澡堂宝是啥:谢灵运文艺思想管窥

内容提要 谢灵运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重视文学本体与文学总结意识，文学“性情”论，崇尚“丽”“则”的风格论，重视经历、个性与文学风格表现的鉴赏观以及革新的文体观。这些思想对当时的文学进步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指导作用，推动了元嘉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 谢灵运 文学思想 元嘉文学

谢灵运是南朝元嘉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他创作了大量优美的山水诗，扭转玄言控制诗坛的局面，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书·谢灵运传》记：“（谢灵运）每有一诗至京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后世研究者大多注意对其诗歌艺术的挖掘，但因为没有系统文学理论论著流传下来，谢灵运的文艺思想在相当长时期内几乎被忽视。本文从史书、当时的文学理论著作以及谢灵运本人作品中搜集材料，并对其文艺思想进行钩沉整理。

一　重视文学本体与文学总结意识

《隋书·经籍志》四“总集”部收有谢灵运撰辑的著述有：《赋集》九十二卷，《诗集》五十卷，《诗集钞》十卷，《杂诗钞》十卷，录一卷，《诗英》九卷，七集十卷，《迴文集》十卷，《连珠集》五卷等。

这一材料首先体现了谢灵运对文学的认识和态度。谢灵运所辑之诗、赋、七、迴文、连珠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韵文学文体，按照“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的标准，都属于“文”的范畴，是纯文学，可见他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清晰。而且，这些总集合计将近两百卷，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体现出谢灵运对韵文学甚至对文学的重视。这种态度也可以从其他材料中看出，如谢灵运在《撰征赋》序中说：“遂写集闻见，作赋《撰征》，俾事运迁谢，托此不朽。”托文以求不朽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而声名自传于后。”这实为《左传》“不朽”理论翻版，因为曹丕所说之“文”是指道德文章，并非单指文学。谢灵运“作赋”以求不朽，直接提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真正重视了文学的价值。

其次，谢灵运对如此诸多文体进行搜集并结成总集，也是他关注文学发展、积极总结前人文学成就的表现。谢灵运对诗歌的整理尤其引人注目，有四种诗总集，不过他所用的方法与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艾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隋书·经籍志》）以及《文选》选文“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文选序》）不同，谢灵运是求其全而不是求其精（钟嵘《诗品》序云：“谢客集诗，逢诗辄取”）。目的是为自己或他人提供学习、扬弃的范本，其中蕴涵了一种文学总结观念。元嘉时期，汉魏古诗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玄言诗也走到末路，文学发展何去何从成为作家探索的一个问题，总结思潮开始明显。晋代的陆机通过理论文章的创作、挚虞通过文学作品的辑录（《晋书·挚虞传》记挚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分别为文学的总结作出探索。但由于玄言文风影响，这一探索中断了，直到元嘉时期才重新出现。据《隋书·经籍志》“总集”部统计，元嘉时期除谢灵运所撰总集外，还有孔甯《续文章流别》三卷，宋新渝惠侯《赋集》五十卷，宋明帝《赋集》四十卷，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一百卷，颜竣《诗集》一百卷、并例、录二卷，宋明帝《诗集》四十卷，江邃《杂诗》七十九卷，刘和注《杂诗》二十卷，刘义庆《集林》一百八十一卷（注云“梁二百卷”），谢庄《?{集》五卷、《碑集》十卷，王僧绰《颂集》二十卷等等。而且据钟嵘《诗品序》：“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来看，当时也有人从理论角度对文学进行了一定探索。通过总结，社会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开始成熟。《建康实录》?卷十二元嘉十五年十月：“是月，立儒学于北郊，延雷次宗居之，……明年，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文学在社会中逐步取得独立地位。如果从时间上看，谢灵运是挚虞之后第二个大规模进行文学总集撰辑的作家，实际也是元嘉文学总结思潮的真正引导者，反映了他对文学发展即将出现转折的敏感。而且，从挚虞《文章流别论》、钟嵘《诗品序》、萧统《文选序》看，谢灵运在总集的撰辑中应该有大量理论著作问世，惜乎今天已经难以看到。

二　文学“性情”说

《山居赋》序云：“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作乐，而以作赋。”《山居赋》云：“伊其龆龀，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自注云：“谓少好文章，及山栖以来，别缘既阑，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神会性，以咏终朝。”

