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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斯：激进民主与民主制度

　　本文为《激进民主》一书的节选，该书简介：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激进民主

　　在1980年的某个时候，我的朋友马洛·肯瑞（MuroKenji）在和他的指导教师兼朋友——一位名为鹤见俊介（TsurumiShunsuke）的哲学家谈过话后，顺访了我，他兴致很高（这是他的习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他说，“民主在所有地方都是激进的。它在任何一个体系、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批判性的：在美国，在苏联，在日本，在菲律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所有地方”。这个既老又新、既简单又复杂、既显而易见又模糊不清的观念，是有吸引力的。当看到有一个人对这样一个原则——据E.M.福斯特（E.M.Forster）讲，这个原则只值得欢呼两下，但绝不值得欢呼三下——如此兴致勃勃，我是感到很好奇的。

　　大约在相同的时候，有人从美国寄来一封信说，有一本名为《民主》的杂志，并询问我在日本是否有激进民主主义者可以举荐为这本杂志撰稿。“激进民主”这个观念开始植入我的脑海。这种经验有点像你开始爱上邻家的一位姑娘（或小伙），那种感觉你一直知道但突然变得那样新鲜、那样鲜明、那样……无有前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以及在日本，我一直是某种类型的运动积极分子，但像很多人一样，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道槛，我未跨过，只是一直借重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的批判力量。在那些年代的运动政治学中，马克思主义被解释为和民主左翼有一定的距离，即是说比民主左翼要激进；在另一方面，民主主义者被解释为站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地位上（并很难和后者区分开）。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左—中—右这样的空间性的隐喻对于安置我们政治学的方式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量。一个人的政治定位如果是被认为在另外的两种政治倾向之间，这种定位很难避免被想象为是一种妥协、杂糅，并且没有自己独立清晰的原则。我开始感觉到鹤见马洛的定律（“民主在所有地方都是批判性的”）能够成为重新安排这个空间性的形象的基础。民主既然像激进主义一样被认为是激进的，所有其他的政治定位和这些政治定位之间的关系将呈现一种新的面貌。这将导致对政治现实作出更精确的反思，以及以一种方式赋予民主理论更强的批判力量。

　　从我最初为这本书的观点开始构思算起，十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在诸如波兰、缅甸、菲律宾等不同的国家中发生了激烈的民主运动，同时在民主理论领域产生了新的一波作为。在很多年中，任何一本题为《民主》的书，基本可以判断为是在单调重复北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所谓优点，但是称民主为激进的一批理论家也出现了。当乔治?布什宣称在他的任期内民主已经“胜利了”的时候，另外有人正建构或重新发现一种民主观念，这种民主观念不仅可以作为对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而且可以作为对里根和布什与其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共有的意识形态框架进行批判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民主的讨论第一次让人感兴趣。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贡献给这一讨论的。

　　很有趣的是，当我在菲律宾大学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工作时，我不仅很难向在日本和美国的朋友，也很难向在菲律宾的朋友解释我的研究选择。我到菲律宾不是研究菲律宾本身，而是进行研究民主理论的准备工作，这在他们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在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偏见在作怪。如果一位在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不研究马萨诸塞的政治或文化，人们不觉得奇怪。一位在康奈尔大学的访问学者去研究东南亚或一位在伦敦大学的访问学者去研究非洲，人们也不觉得奇怪。但反过来就不是如此：一位前往第三世界的访问学者就被认定要去研究第三世界。

　　我有意地选择菲律宾大学以打破这种固定观念，这符合这种一般原则：如果你打破某个固定的观念，你很可能将学到意想不到的事物。但是我选择菲律宾无论如何也不是偶然的。当时，1986年2月的人民权力革命刚过去一年。“人民权力”是希腊单词demos和kratia的英译。人民权力——激进民主做了表面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不仅通过人民赢得选举，而且通过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监督这场选举而获得选举胜利，人民将一个腐败的、有精良武装保护的、卑鄙而富裕的独裁者赶下台并赶出国。我想去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民主不只是一个无力的口号而且是一个活的观念，一个真正重要的、人民以热情和投入来谈论的原则。事物并没有完全那样发展。尽管在马科斯政权的最后几年，公众情绪充满兴奋和激进希望，到1987年春天，公众情绪陷入了幻灭。激进希望——这是人民运动的核心（我在第五章将更多地谈论这一点），已经制造了一种准确地说是革命的政治情境，但是这一希望的目标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政客——正寻求赢得选举的科拉松?阿基诺。激进民主在重建自由主义政治中消耗了自己的能量。土地改革搁浅了，内战在继续，1987年是阴郁的一年。

