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月亮五线谱:朱正：舒芜和我的《两家争鸣》

朱正：舒芜和我的《两家争鸣》

　　1998年5月，我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这书名够长的。我原来想的，要简单得多，就叫做《两家争鸣》，或者再加个副题:“反右派斗争始末”。

　　我怎么会想到动手来做这个题目呢?那是1992年年底或者1993年年初的一天，我去看望邵燕祥兄，他把他刚写好的《1957:中国的梦魇》一稿拿给我看。这当然是一篇深入探讨反右派斗争的极有分量的文章，只是才一两万字的篇幅，只够提出一些论点，如果要征引一些必不可少的史料，就得写成一本书了。燕祥很赞同我这写一本书的想法，并且给了我重要的帮助。像姚文元的那一本文学论文集，就是他借给我的。没有这书，要写文艺界反右那一章就难了。

　　这时，我就一面考虑写法，一面收集材料。其间我写了一封信给了舒芜兄，说了我的这个计划，并且告诉他:我准备在书中引用他的杂文《说“难免”》以及回忆文《历史需要我们作证》。1993年9月22日他给我回信说:

　　……这当然同五七年之事大有关系。所以我非常拥护您的《两家争鸣》的写作，当今之世，胜此任者，能过于吾兄者，恐怕很少。顷有常来谈的一位女博士艾晓明，也在撰写纪述这段历史的书，她很有理解，也看了不少材料，我相信她能写出像样的东西，但是她究竟年龄差了一代，没有亲身直接体验，这一缺点是难以弥补的。尊作将涉及拙文《说“难免”》《历史需要我们作证》，甚是荣幸，当然完全同意。

　　艾晓明教授当时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和亡友陈琼芝同事，我因此也就认识了她。她将她写的一部分手稿给我看过，记得她主要是写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和我要写整个事件的范围广窄并不相同。我跟她说:我们两人写的互不撞车，各人都可以按照各自原定的计划写下去。在印象中，她确是写得不错。不久之后，她调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数年前我去了一趟广州，还同她见了一面，只是匆忙间没有问起她这部书稿的事了。

　　到1993年年底，我这书的初稿算是写出来了，大约四十万字。它一年写成，写作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写成之后，想联系一个出版的地方可就极不顺利了。先先后后找过十来家出版社，都没有成功。我就想起了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把一些可以独立的章节先拿到刊物上去发表。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那时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黄河》双月刊担任副主编，我就把书中关于文艺界的反右那一章寄给了他。这一章刊出之后，我就寄了一本刊物给舒芜兄。

　　1995年10月16日他给我的回信说:

　　《黄河》前已收到。大文极佳，当即介绍给许觉民兄看。有些事当时知道，有些事当时不知道，系统重温，感慨甚多。如艾青、企霞谈论别人谁是右派，不虞自己先成右派;田汉、信芳批祖光，不知几年后自己所遇更酷;远在延安，王子野即是丁玲的批判者:这些事都令人深思，真得有上帝那样俯瞰的角度，才能够把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的全景，看得周全。即此一章，已见全书之有功于世道矣。何日出版，企予望之。

　　蓝翎《龙卷风》也是好书，想已见到。

　　1998年2月20日舒芜兄又来一信，提醒我注意一项他刚刚见到的新材料。他信中说:

　　昨读《百年潮》今年第一期，有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其中说1947年毛泽东即已有“打倒蒋介石之后便要反右”的理论，请示斯大林，而斯大林则1948年复电认为此论过左，应让中间党派长期存在，应与之长期合作，等等。我觉得这个材料很重要，与吾兄研究反右运动有极大关系，特此奉告。长沙买得到《百年潮》杂志否?如不易找到，又需要这材料，请即复示，我可以复印奉上。

　　即使就凭信中这简单的几句，就可以感到这材料对我这本书的极端的重要性了。于是立刻把它找来。正好这时这本书得到了一个出版的机会，我正在对书稿作最后的整理和定稿，还来得及把这个材料补上去。现在河南版第87-88页的这两段，就是根据舒芜兄提示的线索补上去的。

　　邱路是杨奎松的笔名。他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九章“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内容就是《百年潮》上的那一篇（字句稍有改动）。

