句句都奉为金科玉律，则是堵塞了后辈学人的进取之路，且二公观点相互龃龉之处，也使后辈学者无所适从。元安禅师有云：“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我在治学上力求分析明辨、融会贯通、超越创新的宗旨，实是向陈健民上师、陈撄宁先生二位师长学来的，眼见他们对自己的前辈学者敢于批评超越，因此我也学着以自己的头脑审视他们著述的观点。我自知自己眼下的学养和修持实践，不及陈健民上师、陈撄宁先生多矣，因之为了学术进步，我希望后辈学者对于我的学术观点，亦应作如是观。
（一）丹道之调研
我于1980年10月开始接触丹道，后来听从钱学森教授的建议，由自然科学改行研究道教内丹学，并在全国展开丹道调研。这期间通读《道藏》，编辑了546万字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写出《道教志》、《道学通论》等著作。廿余年的时间，走访丹师数十名，其中交往多年者亦不下十人之数，得到不少丹经秘本、手抄本、武术传本、民间宗教功法传本和一些修持法诀及健身术、秘传药方等。同时对现代高能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生理学、神经免疫学、心身医学，特别是西方心理学各派理论，尽心研习，且亲赴西藏调研藏传佛教，并阅读了《大藏经》有关禅宗、显教、密教、瑜伽部等经典，参与修习噶举派大手印和宁玛派大圆满功夫。26年来有几点粗浅的体会：
其一是我发现丹道各派法诀、佛教的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密宗红教的大圆满、白教的大手印、花教的大圆胜慧乃至黄教宗喀巴的功法，甚至印度教性力派、伊斯兰教苏菲派、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还有民间宗教如弘阳教及近代道会门如一贯道、同善社等，包括武术各门派所传秘诀，都存在同一性。在人体形、气、神三个层次上，各种修持法诀本质上是一致的。密宗之修持据各类经书传有上千法门，也不难寻出头绪，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丹道各门派亦复如是。因之我认为这些各自独立发展的宗教门派，相互间虽然壁垒森严，实际上相通之处甚多。这是因为世间各种族的人体生理结构有同一性，人体的气息、血液、内分泌、神经递质的运行规律有同一性，人类形体的经络、气血的能量流和生命力、意识的不同层次的活动在生理和心理上也有同一性，所以不难理解世界上各宗教不同门派的修持法诀也是有同一性的。佛法早有“一念缘起无生，超出三乘权学”之论，足见千百法门皆是导人入道善巧方便的权法。其中的差别在于，不同宗教各门派在形、气、神三个层次上修持的侧重点不同，其理论体系即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特别是最终追求的修持目标不同，因之才出现不同的门派。例如有追求即身成佛者，有追求当世解脱者，有追求与上帝沟通者，有追求来世入天国者，有死后升天者，有长生久视者，有返老还童者，有阳神脱壳者，有自身成就者，有他力接引者，这就造成修持功夫在层次上、深度上、侧重点上大同小异的门派。纵观这诸多宗教门派，我发现丹道的龙虎丹法、禅宗的临济宗、密宗白教的大手印，其功法细致分明，最有理路，以之入手可以一窍通百窍通，贯通各宗教门派的修持功夫。此虽为一得之见，但道友们如能打开门户之见在修持上敢于体验比较，在学理上能融会贯通，必能对我的话深有同感或有所谅解。《庄子》每言“道通为一”，佛陀教人消除“差别相”，当是不谬。
其二是必须将道教内丹学从江湖文化提升到学术的殿堂，以现代哲学和科学进行学术创新，使之成为现代人体生命科学和心灵哲学。我在二十余年的丹道调研活动中，遇到了上层、下层、左的、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左的干扰主要来自上层那些“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和党棍，他们打着反对封建迷信的旗号将内丹学打成“伪科学”，将这个学术领域的科学研究划为禁区。然而近十年来内丹学已同西方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和心灵科学（Science of mind）接轨，《悟真篇》等重要丹经被译成英文，英、法、美、俄诸国都出现研究丹道的学者，国内一些高等院校也有数十名青年学者选作内丹学的课题得到博士学位，内丹学的研究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何况那些号称“反伪科学斗士”的头面人物，主要对立面是江湖上的气功师，因此这种来自上层的极左干扰并不大。二十余年我深感压力的，是来自下层的右的方面的干扰，即是社会上那些打着某门派第几代传人、某大师嫡传弟子旗号收徒敛财的江湖丹师的干扰。就我在调研中实际接触到的这类丹师而论，他们大多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十之七八是并无真才实学的招摇撞骗之徒。其中少数人扑风捉影的懂些皮毛，甚至得到过只言片语的传授，但自视甚高、谬见甚深，以偏概全、妄自尊大，模仿钟离权十试吕洞宾的方式以江湖规矩授徒，稍不如意就四处散布流言蜚语，跟这种丹师交往是白浪费时间和徒惹麻烦。我也见过得部分真传的丹师（少有得全诀者），但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多为江湖人士的五花八门的徒弟，其中多是无正当职业的进城务工人员，以甘充鹰犬、打手作晋见之礼，以奉献大小论亲疏，都争当嫡传弟子和掌门人之位，这也给我的调研活动带来巨大阻力并横生许多枝节和招惹若干是非。特别是一些确实接触过前辈内丹家的老于江湖的丹师皆自称曾得到前辈知名丹师的真传和秘诀，但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似露非露的吊人胃口，使你无法判别真假，只有乖乖地向他奉献钱财。这些年我积累了很多判定丹师是否得过真传的经验，也真正摸透了江湖的规矩和江湖文化的特征，有时反而能根据江湖传道授徒的规律揭穿某些丹师的谎言。例如近世内丹学家陈撄宁先生，28岁至31岁时，曾因病四处参访佛道中的修炼家，“先寻访佛教中有名的高僧，如九华山月霞法师、宁波谛闲法师、天童山八指头陀、常州冶开和尚等。但嫌佛教的修养法都偏重心性，对于肉体仍无办法，不能达到去病延龄之目的。因此又寻访道教中人，如苏州穹窿山、句容县茅山，都是香火地方，道士们不懂得修养。又如湖北均州武当山、山东即墨县崂山，虽有不少做修养工夫的人，他们所晓得的方法，尚不及我，有许多问题不能回答。其他不出名的地方，如安徽怀远县涂山、浙江湖州金盖山等处，都是空跑，并无结果。我想，这样寻访，白费光阴，还不如自己看书研究，因此遂下决心阅览《道藏》。”（《陈撄宁自传》）陈撄这份《自传》写于1953年10月28日，是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写的档案材料，自注计七页，139行，2896字，为研究陈撄宁学术思想的一份最真实的资料。民国时期陈撄宁在上海办《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聚集了当时一批杰出的内丹学家和丹道修炼家、爱好者，陈撄宁之学术亦靠多年参访、与道友相互切磋、自己阅读丹经狠力摸索而来，终其一生未皈依一师一派，但却开创了内丹学从江湖文化迈向学术殿堂的新生面。
陈撄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贴出大字报诬陷他，致使陈撄宁先生旧病复发，腹泻昏迷，于1969年5月25日19时许病逝于北京市人民医院。当时正在“文革”阶级斗争激烈时期，那些自称“入室弟子”、“嫡传弟子”的人竟无一个在他身边，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始兴起对道教的研究，但尚不能认可丹道是一门学术，更不承认陈撄宁先生是学者。我在80年代多次著文介绍内丹学和陈撄宁先生，逐渐使陈撄宁先生及其仙学的思想为学术界所接受。特别是《道教史上的内丹学》一文在《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上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而后又有多名研究道教文化的博士生选择内丹学作博士论文，内丹学作为一门新学科遂被学术界所确认。直到9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陈撄宁先生在气功爱好者之间声名鹊起，内丹学成了气功师聚徒敛财的旗号，一些江湖术士又想重新把陈撄宁拉回江湖文化的门派之中。他们自称是得了陈撄宁先生“男女双修秘诀”的“嫡传弟子”、“入室弟子”或者“徒孙”，以之蛊惑青年，蒙骗社会上的大款、高官以售其奸。他们否定袁介圭先生等人为陈氏门徒，声称唯有他们才是陈撄宁创立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什么“仙学派”，并煞有介事的编造经历声称他们拜师时像共产党员入党一样也有“两个介绍人”。更有甚者，他们还无中生有地造谣说陈撄宁逝世时天上“仙音缭绕”，胡说陈撄宁“还会回来的”，费尽心机地寻找陈撄宁的“转世灵童”。其实陈撄宁先生是学者，不是江湖术士，他对同类阴阳丹法所知甚少，生前没有皈依任何丹师之门下，更没创立过什么“仙学派”。近几年几个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竟也装出得到丹法秘诀真传的模样，对陈撄宁先生一口一个“师爷”叫得怪亲热，在世人面前争着给陈撄宁当“徒孙”，这几个人无非是看中了陈撄宁这块招牌的商品市场价值，他们神化陈撄宁先生的目的在于贩卖他的书稿捞利。这些鼠辈对陈撄宁先生的推销和标榜，只能玷污陈撄宁先生的名声，因为这些丑类根本不配和陈撄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们编造的仙学派历史和拜师经过既和《陈撄宁自传》所述事实不符，也违背当时江湖文化中丹道承传的规矩。陈撄宁先生终生奋斗的目标也是将丹道从江湖文化中解脱出来，因之首次在学术刊物上公开讨论丹道法诀，并提出“重研究不重崇拜”、“贵创造不贵模仿”、“在超脱不在皈依”之箴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派所得而私，学者只能“空前”，不能“绝后”，后人超过前人乃自然规律。陈撄宁先生《答上海钱心君七问》有云：“譬如我自己是个学仙的人，设若侥幸将来修炼成功，必有特异之处，可以显示给大众看见。倘仍不免老病而死，又无丝毫神通，你们切切不要烘云托月，制造谣言，说我已经得道，免得欺骗后人。像这一类的事，前人书中常有，我看了甚为厌恶。所以我自己不愿蹈这种陋习。今世修炼神仙之术能完全成功的，我未曾见过。但一半成功却是有的，然也不足为奇。这全靠我们后起之秀发愤有为，方可登峰造极，超过前人。”陈撄宁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大学者风范，和那些自称他的“徒子”、“徒孙”的江湖术士，是何等泾渭分明！