在上述材料中，谢灵运要求“顺从性情”“而以作赋”，“性情”为“作赋”之内因。又要“援纸握管”以达到“会性通神”或“通神会性”，则通“性情”又为“作赋”之目的。故赋中又云：“研书赏理，敷文奏怀”。“性”一般有本性、本质的意思。而“情”，《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可见“情”是人真实本质的体现。“性情”之内涵就有尊重本性、个性与情绪的倾向，不虚伪不隐饰。谢灵运在文学中讲究“性情”就是要求文学因“性情”而发，把文学当作个人情绪、本性的真正体现。

谢灵运“性情”说实际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为文学之缘起，一为文学之功能，其实际源头在“诗言志”说。《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咏言。”仅言诗之功能，对“志”并无限制。《汉书·艺文志》承之，进而论及文学之缘起：“《书》云：‘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哀乐之心”不仅是“诗”“歌”的起点，也是“志”的内涵。但《毛诗序》认为诗之“志”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说汉代诗学要求文学所表达之“志”符合某种社会思想规范。“情”虽然还是文学发生源泉，但如果它不能“止乎礼义”，就失去了成为文学缘起的权利。汉代经学对“志”与“情”的区分实际是用外在标准限制文学情感表现，也限制了作家的创作。由于汉代儒学影响强大，这种区分被社会深刻接受。谢灵运“性情”说取消了这一外在制约标准，纯以“情性”为文学产生唯一根据，文以“性情”而起，以“性情”而终，力图恢复“情”与“志”的同等地位，具有摆脱经学束缚的特征。

由于谢灵运将文学缘起及功能归于“性情”，实际就是归于自身精神，其文学观具有内敛特征，开启了六朝尚真情、贵本心的文学潮流。六朝文论对文学缘起的看法基本可归为两派：一派主张外部之感兴，如陆机，他虽然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但依然将“情”的起源归结于外在感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坟典。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赋》）刘勰和钟嵘也有这一倾向。如《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这一派实际继承《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的观念，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大多具有传统特征，比较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派则以谢灵运为先导，主张以“性情”或“志”作为文学之缘起。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难。”又如萧纲《与湘东王书》：“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摩《酒诰》之作”。如果说钟嵘与刘勰以理论胜的话，沈约等人则是以创作胜，更能代表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沈约是永明文学的领袖人物，其《宋书》不列《文苑传》，而于《谢灵运传》后大发宏论，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谢灵运文学地位十分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是将谢灵运当作了元嘉文学的代表。他赞赏谢灵运“兴会标举，……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同样将“志动于中”作为文学发生的源头。萧子显是梁天监时期著名作家，他以“性情”评价南齐文学，实际揭示了永明诗风与元嘉尤其是谢灵运诗风的内在联系。萧纲则是永明文学之后宫体诗人代表，他同样要求以“性情”为文学之根本。宫体诗人毫无顾忌的抒写风格，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性情”的表现。从这条线索看，谢灵运“性情”说的历史地位就非常重要，它基本指导了南朝文学发展，对南朝文学表现形态产生了巨大作用。

对于谢灵运“性情”说，需要指出两点。一，谢灵运“性情”说的出现与其经历有关。谢灵运早期文学观念带有传统色彩。《撰征赋》序云：“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涂经九守，路逾千里。沿江乱淮，溯薄泗汳，详观城邑，周览丘坟，眷言古迹，其怀已多。”这篇赋是他义熙十三年春奉使北行南返时所作，从所引材料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缘起观依然带有感兴说特点。但由于他先在反对刘裕的刘毅幕下任职，宋建立之后，朝廷“惟以文义处之”（《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无法获得真正机会。出于政治投机目的，他与庐陵王刘义真结党，得罪当时权臣傅亮、徐羡之等人。少帝与刘义真被废杀之后，谢灵运被贬到遥远偏僻的永嘉任职。这对雄心勃勃的谢灵运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自然生出很多感慨。为了缓和情绪，他不理事务，遍游永嘉山水，“所至辄为诗咏，以至其意焉”（《宋书·谢灵运传》）。这时的文学已经成为谢灵运精神的寄托与反映。文学与个人精神的距离拉近了，对文学功能的认识自然发生变化。二，谢灵运“性情”说与其思想格局有关。陈郡阳夏谢氏虽然也是旧族，但其兴起却在六朝时期，家世中带有名士背景。所以谢灵运不仅对儒学有较深理解，对道家思想尤其是当时流行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非常精通，从他本人的诗文与行为看，更有魏晋名士的特征。他对“性情”在文学中地位的肯定与张扬，带有道家崇尚真实自我、构建自我精神家园的痕迹。