　　2004年我将这部书加以修订增补改名为《反右派斗争始末》分上下册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时候，这一处地方我就不再转引邱路的这篇文章了，而改为直接引用《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所载的《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电报》了。这份材料是我请华东师范大学韩钢教授（当时他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给我找来的。他对我这本书的出版费心费力不少，这里就不多说了。

　　1998年5月，这书在拖了四五年之后终于出版了。收到样书，即分寄友人。6月3日，舒芜兄就来信了:

　　大著收到，真值得祝贺。

　　昨天，半下午加半晚，大致翻一过，真佩服工夫之细，条理之清，思想家与学者之统一，史笔与文心之融会，我以为真乃信今传后之作。尽管您说是“阉割本”，尽管只印了三千册（朱注:他少看了一个0，是三万册），今日而能印出来，就很好了。印的是五月份出版，实际上我六月一开始就拜读，这也算是快了。

　　一向以为，圣衷虽早就反右，但五七年具体的庙算，起初并非阳谋，而是事情正在变化，一下子改变了原来的反三风计划，后才说是早就阳谋。大著以确凿史料证明鄙见，受教极感。

　　关于定案处理，似颇有可补。如六等定案的具体条文，似可引用出来，加以分析。又，人文社（朱注:即当时舒芜兄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右派中，真送劳教者，记只一人。古典部右派，绝大多数留用。去北大荒者，非作为强制性处分，而是召集右派，大报告号召，“自愿自动”报名，批准你去还是应你的请求。事实上当然个个都“自愿自动”报了名，心中也明知报了名也未必一定去，不报名也有别的办法要你去。而留在机关之中，又有真正仍做编辑工作者，有把你派到南口绿化大队长住者，情况不一。头面人物之中，如章伯钧，仍有小汽车，不过不是红旗牌，换了较次的。凡此种种，皆有微妙运用，也有偶然性，似大可搜集起来，在末尾再加一章也。尊意以为何如?

　　这封信的重要之处，在指出了书中的不足之处:“似颇有可补”。像六个等级的处理办法的具体条文，书中当然是不能缺少的。我作为过来人，曾经在本单位宣布处分决定的大会上亲聆了这六条。可是要写进书中，不能只凭记忆中不太清晰的印象，要有文字根据。一时没有找到，就只好任它空在那里了。舒芜兄指出这个缺点，是十分中肯的。后来我在《周恩来年谱》中找到了1958年1月29日国务院第六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这一文件的摘要，我就据以补进香港版的《反右派斗争始末》中了。

　　这封来信一个星期之后，6月10日，舒芜兄又来一信，接着再提意见:

　　连日昼夜不息，拜读尊著。觉西人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仅能出诗人而已”之意，其言犹浅。太史公发愤著书，而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与骚相融，才学识三至，盖于尊著，又得一证。忆右派摘帽之后，多刊布诗文，以当“亮相”。而煌煌天语，立斥之曰:“此辈皆发愤著书也。”睿见可佩，亦梁任公所谓“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可谓此辈知音也。前以“发愤的书”评王西彦兄《炼狱与圣火》，今欲再赠尊著。其言必有据，论必有宗，组绣之精，针线之密，不虚美，不溢恶，不宽贷小人，亦不曲护君子，片言居要，寓情于理，美不胜收。“节目主持人”之史，窃谓当开史学新派也，甚善甚善，极佩极佩。

　　这里说到“节目主持人”，是因为我在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

　　写作此书，我与其说像个著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节目主持人。我把当年这些人物，不论被认为左派还是右派的，都一个一个请来，让他们走到前台，各自说各自的话。希望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当年的场景。

　　对我这段文字，舒芜表示了赞同的意思。他这封信更重要的内容，是指出了我书中的几处不足:

　　读竟亦有补义数则，皆枝节之事，无关大体，胪陈于下……

　　P511“即使留在原单位的，一般也不能当作知识分子使用了，只能干点粗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留用者:冯雪峰、舒芜、张友鸾、顾学颉、王利器、金满城，皆仍作编辑工作。北大右派助教如傅璇琮、沈玉成等，调中华书局，皆作编辑。程千帆留武大，管理图书。启功、黄药眠、钟敬文留师大，似皆管理图书。而降为体力劳动者，耳目所及，似尚无有。或者省县以下多有乎?