　　尽管希望幻灭了，内容丰富的和警策性的关于民主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只是转向这样的问题：已经出了什么错或正在出什么错？马克思主义者很吃惊的是民主完成了那么多的事情，而左翼自由主义者做的事却那么少。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以前所持的关于民主的观念现在表明是有些问题的。因此这是一段虽然不令人高兴但是令人振奋的时光。

　　而且，我原来学到意想不到的东西的期望没有落空。在和菲律宾知识分子讨论民主理论以及读他们关于民主的著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撞上同一堵砖墙，即“发展”这堵墙。从北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视角看清民主和发展之间的冲突比从第三世界的视角看清这一冲突要更困难。事实上，北方工业发达国家关于民主的著作几乎不触及第三世界：关于第三世界的书归于“区域研究”或“发展经济学”的名目之下，这是和政治理论很不同的领域。但是，如果民主在世界上至关重要，那么它在第三世界也至关重要，那里某种形式的伟大民主斗争已经并正在展开。在菲律宾，我意识到，任何一个人如果要谈论第三世界的民主（或者说谈论一个有第三世界的世界民主），将必须处理发展这一问题以及发展之反民主倾向。这是本书第二章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Ｓ的主题。

　　这本书没有把任何制度作为推荐目标。当我提到某一制度时，我仅仅是说明一个原则，而不是做一种具体选择。我并不是认为具体选择不重要，相反，它恰恰是政治探讨的内容，但是，这里我所探讨的民主的本质是人类事物的原则，它不是种种的制度或行为——通过这种种制度和行为，人们在实践中实现民主这一原则。所有这些都经常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当我们说起时，好像民主就是自由选举，或是法律保障人权，或是工人参与。可是，举例说，我们并不说和平是和平条约，或公正是法院审判。和平条约可能带来和平或法院审判可能带来公正，这仅仅是假设。我们从经验可知，这样的假设有时能被事实证验，有时却完全不能。我们能判断这些假设是否具有相对的正确性或成功，是因为我们有独立于审判和条约的公正与和平观念。同样地（像我们下面所要主张的）“选举”、“法律保障”或“工人参与”也是假设。要判断它们的价值，我们要尽可能地明了人类关系中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制度成立。显然，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在民主讨论的这一方面作出贡献。

　　换一个方式说，这本书并不是要写成一本关于乌托邦式理论的著作。我没有任何以前人们没有想象过的计划安排。相反，很多美好的民主计划已经摆在桌面上，而且摆在桌面上已经多年甚至几个世纪了。事实上，在任何大陆、在任何国家、在任何类型的体制中，都有民主运动。但任何一次这样的运动都面对着不同的情境，因此需要一个不同的出路。将金钱左右的北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不同于将军事独裁左右的南方国家的政权民主化，也不同于将一个工厂、一个种植园、一个官僚体制、一个性别歧视的家庭、一个教堂民主化。为使这些和其他体制民主化而斗争的运动都有它们不同的方法、目标和希望，我没有新的一套体制去代替人们在他们真实的情境中所正在追求的目标和方法。相反，我的希望是，通过提供某种标准以使民主主义者能据之评价、批判、明晰他们的目标和方法，而且通过给予现存的民主运动以理论支持，我能够为现存的民主运动略做贡献。

　　据此意义，这本书并不是要去辩论为什么民主比别的政治形式要好。毋宁说，这本书是对那些已经这么认为或自认为已经这么认为的人而讲的。它不是创作出来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应该这样想，而是探索这样想的一些结果。如果某人采取激进民主的立场，这将可能带来什么呢？为了尽量将这一点想清楚，我有时使用这样的方法：假设一个想象的、理想形式的人物，即激进民主主义者。在下面的章节中，这一人物将作为检验者和参与者，起一种如同专家式的见证者的作用。关于这一主题，激进民主主义者怎样想？在这种情境中，激进民主主义者如何行动？答案并不是要束缚人：人们可以了解我得出的这些答案，而做出别的选择。但是如果这里的主张是成功的，那么那些做别样选择的人称那种选择为“民主”将是有困难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正名？

　　像民主这样一个词，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任何想做出一个定义的尝试都会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可以普遍地感受到的是，当我们称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我们是在赞扬它，结果是：任一种类型的政权的捍卫者都声称其政权是民主的，并担心如果民主被固定为一个意义，他们将不得不停止使用这个词。

