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关机:忘记刘明康

经济观察网 评论员 文钊 中国银行业从“技术破产”到利润总额全球第一、资产总额超百万亿，刘明康是见证者也是护航者。这位中国银监会的首任主席经历了银行业的“八年抗战”。在他任内最大的敌人是风险。银监会挂牌时，中国经济刚好等到一次起飞，而在他离开之时，中国银行业改革成败与否，正在迎来最具实质性的考验。

可以说，刘明康是一个成功的监管者。所有银行业的技术指标都表明，中国国有银行几乎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式的变革。中国银行业成为这个国家最赚钱的产业之一。这个产业的资本多元化，也使得其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活力——虽然对于很多评论者来说，这远远不够。但是毫无疑问，刘明康是这场变革无可争议的领航者之一。从资产剥离、注资、不良资产处置、引入战略投资者、股改上市，这一进程无处不充满风险。在他任期内确立的监管标准，如他所不断主张的那样，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

作为这样一份产业的守护者，刘明康所扮演的角色，所面对的内心冲突可能要远大于这场变革其他的领航者。从运动员到裁判员，从银行家到政府官员，他早期的成长经历，是他目睹这个体系几乎无可阻滞的接近于崩溃，与之相伴的，则是频繁落马的金融业高官，这是这个体系因为监管缺失付出的代价。即使身为一个运动员，他也曾力图推进变革。在中行董事长任上，他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中银香港成功上市，也可以说是中国银行业大规模改革的一次预演。他拥有金融高官为数不多的国际背景，曾在伦敦工作。身处这个体系中，他不可能不体会到，为了获取变革所需的自主权利，要付出何等的周折。

所以作为裁判员，刘明康强调银行业的自主权，他知道对于企业来说自主经营意味着什么——在银行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很多银行高管宣称不为任期内的坏账负责，因为放贷的决定权根本不在银行手里。他用更为严格甚至苛刻的监管标准，取代过去对银行经营的直接干预。

然而，在很多时候，一些监管政策也往往被解读为过多的干预。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压力可能来自银行业自身，也来自地方政府。但是在这样的博弈中仍然释放的天量信贷，甚至信贷的财政化倾向，或许让我们可以充分理解这种保守的价值。

刘明康的“保守”背后隐藏着很多无可言说的东西。中国银行业应该培养一批真正的银行家，至少在今天来看这也仍然是未完全实现的理想。国有银行高管拥有中管干部身份，尽管公司治理结构似乎已经完备——这样一种错位似乎无解。地方大员对银行仍然有无可回避的影响力，这一点也同样不可否认。中国确实需要更多元和更多层次的银行乃至金融业体系，但当监管者对目力所及的体系仍然心有所忧时，对于创新和开放，就可能更为审慎——当然，这也可能意味着另一种措失良机。

或许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因为每一任监管者都有自己的使命。中国银行业的背水一战，现在也远未到可以总结的时候。中国为银行业改革支付了数万亿的成本，直到今日，每个中国人都还在为这种改革的成功支付后续成本——货币政策每每考虑银行业的利差，而采取的不对称加息，等于变相牺牲储户利益来保证金融机构的利益。

而且，中国银行业有今日格局，与经济大势不无关系。刘明康执掌银监会的2003年，正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完整经济周期上升阶段之时，水涨船高，不仅国家财政有能力支持银行业，实体经济的繁荣，也给银行业业绩的提升开拓了巨大的空间。此后几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增长水平，没有中国经济这样一个繁荣期，银行业不可能获得超高速增长。当然换一个角度看，恢复了再生能力的银行业，在2008年末金融危机来临时，才成为疲弱的中国经济的最大输血者。而在欧美，银行业是最早的被拯救者。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蓉萍  在任8年后，刘明康卸任银监会主席之时，他的身后，是一个走上历史顶点的中国银行业：近100万亿的资产总额、1%左右的不良率、12%以上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近万亿的税后利润……和他临危受命，也就是2003年中国银行业“技术上已经破产”之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对他而言，最大的遗憾或许是他离开了这个岗位之后，他永远无法确知中国的银行业是否能跑在风险前面。他离开银监会时，是中国上市银行市值最大之时，但也同 时面临着不确定的欧美经济形势的冲击，配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所需的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挑战。而他身后的中国银行业“巨无霸”资产未来又将走向哪里？对风险的 担忧或许是刘明康最最放不下的。

银行业监管开拓者

10月29日，刘明康最后一次对其下属发表讲话，语气平和、充满自信和感激：“一转眼八年多的时光悄然过去，中国银行业在我们大家共同奉献、呵护、参与和见证下，今天已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先进行业，我们的监管者也倍受关注和受人尊重。”

