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岛津实猜人游戏磁力:罕见的唐代金背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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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铜镜种类繁多,遗留至今的数量也可为不少,我们这里要介绍的却是一件十分罕见的唐金背镜。这件八瓣菱花形禽兽葡萄金背镜,直径为19.7厘米、厚1.3-1.4厘米 、钮高1.35厘米,2002年4月西安市东郊纺织城马家沟村东唐太州司马阎智夫妇墓出土。据墓志资料知,阎智卒于圣历二年(699年),神龙二年(706年)与夫人裴氏合葬于万年县崇道乡原。
八瓣菱花形禽兽葡萄金背镜,镜钮为叠卷躯伏螭钮,钮外一周高凸棱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高浮雕八只大瑞兽,三只小瑞兽,瑞兽形态各异,均为小尖耳,圆眼,一只蹲坐于地,怀抱葡萄枝蔓,边吃边回首张望,一只俯身,正与地上仰躺的小瑞兽嬉戏,一直站立,两前足抓住葡萄枝干,边吃边侧首张望,一只边行走边回头张望,一只站立,旁侧携一小兽,边走边交谈,两只站立行走,扭身回首,一只边挠痒边与小瑞兽嬉戏,周围空隙间饰缠枝葡萄。外区葡萄枝叶上立八对鸾鸟:一只栖于枝上,一只展翅飞翔;两只雀栖于葡萄枝上,一只展翅回首,一只侧首张望;两只雁,一只栖于枝上,低头口衔枝干,一只展翅俯身飞翔;两只凤凰栖于枝上,一只展翅张望,一只展翅回首;两只雀,一只栖于枝上,回首张望,一只展翅俯身飞翔;两只鹤相向飞翔,共衔一枝蔓;两只鹰,一只立于枝上,扭头张望,一只侧身展翅,怀抱枝干,正在啄食;两只孔雀,相向栖于枝上,展翅翘尾,一只回首仰望,一只侧首张望。外区每一鸾鸟下方有一串葡萄。缘面菱角内各饰五朵如意云纹。
关于唐代的贴金、贴银铜镜,《中国铜镜史》中有这样的概括:“贴金、贴银镜:此型镜系指镜背上贴以银板或金板,其上刻出各种纹饰。或者在青铜镜背的凸起纹饰上贴以金、银片,由于工艺的原因,捶贴的金银片易于脱落。”同时,还列举了已发现的此类铜镜的六种形式,即贴金花鸟镜、贴银鎏金花鸟山水人物镜、贴银鸾兽花枝镜、贴银鸟兽镜、贴银鎏金鸟兽镜[1]。这些铜镜的基本特点是:都是以棰贴的方式将金片或银片粘贴在镜背上的。从金银片的分布来说,有满贴和局部贴的两种形式。所列举六型铜镜的共同特点是,镜的轮廓均作菱花形。
马家沟唐墓出土的铜镜与以往所见的贴金镜不同,修复此镜的专业人员对这件铜镜的特点有如下描述:“此镜不像人们以前所常见的贴金镜或是包金镜,而应为分铸而成。或是先铸好高浮雕金壳再在上铸铜镜胎,或是分别铸好铜胎和金壳,再将两个粘结在一起而成。其证据有以下几点:(1)高浮雕金背壳为为熔模法铸造而成。因为金背高浮雕花纹不但表面光滑细腻复杂(底子为非常细小的鱼子纹,每个皆为大小相等直径不足半毫米的圆,其排列不重不空,十分规整),尤其是动物和禽类的眼神和面部表情生动、传神,且高浮雕多处回缩,呈上大下小之势,这是一般铸造法或冲压工艺所无法实施的,除此而外,还有多处镂空,如此复杂细腻之物的工艺非失蜡铸造法莫属。(2)高浮雕金背上数处留有很特殊的小孔,这种小孔边缘光滑,不象后来人们损坏所致,明显是人为留下的。其次这种小孔的位置也十分特殊基本上处于高浮雕图案中无花饰或花饰根部不显眼的地方,应为熔模铸造时为防止金属液流不到位而专门设计的排气孔,并由此可以推断金背在铸造时是高浮雕朝下底朝上的。……。”[2]
从以上的描述中不难看出这件金背镜的独特之处。首先是纹饰十分精美、细致,从精美细致的程度上看,十分罕见;二是铸造工艺十分先进,种工艺与常见的贴金、贴银工艺不同,从铸造工艺上来讲,十分罕见;其三,这件铜镜保存的基本完好,经过除锈保护以后,光亮如新,金光灿灿,从保存的完好程度上来看,十分罕见。这件金背镜现陈列于西安博物院,引起了无数观众的赞叹。
在金背镜之外,还有一种“银背镜”,西安博物院就收藏有八角形狩猎纹银镜背一面,1981年出土于西安东郊唐墓,镜背直径21厘米。“它是用模范捶打压制而成,如现在的冲压工艺。”这件银镜背虽略有残损,但纹样十分精美,工艺十分精湛,同属难得一见的珍品[3]。
唐代铜镜铸造业发达,当时铜镜除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之外,也常被作为皇帝赐予臣下的赏赐之物,或是臣下向皇帝的贡献之物,此类史实在文献众多有记载。
关于金背镜的用途据《旧唐书卷八十二?高季辅传》记载:贞观十八年“太宗尝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焉。”这条记载不仅说明了金背镜的用途,而且使用了“金背镜”这个名称,用这个名称与此类铜镜的实物相比较,可以相信,马家沟唐墓出土的铜镜就是文献中所说的“金背镜”。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开元十八年 “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以上金镜等”。这条记载中的“金镜”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也是金背镜,但皇帝赏赐之镜肯定是比较精美的铜镜。《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六》独孤及《为独孤中丞天长节进镜表》中有:“臣故以金龙饰镜”之语,“金龙饰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镜子的纹饰是龙纹,二是这个龙纹是金的。至于这个金龙纹是贴金还是鎏金,我们不好判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金背镜、银背镜等在唐代铜镜中属于档次很高的一类,从数量上来说也是比较少的。从文献记载可知,唐代对民间金银制品的使用多有限制,因此,我们推测这类铜镜的主要是用来臣下进献皇帝,皇帝赏赐臣下,以及一些达官富绅炫耀地位、财富之用。



注释:
[1]、管维良著:《中国同竟史》,第237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
[2]、杨忙忙、杨军昌:《唐金背禽兽葡萄镜钙化锈的清除及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
[3]、西安博物院编著:西安博物院:《西安博物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