我在二十余年的丹道调研活动中，倍尝重重挫折和磨难，亲历同江湖人士的种种是非恩怨，深知这些江湖人士在切身利益驱动下为争当掌门人，争师承招牌等如何善于造谣生事、相互倾轧、心狠手辣，因之不愿看到学术界的青年学者再为调研丹诀同江湖师傅打交道。我痛下决心将内丹学从江湖文化引入学术研究的科学殿堂，这本身就是真正继承了前辈内丹学家陈撄宁先生未竟的事业。丹道的基本法诀公开之后，可使有志修道者免去几十年拜师求法之苦，可使那些毫无真才实学的江湖师傅大大缩小骗人谋财的地盘，可使后世学人不必纠缠江湖上的是非恩怨浪费治学的时间和精力，可使内丹学变成能推理、能实验、能探索、能创新、能试错、能据书修持、能据丹经研究的科学体系。丹道作为江湖文化在中国流传数千年，形成一套拜师、授徒、传法、修炼的成熟的行为系统，其中自然有不少特长和优点，因此江湖文化本身是不能取缔也无法取缔的。然而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中，一些丹师唯利是图，更有一些意在骗财骗色的假丹师加入进来，再加上中国上层极左的反宗教、无神论思潮破坏了丹道依附道教而传的社会氛围，因此江湖文化中的腐败现象中断了丹道传法的古制。江湖文化往往把开宗立派的第一代丹师美化为无所不能的神仙，由其收徒传法兴盛一时，然后继传弟子日趋保守，靠前辈之声望敛财谋利疏于修炼，于是愈传愈劣，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被新创的门派取而代之。神化开宗立派的丹师是江湖文化的一个特征，这种“祖师爷”被神化后名列仙班，不准别人说半个“不”字，祖师爷所传法诀不能创新，更不准后世丹家超越他们。
现代科学则不然，它是在一代一代不断创新的机制中发展而来的，至今带动全人类进入了科学昌明的时代。按照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研究，科学的发展一开始经过一个“前科学时期”，通过各种学派的百家争鸣逐步形成一个公认的科学“范式”（英国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称之为“科学研究纲领”）。有了公认的范式，科学的发展便进入了“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在统一范式的指引下不断完善科学理论，扩大知识范围，探索未知领域。当未知领域的大量反常现象不断冲击旧的范式，终于动摇了科学家集团对旧范式的信念时，又进入了“科学危机时期”。这时科学家集团中的年轻一代逐步取代保守的老年一代，一些有生命力的新范式被新一代科学家提出展开竞争，抛弃旧范式、建立新范式的“科学革命时期”就到来了。整个科学史从“前科学时期”到“常规科学时期”，再到“反常和危机时期”，最后引发“科学革命”，重新进入新的常规科学时期，这就是库恩描绘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近代以来，天文学从托勒密的“地心说”范式过渡到哥白尼的“日心说”范式；化学从“燃素说”范式飞跃到拉瓦锡的“氧化说”新范式；物理学由亚里士多德范式到牛顿力学范式，再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牛顿力学的大危机确立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新范式，科学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发展的。科学革命并不否定原来的“研究纲领”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甚至认为“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科学理论有复活的可能性。例如牛顿关于光的“微粒说”取代了惠更斯的“波动说”，而后“波动说”又获得新生；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魏格纳1912年提出的大陆漂移学说和霍姆斯1944年提出的地球板块构造学说。科学革命更无损于前辈科学家的威信，尽管牛顿的科学范式被爱因斯坦、玻尔的科学范式取代，然而牛顿仍然是科学史上功勋卓著的一代科学巨星。科学家、学者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一生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都难免有失误或局限，但科学的发展却日新月异，后人超过前人是科学发展的铁的规律。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仅数百年，却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地球的面貌。丹道在中国流传数千年，至今在道教中濒临失传，在社会上亦鱼龙混杂，其正法真诀之传承几成绝响。此吾所以痛感有将丹道从江湖文化引入学术殿堂之必要，而置江湖上借丹道谋利之徒群吠狺狺而不顾也。
其三是我在二十余年内丹学调研活动中，多处寻师求法，终于摸清丹道法诀在江湖文化中承传的秘密，弄明了江湖规矩和丹道法诀的特点，为将丹道推向学术研究的科学殿堂铺平了道路。在江湖文化中，丹道法诀从不形诸文字，仅在师徒间口口秘授，因之访寻真师和求得口诀成了研习内丹学的关键步骤。所谓真师，其一是必须有清晰可考的丹道承传系统即师承来源要明；其二是该丹师的老师必须是真师；其三是确实得到前辈丹师的真传实授且手中握有丹道真传的手抄秘本；其四是对丹道理论能融会贯通且有一定修持经验。如果丹师虽是前辈著名内丹家的门下传人，但其老师的师承不明，是名师而不是明师；或者仅有师徒名份未得真传；或者对丹道仅一知半解闪烁其辞，皆不可谓之真师。济一子傅金铨曾著《试金石》一书，用以判定真师和假师的根据，学道者可以参究。寻得真师后，须以“诚、敬、恒、真”的心态追随左右，先按师指苦读丹经，直待机缘成熟，还须向丹师献上法财助师成道，盟誓拜师，焚烧誓状，方得真传实授，而后拳拳服膺，修之不辍，终生感谢师恩。古德有云：“未遇真师，难得者法；既遇真师，难得者财、侣。”也有得师口诀后无力行功，则著书以访友，求取内助外护者，如《仙佛合宗语录·跋》云：“若自有力行功者，则传此以度同志之人。若自无力行功者，则藉此以遇护道之侣。否则，或三代有德向善，兼能助师行功；或力不足，能代募助师，亦可许之。古云法财两助，此之谓也。”近世内丹学家陈撄宁先生作《口诀钩玄录》，列举14条“口诀不肯轻传之理由”，学者可以参看。这种江湖文化的承传方式使黄帝、老子、魏伯阳、吕洞宾、陈抟等开创的内丹学数千年来一线圣脉，不绝如缕，留传到今天；也使历朝历代都有冒充仙人的伪师、道首、江湖术士打着丹道的旗号招摇撞骗，汉之栾大、宋之郭京辈代不乏人，足见江湖文化其利也在斯，其弊也在斯！为了纠正江湖文化的弊端，我们亟须在保存江湖承传方式的同时，另辟蹊径，将内丹学引入学术研究之路。
我以为四通八达谓之道，教化天下谓之德，济世救生谓之丹，度人度己谓之师，可学可修谓之法；丹道之理（理论体系）、事（修持实践）、法（承传法诀），事由理来，法须事验，关键是揭开丹道的基本原理以指导修持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未知的法诀自会不断揭示出来。尽管现在某些江湖传功师傅尽力把陈撄宁先生曲解为江湖上所谓“仙学派创始人”，为自己收徒敛财行欺世盗名之事，然而陈撄宁先生毕竟是崇尚科学的内丹学家，不是不学而知的活神仙。他在《口诀钩玄录》中说：“余昔年访道，执定一个见解，就是虚怀若谷。不管所遇之人，是正道、是旁门、是邪术、是大乘、是小乘，总以得到口诀为最后之目的。故凡关于口诀一层，耳中所闻者，实在多得无以复加。虽不能说白费光阴，徒劳心力，然在我所得口诀中，百分之五十，都是怪诞鄙陋，不起作用的。又有百分之二十，虽然能用，而无大效验。其可以称为真正口诀者，仅百分之三十而已。仅此百分之三十，尚有上中下三等之不同，难以一概而论。现在我对于‘口诀’二字，着实有点厌闻。”我在经过多年丹道的社会调研后，对陈撄宁先生这段话，颇有同感。陈撄宁先生声明自己撰写《口诀钩玄录》的目的，是因发现黄元吉先生，“理与诀并重”，“学者果能按其所说，见诸实行，则了道成真，自信当有几分把握。从此以后，不必累月经年，搜神语怪，乃知正道本属平淡无奇；不必千山万水，访友寻师，乃知真诀即在人生日用。岂非一大幸事乎？”黄元吉的丹诀我已收入拙著《丹道法诀十二讲》之附录中，陈撄宁先生这段话，也是我著《丹道法诀十二讲》的初衷。
