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没有只手打倒孔家店

——— 同秋风先生商榷

    ●林野王

    谈历史，要“了解”

    连续两个周末，读到秋风先生的两篇文章，《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10日)、《为什么我说曹操是文化罪人》(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17日)，连续两个周末的好心情，都被破坏掉了。南方都市报的评论版面，在我看来一向是讲究以理服人的，乍见佛头微尘，私心惴惴不安。

    秋风先生的文章，充满了大的词汇，诸如中国文化、儒家、士族、道德等等。这些词汇，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可以写好几本书，并且依旧说不清楚。三国距今将近两千年，曹操一生也仅活了50多岁，如果要让曹操担当起毁灭中国文化的责任，曹操的肩膀可要宽阔到纵横八万里了。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研究历史，需要“了解之同情”。实际上，无论“同情”与否，谈论历史，首先要“了解”。了解有多寡深浅的不同，其基准则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化，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道德，而在一时代之中，不同阶级、族群，其文化其道德也有不同。

    举个例子，一般印象中，裹脚似乎是中国近古时期女人的标准形象。实际上，以清朝为例，满蒙回藏等各族女性不裹脚，汉族女性裹脚的多；汉族女性中，客家地区的女性不裹脚；在盛行裹脚的汉族聚居区，汉族下层妇女不裹脚，因为她要做耕田帮佣等种种活计；在汉族下层女性中，妓女裹脚，因为妓女模拟着上层社会的审美和道德。在以上各种现象中间，也不乏由于阶层变迁导致的混杂现象。一个距今不过百余年的裹脚问题，尚且如此复杂，谈论曹操，则更需回到曹操所生活的时代，不以今日之文化、道德概念，去涵括、评价古代之人物。

    “道德的大棒”，要慎举

    秋风先生的文章，以陈寅恪先生文《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为立论基础，文中所说的“内廷之阉宦，外廷之士大夫”，中国传统史书有专有名词，“清流”与“浊流”。清与浊，隐含着价值判断自不待言，就东汉时期而言，清浊之分，指的是官员录用升迁途径的不同。清流是指循着正规途径当官升迁的人，当时的正规途径，就是“察举”，由地方政府或者中央大员推荐为孝廉、茂才。当时的录用比例为，20万人的郡每年可推荐一人为孝廉，竞争激烈自不待言，以至于循正途当官成为豪族的专利。曹操的死对头袁绍家是“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被曹操砍头的杨修是弘农杨氏，干掉曹家的司马家是河内司马氏，都是千秋万代、根正苗红。曹操一生，可以说是战斗的一生，不仅与刘备孙权斗，也与世家豪族斗，因为曹家属于寒族、“浊流”，也就是不循正途，走偏门、走后门当官的家族。家族虽然也够大够强，但祖辈出身不正，在讲究血统的年代，天生矮人一头。曹操发布的“取材三令”，笼统可谓“唯才是举”，企图打破清流的豪族对官员选拔的垄断。奈何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期，豪族势力过于强大，曹丕篡汉，也需要得到豪族支持，“九品中正制”就是与豪族妥协的产物。虽有如此妥协，曹家江山最终还是被豪族代表司马家取代。“血统论”在中国历史上周周转转，随着时代的大波起伏，没有停歇。一直到“文革”时期，不是还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吗？以生命对抗“血统论”的遇罗克，难道也是中国文化的罪人？

    秋风先生的文章着力抨击曹操“唯才是举”，认为曹操重才华胜过重道德，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儒家文化崩盘……“道德的大棒”要慎举，高高举起时需考量是何种道德；“独尊儒术”也要谨慎，“尊”的时候最好分辨一下是哪一时代的儒术。

    简单点说，就儒家的流转而言，时代不同、宣讲人不同，主题不同。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董仲舒讲谶纬，汉朝的皇帝们讲忠孝(当然，这中间也有交叉重叠的地方，比如孟子也“仁义”并举，只不过他的重心是“义”)。汉朝皇帝们讲忠孝，忠是要求大臣官员，孝是要求子民。汉朝的官方主流道德是“孝”，每一个皇帝的谥号都带一个“孝”字，对官员臣民的要求是“移孝为忠”，选拔官员是“求忠于孝”，举“孝廉”。当时所谓的道德高尚，主要就是“孝”。但是，“孝”不是一个廉价的词汇，“孝”需要本钱的。《史记·孔子世家》里就说儒者“崇丧遂哀，厚葬破产”。到了汉朝，厚葬与否更成为评定一个人是否“孝”的标准，“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盐铁论》)。虽然也有几个皇帝下诏书，比如光武帝就曾经“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后汉书》)，但选拔官员的标准是“孝廉”，社会主流道德是讲“孝行”，读书当官要读《孝经》，诏书如同虚设。既然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做一个“孝”的楷模，需要本钱雄厚，渐渐“孝”的行为和“孝廉”的称号，就只有世家大族、大户人家才能够担当得起了。东汉有个著名学者叫崔寔，也是儒学世家，奈何家底不厚实，他自己主张薄葬，但老爹死了，迫于社会主流道德压力，砸锅卖铁，起坟立碑，耗尽家产出完殡，自己只能到街上摆摊卖酒，当起“走鬼”。曹操“唯才是举”，大力选拔寒族子弟，其所贬低的“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其所表扬的“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针对的就是由豪族霸占了的主流道德“孝”。而他所提倡的“薄葬”，针对的也是当时一统天下的提倡厚葬的儒家伦理。

