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粉碎后上海余党在干什么

文章摘自《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审判席上的“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粉碎，作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当时的形势怎样呢？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海这个地方说起来很特别，本来是一个经济中心，但“文革”中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与它紧紧相连，并对全国的“文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以及后来的“第二武装”、“批邓”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文革”的“策源地”，或者说那场席卷中国大陆的“红色风暴”就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

“文革”中的上海滩，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秘密？

面对这段民族史上人们想要忘却但又无法忘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沉思：“文革”之风为什么起于上海？为什么独独上海成了“四人帮”的基地？他们利用这个“基地”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这些事件对于全国性的“文革”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和恶果？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审判王洪文、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今天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呢？我想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形势谈起吧。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0月7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去北京开会。

马天水，原名马登年，1911年生，河北唐县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历任唐县县政府财经科长、三区区长、*山西繁峙县县委书记、*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等职。1949年5月南下任*皖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1952年1月，调上海市工作，任*上海市委钢铁党委书记。1954年10月起任*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59年2月至1963年2月，兼任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长期负责上海工业生产工作。“*”中，1967年4月被结合进市革委会领导班子，1970年3月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后任*上海市委书记，是*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1972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市工作，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

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也许是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将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原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

“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传达的方式却从未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原来，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向他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们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一个电话或者是发一个短信就行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加之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封锁很严，外界根本无从知道。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的回答和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的，现在却找不到人了。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房佐庭在电话里告诉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京西宾馆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四位首长”的准确消息，在惶恐和猜测中度过了一天。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严密。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去还是不去的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王秀珍一听，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没有办法，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

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正当一群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大家一阵兴奋。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接电话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有讲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耳机里响起一片忙音，这一伙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正当这伙人惶惶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房佐庭回答说：没有。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听完电话，上海这伙余党对于北京的情况虽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体情况仍然是云里雾里，不好下结论。廖祖康放下电话，就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报告中同时还说原来总政治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也突然通知停止召开。这伙人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严重。

虽然在此之前，张春桥早就有了“准备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对于上海民兵也早已进行了武装，加之控制的公安、财贸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暂时与北京形成对抗之势。可是具体情况未落实，也不好行动。

焦躁不安的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说完之后，房佐庭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到的是句暗语。这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实在无法摸到准确情况，于是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萧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进常委学习室，关起门来“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徐景贤认为：毛主席逝世之后，一号战备命令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又通知加强战备呢？而且这个通知里面还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廖祖康接着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帅，像叶(剑英)帅、徐(向前)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

此时，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一伙人面面相觑，廖祖康后面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这伙人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旗手”江青也同时遭到了覆灭的下场。一分析，这伙人立刻觉得张春桥过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在此之前张春桥也许是预感到自己人心的丧失，力量的单薄，曾不止一次对他在上海的亲信说过，军队靠不住，军队是支持保守派的。

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现在军队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他们的“首长”，形势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女强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接着，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负责分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徐景贤接着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界负责人“吹吹风”。

就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天下午，他们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分成两个地方，分别按照计划，开始对控制的“文”“武”两支力量的头头们进行“吹风”和“打招呼”。

毛泽东临终谈话为何选华国锋及“四人帮”等人

摘自： 叶永烈《“四人帮”兴亡》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阅读提示：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但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1976年7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萧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萧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萧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萧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萧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据萧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

“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也无法使毛泽东永生。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1976年2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引者注：应为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二十多天后，7月6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如何成了最高领袖

文章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当年对华国锋的宣传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些日子的中国报纸上，几乎在每一个版面上都能见到用黑体字印刷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一首署名“胡工”的《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的诗，十分形象地勾画出毛泽东写的这六个字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对于华国锋的无限信任的情感：