《易·系辞下》云：“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这句话亦见于《太平经》卷五十二《胞胎阴阳规矩正行消恶图》。足见中国古代之道术，皆须择人而授，先秦时期的方仙道继承了这一传统。《抱朴子·金丹》云：“此道至重，必以授贤，苟非其人，虽积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葛洪每言仙人本无种，皆积学而至，黄帝、老子尚有师，人必得师而可学。又云长生之方，乃道家至秘，“故血盟乃传，传非其人，戒在天罚。”（《抱朴子·勤求》）特别有趣的是，葛洪描述了“世间自有奸伪图钱之子，而窃道士之号者，不可胜数也。”（同上）他们善为诳诈，以欺学者，“乃复憎忌于实有道者而谤毁之，恐彼声名之过己也。”（同上）对于向他们求学问道的人，装作“博涉已足”的样子，“若所知宝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状。其有所请，从其所求，俯仰含笑，或许以顷后，故使不觉者，欲罢不能，自谓事之未勤，而礼币之尚轻也。”（同上）葛洪那个时代至今已过去千七百年，然而江湖上这些丹师的音容品貌竟然一点没变，葛洪描绘的虚名道士和今日江湖丹师仍然惟妙惟肖。我二十余年访道所见此辈不少，都自称曾得丹家秘传，问其丹诀则立刻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笑而不答，称缘份未到，实则对此辈我不消十分钟问答就可判其真伪，他们那点学问尚不配在我面前卖弄。我自己从年轻时求道走过来，深知其中甘苦，因之对年轻的求道者忒过信任和呵护，在当今世风日下的交往中亲历诸多教训，甚觉伤情。特别令我惊奇的是，那几个自称是此辈丹师“徒子”、“徒孙”的年轻人跟随他们不到一年半载，也立刻装出得了丹家秘传口诀的样子，起上几个“道号”在互联网上一知半解地讲道谈玄，拼命包装他们的“祖师爷”，搔首弄姿地欺诳丹道爱好者。N·弗莱迪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包装决定一切的年代。‘形象’包装比正直、善良、诚实及健全的心智等内在的品质更为重要。”而“内在美在美貌面前的弱势只能说明这样一种事实：我们的社会正日益浮躁和浅薄，它仅仅根据最表面的特征进行价值判断和取舍，而没有耐心深入到事物的核心。”（《美貌的诱惑》）江湖术士都在向丹道爱好者散布一种神话，丹道法诀是吕洞宾等仙师一代一代从古到今口口相传给他们的，他们是这种“真传”的唯一“专利拥有者”。至于他们拥有的“丹诀”是什么？如何鉴定其真伪？那是不能问的。因为他们的“丹诀”永不公开，只准许你相信他得了“真传”，老实地向他们奉献“法财”，而不准怀疑他们，如果你怀疑他其实没有什么真传丹诀，就更证明你心不诚，越发不能将他们秘传的丹诀告诉你！我国在这个浮躁年代生长起来的“新新人类”往往对此骗局缺乏理性的思考，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们和社会上的网络一代也习以为常，甚至以为他们真像《史记·留侯列传》里的张良那样曾遇黄石公等异人传授。我曾经为此在一次座谈会上做过一个实验，我将一句丹家采药火候的口诀附耳传给一名学生，让参加座谈会的21个人依次附耳相传，直到最后一人得此口诀后再传回我，前后仅用了15分钟时间，结果这个口诀经21个人依次相传后连我自己都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这是现代心理学上一个可重复验证的实验，因为传话的人必然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不断修正所传播的语言。一句口诀在15分钟内经21人传播尚无法保持原样，内丹法诀在历代丹道修炼者中口口相传数千年之久而不失真岂非神话？设若历史上各朝各代千千万万丹道修炼者的法诀最初都是由某人秘传下来的，那么这个最初传诀的人的丹诀又来自何方，这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由此可以断言，江湖术士为自神其术说他们的丹诀由古代丹家师徒口传心授而来的神话是不能成立的。天道循环，流远则有偏，小失成大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经至十改而乱，语至十传而伪，卦须一占则准，《太平经》卷四十所载《分解本末法》及卷四十二《四行本末诀》早就阐明此理。内丹学发展到今天的现状，应该识破江湖术士散布的对师徒秘传丹诀的迷信，改变江湖文化“重诀不重文（理）”的旧传统，从而理、事、法并重，将内丹学引入学术研究的殿堂。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一方面是内丹学的传法系统确有靠师徒秘传的传统，另一方面是丹道法诀的承传不像江湖术士吹嘘的那样不可理喻，而是一个可解释、可发展、可超越的系统。就“理、事、法”三者而论，法诀是技术，技术源于内丹理论，学理指导修持实践，理通法自明，这是其一。技术又是经验的总结，技术是否正确又靠修持实践（事）来检验，法真须事验，这是其二。由此可知，内丹学能够流传到现在，全靠内丹学家在学理上不断深入探索，在修持实践上不断总结经验而来，丹道法诀没有失传，首先是因为自古至今丹家对丹经学理的体悟和修持实践没有中断。江湖术士大多没有真正的修持实践，他们的体质和精神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又没有悟彻丹经的学养，因之他们所传的口诀也是靠不住的。隋唐五代时、宋元辽金时、明代、清代的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因之内丹家的修持实践亦不相同，丹道法诀之流传自然也很不同，这是不难在考察以上不同时期的内丹学著作发现其区别的。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内丹学亟需在总结历朝历代内丹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使之成为具有时代精神，符合现代社会环境的人体生命科学。只要老子的《道德经》不失传，只要《庄子》、《易经》、《阴符经》、《黄帝内经》不失传，只要《参同契》、《悟真篇》、《入药镜》、《金丹真传》等丹经能流传下来，丹道法诀是不会失传的。天数起于一，一为道本，返本复初，大道自行！学者苟能一心向道，只将虚、寂、恒、诚四字入进去，各类丹道法诀自能由繁返简，由多返一，以人心体察天心，自然合道体真，有不待师传而成道者。就佛法而论，学佛者只要发愿皈依佛法僧三宝，有一部《大藏经》在，虽找不到真正证道修持的明师，亦可求自觉之果，此所谓声闻、缘觉乘，不靠善知识而证得菩提，成就独觉佛、辟支佛。佛法如此，道法亦然，大中道者有诗云：“四生证得独觉仙，丹诀何须赖师传。慧海慈航求普渡，大道由我遍三千！”其实丹道的境界，本是一种人生的艺术境界，世上各行各业的艺术大师，如武术、音乐、书法、绘画、雕塑等，其所以成功的诀窍，无不与丹道相通。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总结坤角练功的窍门为：“气沉丹田，头顶虚空，全凭腰转，两肩放松”，这段话亦可视为丹道炼形的法诀。清代内丹学家刘一明著《悟道录》，见“日照月临”、“接桃接杏”、“水冻冰消”、“钟鸣鼓响”、“红花绿叶”、“龟藏鱼潜”，无非是道，无非是诀。足见人能悟道，则随处有师，随处有法，随处有诀，何必自困于江湖术士门下空费时日呢！
最后必须指出，我虽然花费了二十余年时间参访了一些内丹家、高僧、高道，并以不同方式拜师寻求修持法诀，但并不皈依任何宗教团体或江湖门派，也不妨碍这些门派以宗教或江湖规矩传法授徒，更无意和这些门派的弟子竞争什么“掌门人”、“嫡传弟子”的名份。在这一点上，那些在互联网上拼命推销自己的教首和江湖门派头领尽管放心，大可不必将我作为竞争对手肆意诽谤，我并不想强迫他们赞同我的学术观点。我对内丹学的研究遍及世界各教派、学科及佛、道、医、武诸家，并不专注一家一派，却是取众家之长而一之，虽不得已有按宗教规矩拜师求法之举，目的也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研究。这些年和我交往的江湖门派、宗教团体和社会人士多矣，然我是学者，不是气功师，不是宗教徒，更不愿和江湖人士论同门师传之类的辈份，也不以教徒身份参加宗教活动。2002年11月24日上午，我在台湾辅仁大学宗教系庆祝该系创建十周年的大会上讲演，参加者有台湾各界的宗教领袖和海内外邀请来的各大宗教的学者，宗教信仰的气氛十分浓厚。会议进行到回答问题的程序时，一位西装革领的老学者接过话筒问我，“你是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是共产党啰，我知道你多年研究宗教，我想问你既然研究道教，不知你是否信仰道教？”听介绍说提问者是台湾基督教的领袖，我担心自己公派赴台期间引起什么政治问题带来麻烦，因此便用别的话搪塞而回避此提问。没想到又有一个年轻学者站起来要求我正面回答此问题，会场气氛严肃下来，连主持会议的宗教系主任陈德光教授也说他想知道我有没有宗教信仰。我回答说：“大家知道我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在台湾以繁体字出版，又在网上看了不少我研究道教内丹学的文章。我认为内丹学是科学，是人体生命科学，不是宗教。我研究道教多年，我信仰道，但不信教。”听到他们报以掌声，我松了一口气。其实我多年来从事这种研究远离政治，专心学术，仅阅读《道藏》编成一部《中华道教大辞典》就须在三五年间耗尽心血而心无旁骛，因之我充其量仅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已。在这点上，我自觉和陈撄宁先生有诸多心灵相通处，因之我十分敬佩他的为人和为学。陈撄宁先生说：“疾病缠身，痛苦煎逼，参禅、念佛、持咒皆不得自在，不幸短命而死，来生又复沉迷。因此，健康实为一般学佛人士所必需，勿轻视仙道。”（《为净密禅仙息争的一封信》）他甚至还说：“释迦佛在雪山六年精进，弄得骨瘦如柴，后于尼连河畔，仍不得不受牧牛女乳糜之供以调养肉体，此乃生苦。释迦佛住世七十九岁，仅仅得到一个中寿，此乃老苦。后为须跋陀罗说法时，已患身痛、背痛、腹痛、下血等症，此乃病苦。最后只有入灭一途，虽经众弟子抢地呼天，悲哭挽留，亦不能多延时日，此乃死苦。此种事实，不能以‘示现’二字强为辩护，须分别言之。用佛眼看，则是示现；用肉眼看，还是苦境。请问，世间有几只佛眼？释迦佛的人格，及其智慧，可以说古今无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独惜他老人家度生的方法，尚缺少一段肉体上功夫，是谓美中不足。愚意，若将中华民族古代圣哲所发明所遗传之仙学，补充印度外来的佛学之不足。修养肉体，则用仙学；开悟心性，则用佛学；性命双修，仙佛同证，方为尽美而又尽善。”（《与上海某居士书》）陈撄宁先生力挺仙道而敢于直指佛陀，足见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什么“权威”和“偶像”，他讲“重研究不重崇拜”，实在不希望有什么不肖的“徒子徒孙”将他自己当成崇拜的偶像。在那种各教派纷争的年代，陈撄宁先生为争取丹道修炼的一席地位，不惜自承为“外道”。他说:“须知，余在今生是外道立场，当然不求往生西方。况于此世间愿心未了，亦不欲急于离开。”“所以，我自己将来的去处，是遍历欲界诸天，最高亦不过到色界四禅为止。不愿困陷于无色界，亦不愿入涅槃，……所以我自认作外道。”“世人相信自力者，尽管去参禅（禅宗）；相信他力者，尽管去念佛（净土）；相信他力加持自力者，尽管去灌顶（密宗）。我非但不反对，并且立于赞成地位，决不劝他们走我这条路。惟有志在修养，意存实验，而与佛法无缘，又不信其他一切道门、一切宗教者，我则顺其机而接引之。并随时用高深的学理，以扩充其心量，而种未来之善根。”“西方净土，号称极乐世界，彼土众生，都是大善知识，用不着我去帮闲，还是留在苦恼娑婆世界，了一点心愿罢。然而我对于阿弥陀佛之大愿力，观世菩萨之大慈悲，实不胜其钦仰。自己虽不求往生，却希望他人往生，免得下次又来受苦。”“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假使全球人类，个个都持十善，个个都行六度，这个世界就是极乐，秽土就变成净土，何必再讲往生？这是我的末后句。”（《与上海某居士书》）陈撄宁先生有宏大的行愿和弘道的勇气，真是道学研究领域不世出的奇才。我将陈撄宁先生收入《中华道教大辞典》并予以极高评价，就是十分珍惜他留给后人的“科学精神”。陈撄宁先生于禅、密、净土诸法中独标仙道，而我则兼学佛法并以内丹学融汇禅、密、净土，以为万法归宗，不离大道。因之我们倡导要继承陈撄宁先生的科学精神，而不是继承他的什么“门派”。在丹道的承传中，固守师说的人是最没出息的。丹道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现代社会里，丹道只有在真修实证中不断创新才有发展。