    和曹家代表的寒族对立，司马氏代表着儒家豪族。陈寅恪先生1947至1948年在清华大学的讲课笔记《魏晋南北朝讲演录》，开篇就讲“西晋有三大孝……都出身于儒家豪族，都崇奉儒家名教，都是司马氏的党与”。“西晋三大孝”中，名列“二十四孝”的王祥，成为以后中国历代孝之楷模，出身琅邪王氏；另一“大孝”何曾，吃饭“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一天吃一万钱，还说没什么可吃的、没胃口，可谓富豪的代表。司马家以及他的官僚阶层的主体，如此注重主流道德，以儒治国，尚且有“八王之乱”和以后的“五胡乱华”，可见道德不道德，儒家不儒家，孝不孝，和国家治乱关系不大，这其中原因复杂，不是本篇小文所能解决的。但秋风先生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责任扣到曹操头上，不仅已经过了法律的“追诉期”，而且是将历史庸俗化、直线化、简单化的最佳表演。在这一庸俗化、直线化、简单化中，不追究当政的、负有直接责任的司马氏，反而将账算在早已被打倒在地、入土腐朽的曹操头上，逻辑链条实在怪异。难道秋风先生和司马家有亲戚？一定要把曹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才觉着过瘾？

    写文章，要“慎解”

    后世论史，评论古人，最忌讳“影射史学”。中国最近六十年，“影射史学”曾经盛极一时，“翻案”再“翻案”，像烙饼。顾思齐先生前已撰文《陈寅恪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12日)，条理清晰地说明了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写于1953年(发表于1956年)，其基本见解近则承自1949年的《崔浩与寇谦之》一文，远则承自1941年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和1957年的所谓“为曹操翻案”无关。笔者前引陈寅恪1947至1948年清华讲课笔记，由万绳楠记录，第一句就讲“ 魏 晋 统 治 者 的 社 会 阶 级 是 不 同的……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成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族的胜败问题”，也可作为这是陈先生一贯观点的佐证。秋风先生再度著文，声称“先生论曹操之文写于官方史学为曹操翻案之前，但以先生知人论世的智慧，自能由当时的气氛察微知著”，如此强为解人，不仅厚诬曹操，而且厚诬陈寅恪，不可不为之一辩！

    秋风先生攻击曹操“摧毁了儒家价值信念体系”，姑且不论曹操是否有如此能力，一人之力倒转乾坤，只手打倒孔家店，仅以曹氏政权被司马氏取代，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尚且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可知所谓“儒家价值信念体系”不是曹操，也不是五四先贤能够打倒的。如今，政府部门不是每年“祭孔”吗？

    另一方面，秋风两篇文章都立足于对陈寅恪先生文章和理念的理解。姑且不论这种理解恰当与否，借先贤言语浇自己胸中块垒，也是需要谨慎的。比如陈先生反对白话文，一生只用文言文写作，我们可以表示尊重，就不必遵从了。尊重、学习陈先生，是尊重、学习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在我看来，陈先生的文章，可谓谨慎扎实，在步在趋，反而是秋风先生“奔逸绝尘”，令读者如我“瞠若乎后”，跟不上趟。这种不“慎解”、“求甚解”的理解方式，为了一个先行观念而生拉硬扯、甚至扭曲先贤的撰文方式(另一种“曲学”)，一定也是陈先生反对的，因为这根本不是读书为文应该的态度。引申一下，这种思维方式，根本谈不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医学上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受害者对施害者产生感情，产生依赖。而敌人赞同的我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心理，被“历史强人”牵着鼻子走，何尝不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附注：这篇稿原拟投给南方都市报评论版面，以同秋风先生商榷，奈何稿件渐长，不符合评论版面千字文的特色，故投副刊版面，有“放空炮”之嫌疑，子曰射不主皮，射箭距离靶子太远，此之谓也。然本文的立意，在于如何讨论历史与文化问题，不在于反驳一个人、一种观点。望读者明鉴。

    ◎ 林野王，媒体从业者，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