这八年来，几乎步入“绝境”的中国银行业，完成了股改、上市、跻身全球最大市值银行序列；银行的信用评级上，更是从标准普尔曾经评定的“垃圾级”起步，到中国工商银行已经获得国际上的A级；监管体制在刘明康主导下，积极加入“巴塞尔协议”，参与国际监管合作，建立了可能比西方金融监管体系当下要求还高的资本、风险监管框架。

一些有着鲜明对比的数据更为说明问题。截至2010年底，银行业资产总额达到95.3万亿元，是银监会成立前（截至2002年底）的4倍，是“十五”末期（截至2005年底）的2.5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为4336亿元和1.13%，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比2002年底减少1.9亿元和下降22.50个百分点，比2005年底减少8506亿元和下降7.80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底的-2.98%，到2004年转为正值，2005年未4.91%，2010年底提升为12.16%。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利润从2002年的616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533亿元，2010年达到8991亿元。而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由2003年底的0.1%和3.0%，上升到2005年底的0.7%和15.6%，2010年底达到1.03%和17.5%。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10月28日对本报记者这样评价刘明康：“刘明康对银行监管非常专注和敬业，他对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和理念的建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可以说功居至伟。”

这里所说的银行业监管理论体系，就是刘明康反复在各种会议上强调的包含着清晰的监管目标、科学的监管理念、完善的监管框架和强有力的持续监管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理论体系。

郭田勇认为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理论体系既借鉴了国际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又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银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并充分吸收了我国银行业监管历史积累的经验，既与时俱进，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又具有延续性、一致性。

刘明康在告别讲话中表示对奋战在银监会的8年时光感到欣慰和“十分充实”。

他 同时表达了对银监系统干部职工的感激之情：“我们在非典肆虐中克服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较短时间完成组建工作，迅速实现对外挂牌履职；在同风险赛跑中革固 鼎新，积极运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机制、新举措，开创银行业监管工作的新局面，有效促进了银行业持续稳健发展，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道 路。我们这个会领导班子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专注干事业的班子。”

“我必须对存款人负责”

正如刘明康10月29日在银监会的告别会上所说的：“我下过乡，做过工人，又干了银行，搞过企业，当过地方父母官，从运动员到裁判员，又从裁判员到运动员，周而复始，这才把自己锤炼了几下子。”

在出任银监会主席之前，刘明康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任上完成中银香港的重组和上市，为中国国有银行改革之路先行试水。彼时作为“运动员”的刘明康亲眼目睹了中国银行业的“技术性破产”。

做过银行经营者的他清楚地知道，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良好的风险管理体系是做不好银行的，“曾经当过运动员”的他8年来最关注银行业资产质量和潜在风险，对风险的警惕是其在任期内蹦得最紧的一根弦。

早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不久之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刘明康在谈到当时比较新兴的消费贷款时就说道：“在一个好事面前，在一个发展的趋势面前，监管者要始终保持着满腔的热情和冷静的脑袋，就是warm heart，cool head。”

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之时，银行贱卖论四起，有一部分舆论直指作为国有银行改革体系设计者之一的刘明康。在金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等等问题上，批评者又曾言辞激烈地批评他过于保守，不够有创新意识，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但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曾坦言：“我不怕争议，我必须对所有存款人负责。说我保守的也有，说我卖国贼的也有，哪个国家把银行资产稳住了，才对得起国人。”

2009年4月 刘明康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强调银监会的四项监管，风险和内控是他所反复强调的。他讲到银监会要管风险，“就是银监会不要去管人家赚钱赚的多不多，要把风险 控制住”；同时还要管内控，“任何的金融机构内部的控制能力和技巧是最重要的，外因只是一个因素，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内因，靠银监会管是管不住的，一 定要靠金融机构自己的内控能力，就是要增强他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今 年的银监会第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是刘明康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形势分析会，和往常一样，他在分析会上花费了两个小时坦率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并 再次提示风险。在银行业资产质量问题上，他尤其花费了较长时间谈到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并强调要用新的监管要求对待这些资产。

刘 明康曾撰文对中国银行业的监管进行了展望：面对“十二五”的新起点和新要求，银行业监管必须再接再厉，持续完善审慎监管框架，不断改进监管方法手段，积极 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同时努力提升我国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引导银行业提高发展质量，使银行业在“十二五”时期更加安全稳健，更加富有竞争 力。

他把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带上了一个顶点，但他也清楚地知道没有经过完整的经济周期的考验，什么都还没有定论。

但至少，大多数评价者认为，他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完成了一个转型期国家中，首任银监会主席应该完成的使命。

就在他离任之时，留下了庞大的银行业资产未来何去何从，有待于历史来考验。

而他的继任者，同样以对风险的关注著称的，低调务实的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或许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