（二）丹道之修真辨难和答疑
（1）三家四派丹法之区别和联系
我经过多年对丹道的调研，将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三丰派、伍柳派等多种门派的内丹功法，归结为三家四派，这是从实际修炼方法上的系统分类。分类是科学研究的开端，我们的目标是对丹道进行科学研究，不得不先以科学的方法将内丹功法进行分类。我们首先将丹道功法划分为三家阴阳，即自身阴阳、同类阴阳、虚空阴阳，又将自身阴阳之清净丹法、同类阴阳之彼家丹法和龙虎丹法、虚空阴阳之虚无丹法分为四派。内丹学认为，自古及今之所有神仙，必假修炼而成道，而丹道修炼之所有法诀，皆是阴阳之把握和运用。“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为丹道修炼之本。阴阳不交，天地或几乎息矣，人类或几乎息矣，何来丹道？三家四派丹法之区别，在于阴阳之不同把握和运用，因之这种分类法比粗略地将丹法分为清净派和阴阳派，更切近自然造化的本质，也更具有科学性。
自身阴阳之清净丹法和同类阴阳之彼家丹法，是丹道修炼的基础，未有不懂清净丹法和彼家丹法而能通达丹道者。然就清净丹法和彼家丹法而论，彼家丹法又以清净丹法为基，因为彼家丹法之要诀便是“清净头，彼家尾”。乾隆四年（1739）丹经抄本《玄门秘诀》云：“至于清净头、彼家尾等诀，且谓药自外来，想又另有别传，此非吾之所知也。”“点化者，清净头、彼家尾也。非道不能用鼎，难！难！难！今方士者流，先言用鼎，谓先浊后清，不思凡胎俗骨，岂能承受，此又不可解者矣。”《悟真篇》词云：“白虎首经至宝，华池神水真金。故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寻常药品。  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依时采取定浮沉，进火须防危甚。”其中“先须炼己持心”一句，即“清净头”也。否则“白虎首经”再好，也难以“依时采取”。民国以来内丹家多不明龙虎丹法之传，却误以为彼家丹法也像龙虎丹法一样行之于炼精化气阶段，声称炼气化神就不用鼎了，不懂“浇灌十月休离鼎”之意，这是对彼家丹法道听途说的误传。古丹家多以性功成就者，称“玉液还丹”，命功点化者，方是“金液还丹”。先“尽性”才能“至于命”。胎息不成，炼心不死，而行此一时半刻之功，乃自投地狱。丹道法诀的关键步骤，无非是采药和炼丹两步而已，三家四派丹法的分别就在这两步上。丹家每言“童体与破体不同，金液与玉液各异。清净乃首尾之功，服食乃点化之药”。彼家丹法如非以清净为基，离器不空，神剑不灵，不见药嫩水清，是无法行服食采药之工的。因之那些一提清净就判为北派功夫，不知清净丹法乃各派丹法之基础的内丹家，皆没得同类阴阳彼家丹法和龙虎丹法之真传。
“生”、“死”和“性”是人类生命的原始本能，丹道既研究人体生命科学，必然把人体生命的这三个关节点当作研究的重点。其实非只丹道，世界上几乎所有古老宗教的修持方法，都普遍关注“性”的问题，只不过因社会风俗和道德伦理的原因，其隐显程度不断变异。印度教性力派等自不必说，佛教各宗派普遍讲“慈悲”和“发菩提心”，然而在无上瑜伽密续中，梵语Karuna（慈悲）本有在大乐时不射精的意思，至于bodhicitta（菩提心），人们知道，空乐不二大手印、时轮金刚体系中，“白菩提”和“红菩提”分别指男子精液和女子体液。甚至“瑜伽”一语，也是指一种超世俗婚姻的“结合”，是男性的大悲与女性的大智之结合。《金刚经》云：“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著其事。”知佛陀亦暗示有性的修持方法，后世高僧点化“空”字乃“穴下之工”，可见其关注性的修炼。200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古子文先生所著《深入藏地》一书，其中记述他在不丹遇“欢喜金刚双身修佛母朱巴·基米雅”，基米雅佛母回忆了她在14岁被选为明妃和朱巴金刚“空乐双运”的过程，以及在“男女和合大定”前进行“密灌顶”和“慧灌顶”等，当属事实。2004年9月我赴西藏日喀则、拉萨考察，在布达拉宫见莲花生大师像前塑有明妃，然而讲解员咬定密宗寺庙有双运尊乃社会上的误传，并声言明妃并非真有男女关系云云，看来其否定双运道乃是受汉地伦理观念影响所致。然莲花生大师有言：“我此妙道，如蛇在竹，上则成佛，下则堕狱，无第三路可以扑朔。”狮子跳处，驴不能跃。布达拉宫的参访者多不具进入双运之条件，此道为佛密修炼次第所禁言，故讲解员否定亦不失为善巧。近世研究和修证藏传佛教的学者，莫过于陈健民上师，其所著《恩海遥波集》所述甚明，读者可以参看。密宗瓶灌所用海参等物和金刚杵，包括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哞”，其中“嘛呢”为如意宝，“叭咪”为莲花，大致也是男女双修之性器官的隐喻。大手印修持经四次灌顶（瓶灌、密灌、慧灌、胜义灌）和四瑜伽（专一瑜伽、离戏瑜伽、一味瑜伽、无修瑜伽），转五毒（贪、瞋、痴、慢、嫉）为五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即生圆证三身成就（不生证法身、不灭证化身、不住证报身）。大手印之修持，在内丹学看来，是为追寻和证验吾人此万劫不坏之一点灵明性体，认识此一点灵明性体为得法身见，禅宗谓之开悟，为大手印修慧的初步证量，能善自护持，保任如如，是禅宗明心见性，亦是王重阳的“得性见金丹”。见性之前，包括方便道、四灌顶，尚不是大手印正行，仅能称作加行。无上瑜伽之方便道（亦称贪道）修“事业手印”，包括第三灌顶（慧灌），皆和丹道男女双修的彼家丹法相通。先师知非子认为佛教密宗的修持，特别是贪道，要受年龄限制，年衰体弱者只宜修持清净功夫。仅就清净功夫而论，修持方法亦五花八门，从广义上说，佛教之戒、定、慧三学，止观双运、安般守意、六妙法门，皆可囊括进去，其他武术、气功亦不离清、静二字。由此看来，清净丹法和彼家丹法，已将世界各宗教的大多数修持方术包罗进去，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另有虚空阴阳的虚无丹法，是玄关窍开、元神呈现后在虚空中把握阴阳，见性而后了命。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闵小艮（派名一得），从高东篱受戒，得同门师兄沈一炳所传丹诀，后又从月支国人黄守中学斗法秘术。黄守中原名野怛婆闵，自印度来华，由王常月受戒，传龙门西竺心宗。盖闵一得所传丹法，本受印度教和密宗影响，多咒语，传《天仙心传》、《女宗双修宝筏》等书，为虚空阴阳之虚无丹法。其实密宗宁玛派的大圆满功法，有真修实证兼能了命的禅宗功夫，顿超直入的文始派丹法，都可归入虚无丹法一类。全真道所传清净丹法，修持到高境界，亦可接续虚无丹法。另有正一道所传神霄派、清微派、天心派等雷法乃至剑仙派功夫，亦属虚空阴阳的功夫。2005年10月10日美国学者苏海涵（Micaael Saso）来访，他曾在台湾拜师入正一道，当道士，学得清微五雷正法、灵宝三五都功法、北极法等，1975年编成《庄林续道藏》、《道教密诀集成》等书。苏海涵教授叙述了他拜师求法和修持的经过，称可以符箓、咒语作法召请六甲神将。苏海涵教授时年75岁，身体健壮，精神矍铄，他的丹法属外用的虚空阴阳功夫。这种功法在饮食上要求甚严，不仅不能食肉类，不能食葱、蒜、韭菜、薤、芫荽等五辛之蔬，且不能吃豆制品、蘑菇等菌类、腐乳、发酵的腌糟类食品等。这样，清净丹法、彼家丹法、虚无丹法的修持方法，已将世界各大宗教、民间宗教、秘密会社、武术、巫术、气功等门派的修持方术包罗殆尽。
再有同类阴阳之龙虎丹法，是中国道教内丹学所独有的，它不像清净丹法、彼家丹法、虚无丹法那样与其他宗教修持方术相通，而是完全由中国道教医学、房中养生学等民族传统养生文化孕育而成，故称作“不共法门”。龙虎丹法可传于衰老体弱的学人“医枯朽”之用
