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兽武装风耀和天羽:中国银行业暴利确实不正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16:54:31

经济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茅于轼(微博

) 先生是笔者尊敬的少数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但笔者对茅先生1月9日发表的《金融行业赚的钱不是剥削和欺骗》一文,有不同看法。

茅先生的大意是,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够创造财富,银行等服务业自己不能创造财富。实际上,虚拟经济也是创造财富的。金融业创造财富,主要是通过对资产的有效配置实现的。中国金融业配置了资源,赚取了利润,所以不仅不应该被抨击,反而应该大力肯定。

茅先生还说,反对高利贷是不懂得金融业如何创造财富的另一例子。利息率高,说明“钱尽其用”了,没有理由禁止它。我们也不赞成高利贷,但是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恰好不是禁止它,而是鼓励大家都去放高利贷。资金市场上资金充足,利息率自然会下降。

严格来说,茅先生的观点并无不妥,他说的不过是“刺耳的实话”。但茅先生说的这一切有一个大条件:在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成立。在半官半商、半市场半行政的情况下,正确的药方也会成为毒药。

中国的银行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有本质的不同。西方银行是私人的,中国的银行是政府的(虽然也有私人的成分);西方银行要靠良好的经营维持信用;中国的银行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国家的信用。中国储户坚信在任何情况下银行都不会倒闭,银行自身对风险防控也无需过分操心反正有国家呢。这是分析中国金融业问题的最大前提。

2011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创造的净利润,大致相当于全部2304家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一半。这样的暴利不要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让人惊异,就是近10年来也是罕见的。

去年银行的暴利怎么来的呢?主要靠了两件武器:负利率和高存款准备金率。

在去年控制通胀过程中,央行主要采用了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不是提高利率的办法。这种通过控制贷款数量,而不是通过垫高资金使用成本控通胀的政策,带来两个重要影响。一是银行能从储户中取得廉价资金;二是“资金饥恶”加剧了实体经济对有限资金的争夺,抬高了实际贷款利率。一低一高,丰厚的息差就出来了。这里有两个“市场化”的问题:一是储户嫌存款利率太低,你可以不存啊!问题是不存银行,连那点可怜的利息都没有。如果放开存款利息,银行有了竞争,储户可以选择存款利息更高的银行。二是银行放贷时根据市场化原则,必然优先选择盈利状况好、风险较小的大企业特别是垄断大企业,而风险较大、贷款成本较高的中小企业几乎很难获得贷款。按照“市场抉择”的理论,谁让小企业弱来?你贷不到款活该!这样资源配置就越来越向优势大企业集中,而薄弱的小企业永远发展不起来。

民间高利贷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贷到款,转而求助高利贷;一部分聪明的储户不堪忍受率利率,将储蓄从银行取出交给高利贷打理。有需有供,高利贷就产生了。高利贷以前也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去年这么疯狂过。所以,正是央行“重数量、轻利率”的调控政策,一手造成了银行的暴利和高利贷的猖獗。

茅先生所赞成的“人人都放高利贷”,实际上是主张利率市场化。从这一点看,笔者的观点与茅先生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笔者认为,非市场条件下银行的暴利就是剥削和欺骗,必须制止和改变。如果通过放开管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来削减银行暴利,当然是最好最彻底的办法。但在市场机制一时建立不起来的情况下,应该及时动用行政力量纠正。具体来说就是:一,大幅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二,小幅度提高存款利率;三,贷款利率不动。

央行会这么干吗?经验告诉我们,降准有可能,但存款利率上浮、贷款利率不动几乎没有可能。央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政策制定方面,大金融机构的发言权要远远大于储户和小企业发言权的总和。这正是现存体制的悲哀。

回到原题。茅先生的论断让笔者想到了鲁迅先生《立论》一文里的小故事:一家人生了小孩,某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招来一顿暴打。“这孩子将来要死”,是真理,但是很不合时宜。茅先生通过虚拟经济也创造财富,说明金融行业赚的钱不是剥削和欺骗,不仅忽视了中国金融业吃政策“偏饭”的现实,而且与当前中央强调制止资本虚化、支持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不合时宜,不招来暴打算万幸!

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当理论与现实不符的时候,现实是老大。当市场机制尚未确立的时候,拒绝行政力量介入就是迂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