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打假为何无往不利

方舟子认定韩寒作品涉嫌代笔的争议已进入司法阶段。纵观这场交锋的背景，十余年来坚持“对真相要有洁癖”的打假斗士与各路学者、名人交手少有败绩？其实并非他手中有多少真相，“一打一个准”实在是因为针对的是那些“不得不犯的错”。

方舟子指出韩寒作品涉嫌代笔的主要论据集中在《求医》、《书店》等早期作品中体现的生活经验与作者实际年龄并不相称，但其实每个在中国内地接受教育的人对学生时代“作文造假”都是感同身受的，严格说大家都是靠“假大空”的写作通过了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考试。逢亲情必写“母亲病亡”，遇诚信话题全班一半的同学都在写捡钱包交给警察叔叔……高考高分作风固定模式的操控下，学生未必心甘情愿在作文中说假话，但为了拿高分、考大学只能极力迎合范文、捏造情感、满篇的诗句成语外加编造虚构，教育的现实逼着人人都曾在文章中说假话。

英国广播公司2010年初发表题为《中国学术界捉刀现象普遍存在》的报道称，据中国武汉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每年论文代写生意涉及金额10亿元人民币以上。过去3年来，中国的论文买卖市场竟然扩大了5倍。《浙江大学学报-科学》英文版主编2010年给《自然》杂志发去的邮件显示，提交给该杂志投稿论文中高达31%论文包含剽窃内容。前者多是因为中国大学几乎大部分课程甚至包括选修课的成绩都由论文决定，研究生要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以及刊物的等级评定成绩；后者则是因为许多单位按照发表文章篇数乘以刊物等级分，作为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主要奖金来源，在制度规定和利益诱惑下，必然有人不顾诚信选择造假。

方舟子炮轰打工皇帝唐骏文凭造假曾在职场引发“地震”。一份网友流传的第四期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办的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的名单显示，中国本土有多家企业高管、政府官员都就读于这所野鸡大学。中央四部委2002年起曾组织一次整治官员假学历的严打风暴。在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干部和中管企业领导人员的学历、学位中发现了15000多例误填、错填或虚填、假填。尽管口头上都会说文凭不代表能力，但现实中高学历依然是就业和仕途升迁的“敲门砖”。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按照学历定工资，提拔干部、竞选领导也都在学历上设限，企业应聘也更加注重教育经历和经验。面对这些现实压力，选择用钱买文凭当然高回报率的投资。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去年调研称 “由于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现在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就有可能倒闭。”中国多数企业存在偷税漏税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行为当然不值得称赞表扬，其实企业也未必愿意。但是以营业税、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费，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57%左右，而个人调节税等直接税只占财政收入的6.6%。2009年企业税外收费2.19万多亿元,占到当年整个6万亿税收的1/3。如果企业按规定全额缴纳，就会陷入生存发展艰难，甚至倒闭的风险中；如果想方设法进行避税，企业主就不得不背负违法偷税漏税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在未来被算账。

在中国许多事情不能依靠制度办理，人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财富，没关系该办的事办不了，没关系该提拔的官员升不了，没关系应得的补助没有份。所以国人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的经营，而逢年过节送礼宴请更多目的是为了扩大关系圈。以茅台为首的烟酒类品牌，其目标市场已经从大众市场转向了高端礼品市场。为此埋单者，大多是富裕阶层，而他们的目的，往往是打通权力网络。《中国经济周刊》此前的报道称，目前国内礼品市场的年需求总额在7684亿元左右。

除了涉嫌作假的对象“垂手可得”外，方舟子对真相的认知标准或者说质疑依据过于绝对化也时常有助于他取得丰硕成果。在方舟子2011年初实名举报上海大学教授、复旦博士朱学勤涉嫌抄袭案例中，复旦学术委员会经过5个月的调查认为涉嫌抄袭一事的指控不成立，朱学勤在9000字的陈述词中坦诚，“这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学术论文，入门之作，怎么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俞吾金也提出，抄袭和学术规范上不严格是两个性质。上世纪80年代也应该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但是也要看到当时的情况，有些学者可能对学术规范不太了解，有些疏忽。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分析。