，可以坐享其成，故又称作“添油接命”之术。盖古时中国点油灯照明，欲延长照明时间，光靠拧紧灯芯省油和防止风吹等消极保护还不行，关键是想法添油，才能使灯经久不灭。这就是说，人想健康长寿，光靠防病保养还不够，须用返老还童之术。张三丰《无根树词》云：“无根树，花正微，树老将枯接嫩枝。梅寄柳，桑接梨，人老原来有药医。自古神仙栽接法，留与修真作样儿。”由此可知，仙家返老还童之术就是模拟老树栽接嫩枝的功夫，也称作接命之术。古代房中养生学著作多讲“竹破竹补，人破人补”，载彭祖“以人疗人，真得其真”的话，谓之“人运中兴”，与《参同契》“同类易施功兮，非种难为巧”之语相合，此所谓“同类得朋”，“人要人度，命要命续”者，也即《悟真篇》所云“竹破须将竹补宜，抱鸡当用卵为之。万般非类徒劳力，争似真铅合圣机”。《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陈致虚注《参同契》引此二语，云“只此二语，道尽金丹”，足见龙虎丹法的原理植根于中国医学和房中养生学。实际上，丹道的逆转任督、后升前降，也是由房中术的“还精补脑”演变而来。龙虎丹法平实无华，极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乃内丹学千古承传的一条正脉。在修持实践中，龙虎丹法和彼家丹法乃丹道命功的要害，二者相辅相承，运用之妙，必待师传，如无师授，妄意猜度，多记丹经，腾其口说，则火候难知，不能“献出青龙惹妙铅”，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矣。济一子傅金铨《道海津梁》云：“《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不穷，则无以尽性；性不尽，何由以至命？盈科之理，未可一蹴，不到‘知命’，未可言‘至’，孔子‘罕言’，佛云‘秘密’。浅识之士，理不穷，性未尽，奈何轻言‘命’哉！性由自悟，命必师传，自古及今，少有能窥其涯涘者。”今之江湖丹师，对龙虎丹法，闻且未闻，即以盲师引瞎徒，上阳子深叱此辈为“教中罪人”，济一子更著《试金石》设二十四问以辨真伪，稍有不合，便非透底之学。傅金铨《道海津梁》更描述龙虎丹法之法象如观世音大士，“左为龙女献珠，右为善财（童子）合掌。女本阴也而居左，阴中含阳也。男本阳也而居右，阳中含阴也。此珠在龙女身边，非善财不可得。红孩儿，火也；金圈手足，禁之也，鞠躬致敬以求珠。大士居中，真性为主也。”此乃秘密难知的稀有之事，说出后诸天及人皆当惊疑，须非常之人才能行，故《阴符经》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然虽得此道，法、财、侣、地等条件，实在难备，故《金丹节要》云：“必须善财，预储完足，不令缺乏。若系孽财，必代受孽报。审慎择之。”傅金铨《赤水吟》诗云：“万善无亏真性全，性光发处是先天。果能积行修阴骘，自有飞腾出世缘。”盖龙虎丹法之修持条件，古丹家以为由积德行善而天命有归，其栽接之术，多为老翁与少女的配合，丹家以为可双修双成，故其《赤水吟》又云：“红颜女子白头郎，识得真时是药王。飞上九天餐沆瀣，好从云端看沧桑。”
    江湖丹师每言自身修持四十年、五十年，误以为时间越长功力愈可夸耀。岂不知同类阴阳丹法乃一时半刻之功，清净丹法真正上路也日新月异，不须拖延时日，丹道亦有顿修法门。《悟真篇》云：“赫赫金丹一日成，古仙垂语实堪听。若言九载三年者，总是推延款日程。”读者思之。
（2）丹道对灵界的设定：
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都以逻各斯中心论或语言中心论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特别是笛卡儿以来，主客二分的二元思维模式被牢固确立起来。其中唯物主义流派坚持客观决定论的立场，唯心主义流派坚持主观决定论的立场，这两种哲学倾向无论简单的或复杂（辩证）的，都把某种形而上学的范畴对象化、实体化，以概念思维或逻辑推理的方式认识世界。最初传入我国的西方哲学，皆以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唯物论、科学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主体，这是五四时代中国面临弃旧革新、救亡图存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儒学“神道设教”的文化传统和经学的治学方式，又把这类思想神圣化、经典化乃至准宗教化，以至进入人们的信仰领域而牢不可破。然而在西方，哲学家将某种实体性范畴作为始基的终极的形而上学设定自19世纪后半叶遭到质疑，从叔本华、尼采开始，到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都在批判这种主客二元论的哲学观念，西方形而上学的对象化、概念化、实体化的始基被解构了。海德格尔说：“有一种几千年来养成的偏见，认为思想乃是理性（ratio）也即广义的计算（Rechnen）的事情——这种偏见把人弄得迷迷糊糊。”（《海德格尔选集》第107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中国的科学主义者至今尚坚信宇宙间的事物都可以靠理性来认识，即可以用逻辑推理，用概念、语言乃至数字来描述。其实仅在1到1.5之间，就有小数、循环小数、无理数、某些电子计算机算几万年乃至不停机也算不完的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冷、热、味美、舒服等感觉问题都不能用语言精确表达，谁也无法把一个美女的形象用语言告诉对方使之和自己产生完全相同的印象。这就是说，人们以为用概念、数字等理性可以认识和描述一切事物乃是一种误解、偏见或假象，世上绝大多数事物是无法用言语和数学来描述或计算的，只能靠非理性的直觉、灵感或体悟，也即是灵性思维。海德格尔无疑是西方近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却把宇宙分为天、地、神、人四界，提出了天、地、神、人四位一体之说。此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也提出过著名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即物理世界（“世界１”）、精神世界（“世界２”）、精神活动的产物、知识系统或客体化的观念世界（“世界３”）。“世界１”、“世界２”、“世界３”都是真实的甚至是自主的存在的，它们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相互作用。
中国哲学是一种“究天人之际”的学说，儒道二家的哲学家倡导“天人合一”者居多。“天”有三义，一为神的主宰之天（《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诗·小雅·节南山》：“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二为包括天地一体的自然之天；三为道德、义理之天。在中国哲学中，既使是将天、地的内容包括在一起的自然之天，也和西方哲学中的“自然界”不一样，中国哲学家认为自然之天也是有灵性、有意志的，人不能逆天而行。特别是道家哲学讲天、地、人“三才之道”，其中的“天”决非指现代航天工程所观察到的月球、火星上的石头，而是指虚无空灵的精神世界，指天神、祖先神的灵界和道的本体界；“地”指客观自然界，即现代宇宙的现象界。中国人总是在天、地、人三界的相互感应中寻找机遇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断言“两极相通”，也就是看来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却在最极端处走向与自己正相反的另一极，中国和西方相反的两种异质文化也是如此。北京大学终生研究西方哲学的张世英教授晚年发现西方现代哲学的精华就是超越主客二分，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主客融合的境界，认识到万有相通、古今相通和万物一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王树人教授也发现中国《易经》、《老子》、《庄子》（号称“三玄”）的灵性思维（王树人先生从周易卦象的角度称之为“象思维”）比西方文化的理性思维更原始、更本质、更具创造性，因之写出《回归原创之思》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他在书中说：“事实上，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种种形而上学的实体性范畴，都是‘象思维’虚构出来的。”足见理性思维的创造和发展都是以灵性思维为基石的。在文化史上，象形、会意文字是源，拼音文字是流；诗和音乐是源，逻辑语言是流；道学文化是源，儒学文化是流；灵性思维是源，理性思维是流；宗教是源，科学和哲学是流。佛陀经多年修持睹明星而悟道后叹曰：“奇哉！无一众生而不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颠倒执著，而未证得。”佛陀发现人人皆有一灵明性体，只不过悟者是佛迷者是众生，这一极平常之道理便是博大精深的佛教之理论支柱。科学研究就是要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中发现事物的本质，找出被现象掩盖的规律。譬如一般人往往以为从高处下落的重物比轻物速度快，早落地，而伽利略却发现它们同时下落，从而推导出自由落体定律。与此相似，一般人认为摆的运动是随着振幅的减小而加快，惠更斯却作了摆的运动实验发现摆是等时的而用钟摆计时。同样，一般人认为世上的事物都是可数的，可计算的，我们却发现数字计算的范围很有限。一般人认为世上的事物都是可以用逻辑、语言描述的，我们却发现多数事物具有不可言说性。一般人认为世上事物的运动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都要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然而人的思维能超光速运动却不受时空限制，这种司空见惯的常识却没人注意。譬如太阳的光线到达地球需要8分钟，北极星距离我们81光年，我们却可以霎时间“想到”它，我们可以随时想象自己出门、出国而不受时空的限制。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灵性的世界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是永恒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向别人宣扬宇宙中存在一个真实的灵性世界必然会受到科学主义者的质疑，认为它缺乏经验实证和理性推论的根据，一般人也不会相信。然而实际上，人类在潜意识里早就设定了一个灵性世界的存在，人们就是以这个灵界为基地出发进行理性思维和经验实证的，但是长久以来却没有觉察到和不敢承认它。世界上的所有文明都发源于宗教并以宗教作为永恒的文化背景，而宗教是不能没有灵性世界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宗教信徒，包括无神论者口称“信仰无神论”，实际上也是把无神论当成宗教，信仰科学的信徒亦复如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参拜庙宇，祭祀祖先，礼拜教堂，瞻仰陵墓和纪念馆，这些活动都隐含了一个灵性世界的存在。佛陀、太上老君、观世音、上帝、真主、耶稣、各种神灵、烈士和逝去的伟人，包括自己亲友的亡灵，人们在潜意识里往往设定他们是存在的，这也就设定了灵界的存在，因为人们的信仰需要有一个灵界来收容他们。没有灵界的设定则没有宗教，进而也不会产生哲学和科学以及文学艺术，人类文化也失去依托而无由发生。某种永恒的无限的世界是人类所有异质文化的支点，这种永恒无限的世界只能是灵界，灵界也必然是各种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基石，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有一天真的将灵界从人们的信念包括潜意识中彻底清除出去，人们的灵魂将失去归宿地变得失魂落魄精神分裂，人们将陷入死亡的恐惧中无法安定地生活。没有精神寄托的人们会感到生活无意义，离开永恒信念的短暂生命本身也失去意义，这样的人类社会是很可怕的，也是无法维持的。
