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组词有哪些成语:司徒越和他的老师 - 秋心斋书画网 - 秋心斋书画网, 汪维成

半成

二十年前,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前夕，司徒越磨墨铺纸、凝神挥毫，以他豪放流畅的狂草，为家乡寿县即将举办的书画展写下了张景祥的诗《教师节前抒怀》：“鬓沾垩粉几鬖鬖,历臭还香苦复甘。赢得芳菲桃李笑，高烧红烛赋春蚕。”
司徒越欣赏这首诗，认为“此诗在同类题材中大约可算绝唱矣。”（85．8．29．日记）尤其对结尾那句，作者巧用古人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融铸而成的“高烧红烛赋春蚕”，更是赞不绝口：“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通常不将同一内容重复书写的司徒越这一次破例了，就在第二天，出于对这首诗的喜爱，他再次书写了这首诗,寄到北京参加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举办的书画展。
对于司徒越来说“教师”这个称号是神圣的，这不仅仅因为他当过多年教师、校长，深知教师工作的艰辛；更因为他知道，中华文明五千年薪火的传承靠的是教师。面对教师只能心怀尊崇、心存感激，终其一生，他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幼读私塾，长学西画”，这是司徒越在其传略中写的一句话。孩提时代的他,就是在私塾中开始自己启蒙教育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今天人们已见不到私塾了，读过私塾、尚健在的人大约也不多了。但人们几乎都知道，私塾就是一个先生教几个孩子，整天摇头晃脑地背书写字。那先生的形象衣着也在人们的印象中固化了：干瘦的小老头、留山羊胡子、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张口“子曰”、闭口“诗云”，手拿旱烟或戒尺,一身的酸腐气。安徽的地方戏——庐剧中有一个折子戏“讨学钱”，讲的就是一个私塾先生年终去讨学钱（即要工钱），遭到吝啬、滑头的东家娘子百般刁难；迂腐、不乏正直的老先生则据理力争。剧情风趣幽默，为江淮间群众所喜爱。
司徒越“幼读私塾”（1920年后）时的“先生”黄荫庭却不是这般模样。先生年轻时虽曾收徒授业，但他的大半生却是在中学任教师，由于业绩卓著，他的名字被收入1996年出版的《寿县志》。县志中这样介绍：
“他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负责，四十余年里，课堂教学，诲人不倦，批改作业，一丝不苟，焚膏继晷，夜寐夙兴……他在教育界声名素著，威望很高。”
“他工诗文，善联对，精通历史，深研红楼梦。凡江淮间名士，无不知黄荫庭。”
这是后人的评价，当时的司徒越怎么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大学中国名人丛书编委会”从全国挑选百余个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的名家，请他们写出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编辑成《中国名人谈青少年时代》。司徒越应邀撰写了一篇：《说的清楚和说不清楚的故事》，文章里他写道，这个“有时上课甚至不带课本的老师”讲起课来“繁征博引，妙语如珠，真能令听者忘倦。”因此，司徒越对他敬爱有加，做人、做学问无不以老师为楷模，师生关系甚为融洽。
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黄荫庭见到从上海回到寿县的司徒越，当时已是国破家亡，先生按捺不住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赋诗以记：
与君两载各天涯，满眼干戈送岁华。海上东风真有约，故园禾黍已无家。河山犹是伤心色，草木还开溅泪花。今日相逢强一笑，夭桃勉插一枝斜。
这首题为“喜晤剑鸣”（司徒越号剑鸣）的诗，字里行间何曾见一丝一毫的喜气？通篇见到的只有诗人对国破家碎的忧愤，以致虽是心心相连的师生久别再见，也只能“今日相逢强一笑”。
这种师生关系一直保持到老师去世。黄荫庭的儿子们在父亲去世后又奉司徒越为师长，仍是来往不断。司徒越和黄荫庭（及子女）沿续了六十余年的师生情，被传为佳话。
黄荫庭为江淮间名儒，当然能写毛笔字（有他留存至今的蝇头小楷为证），但这位老夫子常常挂在嘴边的却是苏东坡的两句诗：“我虽不善书，知书莫若我”，让人实在听不出他是谦虚还是自诩。尽管黄荫庭欣赏司徒越的文笔，（在给司徒越的作文“秋怀”所下评语中，他惊叹：“作者……侪辈中吾见亦罕矣。”）但是，这位老师却认为学生的字“写不出来”。于是，崇拜老师的司徒越就收起笔墨不再练字了，老师看中了学生临摹的一幅仕女图，认为他可以学画。这就有了司徒越传略中所写“长学西画”的求学经历。五十年后，司徒越未能成为画家，而是作为著名书法家名扬海内外，可说是师生俩当初想都没想过的，正应了“无意插柳柳成荫”那句老话。
司徒越学画是在亲戚的资助下，１９３１年考入上海美专后的事。入学不久，“九·一八”事变暴发，司徒越常常缺席逃课，积极参于其中，频频地在街头露面很快引起反动当局注意，第二年，他被迫转学到上海新华艺专，继续自己的学业和“反帝大同盟”的工作。
上海美专的学习生涯是短暂的，在这段日子里，司徒越认识了美专的创办人、校长、著名画家刘海粟。这位开中国绘画教育先河、第一个把人体模特引入教学中的画坛巨擘几十年来一直处在舆论的包围中，执著、内向的司徒越多年来也始终关注着这个校长。
