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冲出"左"阵营支持逆境中的毛泽东

张闻天(左)与毛泽东

毛泽东身处逆境、独居云石山期间，“左”倾领导人从不问津。只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常来看望，并嘱咐保卫、勤务人员：“一定要维护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这位中央领导人，乃是张闻天。

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就是党内很有声望的宣传家、笔杆子。他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并被派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毕业后留校任教。翌年，他同王稼祥、沈泽民3人考入苏联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洛甫”，就是他在苏联俄文姓的后一个音节。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担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后，张闻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宣部长、农民部长和党报主任。1933年1月底，张闻天随同博古一道到达中央苏区瑞金首府。时年33岁。

他，长得高大魁伟，为人却温文儒雅，带着那副度数不深的近视眼镜，俨然一派大学教授的风度。

来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兼党报主任，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无庸讳言，他曾经是“左”倾阵营中的重要成员，曾一度推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是有些过失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张闻天显露了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品质：尊重实践，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刚正不阿。他独立思考、分析了根据地和革命战争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开始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转而拥护毛泽东的思想主张。

正如杨尚昆所言：“到中央苏区将近两年时间，闻天同志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方面，都同博古、李德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

张闻天同王稼祥一样，是从“左”倾阵营中分离出来、觉悟最早的高层人物！

真正触动张闻天跳出“左”倾阵营，应该说是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和红军反“围剿”斗争的现实。

由于张闻天身居要位、要职，中央苏区的大量军事情报、材料都会抄送给他，有时他还要参加各种高层会议，这就使得他对五次反“围剿”的情况比常人更了解。在实践中，他总觉得李德的本领平平，李德的“拼消耗”主张不大对头；并觉得博古对李德过于纵容、信任，思想也过“左”。由此，逐渐与博、李产生了分歧。但碍于都是莫斯科回来的兄弟，又不便多说。

“福建事变”时，张闻天对博古、李德采取不同十九路军配合的错误军事部署，再也沉不住气了，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这一下子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满。到“二苏大”时，博古等人使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让张闻天到政府中去工作，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方面是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让张闻天架空毛泽东，将毛泽东在中央政府的实权夺走。但是，张闻天到政府工作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的旨意去办，却采取了同毛泽东合作的态度。于是，双方裂痕和矛盾更为加剧。

广昌战役后，出于对革命事业、根据地前途和红军命运的忧虑，张闻天与博古等人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广昌战役是按李德的布置打的。对此，高层干部呼声日高，不同意这样打下去。博古、李德亲临前线指挥。人们不禁翘首以望，期待能取得胜利。岂知，结果相反，广昌战役一败涂地，博古等人从前线败退下来！

博古等人回到瑞金后，开了一次军委会，张闻天也参加了。会上，张闻天公开批判博古等人：

“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这样下去，打破五次‘围剿’是没有希望的！”接着，他又对博古说道：

“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要有自己的主意！”

博古听后，大为恼火。他没有想到，连洛甫也公开指责自己，这还了得！博古怒道：

“你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

会上，你一言我一语，争得脸红耳赤。在场的没有一个吭声。会议没有任何结果，不欢而散。

从这时起，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

有一次，博古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思，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很清楚，就是说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闹磨擦。”张闻天听后一笑置之。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不久，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把张“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实际上是想把张闻天“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张闻天外出巡视期间，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散布张的不是。直到长征出发前，才把张闻天从闽赣调回来。

博古原想排挤毛泽东，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张闻天到中央政府后，与毛泽东却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啊！

张闻天常对人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1934年1月“二苏大”以后，他虽然奉命接任了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但对毛泽东仍然十分尊重。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相信毛泽东有经验，有智慧，有真理！

据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回忆：

“那时中央一些负责人歧视毛泽东同志，而张闻天同志却很注意请教毛泽东同志，本来在张闻天同志来政府工作之前，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同志管的，我有事都请示毛泽东。张闻天来政府工作之后，这方面的工作，他还是要我去请示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瑞金下肖区沙洲坝。他的住处围墙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葱葱的樟树。张闻天同志就住在毛泽东同志住处旁边的另一个院子里，每当我有事去请示张闻天同志时，他经常要我再到隔壁去找毛泽东同志，听取他的指示。这样，我就成了两位主席院子里的常客。”

吴亮平还说：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他们两人一些观点和主张也都比较接近。比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切实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联系群众的作风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给了张闻天不少的影响。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亲自帮助周围农民挖茅坑，张闻天就很感动。他对有的同志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1934年8月，张闻天从闽赣巡视回来，搬入云石山古寺侧屋居住。这期间，他更有机会同毛泽东朝夕相处，交流思想了。

一天，烈日当空，气候炎热，树上的知了都热得“苦呀、热呀”地叫个不停。毛泽东、张闻天坐在寺院后面的大樟树底下，一边喝茶乘凉，一边促膝谈心。

他俩，一个来自山沟沟，一个曾留洋过海；一个是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一个是中共中央的后来人；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内阁“总理”。两人的阅历、气质虽然不同，但在关心红军和苏维埃的前途、命运上，走到一起来了，在批评党内“左”倾错误的许多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

毛泽东对张闻天与博古、李德的分歧已有所闻。同时还看到了张闻天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的两篇反“左”的文章。一篇是6月24日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篇是6月25日的《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反革命前的狂乱》。前一篇文章提出：过去几个月来在新的查田运动中对于“反右倾”的斗争做得太过分了，目前必须开展一个反对“左”倾的运动；并深刻指出：一般人总以为“‘左’倾无论如何总要比右倾好些”，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极‘左’主义不能克服的症结所在。张闻天在文章中还疾呼：“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全党同志都要同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后一篇文章则点名批评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肃反中的过‘左’的残酷行为，认为极‘左’主义已经在群众中引起了人人自危的恐慌心理，并使地富分子走投无路，助长了他们对抗到底的情绪和立场。因此，必须反对过分行动，以克服极“左”主义的危害。

很显然，“左”倾错误在苏区的种种表现，已经使张闻天看到了危害，意识到这种错误的后果。这是张闻天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张闻天已经从“左”倾阵营中勇敢地冲出来了！

阵阵清风吹拂过来，给人一种莫名的惬意。毛泽东望着张闻天高兴地说：

“闻天同志，你那两篇文章写得好哇，不愧是‘文章泰斗’呢！你也开始举起旗子反‘左’了！”

张闻天谦逊而又坦诚地答道：

“惭愧呀，润之同志。读了那么多马列的书，竟而迷糊地在‘左’的大床上躺了这么长时间还未知觉。不过，我总觉得，博古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比我还要‘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对过‘左’。如关于劳动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军统一战线上的‘左’，党内斗争中的‘左’，在上海时我还曾反对过河北高阳、蠡县暴动中的‘左’。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的‘左’呢。”

说到这里，张闻天呷了一口茶，扶了下眼镜，继续说道：

“相反，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

多么坦诚的心胸！他正是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

“是呀，你的心境，我是理解的。”毛泽东对张闻天这种严厉解剖自己的风格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敬佩。

他们谈了很久，很久。……

风乍起。满山的枝叶随风摆动，发出阵阵沙沙的响声……好像是鸣奏，又好像是鼓掌，令人心情格外地轻松、惬意。

夜深了。他们还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那么投机，那么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