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与构建网络社会秩序

　　沈逸

　　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微博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各国政府尤其美国为应对新媒体的负面冲击作了各种尝试。2011年8月，美国旧金山湾区在地铁工人准备罢工时，切断了相关区域的手机信号，以防示威者借用移动互联网搞组织串联。除这些“战术性”行动外，美国还在2011年4月正式发布《网络空间身份信任国家战略》，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网络空间可信任身份生态系统”的战略构想——这意味着试图建立一个既符合国家利益、又体现“政治正确”的美国版“网络实名制”。

　　这容易理解：网络空间并非独立于现实世界，它始终存在于信息革命之前就已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结构之中。当前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结构，即使网络空间或许在初始阶段处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但发展到成熟阶段后，都必然要建立与现实相应的秩序。同时，尽管在逻辑上网络空间不存在主权，但维系网络空间的互联网设施必然处在某个主权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因此依据现行的国际政治游戏规则，主权国家“有权”对这些互联网设施进行“管辖”。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特别是“不受法律限制的言论自由”，是一个仅存在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假设中的“神话”和一个被欧美主流媒体过度阐释并制造的“符号”，世界上不存在这种自由；任何自由，都存在于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其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与所处环境的特定秩序相互吻合。

国家安全，是包括“互联网自由”在内各种“自由”的底线

　　2010年1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演说，提出了“互联网自由”概念；时隔一年后，希拉里于2011年2月15日再度发表演说，对“互联网自由”作了阐释，她明确表示，“维基揭秘”网站披露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文件以及美国国务院内部工作电报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爆料”实际上是“偷窃了美国政府的文件”。

　　了解“言论自由”在西方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被奉为经典的案例之一，恰恰是“偷窃”并由媒体公布了美国国防部绝密文件的“五角大楼泄密案”——同样是“偷窃”，“五角大楼泄密案”最终导致越战的终结，并被奉为“经典”；而当“维基揭秘”的创办人阿桑奇试图通过互联网，让人们了解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隐瞒10万多平民死伤事实之时，声称主张“互联网自由”的希拉里毫不犹豫地对这种“自由”说“不”。

　　这就是现实政治，是理想化的“概念”与政府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美国政府无法以国家安全遭受损失为代价，实践不加任何限制的“互联网自由”。

　　不同的国家，由于实力不同，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不同。对美国来说，来自内部的颠覆政府的威胁，远在互联网问世之前就早已基本被清除。所以在网络时代，对于“言论自由”的容忍程度和处置方式，美国自然能表现出更大弹性。

　　但努力消除因网络匿名带来的信息迷雾，依旧是美国互联网政策的方向：尽管有“1978年对外情报监控法”的限制，美国联邦调查局仍然发展“食肉动物”系统，监控各种网络活动；“9·11”之后，美国国会制定和通过“爱国者法”，特别列明“监视条款”，允许政府为反击恐怖主义威胁监控美国公民的网络通信活动；国家安全局则持续完善和发展名为“梯队”的全球信号监听系统；美国政府还在推动设置“网络身份证”这种“不叫实名制的实名制”。

　　包括欧美国家在内，努力消除互联网匿名带来的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让互联网成为推动发展的力量而非威胁国家安全的武器，是一种大趋势。

首先要解决微博等传播的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真实性问题

　　中国以“实名制”来防范某些网络行为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威胁，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偏偏有人以双重标准说三道四。

　　欧美国家有着成熟制度的优势，比如社会信用体系，这就很容易使网络做到事实上的实名制。只需和网络对接，政府机构就可以根据用户信用卡的信息获取此人的实名以及相关信息。美国司法部压制“维基揭秘”网站支持者的办法，就是向网络应用服务公司如“推特”，或者向网络接入服务公司发出国家安全信函，要求提供某些特定账号的各种信息，包括信用卡，进而锁定其真实身份。

　　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学界称为“同时性”的挑战：中国没有足够时间逐个解决各种问题，而往往被要求同时解决不同问题。在“实名制”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以实名制完善网络空间信息可信度、减少不实信息无事生非的同时，维护和保障民众借助新媒体合理合法表达诉求的权利，即如何在“实名制”与“受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事实上这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我们需要解决微博等传播的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真实性问题。这是“受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的基础。

　　针对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世界范围内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挑战，不同国情的国家，选择的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目标都是努力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秩序。照搬“互联网自由”的说辞对微博实名制试点武断指责，不是出于幼稚，就是别有用心。（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