现代科学对量子虚空零点能场（挠场）和宇宙多维整合波函数的研究，也证实宇宙是一个有全息记忆能力的世界，是虚无空灵的道的世界，是以“灵子场”为背景的心、物、能一元化的世界。道为宇宙之源，万物之根，它无所不在，无时不有，道和宇宙共舞。宇宙中的物质、能量、信息都是由道生化而来，它们在其虚空的终极点上结合为一，通过道学的“生化原理”由一生二生三，在漫长的宇宙进化中导致虚空复杂波函数的积累。在宇宙虚空中，不仅隐含着潜在的物质和能量，还存留着心灵记忆的信息。现代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费克纳（Gustav  Fechner）认为，尽管我们的身体衰亡了，但我们心灵的痕迹仍会进入量子虚空记忆场中继续存活着。柏拉图所谓“灵魂不朽的理念王国”，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贝克莱大主教所谓“上帝心灵的映射”，都反映了古今哲人对宇宙深处心灵不朽的永恒直觉。美国系统科学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在《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中写道：“我们作为具有一种进化了的心灵的复杂系统，不可能没有任何痕迹地从宇宙住所中消失。我们无论做了什么，甚至想了和感觉到了什么，都会被贮存在宇宙的记忆中，正如费克纳所写的那样，它们形成了新的关系并在未来的所有时间里成长和发展。”（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353页）由此可知，宇宙中基本粒子的运动、原子分子的聚合、山河大地的存在、微生物的繁衍、植物动物的生长、人类的社会活动，都需要随机涨落并传播多维整合波函数的量子虚空零点能场支撑并从中汲取信息和能量。这样，人类本来是宇宙进化的产物，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人类亿万年生命和心灵进化和遗传的产物。宇宙中存在一个生命和心灵遗传的世界（灵界）是不无科学根据的。
在中国道教的文献中，有许多道士交通鬼神、扶乩降笔、神灵附体、灵魂出窍等记载。据《汉天师世家》，张道陵于汉安元年（142）感太上老君下降，授道经、符箓，令建二十四治，永寿二年（156）老君复降，封张道陵为天师。据《魏书·释老志》载，太上老君于神瑞二年（415）年降临嵩山，又封寇谦之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泰常八年（423）复有老君之玄孙牧土上师李谱文降嵩岳，寇“谦之具问，一一答焉。”此类事亦可见于《真诰》和《周氏冥通记》，杨羲和周子良皆曾目睹下降之仙真，杨羲且和神女九华安妃颇有交往。《列异记》、《冥祥记》、《太平广记》等书多记鬼魂附体、死而复生述说阴间经历、白日见鬼等奇事，《出三藏记集》竟有九岁女尼诵出《顶宝经》、《妙音狮子吼经》编入佛藏疑经录之事。在道教内丹学的文献中，比较著名的有扶乩降笔的丹经《唱道真言》；明代陆西星感吕祖降其草堂，著《三藏真铨》记其过程，开丹道东派；又有清代李涵虚感得吕洞宾、张三丰相继下降授其丹法，开丹道西派。我在二十余年的丹道调研中，发现包括陈撄宁先生在内的近代内丹学家，大多相信扶乩、仙人梦授丹诀、神灵的启示等，并程度不等地有通灵的切身体验。在丹道修炼中，也有如佛教禅宗靠自力与净土宗靠他力的分别，盖丹家之困难在求诀和修炼，必须感召灵界的仙真、师父传其法诀和助其修持，皈依道、经、师三宝在灵界的启示，便成了丹家的共识，陈致虚《金丹大要·序》中还专门载有感召仙师授诀的方法。《金丹大要·序》云：“有得此《金丹大要》，不能明了其中奥旨，便可像绘祖师纯阳、重阳、丹阳三仙真形，晨夕香花，一心对像，诵念此《金丹大要》一遍，乃至十遍、百遍、千遍。日积月深，初心不退，愈加精勤，自感仙真亲临付授，顿尔开悟，理路透彻，心地虚灵，即时脚根踏得实际。何以故？玉帝敕命：见授丹阳真君掌领仙籍，巡行天下，察人功勤，注上丹台，分遣真人、仙子下为人师，移文录司，主借丹财，成就学仙之士无上妙道，以成真人。”这类文词，近世学者往往视为迷信糟粕，不屑一顾，然而古代的内丹家却坚信有一个真实的灵界，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以交通灵界得到仙真的帮助。
在宗教学上，举凡神灵附体、出神魂游、梦中启示、扶乩（亦称扶箕、扶鸾、飞鸾等）降笔、通灵时逆知前世因果及未来之事、感召仙真临凡等，通称之为“异象”（Visions）。史书和宗教文献中记载的这类“异象”，一般不能视作通灵的事主存心诈骗，因为在他人或认为是虚假的“幻觉”，而在事主心目中却是真实亲历的切身体验。当然，前些年在商品大潮中少数伪气功师群起编造“异象”骗财惑众则不在此例。曾达辉先生在《寇谦之的降神及政治意图》一文中说：“大抵道士所行通神术可称为‘寻求异象’（Quest for Vision）。‘异象’可指富于宗教意义之梦，如《旧约圣经》所载梦中启示；更明确是指某种奇异而强烈之幻觉，其异常清晰确切而且印象深刻，真实程度使人深信，自己所接触者乃某种神灵实体（Sacred dimension of reality），个人信仰或因而改变，时势配合下甚至诱发新宗教。经历异象时多陷入精神恍惚之状态（trance），瞳孔扩张，肌肉僵硬，呼吸微弱，有时像在昏睡或昏死之际；事主往往有快乐欣喜之感觉。节拍（特别是鼓声）、断绝知觉、隔离守斋、自我折磨、呼吸法及迷幻药俱可引发异象。一美洲印第安苏族（Sixon）巫医说：‘（异象）非常真实，像触电般强烈冲击你，在你十分清醒之际，突然间有个明知不可能出现的人站在你身旁。’印第安人男性皆寻求异象以增强狩猎与战斗能力，可说人人都能通神。”（台湾《清华学报》第28卷，1998年第4期）我以为世界各民族最初的宗教，都是类似萨满（Shaman）交通灵界的巫教，中国的先民在古代也像印第安人那样有一个“人人都能通神”的原始巫教时期。《国语·楚语》记载那时“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人人作享，家为巫史”，仅是因为后来发生了帝颛顼“绝地天通”的原始巫教改革，才由氏族部落酋长垄断了交通灵界的特权。《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被王权垄断后，用于祭祀的玉器（玉璧、玉琮等）也成了王权的象征物，其实玉器本来是交通灵界的神器，而交通灵界也是古代国家最大的政治，是王权的职责。先民的原始宗教是人类智慧的起点，原始人的通灵状态是人类没有异化、没有矫饰的自然心理状态，因之最接近于道，最能解开贪嗔痴等情欲之结。在斋戒、守一、瞑想、静坐、存思、诵经、催眠、行特殊呼吸法等宗教修炼活动中，获得异象或其它交通灵界的神秘体验是很常见的现象，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服用某些麻醉、致幻药品可产生心理、生理上的通灵体验和神秘快感有助修炼也是事实，然而这类药物的害处是容易上瘾，因之为内丹家所不取。必须指出，内丹修炼是人体在心理上、生理上一次脱骨换胎的最深层次的改造工程，它必然遇到其它修持方法所能遇到的所有问题，并会经历人体在生理上、心理上所可能出现的一切现象。因之，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些在社会学、宗教学上少人涉及的容易引起非议的问题，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凡是学者在内丹学的理论研究和真修实证上将会遇到的易生疑惑的难题，我们不得不预先作些实事求是的解释。
在心理学上，灵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是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的，不可片面强调一方而排斥另一方。演绎推理的知识结论已经隐含在一般的大前提之中，而归纳推理的知识结论也早隐含在各个特殊的具体事实之中，原则上讲理性思维的这两种逻辑推理都不会给人类增加新的知识含量。人类知识的创新大多使用在逻辑上不严密的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是以灵性思维为主导的。《易经》、《黄帝内经》等中国经典多用类比推理，中医学和中药学是类比推理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产物，因而灵性思维是中国先哲的根本思维方式。灵性思维是理性思维的根源，是创造性的源泉，但也以理性思维储存的知识量为基础提升自己的高度，同时灵性思维的成果必须经过理性思维的审查和检验才能进入人类的真知系统。人的智慧和知识不同，知识要受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智慧却是可以融入历史长河跨越时空的。然而人的智慧有高有低，灵性思维也有不同的层次，它们都依赖理性思维的知识积累。理性思维永远是人类最广泛的思维方式，无论东方和西方都是如此，正是理性思维的成果促进了人类各民族文明的发展。