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凯南瓜杯:草书名家述评（一）

    这一章将对历代有重要影响草书家的生平、成就作一介绍，并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尽可能对这些草书家的取法途径、书风的变化以及他们的个性特征有个交代。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对那些名位很高，但没有书作传世的书家，如杜度、崔瑗等，只好忽赂不计了。

一、张芝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东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祖籍敦煌酒泉。但从他的父辈开始，就已经移居弘农(今陕西省)。字伯英。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故时称“张有道”。善草书。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又尝临池学书，水为之黑。其书迹为世所宝，寸纸不遗。三国魏人韦诞学张芝书，赞曰“超前绝后，独步无双”。谓为草圣。历代书论家对张芝书法多有评价。南朝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说：“张芝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唐李嗣真《书后品》说：“伯英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又似沃雾沾濡，繁霜摇落。”张怀瓘《书断》卷上说：“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并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
    据史料记载，张芝真迹在东晋时已属罕见。东晋庾翼曾言及在永嘉之乱过江南时，将张芝草书十纸丢失，常有“妙迹水绝”之叹。南朝时期皇家开始留心收藏名家书作，虞和《论书表》云：“大凡秘藏所录，……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又有范仰恒献上张芝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宝。”在这些收藏中是否都是真迹，尚属疑问。因为在南朝时，伪作已经出现，造假者为了牟利，作伪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现在，我们所见的张芝书迹都是刻本，刊于《淳化阁帖》卷二。第一类是章草，即《八月九日帖》，章草6行，80字。第二类是以今草为主，并间有章草字法的，即《二月八日帖》。第三类是大草，即有名的《冠军帖》(图5—1)等。对于第一类草书，即章草，前人一般没有异议，因为《八月九日帖》虽然经过翻刻，但章草风范犹存，此帖字型结构简括，行款疏朗，风韵高古，与出土的汉简之上的草书风格相似。《二月八日帖》除开始两字带有明显的章草意味，而通篇大段都是今草，行笔流畅，草法纯熟，与《淳化阁帖》中所载东晋南朝书家的草书很接近，是否为张芝所书，也是一个问题。第三类，即《冠军帖》，宋代学者已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说：“唐文皇右军传赞云：伯英临他之妙，无复余踪。当是时，远购冥搜，古帖毕出。而御府所蓄其富无伦，尚无伯英书。后世岂可复得。非特唐也。……此卷章草芝白一帖(指《八月九日帖》)差近古，亦疑先贤摹仿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包括《冠军帖》)，米(指米芾)云皆张长史(张旭)书，信然。但帖中有云：数往虎丘，祖希时面。祖希，张玄字也。玄之与大令同时，虎丘地在江左。当是长史书二王帖辞耳。”
其说基本可信。至于张芝那种“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田行，……世称一笔书者”的草书，恐怕也是出于张怀瓘的臆断，非是见过真迹后所下的评语。《冠军帖》等非张芝历书，这并不否定张芝有类似书法风格的存在，也不会因此否定张芝在今草形成过程中可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尽管张芝留下的书作很有限，而且真伪难分，但是，张芝在草书发展史上的祟高地位是不用置疑的。张芝作为东汉末年的名士，游心书法，开启了士大夫热衷书法艺术的先河。魏晋以后，很多书法家都受到张芝的影响，以至成为整个魏晋时代人们心目中书法艺术的偶像。而他的草书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言喻的。西晋时期的大草书家索靖、卫瓘的草书直接胎袭于张芝，而为今草创立典范的书圣王羲之也是以张芝为榜样，从张芝那里获得草书的精髓，并加以发扬光大。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张芝草书虽无真迹供我们景仰、取法，但是，他的艺术真谛灌注在历代草书家的血脉里。

二、皇象
    皇象，字休明。吴广陵江都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工书，尤善章草，为当时之书圣。皇象章草师法杜度，时人以其书与严武棋、曹不兴画等并称“八绝”。南朝宋羊欣评其书说：“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采古来能书人名》)袁昂《古今书评》说：“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唐都尽《述书赋》说：“广陵休明，朴质古情，难以穷真，非可学成。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清包世臣《艺舟双楫.答熙载九问》评价说：“草书唯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
    皇象草书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帖》等。魏晋时代有好几位名书法家用章草写过《急就章》，但是只有吴国皇象写的一本，有临摹本流传下来。北宋时叶梦得曾将皇象本《急就章》刻石于颖昌(今河南省许昌)。明正统年间又有人据已有残缺的叶刻拓本重新刻石于松江，所据拓本的残缺之处以明初书法家宋克写本补足。这就是一般所谓松江本《急就章》，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的章草名作。
    皇象本《急就章》屡经摹写，当然免不了失真之处，但是只要服考古发现的汉代草书资料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现存之本大体上能反映汉代草书的面貌。
    他还留下一件《文武帖》，也是章草，为宋《淳化阁帖》副本，六行。此帖与《急就章》风格不同，转折方峻，字形的变化也较前帖为丰富。有些笔画已经接近楷书点画。结构散逸，如众星之列河汉。
    从这两件仅存的作品来看，皇象的章草面目绝非千篇一律。《急就章》不但为章草确立了不朽的典范，也是章草艺术自西汉以来的一个总结，没有这件作品，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章草艺术会是什么样子的。而《文武帖》则显示了皇象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书法家的个性魅力。