　　——乔治·奥威尔：《政治学和英语语言》

　　在政治词汇中，“民主”肯定是最被滥用的一个词。它被用来证明革命、反革命、恐怖、妥协和折中之有理。它曾被使用于代议制度、自由企业经济、国营经济、列宁主义的政党统治及无产阶级专政。战争被进行是使世界足够安全以施行民主，原子弹被投下是为了在异国建立民主。起义被镇压是为了保护民主使之不受游击队损害——游击队也说他们在为民主而战。像奥威尔所指出的，大多数使用民主一词的人都是力图保持现状。

　　在现实的语言中，这个词空洞无物。“我是为了民主”这句话实际上什么信息也没有传递。最多它表明说此话的人不是一位赤裸裸的纳粹分子或所谓国王拥有神圣权力的主张的支持者。这样的声明就如同说“多好啊”这样的话所得到的人们的反应一样：人们一脸茫然和迷惑。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使用民主这一词，不是作为一个标签，而是作为具有活生生的意义的政治词语。在菲律宾1986年选举之后，我的一位在菲律宾的激进左翼朋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反思民主的全部。”听到这里，民主的真正意义极其美妙而象征性地第一次为我所领略。激进左翼阵线因为一个很明显的理由：人们不可能指望以一场民主选举推翻军事独裁者，就想抵制这次选举。当选举转变为一场人民权力革命并将马科斯驱逐出国时，他们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都大为吃惊。

　　在这本书中，我采取这样的立场：“民主”曾经是一个属于人民的词、一个批判的词、一个革命的词。它被那些统治人民的人所盗用，以给他们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是该收回它，并恢复它的批判和激进力量的时候了，这样的复兴是可能的并且是必要的。民主不是所有，但是有其地位。当这个词用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时，它是鲜活、清晰和真实的。并不是出于习惯或怀旧从而我们继续使用它，而是因为再找不到别的词称呼它。尽管使用它的历史是一部伪善和背叛的历史，民主仍然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纯洁的词，它含有一项至今未被实现的承诺。

　　于是这就要求正名。这意味着坚持“民主”一词必须仅仅用于描述民主性事物。它意味着鉴别并抛弃对民主的歪曲和伪善的用法。作为这个进程的第一步，我将列出我所认为的几种导致对这个词最坏的误解和损害的用法，如：

　　重新定义“人民”（a）。民主通常被定义为人民统治。传统的逃避这个意义的激进含义的做法是：通过将奴隶、妇女、某些种族、穷人或其他群体排除在外，来缩小人民这个概念的范围。作为通例，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中层或上层阶级的人说他们支持“人民的权力”时，他们的“人民”的意思是指他们自己。当他们号召民主时，他们并不是号召那些作为奴隶、仆人的人——奴隶、仆人生产剩余，而中上层阶级的财富依赖于此——取得权力。

　　然而，democracy中的demos最初的意思是公民中最穷的和数量最多的阶级，democracy在最初的意义即是这样的阶级的统治。中产阶级统治——且不论那样做的好与坏——应该以它本该如何称呼那样称呼，它不是民主而是中产阶级统治。

　　重新定义“人民”（b）。有时一个执政党或正寻求取得政权的党通过将“人民”重新定义为“那些支持该党的人”而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人民”成了意识形态概念，那些不接受指定的意识形态的人不包括在人民的范围中。他们可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他们也可能简单地成为看不见的非存在。我们在专制政府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政府将支持它的少数人描述为“人民的可靠的代言人”。我们也可以在小的反对党的报纸上见到这种情形，它们的报纸上有“人民抗议”这样的题头，但题头下的文章描述的是几十人或几百人的一次聚会抗议.

　　重新定义“人民”（c）。上面情形的变种是，只要一个政党有正确的意识，就认为自己代表人民应该如何思想。如果这仅用之于政治教育方面的努力，是没有什么错的。当一个党认为自己为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呼声所支持，而其所指的“人民”是一种抽象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时，问题就产生了。那样一个党取得权力不同于人民取得权力。

　　“民主是关心人民福利。”吉米?卡特曾经将“民主的原初意义”描述为“民享”。很多统治精英很喜欢将亚伯拉罕?林肯的这一有名的公式去掉另外的三分之二。而且我也听到普通公民说相同的话：民主政府就是照看人民的政府。关心人民福利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和民主不同。一位国王可能真诚地关心他的子民的福利，但是这样的统治仍是独裁的。某种政党专制可能采取关心人民福利的政策，但它仍是政党专制。民主并不意味着是：人民被仁爱的、公正的统治者赐福。它的意思是人民自己统治自己。