譬如女巫最容易激发通灵的神秘体验和获得“异象”，但女巫知识储量欠缺，理性思维水平低下，因而灵性思维的层次也不会高，她不可能通过灵界的启示完成高科技的创造和发明，而科学家门捷列夫、凯库勒却在梦的启示下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表和苯环的化学结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来源于先民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巫医是中医学的源头，因之我们不应以科学主义者的立场简单否定巫医和通灵的巫术，而应正视它们存在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然而巫文化不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更不应该在低层民众中宣扬通灵现象，否则将邪教横生，白日见鬼，愚民惑众，危害社会安定。汉代社会一度宗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谶纬迷信盛行，遇事必占卜吉凶，行儒家三年之丧祭祀鬼神，事死人过于生人，结果闹得灾疫流行，天下大乱。道教重生而轻死，贵人而轻鬼神，以为人死则灵魂以归天（灵界），骨肉以归地（自然界），地乃人的生命之母，人世过崇鬼神，必为害招致凶咎。《太平经·事死不得过生法》云：“生人，乃阳也；鬼神，乃阴也。”“阳兴则胜其阴，阴伏不敢妄见，则鬼神藏矣。阴兴则胜其阳，阳伏，故鬼神得昼见也。”“阴气胜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疾疫不绝，而阳气不通。”“上古之人理丧，但心至而已，送终不过生时，人心纯朴，少疾病。中古理渐失法度，流就浮华，竭资财以为送终之具，而盛于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神为崇，不可止。下古更炽祀他鬼而兴阴，事鬼神而害生民，……此皆兴阴过阳，天道所恶，致此灾咎，可不慎哉！”内丹学不是巫术，而是有高深学理的人体生命科学，内丹家亦不以获得“异象”和通灵的神秘体验为目的，而是转识成智，开发人体潜在的心灵能量和大智慧。因之，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丹道从江湖文化推向学术研究的殿堂，这里对通灵现象进行剖析的目的也在于此。
（3）积德通灵，集义生气，唯道集虚：
老子和佛陀都将一个“慈”字放在心性修养和道德伦理的首位，以大慈的善心待宇宙间一切生命。老子《道德经》又谓“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67章）由此可知，慈具有巨大的征服人心的道德力和心灵能量，它能作用于社会和人的生命。不仅“慈”具有巨大的道德力，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也是如此，故孟子称“仁者无敌。”在内丹学中，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可以作用于人体的生命力和心灵能量，譬如仁、义、礼、智、信分属木、金、火、水、土，可以分别作用于人体的肝、肺、心、肾、脾五脏，故修养道德，可直接炼养五脏之气。《悟真篇》云：“大药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积行修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道德经》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79章），金丹大道乃千载一遇之大事，非有德者不能得，得亦不能成。《悟真篇》又云：“德行修愈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与亲冤，始合神仙本愿。  虎兕刀兵不害，无常火宅难牵。宝符降后去朝天，稳驾鸾车凤辇。”积德行善，在一般宗教中仅有社会伦理教化的意义，内丹学家却将修德作为成道之本，积德行善本身就是可计量的丹道修炼程序，也是打开灵界之门的钥匙。丹家认为，人之作恶好杀多争多斗，必含戾气；人之阴谋暗算多行不义，必含邪气；戾气和邪气皆为阴气。人之行善，必有祥气；人之积德，必有正气；祥气和正气皆为阳气。根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天人感应原理，恶人之阴气必感应邪神厉鬼而危害社会，善人之阳气则感应正神仙真助其成道，由此可打开灵界之门，故曰“积德通灵”。丹家尝云“德高鬼神钦”，鬼神且钦敬之人，焉能不通灵乎？丹家炼至通灵的境界，则得神通自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即无善无恶矣。
《孟子·公孙丑》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这段话点出了丹道炼气和养气功夫的要害，并将丹家之心学和气学推到一个新的功夫境界。所谓浩然之气，乃是充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一身正气，此气发于肺而激荡全身；肺属金，其性刚，故能心无恐惧，刚直不阿，勇往直前；金在五德属义，故能大义凛然，义无反顾。欲常保养此气，必须学道、修道、体道，成其“正大光明”四字。所谓“正”，就是立身要正，有正义感，为人正派，性格正直，处事公正。正者必直，故《维摩经》曰“直心是道场”！鉴别人才，可委以大任者，不必计其小节，惟一个“正”字不能失，因只有正材才可作顶梁柱。吾平生常以“正道直行”四字自勉，后在张岱年老师家中，见其所存印章有“直道而行”四字，知张岱年老师平生亦以“正直”自励，因凡正者必能行直道，张岱年老师终生可谓一身正气。佛陀亦以“八正道”教人，其中“正语”、“正业”、“正命”属“戒”，“正念”、“正定”属“定”，“正见”、“正思维”属“慧”，如此戒、定、慧三无漏学皆以一个“正”字为纲要，应为所有修持门派共有的正法，丹道修炼也不外此。佛陀的“八正道”已将此“正”字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此而行，必能常保一身浩然正气。所谓“大”，是指志向大，事业大，气量大，其中气量大是根本。人必立大志向，才能成大事业，关键是要有大气量，鼠肚鸡肠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是以自古成大业者，在量不在智。人生而立做“天下第一人”之包举宇内的大志向，坚信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是为全人类的利益值得为之牺牲的大事业，故为达目标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真诚感天动人之胸襟，具“无可无不可”之大气量，则立身处世必凛然而不可犯，其浩然正气焉得不充塞于天地之间乎！所谓“光”，指人的心、身、行所焕发出的光彩，具体地说，是指英雄之气概、豪杰之节操、神仙之风骨、真人之性情、斗士之精神、名士之雅望等自重、自尊、自信的人格魅力。人而有此人格魅力，必能光彩照人，非同凡响。英雄必能担当责任、有胆有识、顶天立地；豪杰必能于生死去就之际骨头不软、气节不亏、常葆操守；神仙必有仙风道骨、出尘脱俗；真人必有真性情、真本色；斗士必能百折不挠、毅力顽强、敢于在逆境中坚韧不屈；名士必有高风雅望、博学景行、如锥处囊中其末立现。自古英雄豪杰，必有真性情，惟有如此人格形象才会丰满。那些道貌岸然、表里不一的伪君子，那些循规蹈矩、心似枯井的老夫子，那些趋炎附势、八面玲珑的官痞、党棍，虽然不难爬上高位，但大多是人中的渣子而已。在生死去就之危难关头，在名利色权的诱惑考验面前，人之品格高下自分，气节能验人之真伪，惟真人才有气节。《文子》云：“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真性谓之德”。古语“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佛云“本来面目”，道云“返朴归真”，儒云“至诚尽性”，皆是讲人须有真性、真情、真心，得其真诚，才可称作没异化无矫饰的真人。《坛经》讲“有情来下种”，有情和有欲不同，因为情连着性又连着义。无情则无性，有情才有义，真人必有真情义。其实世界上每个人身心之中都蕴藏着成为大英雄、大豪杰、大人物的内在潜能，如果唤醒或激发出此种潜能，人们就会萌生出意想不到的无穷创造力，既能改造自己，也能影响社会和创造历史，因为这种内在潜能是和人类的社会和历史相互感应和联通在一起的。人的真性情是每个人之本质中最活跃的因素，只有激发出人的真性情才能唤醒人的内在潜能，展现个人光彩的人格魅力。丹家以为若想修仙，须先学做人，仙是人的最高艺术境界，因而神仙的光彩也是活泼泼的。所谓“明”，是指人的大智慧和大学问，有学有智才谓之“明”。“学习”二字，日文中通用“勉强（べんきよぅ）”二字，此二字，还有“用功”、“努力”之意。“勉强”在现代中文已无“学习”之意，而日文取其“努力”、“学习”之意，我以为颇合“学习”的古意。“勉强”即是“强勉”，《玄应音义》卷十三注“勖勉”之“勉，劝强也”；《尔雅·释诂下》郭璞注“强，勤也”；可知此二字联成的词应是“努力自强”之意，这才是“学习”的真谛。萧天石先生著《世界伟人成功秘诀之分析》说：“能自强者，天不能限；能自立者，天不能倾；能自尊者，天不能辱；能自达者，天不能穷。”又引曾国藩谓：“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强勉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问学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工夫也。”欲成大学问，必须将古今中外各大文明之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历史诸学之原始典籍及最新进展熟烂于胸，并一门深入下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达到极致，即可上通于道。故为学之要，以学道为本，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学道高”！道学是古今中外所有学科中最高的学问，道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能得道，即是得一，得一则万事毕。