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皖南事变真相始末
2011-08-26 09: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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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串看似偶然的随机事件链接在一起，却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9000余人由安徽省南部的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泾县西南重镇茂林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的包围袭击，理由是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介石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多次发电报给延安，要毛泽东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泽东没有任何回应。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泽东：“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正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两党高层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并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攻陷。全军约9000人，除两千人在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刘厚总开枪杀害。
消息传出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以表达对这场震惊中外之事变的愤慨之情。
曹甸战役使新四军北移陷入困境
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南方各地的残余零散武装，正是在中央这一指示下，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然而，中共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明确指示：一，要保证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二，新四军需要扩张和发展；三，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消灭则坚决消灭。于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便与国民党军队摩擦不断。
1940年 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
同时，何白二人密令汤恩伯、李品仙以及顾祝同准备向新四军进攻——这是对之前新四军在黄桥的军事打击进行报复。
三个月前，陈毅率领新四军江南纵队渡江北上，在挺进苏北地区时，同驻守于此的国民党韩德勤部发生正面冲突。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并击退了数万兵力的包围，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死在八尺沟。经此一役，新四军在苏北地区名声大振。
对于黄桥的失败，国民党咽不下这口气，韩德勤受到“欺辱”这笔账需要新四军总部来付。
11月9日，朱德发出电令，只同意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国民党军令部迅速反应，在何应钦、白崇禧的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蒋介石的目标很明确，只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两省，限制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即可。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非蒋介石此时想达到的目的。
客观地看，在此之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许多摩擦和冲突，但都仅限于局部，影响有限。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于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这不仅有碍抗战，也很难实现。因此，军令部的呈文到后，蒋介石一直拖着不签。
中共这边却得陇望蜀。1940年11月下旬，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毛泽东批准，华中指挥部实施对苏北曹甸的战斗，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韩德勤在在苏北的力量。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
新四军军长叶挺担心曹甸一战会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当天就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
毛泽东复电说：“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新四军直接领导）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蒋对我等无甚办法，而且你们北渡，是让他们一步，以大局观，蒋、顾不会为难你们。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三天后，国民党军令部作出激烈反应，要求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曹甸。军政部长何应钦则进一步批示：“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共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4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将何应钦的意见写为正式呈文报与蒋介石，蒋当即批复照办。
曹甸战役中，参战的新四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提前撤出战斗。而受此影响最大的，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因为自此之后，新四军不能再走东线，经苏南北移变得困难重重。
但毛泽东在分析了各种情报后判断，如果让新四军继续逗留皖南，危险会更大。因此，他坚决主张部队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两路，冒险经苏南北渡。
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
然而，将帅失和延误了北移的时机。叶挺和项英长期不和在新四军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点头是无效的。日积月累，叶挺和项英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而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压制，曾愤然脱党出走。在共产党看来，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掩盖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起初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而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多方调解下，叶挺和项英的抵牾有所缓解。然而，根本性的分歧没有消除，并出现在了皖南事变爆发前夕。
其实，中共中央早已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此，项英从一开始就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关心，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一直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许多很长的电报，一再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则认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的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直到1940年12月，形势已万分紧急，毛泽东也再三催促，可项英仍顾虑重重，对北移不置可否。
情势危急，新四军决定冒险南下
新四军迟迟没有开拔的动静，最后通牒既已发出，久拖不决，国民政府势必颜面扫地。于是，国民党方面加紧了军事部署，准备武力驱赶。12月7日，蒋介石正式批准军令部报批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他慎重地表示“计划可照办”，但“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
12月9日，蒋介石发电：“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曹甸战役炮火连天，蒋介石给顾祝同发出特急电报：
（一）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德勤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新四军）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亦可。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及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6日，曹甸战役因八路军、新四军无法取胜而草草收场。
受此鼓舞，国民党军方高级领导人想在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共威胁的愿望愈发强烈。何应钦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胡宗南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密电蒋介石，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便“应付非常事变”。白崇禧则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并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