　　“民主是拥有一位人民支持的统治者。”这种情形很容易和民主混淆。但是给我们“民主”（democracy）这个词的古代希腊人，对于这种形式的统治给了一个不同的词：煽动民众（demagogy）。煽惑的民众领袖（demagogue）通过许诺为人民做事或代表他们而获取支持（即权力）。但是今天demagogue这个词成为通常的一个称呼，并不必然地含有一种贬义，特别是当煽惑的民众领袖许诺了适当的事物并实现了他的许诺的时候。但这不是民主。民主并不是这样的情形：人民将他们的权力交给另一个人以交换别人的许诺。

　　民主是发展（a）。很明显，仍有一些人认为民主是一种未来的治理，是某种自动的历史发展进程的终点。实际上，民主是最古老的统治形式之一。民主的精神在历史上的这时或那时都出现过，那时人民在为它而斗争。如果你试图通过等待来取得民主，你将永远地等下去。民主是发展（b）。有时有人主张或暗示，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民主的。如果“经济发展”意味着人民取得了对经济权力中心即土地、工厂、贸易公司、经济计划机构、银行的控制，这种说法成立。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仅意味增长财富，那么无论这种经济发展本身可能如何好，它都和民主不是一回事。一个富裕的国家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不是，就像一个贫穷的国家既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不是民主的一样。民主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而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关于这一主题的更多的内容见第四章）。

　　“民主是自由市场。”当美国政府官员和他们全世界的代表说到民主时，通常，他们所指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而且既然现在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也采纳了这种观念，这种观念看起来正要取得普遍真理的地位。逻辑很简单：社会主义指令式经济是反民主的，因此自由市场是民主的。这种观点很健忘，它忘了正是它造成了问题——社会主义原本是被希望能解决这些问题。这类似于：有一个人得了致命的疾病，并吃了某种药而使病情恶化，于是他判断，如果他停止吃这种药，他将会恢复健康。原来的问题仍然在。自由市场将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这种分裂是和民主不相容的。它的自由仅仅是公司的自由，资本主义公司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反民主的统治体系。如何将自由市场的主角——公司民主化，这一问题对于资本家和经理们来说是颠覆性的问题。

　　“民主无论如何不是共产主义。”这一反动一定是冷战的遗产。某些人一上来就将某种叫做“共产主义”的东西定位为自身就是邪恶的，而且是反民主的。“民主”于是变成了任何东西，只要它能摧毁这一恶魔。它可以是专制统治、军事管制法、反恐怖主义分子、低烈度战争、死亡小组，等等。杜鲁门总统在说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AnastasioSomoza）时表现了很大的诚实，他说：“他可能是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

　　“民主是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至少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崩溃以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使人们相信：民主已经被共产主义统摄或超越。也就是说，当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被废除后，民主问题将随着国家和政治一起自动消亡。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体系什么也保证不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类型国家，取得民主的唯一途径是为民主而斗争。

　　“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对于一个从事斗争的政党来说，集中控制可能是有利的或者是必需的，但是这种应用不能保证其一定是民主的。通常，民主依赖本土主义（localism）：本土地区是人民的居住地。民主只能意味着居住地权力由居住地人民所拥有。

　　“民主是美国宪政民主体系的代名词。”这一定义正是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的高等学校课本中所给出的定义。美国宪政体系具有很有价值的某些因素，但它不应该作为民主的定义。美国人还没有解决经济民主即工作场所民主的问题，他们还没有找到超越他们国家的反民主的帝国主义的办法，他们还没有解决巨大的日益加大的权力向华盛顿集中的问题，他们还没有放弃他们被冷落的梦想：他们的问题将被他们选举出来的长长的一大串“大王系列”中的下一个“大王”所解决。而且，他们有极大的危险可能忘却他们自身的很悠久的激进民主传统：这一激进民主引导18世纪的美国民主革命者反对1789年宪法，这一宪法给予富人太多的权力并给中心太多的权力。

　　“民主是自由选举。”自由选举在某些情形下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主方法。在另一些情形下，选举可能是民众煽动家或地主攫取权力的一种途径。在今日美国，选举战已经被市场营销工业所接管，已经几乎完全不能壮大人民的力量。1990年尼加拉瓜的选举就是自由选举的一个滑稽剧：投票选A将对你们发动战争，投票选B将不发动战争。当有人将枪指在你腰间并说：“要钱或者要命！”时，这也是一种“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