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服不死妖姬:我为什么不相信朝鲜人的眼泪？

这些天，有两张女生照片在网上风传，一个是大放悲声的女中学生薛健婉，有人用梨花带雨来形容她，她甚至被一些闲人捧为年度“最美女孩”；另一位手握鲜花，走在北京大街上，狐疑的眼神中含一丝凄楚。前者为广东陆丰乌坎村农民维权领头人薛锦波之女，她为含恨死去的父亲而伤悲，后者乃朝鲜高干留学生，前去朝鲜驻华使馆悼念自己的国父金正日。

薛锦波女儿的哭容之所以惹人关注，在于她父亲是为了反抗暴政而死于公权力之手，他带领一个村子百姓反抗贪腐官员，保卫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命根子——土地。薛健婉的恸哭有失去父亲的悲哀，也有对黑暗世道的绝望之情，无助，孤独，正如被法律抛弃的乌坎村的人们。

平壤街头上演的是另一出哭戏。许多中老年女人为金正日之死昏厥过去，看着电视屏幕上捶胸顿足的奇怪情状，有人赞美道：她们对领袖有真感情，这种感情值得所有人尊重。某些热爱朝鲜和社会主义的思考分子由此引申道：这个民族有凝聚力，不能让外力毁了。准谋士们参谋道：保证朝鲜稳定乃中国国家利益所在，这个缓冲区不能丢。

言下之意，朝鲜是为中国大陆而存在的，三千里江山国土上人民的苦痛与我们无关，他们只是替我们阻挡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防火墙，决不能让社会变革妨碍这个根本利益。

官方大佬全部到朝鲜驻华使馆报到，一脸悲戚，好像真的失去了亲人一般。

对老百姓而言，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金家王朝，无论如何上不了台面。

朝鲜人的眼泪我不陌生，他们仿佛就是1976年的我们。当年，中国大地山穷水尽，墙倒房塌，毛泽东死时，我们也是如此悲痛，好像失去了太阳一般。在我的意识里，毛泽东与死亡无关，“万岁！”“万万岁！”不只是祝愿的话，而是对真理的表述，是未完成的事实。我在那个年代看到一本书，上面刊登有史诗《东方红》，里面的文字告诉我：在毛泽东诞生以前，中国是一个黑暗恐怖的深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它还告诉我，有了毛泽东，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1893年才是人类的开始，世界如果没有毛泽东，万古如长夜。

那个深秋的下午，我从家里取锄头回校，路过队部旁边的池塘时，高音喇叭响了，传出了让人心跳的哀乐，当播音员含泪说出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时，我仿佛被子弹击中了！在此之前，我相信村里老辈人说的话——毛主席住在金銮殿里，吃香的喝辣的，长生不老。我心里在想，如果此生能见到毛主席，那将是最大的幸福。但我知道自己见不了毛主席，因为报纸广播里赞颂的都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他们舍身抢救国家财产，活下来成为英雄，才能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一个地主的后代，属于被控制的一类，岂能接近伟大领袖。如今天塌下来，我感觉自己就像孤儿。没有了毛主席，我们怎么办？这是很自然浮上来的念头。跟悲痛不协调的是我的右派姑爷，他因为说怪话被发配回乡劳动，我发现他脸上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喜悦。他家里那些没封皮的书，比如《朝阳花》，《毛泽东选集》等，曾给予我相当的精神滋润。

走进校门，气氛已经不对头了，有一种“嗡嗡嗡嗡”的怪诞声响回荡在上空。同学们都把头埋在桌上，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似乎隐隐在比谁的眼泪多，哭声大。阴郁的班主任在教室里来回走动，观察每个同学的表现。我很羡慕那些号啕大哭的同学，他们真的很有感情，而我必须在眼睛上涂上唾沫，才能发出驴样的干嚎。

我们所在的永红大队，准备在大队会议室召开追悼会。村里那些神神道道的老太婆派上了用场，她们搭灵堂，做花圈，全神贯注。教师学生大队干部贫协代表挤满会场，当村支书宣布开始，刚念出毛泽东的名字时，大家仿佛洪水决口一般大哭起来。有的人精神发作一般，哭得死去活来。那个年代，让我哭得最欢实的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五泉公社所在地土场上，乌压压一地人哭得昏天黑地，大家在为影片中小女孩悲惨的命运而哭，或许还有别的吧，只不过那个时候我还不怎么懂事。

失去独裁者后，朝鲜人从播音员官员到普通人的失态嚎哭，其实是在帮我们回忆往事，也仅仅在三十五年前，我们就处于那样一种神圣的愚昧状态，我们不能设想没有领袖毛泽东的生活，到后来，我们从被奴隶状态一步步拔出脚来。

今天，薛锦波、林祖銮及其乡人，给我们展示的是没有救世主的生活，他们驱除贪官，同心自治，奋勇抗争，终于赢得初步胜利。烈士女儿的眼泪是金贵的，她在召唤寻求公正的人们，做人的尊严和切身利益要靠团结一致去争取，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一变现。貌似柳暗花明的乌坎事件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实现民主管理，驱除强加于老百姓的贪腐权力系统，中国面貌必将大变。权力必自信任产生才有效，自上而下安排一代代中国人命运的那股势力休矣！

当许多朝鲜人真心为独裁者之死流泪的时候，南国乌坎村村民用正义的拳头击退了邪恶势力，这就是中国大陆和朝鲜的区别。但我们想必会看见朝鲜人民觉醒后的英姿，在不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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