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不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问题是，手令既下，时限既定，已成骑虎之势。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危险。
事实上，蒋介石敢于批准军令部的计划，很大程度是基于他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在他看来，中共的态度受苏联的意志影响甚大。而苏联与日本此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态度友善，他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但“不致扩大叛变”的推测毕竟没有十成的把握，为此，他不得不尽力限制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胡宗南所报的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
计划批准后，眼见新四军仍无按期北移的决心，蒋介石明显感觉事情会闹大。12月25日，他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担心，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特别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并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于12月20日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只待蒋一声令下，便“彻底肃清匪巢”。
然而，直到12月29日，负责实施进剿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才最后拟定《进剿匪军计划》。这是因为，一向深体蒋介石“圣意”的顾祝同此刻并不希望真的同新四军开战。就在两天前，叶挺和项英还向顾祝同说明经费、弹药、冬服等存在极大困难，要求延期至1941年1月8日出动。顾祝同当即表示可以商量，并电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派员前往新四军军部，向叶挺等具体了解新四军方面的意图。
除了开拔日期没有松口外，新四军的其他要求，顾祝同都尽量满足。不仅如此，为了解除中共此时对北渡后可能遇到桂军拦击的问题，顾祝同还促使江北的李品仙来电作出保证。
然而，对于北移路线，中共内部一直争论不休，没有明确的方案。蒋介石的意思是新四军原地直接北渡，顾祝同也让李品仙做出了放行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中共的顾虑。毛泽东在12月27日的电报中肯定了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提醒叶、项“仍需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
但人在重庆的周恩来对此并不乐观。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他称“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据党史专家杨奎松分析，这个论断源于12月25日周恩来得到的一份第二十一集团军关于分区清剿计划的情报。事实上，这一计划只是为了防止新四军北渡后不依照命令北上，“延留滋扰”而设计的。但周恩来不敢掉以轻心，他坚持最好分批走苏南北渡，这与叶挺的方案不谋而合。
然而，走东线北移，即经苏南北渡是国民党明令禁止的。因为中共之前打了曹甸，新四军也有小股部队参战，恼羞成怒的国民党为防新四军借北移之名，再行攻打曹甸之实，早就派52和108两个师把守了东去的道路。
形势千钧一发，中共方面却并未察觉。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冒险南下，绕开52和108师，迂回到天目山，再到溧阳，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1941年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共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开始按照上述方案行动。
可惜，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叶挺和项英却错误估计“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想趁其不备急行军突进。悲剧已无可避免。
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捕，项英喋血
1月4日夜，新四军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的袋形包围圈。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敌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1月9日，阴雨绵绵。军部到达高坦后，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听着茂林方向传来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不妙。这时军部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军长。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向正在里边烤火的叶挺汇报了情况。还没等叶超说完，叶挺就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见此情况，叶超不敢回去，就蹲下一起烤火。这时，项英一行久等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以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在叶挺那烤了一会火，对叶挺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去回复项英等人。
叶超到项英等人原来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见了，就回来报告叶挺。叶挺找当时来东南局任副书记才两个月的饶漱石商量。叶、饶马上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
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之后，叶挺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两千人。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
饶漱石见叶挺迟迟不归，感觉凶多吉少，便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历经险阻，终于在17日下山脱离危险。在皖南地下党的掩护下，饶漱石很快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辗转来到上海。此时的饶漱石，已是头长虱子，身生皮炎，面容憔悴，疲惫不堪。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3人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刘厚总、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和金表，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刘厚总隐姓埋名，“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被人认出，随即被逮捕、枪决。
皖南事变使国共合作成为泡影
种种迹象表明，是新四军主动走进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并试图武力突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唯一目的是将新四军驱赶至黄河以北，并非彻底消灭。可惜，环环相扣的阴差阳错和新四军的不遵调令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悲剧。
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互相指责。虽然在各界的努力和斡旋下，两党暂时达成了和解，但由此引发的国共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形式上的这种妥协所能消弥的。
国民党消灭了7000新四军并宣布撤销了它的番号，但新四军照样存在，并且所占地区及兵力越发扩展与壮大，其在新四军范围内的国民党军队反而一一被驱逐或消灭，国民党其实一无所得。
更为重要的是，皖南事变从根本上破裂了两党之间的感情联系。从蒋介石在参政会密示国民党参政员国共一定要分裂，到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3月18日发布的改“某党”为“奸党”令等事实看，国民党在事变后显然已经正式决定把中共视同“汉奸”，形势许可时必欲“剿灭”。同样，中共方面对与国民党真诚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皖南事变自然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旧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至少名义上仍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补充，形式上仍旧使用着统一的货币和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之间军事上的磨擦冲突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或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中共政权与军队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蒋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权。从此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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