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6一键root:中国国民党军统（16）大案之1937年7月28日汉奸殷汝耕在北京通县被捉案

闲话军统（59）
　　1937年7月28日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并首先包围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在地通县孔庙，陈恭澍他们百般谋划却不得而入的伪政府，此刻大门洞开。
　　进了伪政府，首先抓殷汝耕，却是遍寻不着，一问他的随从，方知殷汝耕躲在柜顶，当即将其拽了下来。
　　依张庆余的本意，当时就要将殷汝耕就地枪决，但有人说殷汝耕原系国家公职人员，又是政府明令通缉的汉奸，还是交由政府处理为好，否则，让他逃脱了“显戮”，岂不是便宜了他？
　　张庆余想想也有道理，于是将其五花大绑，送到起义指挥部吕祖祠关押起来。
　　张庆余的一念之差，让殷汝耕又多活了8个年头。
　　在战斗中，所有日伪机构被全部摧毁，歼灭日军及浪人200余人，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宪兵队长何田、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教育厅顾问竹腾茂、通县顾问申茂等均在战斗中被击毙。
　　根据张庆余事先的安排，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同时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开进通县，与冀东起义队伍汇合。

　　此时，张庆余一直在利用北平站配发的电台与吴安之联系，却怎么也叫不通。因在此之前，二张在与北平站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与驻北平的29军取得了联系，并商定一旦起事，则向北平进发。于是决定由二大队断后，张庆余率一大队押着殷汝耕率先向29军靠拢。
　　由于信息不畅，张庆余不知道，此时的北平——
　　已经沦陷！
　　从1937年7月07日“芦沟桥事变”到7月29日北平沦陷，只有短短的22天，但这22天的历史，足够写一本书的。在这里概要叙述一下当时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和几个重要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不仅是东三省沦陷，更重要的，在日军的不断渗透之下，到1937年，日军已形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北平的态势。
　　北平危在旦夕。
　　驻守北平的是第２９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人，1930年，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之后，收编了宋哲元的部队，归入东北军系列，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２９军。由于第２９军系杂牌军改造，装备不足，全军上下人手一把大砍刀，人称“大刀队”。
　　宋哲元的一生，与“九*一八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密切相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２９军全体官兵通电全国：“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1933年，第２９军以大刀与日本鬼子血战喜峰口，取得“喜峰口大捷”，著名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从这儿唱响的。
　　1937年7月0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当时宋哲元除担任第２９军军长以外，还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宋哲元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宋是西北军出来的，这是一支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忠于国家民族，但并不忠于蒋介石，蒋发给宋哲元的委任状，宋能“嚓嚓”几下，撕个粉碎，就这么不给面儿。但他们无限忠于他们的老长官冯玉祥，即便已经归属于他人，心里仍然想着“冯先生”。实际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宋哲元为了获取华北大权周旋于蒋、日之间的结果。

　　当然，这一点并无损于他后来成为一个坚定的抗日将领的任何成色。
　　第２９军下辖5个师：
　　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
　　佟麟阁：副军长
　　冯治安：第37师师长，驻北平、南苑、西苑、丰台
　　张自忠：第38师师长，驻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赵登禹：第132师师长，驻河北省大名、河间
　　刘汝明：第143师师长，驻张家口、张北，怀来
　　郑大章：第9骑兵师师长，驻守通县，南苑
　　1937年7月26日，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

　　对此，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通电全国，表示坚决守土抗战。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当天，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第２９军是一支光荣的部队，在抗战中，仅战死沙场的将级军官就有三位。佟麟阁、赵登禹之后，1940年5月16日，原第29军第38师师长，时任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上将亦壮烈殉国。成为自抗战之后，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
　　为了纪念他们，1945年，经冯玉祥提议，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和铁狮子胡同三条街道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沿用至今。
　　1937年7月28日夜，宋哲元等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撤往保定，29日，北平沦陷。
　　30日，天津弃守。
　　但是，远在通县的张庆余们并不知道，在他们起义成功、砍瓜切菜般地狠宰日本鬼子的时候，北平城里已换了人间，仍在按原计划行动。
       闲话军统（60）
　　张庆余率部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抢走了殷汝耕，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今井武夫派北平警察局局长潘毓桂打开城门，将其藏在张敬尧毕命于斯的“六国饭店”内保护起来。
　　张庆余部猝然遇敌，损失近半，冀东保安一大队副大队长沈恩波在战斗牺牲。只得向保定方向撤离，行至中途，又被盗墓贼孙殿英部截击缴械，4000余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才与特务处保定组联系上。
　　相比之下，殿后的保安二大队张砚田部反而损失不大。
　　事后，张庆余、张砚田二人特被蒋介石召赴南京会见，并任命张庆余为新军督练处处长、张砚田为新编第2师师长，两人均官升一级，成了将级军官。
　　后来，张庆余又升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