　　我书中所写，是根据我的“耳目所及”，也就是他信中估计到了的“省县以下多有”的情况。他耳目所及是京华首善之区，中外观瞻所系，装点关山，景象当然要好看一点。我没有看到这些有失片面，有了他这补义，就全面了。

　　P519关于“摘帽”的待遇。机关留用者，恢复“同志”之称，不必再写每周的“思想汇报”，当时于此，印象较深。可以用原来常用之名发表文字，此是最大的权利，许多人纷纷借此“亮相”。不久，传天语斥为“发愤著书”，闻者悚然。至“文革”而算总账，凡“摘右”曾发表文字者，无不在大字报、小字报上被批为“反攻倒算”;惟姚雪垠《李自成》不被批，为唯一例外。我只用“方管”之名发表过几篇，无人注意，当时陈翔鹤曾暗示我不用 “舒芜”之名为佳，甚可感也。然在“文革”中，仍被斥为“在周扬黑线包庇下摘帽”，则逃不过关。

　　P521广州会议之后，据闻有的地方动作快，确有实行甄别，宣布平反者，未知其详。舍妹在郑州，划右后，自动辞公职，隶街道，而与街道上关系甚好。1962年得街道通知:可以立即摘帽，亦可稍待甄别平反，任由自择。她当然选了立即摘帽，而甄别平反旋即急刹车矣。但“文革”中，她在广州，仍以“摘右”身份列入“十种人”，赶下乡去，不许在城市居住。终于，夫妇同偷渡香港，是游泳过去，真正是偷“渡”，后来定居美国，国内的改正通知，寄到美国去的。

　　P530关于“全摘”与“99%改正”，许多人不知其区别，以为“摘”等于“改”，混为一事。包括《交锋》这样的书中，也未区分清楚，似可强调说明一下。

　　这几条“补义”都有关反右派斗争的史料。我在书中没有写到，就摘抄在这里请那本书的读者参阅。他这信中最后还有这样几句:“屡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即是‘废物利用'，此言当然是天语，但出自何处，似未点明，或者我看漏了。”这话是毛泽东1957年3月南巡时在济南干部会议上说的。我的书稿中本来是写明了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审稿意见中提出:毛的讲话凡未经正式发表的都不能引用，出版时就将这些删去了。舒芜兄看得仔细，就把这问题提了出来。2004年出版的香港版，恢复了删去的段落，这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1998年9月21日舒芜兄来信，将程千帆先生给他的一封信（1998年6月22日）复印了一份寄我。程信中有这样一句:“朱正可称汉学家，其书深得戴段钱王之妙，兄意云何?”也是评论我这本《两家争鸣》的。舒芜信中说，这个评语“尽合我心”。后来他即以《戴段钱王之妙》为题写了一篇文章，肯定我的研究之作。这篇文章现在收入《舒芜集》第八卷（第218页），这里就不多说了。

　　1999年11月21日舒芜兄来信:

　　顷读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极有学术价值，不知曾寓目否?书中关于1947年11月30日，毛致斯电说胜利后一切民主党派都要退出舞台一事，以为俄译如此，未必准确，而中文原本未见，难以核对。但是书中另引毛氏另一文件，写于此前一个月（1947.10.27），明言胜利后对资产阶级要打击而非打倒，“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我以为，这更可以说明反右是建国前的既定战略步骤，吾兄以为何如?”

　　这当然是他对我这部书的一个极重要也极中肯的意见，已经增补在2004年的香港版中了，不过不是据杨书转引，而是直接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73—574页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我写东西，凡有可能直接引用的，就尽量避免转引。

　　舒芜兄去世之后，方竹要编印纪念集，嘱我作文。我回想起几乎三十年间的交往，有许多事情说来话长，想来想去，就写了这一篇。在我写的书中，自己最看重的就是这一本《两家争鸣》了。这书在写作过程中，在出书之后，都不断得到他的关心和指点，信中写了不少夸奖的话，那只是出于友情的鼓励。在评委会上，是要“除掉一个最高分”，不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