三、索靖
    索靖，字幼安，张芝姊孙。累世官宦。靖历官尚书郎、酒泉太守等职。曾为征西司马，人称索征西。善草书、八分，尤精章草。与尚书令卫瓘齐名，时人称为“一台二妙”。《晋书》卷六十《索靖传》：“瓘笔胜靖，然楷法远不及靖。”梁武帝重其书，所著《古今书人优劣评》称赞索靖书“如飘风忽举，蛰鸟乍飞。”唐李嗣真《书后品》评云：“索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况，大为遒竦，无愧珪璋特达。犹夫聂政、相如千载凛凛，为不亡矣。”唐张怀瓘《书断》卷中列索靖章草为神品，评云：“幼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或云楷法则过于瓘，然穷兵权势，扬威耀武，观其雄勇欲陵于张(芝)，何但于卫。王隐云：靖草绝世，学者如云。是知趣皆自然，劝不用赏。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索靖对自三堕书艺也颇为自信，名其书势为“银钩虿尾”。传世书迹有草草《七月帖》、《月仪帖》、《出师颂》等。
  《月仪帖》是索靖章草的代表作，凡十一章。此为《邻苏园法帖》拓本。此帖为书信文例，按月分为十二章。此件缺四至六月。计18页。《月仪帖》具有同时期一般章草的特点外，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的跳跃，字势的斜正相发，动中有静，而粗细变化也需引起重视，起笔处往往锋从势出，有银钩虿尾之趣，确实为章草的精品。

四、王羲之
    王羲之(32l一379年，一说303—361年)，琅琊临沂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字逸少。他一生曾任秘书郎、参军、刺史、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等职务。后称病去职，与东土诸名士优游自适以终老。人称“王右军”。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从伯父王导、王敦，以及伯父亲王廙，都是曾经左右东晋形势的重臣。据说他小的时候不善言辞，长大成人，却善于思辩，以骨鲠著称。
    王羲之少时学卫夫人书法，后来得到伯父王廙的指教。他的家族中擅长书法的人很多，伯父王导、王敦也都精于书法，王导还将有“江东法帖之祖”的钟繇《宣示表》传给王羲之，可见对王羲之书法才能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能够博采众长，转益多师，终于“备精诸体”创造了全新的书法艺术境界。
    他的草书师法张芝，一变汉魏朴质书风，而创研美流便之体，为今草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标准，使今草与章草的界限变得分明起来，成为两种书体。他笔下的今草结构随笔势而变得自由灵活，充分体现草书“删难省繁，损复为单”的特征。从实用的角度上说，更加便于提高书写的速度。字势连绵，笔断意连，书写的艺术性加强了，体现了纵横牵制、钩环盘纡、神化自若、变态不穷的美；笔画上改造了章草的“抑左扬右”式的波磔，而代之以随起随收，流畅自然的笔触。务在求简，各种风格兼能。《远宦帖》笔笔有格，规矩俨然；《知比得丹阳书》简便娟丽，气韵连绵；《得华宜疏》信笔驰骋，任情恣肆，而天然有致，尽得法义。他确实是一位多能的书家，多种风格汇集一身，总体统一而又各有情趣，诚然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由于王羲之在书法上有极大的贡献，所以在他身后，历代都将他的书迹视为至宝，因此，东晋时期的书家中，数他留下的作品为最多。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墨迹本草书有《寒切帖》、《初月帖》、《行穰帖》、《远宦帖》、《上虞帖)、《长风帖》、《游目帖》、《此事帖》、《大道帖》等，皆为唐宋时期的摹本。从这些最接近于真迹的摹本来看，风格各不相同，其中的《寒切帖》、《远宦帖》尚有章草遗意，点画古拙，多不牵连；《初月帖》、《上虞帖》、《游目帖》、《行穰帖》等运笔轻快，流美自然；而《大道帖》则奔放驰骋，一曳如风。王羲之草书传世之作更多的是以刻帖的形式流传至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十七帖》和《淳化阁帖》中的草书。据载：唐太宗好右军书，搜集王书凡三干纸，率皆以
一丈二尺为一卷，《十七帖》(图5—2)即其中的一卷。此卷疏放研妙，气象超然，乃书中之龙，历来被奉为草书(今草)圭桌。《淳化阁帖》收有王羲之草书杂帖近百种，良莠不齐，真伪相杂，的人已有考订。其中亦有与上文所举相同者。虽然如此，仍不失为了解和学习王羲之草书的重要范本。