　　张砚田部后改番号为118师，划归第一战区第68军军长刘汝明部。由于张砚田部长期在华北地区作战，抗战开始以后，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一批下级军官送到军统临澧特训班学习，毕业后派回北平潜伏。其中一个叫麻景贺的，就是后来以第三名的排位进入台湾“戴公祠”“陪祀”的麻克敌。第一名则是曾澈。
　　再说汉奸殷汝耕，总算撞天之幸，拣回一条命，也是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
　　麻烦事还在后头等着他呢！首先是细木繁的太太就不干，说殷汝耕与冀东保安队串通一气，否则怎么会不杀他？结果被日本人关进了监狱。
　　殷汝耕出狱以后，不思悔改，又在汪伪政府中担任多项伪职。
　　至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人令殷汝耕“自行辞职”，“政务长”一职改由池宗墨接替，“治所”则由通县迁往唐山。
　　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次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抗战胜利后，殷汝耕、池宗墨均于1945年12月5日被逮捕，羁押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殷汝耕自忖必死，在狱中手抄《金刚经》留给亲属（殷汝耕的字写得很好，够书法家级别的，当字帖用一点问题没有），但皈依佛门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1946年6月26日，殷汝耕被送至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做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
　　对此，殷汝耕表示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写了数万字的《自白书》，罗列自己“协助抗战”的“功绩”，但均被驳回。延至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被执行枪决。
　　据当时报载：殷汝耕在走向刑场的路上还在大声呼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执行人以小手枪对准殷脑后，弹从左额出，一枪未断气，再从鼻梁补上一枪，终毙命。”
　　虽然多活了几年，殷汝耕终究没有逃脱“显戮”。

　　至于接替殷汝耕当了8个月“政务长”的池宗墨，经审判，同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在北平执行枪决。

　　闲话军统（61）
　　3.5 王克敏案
　　前文说了，北平沦陷之后几个月，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字起得极为可气，因为他与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名字完全一样！
　　后世史家为了避免叙事上的混淆，往往加一个定语，称中山先生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对王克敏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称其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王克敏，生于1879年，浙江杭州人，字叔鲁。

　　王克敏是前清举人，曾任职清政府驻日使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部。
　　王克敏是一个财政官僚，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且三度出任财政部长。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曾通缉王克敏。
　　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王克敏曾担任委员，还曾在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等任职。
　　看王克敏的照片，其外貌令人望而生厌，毫无政治家的风范，骨瘦如柴不说，整天佝偻着身体，像个晒干的虾皮。由于两眼畏光，王克敏终日戴着个黑眼睛，人称“王瞎子”。
　　实际上，这是老了以后，看王克敏年轻时的照片，还是比较周正的。
　　1937年7月，平、津两地相继陷落，各种各样的失意政客们仿佛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有时候看那段历史，真奇怪素以讲求气节闻名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在日寇占领北京之前，涉及到管理北平的全部行政、军政职务，均由29军的几位高级军官兼任。他们一旦撤离，北平就等于没有政府了，换句话说，没人管了，所以不能全走，总得留几个人。因此，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前，将他自己担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秦德纯担任的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全部交给张自忠“代理”。
　　但张自忠只“代理”了10天。7月29日，日寇进城，张自忠勉强周旋了几天就干不下去了，只能于8月7日黯然离去。
　　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
　　就因为干了这10天，张自忠还背上了一个“汉奸”的名声，舆论都称其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的标题称其为“自以为忠”。
　　实际上，宋哲元走的时候，对于究竟留下张自忠还是秦德纯，曾有过争论，因为谁都知道留下的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而且肯定背上“汉奸”的骂名。
　　最后的结果是张自忠留下了。这个时候真的不能责怪谁，总得有人留下——走的，是为了保留抗日的火种；留下的，是为了与日寇周旋，尽可能保全百姓。好比公孙杵臼与程婴，一为其易、一为其艰。
　　1939年，张自忠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曾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到后来，张自忠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选择与日军决一死战，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以死来洗脱“汉奸”罪名之意。

　　7月29日，日寇进城，当天就成立了“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搬出了老政客江朝宗担任“会长”。
　　江朝宗，1861年生，安徽省旌德县人，北洋系的重要人物。
　　在历史上，江朝宗以“一分钟总理”而闻名，实际上没有这么惨。1917年， "辫帅"张勋入京，“调停”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的“府院之争”，当时连内阁成员都不是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趁机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于6月24日卸任，一共当了12天。
　　“北平市地方维持会”的成立虽然是在7月29日，但江朝宗一直躲在家里，没敢“就职”。一直到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之后才敢露面。8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相比之下，天津的高凌蔚可就比江朝宗“痛快”多了。1937年7月31日，天津沦陷的第二天， 高凌蔚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成立了“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给人的感觉，好象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高凌蔚也曾代理过国务总理，不过他比江朝宗干的时间可长多了，从1923年10月12日到1924年1月12日，整三个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