在方舟子质疑贺卫方“20年不发论文怎么当北大法学教授”期间，学者徐贲指出“对于社会热点议题的看法、见解甚至简单直接的剖析很难说不是另一种学术研究。”认为贺卫方长期致力参与社会公共议题讨论也是做学术。从整个争论来看，方舟子对贺卫方教授资格的评价基于“偏重研究功能”的体系，从而否定了学科间的差异以及象牙塔的公共功能。退一步说，纵使贺教授的水平如方舟子所言不堪，方舟子更应该质疑的其实是给予贺卫方职称的北大法学院，用公共财政给教授发工资的政府。

2011年末，方舟子公开质疑老罗英语学校超范围经营涉嫌违法，坚持“干干净净赚钱”的罗永浩事后承认“从技术上，完全合乎各项规定的运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罗永浩曾多次跑过教委要求办民办教育经营许可证，但未获批准，为此他的学校一直按55%的税率缴税(民办学校经营收入应按33%税率缴税)。没有合法“准生证”并非创业者们有意不拿，民营企业和政府打交道历来阻力重重，极低的行政效率与官僚横行，少数特权垄断市场之下。毫不夸张的说，在中国以合法合规的标准去要求创业企业，大部分企业可能早已胎死腹中。

在解释中国人的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心理时有这样的段子，“ 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究竟是什么造成这种言行不一甚至善恶不明，在每个人面对选择时所考虑的“大环境”、“不得不”、“大家都这样”并不能完全只看做借口。写文章“假大空”、找枪手代写论文、抄袭、偷税漏税、行贿受贿都可能是现实权衡利弊之后的妥协，久而久之逐渐变成了大众口中“对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为个体开脱，而是这些普遍的错误背后确实有强大的生存空间。

毫无疑问，方舟子有权对任何人或者机构提出质疑，甚至在面对公众人物时，从满足公众知情权出发，即使质疑不时，也应该免责。但也必须看到，方舟子打假战绩显赫的背后，正是他这种把一切问题绝对化、纯对化的打假态度遭遇谎言遍地的中国现实环境，才让打假斗士的功绩显得特别瞩目。

方舟子历次打假的话题交锋中你来我往看似激烈，但某种程度上也凸显了另一种难分对错的无奈。一边是跨学科、跨领域的证明力并不算强的质疑或者推断，一边确实是从情理上无法全盘否地的瑕疵；或者说一边是坚持没有任何瑕疵的追求真相，一边是普通人在体制内不得不犯的错。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往往难以判断出绝对的对错，要么两败俱伤，要么不了了之。总之，在广告是骗人的，餐桌是危险的，经济学家是不靠谱的，统计数据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房地产利润是永远神秘的的环境里，方舟子的“猎物”总会特别丰富，围观交锋的观众却总是难以抉择，无比纠结。

中国人早已熟悉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言（鼓励话）、和废话性的谎言（官话）。但如果要讨论说谎有多普遍，不妨转而看看说真话有多难。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

如果一个社会默认诚实背后有潜规则，谎言也就有了语法。如果一个社会自上而下流行着谎言的语法，诚实就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就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历史学者吴思说，在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新闻联播》的固定语法就很明显，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以上内容摘自新周刊201007期《中国人为什么爱说谎》）

如果把方舟子十余年的打假对象都放置在体制背景下看，每一个被质疑对象都要承担因为质疑带来的影响，甚至那些被拉下神坛的造假者必须为言行负责。但追究责任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体制之恶在背后施加的推力——体制逼人撒谎，这恰恰是方舟子在坚持“对真相要有洁癖”时忽略的。方舟子的打假经历同样可以说明问题，他曝光涉嫌学历造假的唐骏至今既没有辞职也没有道歉，禹晋永涉嫌的违法行为也还没有人去追究。他甚至沮丧的表示“我们在学术领域的许多打假，即使证据确凿，涉及到体制内的打假，大多数都不了了之了，我们揭露我们的，他们依旧造他们的假，完全不理会。”方舟子如此打假的困局其实并不是向他这样的人太少，在这样的环境中打假往往是“一打一个准”，但真相并不会就因此更多，因为靠说真话生存的机会太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太少，保障信息公开的法律太少。(文/童剑)

(本文来源：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