五、王献之
    王献之(344-386年)，王羲之第七子，字子敬。小字宫奴。曾经任职建武将军、吴兴太守、中书令。人称王大令。他是王羲之七个儿子中书法成就最高的一位。擅长各种书体，犹以行草擅名，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二王”。相传他小的时候学书法，王羲之从后掣其笔，没成功，感叹说：“此儿后当复有大名。”这是说他学习书法非常专注，预示着他将有所成就。又传说王献之年少时曾经用扫帚沾泥汁在墙壁上书写方丈大字，王羲之对他褒奖有加，并且引来了很多人来观看。王羲之《与郗家论婚书》说：“献之字子敬，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这是王羲之在为王献之订婚时给对方写的介绍信，称赞他的书法，说明王献之年纪很小就具备书法艺术才能。
    王献之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在他父亲王羲之的成就面前，他并不安于仅仅是继承父业，而是思考有所突破。据张怀瓘《书议》载：“献之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与往法故殊，大人宜改体。”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行草”体，这种创新意识自然也贯串到其他书体。因之，王献之的草书尽管带有王羲之草书的基本规范，而对于其父也并非亦步亦趋。前人对王献之的草书的这一特点有所评价，唐李嗣真《书后品》云：“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涛簸岳。故谢灵运谓云：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也。”前人多谓王羲之内摄，王献之外拓，正谓王献之逸气过父。王献之更有一笔草书，其《十二月帖》尚可窥见一斑，米芾谓“此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又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黄庭坚仙谷题跋》曰：“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私左氏，大令似庄周。”这些评价都是说王献之草书自出机杼、天纵神俊的艺术特征。张怀瓘《书断》列其草书为神品。
    东晋时期是中国文艺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士大夫阶层争奇斗艳，书法艺术也完成了从汉魏以来的古朴向清新研美格调的转变，其中开创这一风气的领袖是王羲之。但是，时代崇尚新美的潮流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就书法而言，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停留在王羲之的审美趋向中，而是向着更加流美的、潇洒的方向追求，让书法艺术更加显示出它抒写性情的功能，王献之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趋向的代表，他的草书尤其将书法艺术“任情恣性”的本质发挥出来。我们看他的草法，连法多于王羲之，字势更加飞扬奔故，可以说大草书法正是从王献之开始才有了真正的格局。中国书法艺术的浪漫主义精神也正是从王献之那里才真正凸现出来。所以明代项穆说：“书至子敬，尚奇之风开矣。”
    王献之的尚奇书风对东晋后期及南朝前期书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南朝梁陶宏景说：“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亦然。”(《与梁武帝论书启》)在东晋时期的末年，王献之的影响要超过王羲之，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南朝时期的前半段。
    王献之传世草书作品有《中秋帖》、《新妇地黄汤帖》、《送梨帖》、《鸭头九帖》，皆为唐宋时期的摹本。其他刻帖有《十二月帖》、《淳化阁帖》中的《玄度时往东帖》、《玄度何来帖》等杂帖草书达几十种之多。

六、智永
    智永，生卒年不详。据传身历梁、陈、隋三朝。山阴水欣寺和尚，名法极，人称“永禅师”。俗姓王，他是王羲之七世孙。平生除了从事宗教事业外，主要精力都放在书法的研究与传授上。他在书法上用功之勤也是千古佳话。相传他居永欣寺阁上临书三十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用坏的笔头放置于大竹簏(lu，竹箱)，每个簏的容量一石(dan，容量单位，相当于十斗)有余，五簏皆满。来求他写字及请题额的人非常多，他所住的地方门槛为之踏坏，于是便用铁叶包裹起来，称为铁门限，说明求他写字的人是非常之多。张怀瓘评价智永说：  “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夷途良害，大海安波，微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书断》)智永书法的主要功绩在于继承王羲之等人的伟大传统，从草书来看，他是将王羲之草书进行规范化，使之广为传播。现在我们看智永的草书，似乎没有什么神奇可言，但是，在南朝后期，东晋以来的传统正在没落，王羲之所代表的书法正统逐渐变得很模糊，也就是说正在失去规范，智永能精勤于此，是有他的历史功劳的。所以苏轼说：“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义、求变态也。”(《东坡题跋》)当然，从创新角度来看是如此，但也并不是说智永就没有自己的风格特征，他虽然要保持王羲之的传统，但也不可能不带有自己的个性，所以苏轼又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致，反造疏淡。”(《东坡题跋》)这里所说的“骨气深稳”正是智永草书的基本特征。
    智永的草书作品主要是他所写的大量《千字文》(图3—4)，这些作品在隋唐之际流传极广，在草书发展史上，他是连接南朝和唐朝的一个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