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文革中红卫兵的“串联”生活

“文革”中串联的学生

革命不能解决冒犯

“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现代人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是实情的写照。但金大陆通过考察当时“内部文件”发现，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斥责的时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与服务背后，“通风报信”、“代购紧缺物品”等“开后门”现象和“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的行为比比皆是。

收藏、交换毛泽东像章是“文革”时期的“时尚”。“应该承认，大多数人参与毛泽东像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收藏，这是因为毛泽东像章确实具有收藏的价值。材质的不同、类别的差异，以及后来形状、标语的多样化，都吸引人们去追逐。”金大陆说。

但1967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加短评“这里又是一场阶级斗争”发表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队的来信，指出了“像章交换场所已经由自由交换发展为买卖或变相买卖”，事实层面揭示了毛泽东像章交换中的牟利倾向。

金大陆说，“大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属于社会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游大地、探亲访友也就不足为怪。反之，这才是属于正常的归趋，因为人们心里萌动着对生活的渴望。”

在当时查获的案子中，交换环节的“投机倒把”例如闸北区有一人用钱或纪念章购买、换取空白介绍信，套购了大量纪念章在交换场所倒卖；有人用请客吃饭、给零钱的办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内在交换场所卖出两千多枚毛泽东像章；还有七个青少年身带凶器，翻越工厂偷窃，被捉拿时当场追回一千四百多枚。

而生产线上的腐败则更为严重。根据金大陆披露的一些“审查拘留者”材料：

上海安装公司施工科安全员周某（称其“1957年、1961年两次贪污受处分”）骗得三张介绍信，以东海舰队某部的名义加工像章137650只，卖出49504只，得利3473.64元。周的手法是“虚报成本，克扣原料，抬高价格”，有五个红卫兵参与周的活动；

上钢五厂供应科陆某通过中间关系以一台60吨冲床，与浙江平湖城关白铁社调换9万只像章，以支付运输费为由，每只加价一分，获利900元。机动车间工会原负责人陈某与卢湾区税务局张某、王某等，动用生产铝片在车间冲制各种像章8万多只，除部分分发给工人外，大部分私分。

另据市革委会政宣组1967年12月引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报告，11月，某空军部队自行加工镀金毛泽东像章276只，用去黄金14克。

因制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请：因航空零件镀金，需要黄金4克。上海分行拨出黄金并交上海金属工艺一厂，后发现目的用于镀金加工毛泽东像章，便及时停止。而部队之前用去的黄金，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

“这证实，非常态的革命，也不能阻止一部分人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除这种冒犯，更不能解决这种冒犯，因为这种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达。”金大陆说。

对话金大陆：研究“文革”需要技巧、智慧和勇气

时代周报：书名是“非常与正常”，整个研究也是以“非常与正常”作为理论范式。怎么来理解这个上海“文革”中的“非常与正常”？

金大陆：“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总的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比如大抄家、大串联、大武斗、大批判等，以至于正常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失措了。但事实和问题往往是复杂的，“文革”研究现在呈现出简单化的取向，这是今天令人担忧的事实和问题。即便身处在运动高潮的激荡和颠簸中，人们的生活还得进行，甚至还得筹谋着、掂量着进行，所以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正常”态：第一，我把它称为“顺应之中的正常”，也就是顺应着“非常”而产生的“正常”；第二，我把它称为应对之中的正常，也就是应对这“非常”而产生的正常。这两个方面交汇起来，构筑了“文革”社会史的复杂面，也在本质上证明了生活的逻辑是不容篡改的，我不是说我这个框架能解释一切，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时代周报：研究“文革”，在资料搜集上是否会遇到困难？

金大陆：会，当然会。困难主要在三个层面上：第一是政治上，人家看你去的次数多了，就怀疑你是有企图的，有政治目的。有人曾经大声地呵斥我，你干吗要这样做？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是当时我在档案馆的时候，有一个女的管理员，那一天忽然大声吼起来。当然同样一个档案馆里面也有不同意见的，结果另外一个男管理员帮着我说话，“怎么就不能让人家看，现在这种资料还有谁来看？人家做这样的事，多么宝贵……”第二种，是学术上的。我们一开始在上海图书馆，我们托了人进去，做它的报刊资料。复印非常贵，复印要加资料使用费，但我们当时也咬着牙要做下来。现在我们有大批的资料，但在当时能找到一本、一张是很不容易的。结果一拿到复印师傅那里，马上他进去汇报，因为从来没碰到有人要这么个资料。结果领导出来了，他不是从政治角度，他从学术角度，不让我们复印。“这种资料我们自己都还没做，怎么能让你来做？”还有一种就是经济上，他有资料，很欢迎你来看，但每一趟来阅读费要多少钱，复印费要多少钱。

时代周报：你为何选取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研究“文革”？

金大陆：比照“文革”运动史、政治史或者事件史的研究，“文革”社会史关涉人口、环境、习俗、集体心态，以及衣食住行等内容，在视域方面因落实底层而更宽泛，也因为观察直接而显得更真实。文革运动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特征，甚至就是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搅在意识形态中。我认为，“文革”研究的未来，应是以严肃的姿态进入史学学术之中，所以自觉地剥离意识形态，坚持以“史料为本”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做法。当然，我这里强调的是历史学研究，不是政治学研究。

时代周报：但这样的视角来研究“文革”，会有人说：不过瘾。

金大陆：我出去开会有人说，真不知道你这本书怎么让你出来的？因为“文革”研究在国内还是有禁忌的。前段时间在上海作协做茶座，也有老先生觉得我怎么好像在说“文革”的好话，“文革”有许多地方蛮“正常”嘛！我只能说，我以“材料为本”，坚持“学术至上”的立场，这种说法实在是误读。其实文革作为人类史这么重大的事件，盖着捂着不研究，是不明智的。将来总是要研究的。而且实际上西方的研究一直在进行，现在国内的民间研究也呈现“涌动”之势。你看，大量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更重要的是复旦、华师大校门口到处都是此类盗版书的三轮车，流传的情况比国内出版还要广泛。

那么，你说我做社会史，是不是一种技巧，是不是当下的一种智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但是即便是技巧、是智慧，也不是没有勇气在里面的。何况做社会史，不像做运动史那样，事件、人物等时空情况都很确切。社会史涉及面广，难度很大，资料在那里，很分散，要花很多工夫去寻找和梳理。再说，难道我们真的“避重就轻”，就不做运动史了吗？我们仍然在做，只不过现在都在抽屉里。我在本书后记《心心念念》中都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