你办事，

我放心！

毛主席亲手

写金文。

你办事，

我放心！

毛主席和华主席

心贴心。

毛主席放心，

全党放心，

全军放心，

全国人民皆放心。

毛主席放心，

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

党的接班人！

毛主席放心，

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

革命航船掌舵人！

放心！放心！放心——

莫道画皮重重！

有华主席号令，

“四人帮”一举扫尽！

放心！放心！放心——

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我党兴旺发达，

无产阶级大业后继有人！

放心！放心！放心——

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神州更壮丽，

人民倍精神！

昆仑矗天立，

大字金粼粼：

你办事，

我放心！

东海放声歌，

天下一强音：

你办事，

我放心！

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华国锋走上天安门城楼；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1976年10月29日，不是以两报一刊齐出面，而是单独以《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了重要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解放军报》的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各报予以转载，全国各地进行学习。这篇社论，对于华国锋的“无可争辩”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地位，进行了论述。

社论一开头，这样写道：

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社论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的人物”进行了论述，论定华国锋是毛泽东最“放心”而又具备“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的革命领袖。社论的关键性的一段话，是号召人们“高度自觉地热爱”华国锋。社论这样写道：

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自从华国锋拿出毛泽东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之后，报刊上铺天盖地宣传这一“最高指示”。毛泽东那张纸条上六个潦草的字，仿佛成了毛泽东“遗诏”，成了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

最可惜的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那六个字的时候，没有摄影记者在场，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当时的照片。

没有照片，反而成了画家们发挥创作想象力的最好空间。

著名画家刘文西和秦天健、谌北新、黄乃源合作，在1977年1月，创作了油画《你办事，我放心》，填补了这一空白。

著名国画家李延声精心创作了中国画《你办事，我放心》，此画在1977年印了几千万张。在北京，几乎家家户户都贴着这幅画。

然而，时隔25年之后，2002年6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对“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了异议。

章含之，是乔冠华的夫人。乔冠华是中国著名外交家，1974年11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章含之本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她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乔冠华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时的知情者。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第299页中，讲述了她所知道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来历：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说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

冠华终于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5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往事不堪回首！31年前当我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时，我是个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名利也无所企求的象牙塔中人。70年代激动人心的外交以及我与冠华的倾心相恋给了我一个金色的梦。但是残酷的现实使这个梦只存在了一瞬间，它很快变得支离破碎。当1983年9月冠华最终离我而去时，这个梦也就被撕扯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却始终游离于残梦与现实之间，难以摆脱。

章含之还写及，1978年1月22日，乔冠华在接受审查期间，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托人捎给章含之。乔冠华在诗中写道：

长夜漫漫不肯眠，只缘悲愤塞心田。

何时得洗沉冤尽，柳暗花明又一天。

章含之的回忆录，似乎就是为乔冠华“洗沉冤”的。

应当说，章含之所说的毛泽东写“你办事，我放心”的经过，是可信的。然而，章含之把乔冠华晚年受到审查完全归结于“条子事件”，则显得有些偏颇。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华国锋准备公布毛泽东的字条时，作为华国锋坚决的支持者——汪东兴当时曾为这张字条专门找过她，要她证明字条的真实性。

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者主要是张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者是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

汪东兴对张玉凤说，这是政治大问题，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但是张玉凤当时就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

不过，张玉凤回忆，自1976年初起，由于毛泽东病重，常常在和人谈话时写下一些纸条作为重点之意，而当时也有人专爱收集这类纸条。

由于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那次谈话，张玉凤并不在场，所以张玉凤会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但是，从字条上的字迹来看，那确实是毛泽东手迹。

还应提到的是，江青在受到审判时，曾经谈到毛泽东的这一字条，一语惊人。

那是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判江青。这次审判主要是关于江青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

江青在回答问题时，离开主题，居然说起那张字条的事：“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照江青所说，毛泽东的字条上写着的是12个字，即“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

江青的话，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就在华国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之际，一个危险的信号已经出现了。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人要“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却是华国锋已经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了。

各地的“双庆”大会，无一例外地要发出“致敬电”——这原本是因袭“文革”中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发出“致敬电”的惯例。各地的“双庆”大会所发出的“致敬电”，一开头无一例外地写着：“华主席、党中央”。

细细查阅当时的报刊，可以发现，对于华国锋和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只是提“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之类的话，因为宣传大权掌握在姚文元手中，不可能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即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五天，即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此后的报道中，出现“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号召……”；

