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坏3 大剑碎片:建国初铁腕处理的问题干部除了刘青山还有谁？_

核心提示：说起建国初期共产党痛下决心，毫不手软地处置党内有问题的干部，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笔者闲暇时翻阅建国初期报章，惊奇地发现：1953年初，《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媒体，曾集中火力展开过对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黄逸峰的批判，后黄被开除党籍，撤销本兼各职。身居高位的黄逸峰，为何受到新闻媒体大张旗鼓的挞伐并丢官弃职？他的命运因此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8月初，检查组进校调查。事情涉及黄逸峰本人，但黄对检查组不予理睬，甚至顶撞。经初步调查，检查组拟给予黄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检讨。个性倔强的黄逸峰拒绝公开检讨，也不听从他人劝告主动找谭震林反映情况，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事情闹僵后，华东局派组织部负责人赴京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处理意见。毛泽东得知黄逸峰压制批评的情况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这样，黄逸峰一下子就成了最高层关注的压制群众批评的典型。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6期，作者：陈建云 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原题：《“黄逸峰事件”惊动高层》

说起建国初期共产党痛下决心，毫不手软地处置党内有问题的干部，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笔者闲暇时翻阅建国初期报章，惊奇地发现：1953年初，《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媒体，曾集中火力展开过对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黄逸峰的批判，后黄被开除党籍，撤销本兼各职。身居高位的黄逸峰，为何受到新闻媒体大张旗鼓的挞伐并丢官弃职？他的命运因此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今天，知道黄逸峰的人恐怕寥寥无几了。笔者爬梳材料缀成此文，以期读者对50多年前的这桩公案有所了解。

七次被捕的传奇式共产党员

黄逸峰，1906年生于江苏东台，学生时代即思想进步，倾向革命。1927年，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他率领工人纠察队率先攻下闸北区第五警察署，为起义胜利立下首功。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刘峙部队进驻闸北，即将黄逮捕。这是黄逸峰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被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周恩来曾被扣押。黄逸峰得知后，冒险从虎口营救出周恩来，并亲自护送他到江浙区委秘密机关，交给区委书记罗亦农。为此，时任总书记陈独秀专门接见了黄。

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调派黄逸峰担任南京地委书记，恢复和重建被破坏殆尽的南京党组织。他到南京后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被捕，两个月后获保释放。次年2月，江苏省委为发动苏北农民暴动，任命黄逸峰为南通特委书记。因叛徒告密，他到任伊始又被国民党逮捕。幸有朋友事先帮助毁灭了暴动嫌疑证据，黄仅被判10个月徒刑。

1929年3月他刑满释放，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此时组织上开始怀疑他政治动摇，割断了与他的联系。碰巧，暹罗华侨新民学校在上海招聘教员，他投考被录取。1930年岁暮，黄逸峰挥泪离开祖国，开始了流亡南洋的生活。在南洋，他组织进步教职员成立“曼谷学会”，创办《沸力周刊》，进行抗日宣传和共产主义宣传，先后遭到暹罗政府三次逮捕，1934年被变相驱逐出境。

从南洋回国后，黄逸峰考入京沪、沪杭甬铁路局机务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铁路局机务处任干事。他组织铁路青年社，领导铁路青年职工开展反贪污和抗日救亡活动。铁路局国民党特别党部于1936年冬又一次在南京逮捕了他，虽然很快获释，但由于拒绝陈立夫劝他加入国民党的“美意”，他最后被迫离开了铁路局。

从1927年到1936年，黄逸峰七次被捕，住过国民党的大牢，吃过外国人的官司。面对威逼利诱，他威武不屈，沉着机智，既没有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又保全了自己。10年中被捕七次而不变色、消沉，黄逸峰的传奇经历在革命史上恐怕是很少见的。

1941年3月，经陈毅等介绍，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并奉命成立新四军“联抗”部队，担任司令员兼政委。1947年，鉴于黄逸峰是党内少有的熟悉铁路业务的人才，他被调派到东北铁路部门工作，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为修复东北铁路、配合辽沈战役立下了特殊功劳。上海解放后，他负责接收上海铁路，出任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

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的严厉批示

正当身处领导岗位的黄逸峰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时，《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

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一篇题为《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署名“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

编辑同志：我们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严重地存在着混乱现象：在分科方面，有一年制的交通运输管理科、土木工程科，有二年制的机械、土木二科和五年制的管理、土木、机械等科。我校的校址狭小，设备简陋，没有图书馆，没有实习工场，缺少供实验的机器。但学校领导方面不去设法改善教学上的设备，却花了二十亿元人民币建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并大事铺张浪费。由于学校行政领导的松懈，我校至今还没有订立爱国公约，有很多教师仍用英文讲课，使同学们听也听不懂。学校行政方面对学生的退学、转学事宜亦不加过问。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注意我校的混乱情形，将来在进行院系调整工作的时候，对我校加以适当的调整，或把我校全部归并入大学的工学院（我校离交通大学是很近的）。这样不但可以为国家节省教育经费，并且可以集中力量办好专科教育。

黄逸峰得知此事后震怒，指示追查投稿人，布置师生员工联名去信《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予以更正。学生的联名更正信经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审查后发出，信中说：“这是个别人为了达到其个人主义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种不正派的、不利于我们学校的破坏手段。”职工的联名更正信中说：“该函报道内容，与我校真实情况完全不合”，“所举各节有意歪曲事实，希图达到少数自私者的目的”。学校行政和党、团的负责人都以工会会员的身份签了名，华东交通部和所属机关在学校兼课的干部，也有近30人在更正信上签了名。

1952年2月，《人民日报》编辑部给投稿人去了信，该信被校方截去送往华东交通部。随后，校方布置专人侦察，发现信件被福建籍学生薛承凤取走。至此，投稿人身份真相大白。

学校向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申请开除薛承凤，没有被批准。4月16日，学校召开思想改造大会，把薛列入“恶劣”一类，予以批判，说明其不可改造，意欲通过群众要求的方式将其开除。会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同意学校采取这种方式开会，但黄逸峰坚持进行。会后，薛在学生中陷入孤立。为免于被开除，他申请自动退学，然而又不愿离开学校。四五月份，黄逸峰以学校名义两次签发给薛家长的信，称薛“旧病复发，神经失常”，要求将其领回，或来信委托学校请福建交通厅派人伴送回籍。

薛承凤无奈，把自己在学校的遭遇写信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部随即将薛的原信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华东局领导对此事极为重视，第三书记谭震林当即指示进行调查。

8月初，检查组进校调查。事情涉及黄逸峰本人，但黄对检查组不予理睬，甚至顶撞。经初步调查，检查组拟给予黄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检讨。个性倔强的黄逸峰拒绝公开检讨，也不听从他人劝告主动找谭震林反映情况，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事情闹僵后，华东局派组织部负责人赴京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处理意见。毛泽东得知黄逸峰压制批评的情况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这样，黄逸峰一下子就成了最高层关注的压制群众批评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