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w7.3冰法常用宏:刘再复访谈录（4

　　答：不错。我批评政治式的写作，正是批评这种写作陷入政治他性而离开文学自性。我批评五四理念中的“推倒贵族文学”口号，也是批评陈独秀的概念错位——没有分清贵族特权与贵族文学这两个大概念，前者属于政治范畴，后者属于文学范畴。我批评张爱玲，称她为“夭折的天才”，也是批评她在1949年之后（以《小艾》为时间点和符号），特别是写作《秧歌》与《赤地之恋》时已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离了文学的自性。丁玲从另一立场也发生同样的问题，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尽管很有贡献（把被史书活埋的张爱玲、沈从文等开掘出来），但也存在着用政治批评话语取代文学批评话语的问题，对鲁迅、张爱玲、赵树理等作家的一些作品的批评，也离开了文学自性立场。从宏观一些的自性视角把握，我发觉中国现代文学在精神内涵层面只有“国家、社会、历史”这一政治性维度，缺乏叩问存在意义、叩问超验世界、叩问自然的等三个维度，从而使文学的想象力要素在现代文学中显然异常薄弱。对于鲁迅，我始终认为他是成就很高的现代作家，但他的后期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并认定文学应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也显然离开了文学的自性立场。
　　问：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你还关注吗？高行健之后，你还注视着哪些作家？
　　答：很惭愧。高行健之后，我已跟踪不上我国当代文学的足迹了，只是挑选一些作家作品阅读。剑梅跟着他的老师王德威拼命追踪，但也未必能像王德威那样把握大陆、台湾、香港、海外话语文学的脉搏，他太用功了。我近年很喜欢阎连科的作品，每部都读，读了《受活》之后还写了《中国出了一部奇小说》一文宣传，并向韩国推荐出版了他的《为人民服务》。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从高行健、残雪到阎连科，构成一个荒诞脉络，这不是写实，而是写真，是用荒诞手法揭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精神真实，很有深度的真实。既有很强的现实批判力度，又有荒诞艺术价值，很有意思。
　　问：你原是以《性格组合论》和《论文学主体性》等文学理论而称著的，我也是读了你的理论书才认识你的。出国之后，你还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吗？
　　答：出国后不像在国内那样，热衷于构筑自己的理论系统，但仍然作些理论思考与写作。在海外课堂讲“论”太辛苦，讲“史”轻松一些。将近二十年，在海外只讲了几回理论课，如“文学史悖论”、“再论文学主体性”、“文学中的灵魂维度（忏悔意识）”等。林岗和我合著的《罪与文学》，史论结合，其中有不少论，在《红楼梦悟》中，也溶入我对文学的一些新认识，可惜至今《罪与文学》未能在国内出版，这本书我们两人都花了功夫。林岗是未被充分发现的很有才能很有思想水平的学者，我们在书中对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作了一些宏观比较。总的说来，我们认为中国文学较多“乡村情怀”，追求的是和谐境界。而西方因具有基督教背景，文学中较多“旷野呼号”，追求的是灵魂的深度，即崇高境界。中国没有彼岸世界、死后世界，认定只有此生此世，因此就在此生此世中自强不息，好好过日子，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衷心忍受苦难。拥抱苦难自然更崇高，但未必和谐。中、西方文学各有所长，但我们还是期待在无神论的条件下尽可能深化文学的灵魂。这也可算是大理论问题。还有，我在国内时针对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点的理论框架，提出“文学主体性”论题，可惜尚未进入“主体间性”就中断写作了。出国后，我读了哈本玛斯等人的主体间性理论，发现他们都没有进入文学，即没有进入主体心灵内部。后来阅读高行健的《灵山》，非常高兴，他恰恰提供了一个“我”、“你”、“他”内部主体三坐标，整部小说展示的是内部主体之间复杂的语际关系，因此，我在讲课中，多次说，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可以独自建构一个世上所没有的“内部主体间性”的理论系统。这一想法，前三年我曾与挚友杨春时（厦门大学教授）讲过，他近年来论述“主体间性”很有成就，我希望他关注我的新思路，能对内部主体间性作些探讨。
　　问：你想回国去“传播”一下你的思想和学术成果吗？有没有打算回国去驻扎下来？
　　答：没有这个想法。我已说过多次，回国也只是过客，可偶尔作些讲座，但不愿意再进入课堂系列了。我要闲散一些，在海外多读些书，多到世界各地走走。我特别想到南美、非洲走走。二十年我游走了三十个国家，希望再游览三十个国家。游览中会产生许多“游思”，其价值决不会在学术之下。
　　问：你除了读书写作，还关注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大事吗？
　　答：很不关心。我不上网，也不看报纸。原来订了一份《今日美国》（U.S.Today），是为了学英文，后来因每天一大堆，太麻烦，现在也不看了，只是周末读一下朋友赠给的《亚洲周刊》、《明报月刊》和美国的地方报。我也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而且怀疑这个所谓“知识分子”和阶层存在不存在，是不是一种幻象。余英时先生后来不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用“知识人”这个概念，挺有意思。我也只承认知识个体是真实的，而“知识分子阶层”则太抽象，缺少个人面目，很难定义，我怀疑它的真实性。因此，也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界定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样，我就不必有一个“批判社会”和“拯救社会”的重担。作为个体，我既有批判的自由，也有不批判的自由，不要以为不批判就是不敢批判，就没有社会使命感与知识分子的风骨。我很不喜欢表态文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的表态压力，我都不能接受。我只知道说该说的话，不说不情愿说的话，说了就负责到底。
　　问：你以出国时为界，把自己的人生划分为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两次人生的角色不同，今后还是第二人生的角色吗？
　　答：我的第一人生的角色是中国学者，第二人生的角色是海外漂泊者。我觉得现在应当结束这两种角色，进入第三人生的第三种角色，这就是“中国血统的世界公民”的角色。中国是我血液深处的父母之邦，这种中国之子的情怀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我又希望自己有一种超越中国的“世界公民”身份与眼光。这种角色比第二种角色更超越。“世界公民”的眼光，既是超越美国的眼光，也是超越中国的眼光。更具体地说，是既不以美国理念、西方理念为参照系来看中国，评价中国；也不以中国理念为参照系来看美国，评价美国。这种身份甚至也要与萨伊德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眼光区分开来，他的立场是第三世界立场，不是全世界的立场，即不是爱因斯坦那种世界公民的立场和眼光。爱因斯坦“为人类服务”的态度，实际上是世界公民意识，有这种意识，便可用冷静的、清明的眼睛看宇宙、看人类社会，也冷静地、客观地评价各种现象。爱因斯坦的成就虽不可企及，但爱因斯坦的立身态度，我们可以向他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