《道德经》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48章）人之知识在于积累，此即强勉之功，谓之“为学日益”。人之智慧在于不断摈除执见，即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即佛法之破除“烦恼障”与“所知障”，断除贪、嗔、痴、慢、嫉诸见惑、思惑；即道教内丹学“惩忿窒欲”、“止念见性”等“损之又损”的功夫，谓之“为道日损”。学者在“为学”中一门深入地钻研下去，“益”之又“益”，直到最高峰，就会达到一个人类智慧的枢纽，在那里突然爆发出灵感，一窍通至百窍通，转识成智，转理性思维为灵性思维，即从“为学”转入“为道”。古代内丹家之学道，也要从读书始，故有“未有神仙不读书”之论，直至悟道之后，所有经典全是多馀，心中一字也无，原来大道不在书上。人世间的学问，涉及百科万事，浩如大海，穷尽毕生精力不能得其万一，然而悟道之后，发现人类最高的学问就在自己身上，是研究人本身的学问。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有一句警言：“人，要认识你自己”，西方哲人苏格拉底和马克思都以自己的智慧体悟到这点。马克思甚至预言未来人类的各门科学将统一成为一门科学，即“关于人的科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钱学森教授也在晚年提出“人学”、“人体科学”、“人天科学”的概念，虽然至今中国上层还缺少这样的大智慧，但却得到全世界亿万民众的呼应。内丹学就是“关于人的科学”，其中集中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内丹学的开发、研究和传播必将为提高全人类的智慧作出贡献。佛教唯识学以为人的最高智慧有“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大圆镜智”，直到“法界体性智”。眼、耳、鼻、舌、身前五识修至无漏，得成所作智；意根（第六意识）无漏转妙观察智；第七末那识转至无漏得平等性智；第八阿赖耶识转至无漏得大圆镜智；至修持完成转智之全功，连第九阿摩罗识（Amla，亦称无垢识、白净识）的无始无明种子都转，得法界体性智。又据《了义海》，由明空不二证得体性空为法身；由空乐不二证得自性明照为报身；由空悲不二证得不灭而显万象为化身。由专一瑜伽见灵明性体之明照为大圆镜智；由离戏瑜伽得彼二无混、各各分明为妙观察智；由一味瑜伽得彼二无分为平等性智；由无修瑜伽得任运成办，为成所作智；修成四瑜伽得大手印之性空，为法界体性智。世间之修持功夫，欲祛病健身、返老还童，则丹道之命功最佳；欲转识成智、出神通灵，则禅密之性功最妙。其实禅宗、密宗诸法门之修持，无非追寻人之一点灵明性体，然人此一点灵明性体，本自具足，且与佛陀无异，所差仅是佛为觉为智，俗人为迷为识而已。迷则迷自本心，觉则觉自本性，人一旦觉悟，则灵明性体本不假修持，但能调驯之，保任之，切莫污染，而修持亦是徒增污染矣，因之丹道性功靠自悟，走以铅伏汞之路。既然人人之灵明性体都如佛陀一般无二，则密宗四瑜伽修持所得之种种大智慧人人亦潜在着，常人亦偶有性光显露，日常生活中亦会透出此种种大智慧，必非可望而不可及之事。就学者而言，做事做学问亦应视作一种修持，人能对万事之隐情、中西学术之奥妙乃至各学科细微之分别，如掌上观纹明察秋毫，则为妙观察智之流露。直到学问达到会通中西、古今一贯的境界，少了分别心和差别相，则是平等性智之发现。学者在做学问上一门深入，最后达到融会贯通、了如指掌的高境界，可谓大圆镜智之激起。人之处事治学熟能生巧，由巧通灵，许多难题迎刃而解，建功立业心想事成，则为成所作智之应用。人之为人为学，立功、立德、立言达此四种境界，则法界体性智必大放光明，成为具有大学问、大智慧之哲人。由此可见，释迦、老子距离我们并不远，人人可得而师之，人人可以与之对话，人人可具此浩然正气，成为正大光明、顶天立地之真人。修道有成之士，必能推往知来，视治天下如运诸掌然，皆可担当治国用兵之大任，为拨乱反正、扭转世局之高人。孙中山先生讲“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就是要求吾人作一个“正大光明”的人，直（直养而无害）、义、道（配义与道）三字，则是正大光明的根基。《孟子·公孙丑》云“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其《尽心下》又讲以养气功夫变化人之气质的程序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些话亦隐含了“正大光明”、“集义生气”的真义。世上万事有正义与邪恶之分，人亦分为正义之人与邪恶之人，正义之人为正义之事而振臂高呼，气机鼓荡，便是集义生气之例证。人之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人存此至大至刚正义之气，则可在危难之际为正义事业，“虽千万人，吾往矣”。
《庄子·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在这段话中，“唯道集虚”首先要求“虚其心”，心达到虚无空灵的境界，则与道相合。老子《道德经》云：“致虚极，守中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16章）“致虚极，守中笃”，就是“唯道集虚”的功夫。世上万事万物皆始于无，始于虚，始于弱，道家“观其复”则返其初始状态而用其无，用其虚，用其弱。虚己待人则得人，无心虚受则全事，此所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吾有四句话云：“大道无恩怨，清平是我心。坦然而虚受，时变敢力行。”1989年钱学森教授得到友人书赠一帧“咏竹”的条幅，上写：“未出土时先有节，待到凌云更虚心”，这两句话实是钱老一生的写照。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是反映一个民族能力的，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这段话十分中肯，应该说代表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看法，也是每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看法。其实中国能有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和平时期，导弹核武器的威慑力量起了关键作用。假使没有钱学森教授这批有民族气节的科学家毅然回归祖国，假使没有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为创建“两弹一星”的科研队伍而忘死取义的无私奉献，中华民族将仍然难以摆脱日本军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危险，将像伊朗和朝鲜那样面临美国霸权主义者的核查和侵略威胁。钱学森教授晚年倡导人体科学的研究，这项研究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所遭受的政治干扰是国人皆知的。我自接受钱学森教授的建议由自然科学改行研究道家和道教之后，也曾被某些邪恶势力所纠缠长期处于逆境当中，因此写信向钱老“诉苦”。钱学森教授于1994年10月30日来信说：“您是个活人，有家室，要考虑到许多现实生活问题，要提级就得有块工作阵地，要归属一行，并作个头目，这就难了。您现已是道学家，能突破这个框框吗？但不突破又怎能干我给您的任务？”“您与我处境不同，但话又说回来，您现在是50岁，我50岁时是1961年，那时我就敢接受导弹任务，也是不怕死呵！”正是由于钱学森教授的激励，我敢于置群吠狺狺而不顾，耗时二十余年终于在2001年他90岁诞辰时完成了内丹学的调研任务，也是在钱老的激励下，我敢于为民族的命运直抒胸臆，为完成创立新道学的学术史命迈出了第一步。2005年12月初，我想到钱老94岁诞辰将到，又是他从美国回归祖国50周年，便打电话问钱老的秘书李明先生，得知仅是航天系统的同事开了个小会，官方未予报导，大概钱老的心态也是“虚而受之”吧。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钱老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包括他开创人体生命科学研究的贡献必将载入史册。我的这本《丹道法诀十二讲》是在没有取得国家资助的条件下历时26年靠自力完成的，本想正式申请一笔科研经费等五年后气氛适合时再出版，现在决定在钱老95岁诞辰前问世，以使世人早日领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人体生命科学的真面目。丹道之修炼，以炼虚为炼心末后一段工夫，以还虚为炼丹最后一着工夫。《唱道真言》云：“至若炼虚，要胸怀浩荡，妙至忘身，无我无人，无天无地，觉清空一气，混混沌沌。”“以阳神之虚，合太虚之虚，而融洽无间，所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者也。”李道纯云：“心归虚寂，身入无为，动静俱忘，到这里精自化气，气自然化神，神自然还虚。”又作《炼虚歌》云：“为仙为佛与为儒，三教单传一个虚。亘古至今超越者，全由虚里做工夫。”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根源只在一个“道”字，其见地之精华处正在一个“虚”字，即在实有的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之中，发现了一个虚无空灵的世界，丹道就是开发虚无空灵世界之资源为实有的物质界、生命界所利用的学问，故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此虚无空灵世界除含有人类的精神之外，还包含有人类尚无法测知的暗物质、暗能量和信息场（所谓挠场），它们只受道的支配，道也集中了这个虚无空灵世界的精华，这就是“唯道集虚”的含义。这句话落实到修持工夫上，就是要求从“无食、无息、无念、无身”的“四无法门”修起，学会辟谷则无食，学会胎息则无息，不动心入虚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