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之耀有什么用处:一个美国红二代的困惑：中国越来越像美国了

阳和平，2012年整整60岁，他出生在中国，5年前回中国定居。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1967年，北京，一家五口的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个美国红二代的困惑
用他弟弟阳建平的话说，就算有两只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贫下中农，哪只是富农”。阳和平却认为自己的阶级对立法放在当下再适合不过了：阶级无处不在，当年的中国工人慢慢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官僚特权阶层则迅速积累着财富和资源。
中国农场里的童年
上完一整天的课，坐在小餐馆里灌下一碗酸辣汤后，这个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没有中国革命，我妈肯定不会嫁给我爸，更不会有我”。
在中国出生，度过少年时光；到美国求学工作；最终回到北京定居。现在，59岁的阳和平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讲师。和他的中国同龄人一样，他的一生被时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为不同。
阳和平的母亲，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顿工程中担任“原子弹之父”费米的助手。日本广岛的惨状，促使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为追寻《西行漫记》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来到中国延安。同年，与比自己早三年来到中国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结婚。Erwin Engst是个地道的美国农民，为了来到中国，把老家的三十多头奶牛都卖了。当地的同志们给这对外国夫妇起了中国名字：寒春、阳早。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中国奶牛品质改良和农机革新方面的专家。六十多年，寒春、阳早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养奶牛”。
最初，他们在陕北的三边牧场工作了四年。直到现在，阳和平还是怀念那儿的锅盔：“一张大号的发面饼，放在铁锅里烤得两面都脆，掰成七八块，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阳和平随父母来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滩农场里度过。七八岁时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农场的全景：麦田、树林、农舍的炊烟。“太美了。”他一脸陶醉。和很多中国男孩一样，阳和平爱玩火，有次点着了农场的柴火垛，差点酿成大火灾。父亲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抡圆胳膊打他屁股。
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1962年，阳和平的姥姥卡玛丽达为了看望久别的女儿，从苏联入境，来到中国（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带来一棵挂着糖果和玩具的小松树。父亲告诉他，晚上会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礼物从烟囱里进来，给乖孩子的袜子里放上礼物，给淘气孩子的袜子里会放上一大块煤炭。“兄妹三人，我总是拿到炭。”
牛场里的圣诞节，没有烛光晚餐，也没有圣诞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帮子就着面条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让阳和平开心很久。
“美帝”回国
农场是他的家，离开那儿，一切都变了。周围的人总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国人。
上小学时，阳和平没少和同学们打架，因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师就会单独教育他：你怎么能和中国孩子打架呢！上课开小差也是同样的待遇：你就不能学习好点么？
50多年过去了，阳和平还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凭什么剥夺我打架的权利？为什么就我必须好好学习？”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时，寒春带着他去城里送奶。很快，马路被堵住了，围观的人们像看动物一样看着他们，警察来了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阳和平很难受，母亲安慰他：“他们没有敌意的，只是好奇。”
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定期去公安局申请“居留证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你为何留在中国？”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生在这儿，不留在这儿我去哪儿！”
1966年，寒春和阳早调到了北京做文职工作。后来他们主动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继续养牛。“文革”开始后，刚读完初一的阳和平也想和同学一样上山下乡，可学校没有批准，找区里、市里的领导也不行。“因为我大鼻子呗！”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开始，他在8车间干压缩木头的活儿。1970年代初，8车间要生产一种特殊的军用玻璃钢，因为保密需要，阳和平被调到了5车间，连学习和讨论都不能参加了。“这不算歧视——美国种族主义对黑人那才叫歧视。”他想了好一阵才说，“是提防，没把我当自己人。”更让他伤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游行，激动的人们就会瞪着眼指着十七八岁的阳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时候，父母这样开导他：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阳和平深吸了一口气，“我还不够反帝么？前些日子我还声援了在华尔街闹革命的朋友呢。”
巨变在悄悄地发生，1971年，一支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乒乓外交”解冻了两个大国的冰冻关系。这一年春天，阳和平的舅舅、美国记者韩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韩丁之前也曾访问过中国，并把自己的女儿卡玛留在中国。那年秋天，卡玛跟着父亲韩丁回到美国。打那时起，阳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国来信，“当时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乡，开始诱惑他。他开始努力学英语。
1974年3月，21岁的阳和平坐上了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然后转机到费城乡下找舅舅。“爸妈没有阻拦我，他俩认为18岁之后，孩子就不用管了，随我去。”
他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的场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买的中山装，很显眼，但没人注意他。他留着平头，很像美国大兵，求助时，人们都不大愿意帮助他。“越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特别高。”他解释道，“不过，再也没有人偷偷看你，那种感觉太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