不久，“华国锋同志”被“华主席”所代替，成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样“步步高”，也还属“正常范围”。

然而，提高到“华主席、党中央”这地步，则已经属于“不正常”了。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原本是中共中央成员之一，把“华主席”跟“党中央”并列，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更为严重的是，先“华主席”，后“党中央”，则是明明白白地把“华主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细细探究起来，这“华主席、党中央”其实是当年“毛主席、党中央”的翻版而已。

在“文革”中，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出的“致敬信”一开头是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连“党中央”都不提。

后来，总算提“党中央”了，但是写成“毛主席、党中央”。

后来，在党内的请示报告中，则简称为“主席、中央”。这在“文革”岁月，已经成了惯例了。

这种把“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是完全违反了领袖和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明显表现。列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领袖是一个集团，是复数，不是单数，是加了S的。”所谓“加了S的”，是指英文中复数名词大多要加S。

在苏联，斯大林曾大搞个人崇拜。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花了7个小时作长篇报告，题目就是《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得知赫鲁晓夫的报告，最初也曾同意批判个人崇拜。所以，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吸取教训。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强调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

但是，才过了三个月，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见不到“个人崇拜”一词了。毛泽东把“个人崇拜”换成了“个人迷信”，只提“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不再批判个人崇拜了。

这样，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曾出现过十四次的“个人崇拜”一词，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一次也没有提到。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终于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对于个人崇拜的观点：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这话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个人崇拜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应全盘加以否定的，不存在“正确的个人崇拜”和“错误的个人崇拜”。

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迎合毛泽东，说了一句“高度概括”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在这里，柯庆施不光是提倡个人崇拜，甚至提倡个人迷信。面对柯庆施如此献媚之语，会上居然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批驳。柯庆施深得毛泽东“宠幸”，不久便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得以从中共中央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58年之后，中共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毛泽东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日益造成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之上，造成了“主席、中央”的局面。

也正因为毛泽东热心于个人崇拜，所以才会由个人选定接班人，所以才会选定林彪那样鼓吹所谓“大树底下乘凉”之类马屁精作为接班人。

也正因为毛泽东个人决断一切，所以才会由他“亲自发动”了那场给中国带来巨创深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个人崇拜就是对领袖个人的神化、偶像化，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和盲目信仰。个人崇拜是个人专断的前提。

“主席、中央”也就是个人崇拜的产物。“主席、中央”，不只是一种在“礼节”上表示对于主席的尊重，而且也在事实上反映主席的权力大于中央的权力，主席既可以指挥中央，也可以否定中央决议。

例子之一：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向中共发出了邀请。当时，毛泽东在上海，他请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讨论决定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而且说明代表团去了苏联，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来上海，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道：“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否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

例子之二：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五一六通知》，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是由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的，毛泽东亲笔改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时，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在会上，人们知道这一《通知》是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不敢提出原则性的否定意见，但是既然参加讨论，也就对一些个别字句、标点符号提出意见。但是，陈伯达、康生说，这是主席改定的，一个标点都不能动！

这时，就连刘少奇也不能不如此感叹：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连刘少奇在会上都说这是“独行专断”！可是，最后还是一字不易地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

以上两个例子清楚表明，“主席、中央”——“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主席可以否决中央，而中央却不能否决主席！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成了“最高指示”，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无限“神力”，就因为个人崇拜。

在“文革”，“上面一言堂，下面一边倒”，这也完全是由毛泽东个人崇拜所造成的。

毛泽东在晚年把“党领导一切，领袖领导党”演变成个人至高无上，“大权独揽”，把领袖高高地凌驾于中央之上、党之上、国之上、人民之上，所以“主席、中央”，所以“一句顶一万句”。

华国锋一切“照过去方针办”，连“主席、中央”也“照过去方针办”。

正因为这样，在华国锋上台之初，铺天盖地的“致敬电”，连篇累牍的“华主席、党中央”，已经显露出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的端倪，表明毛泽东多年以来的个人崇拜被华国锋完全接受，仍在延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