刘海粟当年是否亲自为司徒越所在班授过课，现在已不得而知，两人之间是师生关系则是毫无疑问。但是，不论成名与否，司徒越都不是那种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人，他从不炫耀这个师生关系。同样是在《说的清楚和说不清楚的故事》里，他斩钉截铁地写道：“有人说我：‘拜刘海粟为师’，那是胡说，绝无其事。”他和著名导演王为一、演员赵丹是同学，因小说《画魂》而出名的潘玉良也在上海美专任过教师，这些，司徒越从未当回事。他深知艺术顶峰靠自己攀登，老师、同学的名声再大，也不能当金子贴在脸上为自己争光。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论自身条件和外界环境如何变，深入骨髓的“尊师”情结却从未变过。
十年浩劫中，人妖颠倒，小丑跳梁。司徒越被“造反派”打成“专政对象”，关进“牛棚”，造反派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勒令他劳动改造、写检讨，甚至罚他站在县城繁华的十字街口挂着“黑牌子”示众。全家则被“扫地出门”，蜗居在两小间破草房中。身受不公正待遇、面对满目疮痍的河山，司徒越只能在《文革期间答友人》中抒发了自己的忧忿：“偏堕罡风浩劫中， 神州屡现血殷红。人间正气摧残尽，贯日何曾见白虹。”
1976年5月下旬，“天安门事件”刚过去不久，神州大地上的政治坚冰并没有融化。在这之前，因为造反派在司徒越的历史中找不出什么问题，就恢复了他的自由，让他干些刻蜡纸、印材料的杂活。当时物资奇缺，司徒越因为有老同学在上海工作，就被派往那里，利用这个关系采购物资。
在上海，司徒越想到了久未曾谋面的老校长刘海粟。漫漫十年劫难中，文坛巨匠老舍、两弹元勋赵九章、甚至寿县城内的某小学教师都“自绝”于人民，走上了不归路，树大招风的他能逃过去吗？司徒越心怀忐忑地打听着。得益于刘海粟的名声大——此时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臭名——没费什么周折就打听到：老校长虽然在运动中多次受冲击，但人还健在。请一位朋友带路，司徒越找到他的家。
关于这次拜访，司徒越在1976年6月1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俟雨稍止，便搭电车到复兴中路×××号，登楼见到刘海粟先生的爱人夏伊乔，她请我们稍坐。等了十几分钟刘海粟先生出来，邀我们到他的画室……他谈得很有兴致。又出示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楼下已作为红卫兵司令部时所写长卷，他自己极为得意，认为是生平少有的佳书。”
老校长向学生赠送了自己“最得意之作”： 鲲鹏展翅图 的照片，并在背面题字。“刘海粟先生用钢笔，以左手食指与右手食指同时压住钢笔尖端书写，八十一高龄写小字尚不用眼镜，亦足见其身体健康。”照片至今保存完好，当年的题字是： “送给 ／ 剑鸣学弟 ／ 刘海粟 ／ 时年八十一” （司徒越号剑鸣），学生回赠以凤脑石章坯，老校长极为高兴。“四点多钟告别，他的爱人又殷勤留吃粽子，吃了一个粽子后才出来。”
这天的日记写的只有师生间愉快地谈书论画、互赠礼品，这些今天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是，在那万马齐喑、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分别四十余年的师生在当时严酷政治环境中的亲切握手，感人至深。它彰显了久违的人性之美，送去了司徒越的殷殷尊师之情，温暖着刘海粟那几近凉透的心。
四年后的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就在这时，司徒越收到安徽书画院的来信。信不长，全文如下：“司徒越先生：刘海粟先生受我院邀请将于七月十五日去黄山写生，得悉您曾在他那里求过学，特此函告。  此致  敬礼  省书画院  七月十二日”。
看过信的司徒越表情平定如初，心底却微微泛起一丝波澜：
四十余年中师生天各一方，音讯不通；
四年前的会面亲如家人，历历如在眼前。
司徒越该尽快地赶到合肥，和老校长痛痛快快地畅谈一番，然后再一起登黄山写生，尽尽地主之谊吧？让人想不到的是：他没去。四年前，身处人生低谷中的司徒越敢于冒着风险，去看望逆境中的老校长，今天，作为著名书法家，身任省书法金石协会副会长，难道他也“一阔脸就变”？不，那绝不是他的为人。成名后的司徒越，可以应小学校长之请，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讲书法；也可以跑遍古城的书店，为一个外地的少年买字帖——因为他所在的农村买不到这种字帖，写信请司徒越为他买——实在找不到，司徒越就让外地的学生帮忙找来，自己再寄给少年……
他为人处事的心态可用给学生写的一幅字来反映：“人知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翻成大白话就是有名没名一个样。有人不解：那为什么不去见见刘海粟？司徒越淡淡地笑道：“现在的刘海粟今非昔比，一定是前呼后拥，不在乎多我一个，少我一个。”
司徒越说的是真心话，但并不完全。七十年代末的笔记中，他抄的潘天寿的两句诗：“淡交乱世见，僻性苦心知”，或许更能说明他做人的原则。
久经沧桑的老校长读懂了学生的心，他没有见怪。不久，刘海粟捎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他身穿花毛衣，双手（还是双手）握着毛笔，正在写字。
1985年9月10日，教师节。
县委、县政府在寿县人民电影院召开庆祝大会。上午8点，千余人的教师队伍来到电影院，电影院门前锣鼓喧天，少先队员手持鲜花齐声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县“五大领导班子”成员夹道迎接教师队伍进场。
年逾古稀的县政协副主席司徒越，今天早早地到了，此刻站在欢迎队伍里，微笑着向教师们鼓掌,一身笔挺的中山装，风纪整齐，如同往昔；华发满头，儒雅谦和，颇为引人注目。

又记：一九八六年，第二个教师节前夕，司徒越应邀为《六安地区教职工书画展》写了一幅字（恰恰和上年一样又是8月29日）。这次，他用大篆写下了四个端端正正的大字：师尊道严。

写于2005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