三　崇尚“丽”“则”的创作观念

《山居赋》序云：“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按，“诗人之赋”指屈原的作品。楚辞抒情真挚深沉，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同时也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固《离骚序》亦云：“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所以扬雄认为楚辞“丽以则”（《法言·吾子》）、“体同诗雅”（《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华美形式与深刻思想的完美结合，是文质彬彬的艺术典范，《文心雕龙·辨骚》云：“《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糜以伤情”，其艺术成就引起后世作家的重视。谢灵运很喜欢楚辞，其作品引用楚辞的地方很多。他认同“诗人之赋丽以则”，是将楚辞当作一种理想的文学标本。“文体宜兼”显然是指文学应该既“丽”又“则”，这种思想也可以从下面的材料中看出。

首先，《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平原侯植》：“副君命饮宴，欢娱写怀抱。……众宾悉精妙，清辞灑兰藻。”这几句写宴饮之中，宾客述怀写志，“清辞”、“兰藻”显然指所写之诗文辞藻华美清秀。而谢灵运对此颇为赞赏，可见其对诗文“丰藻”的认可。

其次，《诗品上》“晋记室左思”条记：“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同书评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又评潘岳诗：“《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鸟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豰，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燗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诗品上》“晋黄门郎潘岳”条）。左思诗典雅深沉，颇具风骨；潘岳诗华美婉约，亦有佳处。他们一可称“则”，一可称“丽”，故而谢灵运称之“古今难比”。许文雨云：“康乐诗实擅有二种之长：一曰妙合自然，取之于喻，犹如初发芙蓉。二曰经纬绵密，察诸其文，恒见丽典络绎。自前者言之，潘诗轻华，容有螺蛤之思。由后者言之，左思精切，尤笃平生之好。”（引自曹旭《诗品集注》注，第158页）。

第三，《南史·谢惠连传》：“灵运见其（惠连）新文，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张华是西晋太康时期重要作家，他知识渊博，文词华美，钟嵘评其诗：“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治”（《诗品中》“晋司空张华”条）。谢惠连诗歌之特色，钟嵘以为：“才思富捷……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诗品中》“宋法曹参军谢惠连”条）可见其与张华在风格倾向上的确有近似之处。谢灵运虽然批评张华诗歌“虽复千篇，犹一体耳”（《诗品中》“晋司空张华”条），但以张华诗比惠连，绝非贬语，是对惠连诗巧思华美的认可。而且从谢灵运本人的诗歌看，也有这种巧丽特征。

在上面的材料中也可以发现，谢灵运对太康作家是非常重视的。太康诗风特色之一即是其具有华美化倾向。《文心雕龙·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或木片文以为妙，或流糜以自妍”。《宋书·谢灵运传论》亦云：“降及元康（晋惠帝年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而且太康诗歌依然受汉魏经学影响，典雅平稳，适合了谢灵运对文学“丽”“则”的要求，因而为其所重。

另外，谢灵运在《山居赋》序中说：“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似乎谢灵运有去饰返朴的态度。按，这一材料不能看作是谢灵运真实文学观的表现。《山居赋》创作时，谢灵运仕途不畅、心怀郁闷，几乎是被迫隐居，他对社会有许多怨言而尽力掩盖，并用道家思想抚平自己心中的沟壑，虽言“去饰”，并非真心为之。而《山居赋》体格宏大，丽辞新语并出，正是追步张、左之艳辞。同时，谢灵运诗歌追求华美，甚至累于“繁富”（《诗品》语），并无朴素可言。

四　重视经历、个性与文学风格表现的鉴赏论

谢灵运对作家经历与文学风格关系的论述如《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王粲》序云：“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又如《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应玚》序云：“汝颖之士，流离世故，故有漂薄之叹。”

按，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关中大乱，王粲往荆州依附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后曹操平定荆州，粲归曹操。“魏国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其为诗“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诗品上》“魏侍中王粲”条）。故谢灵运称之“自伤情多”。

又按，应玚字德琏，为曹操丞相掾，转平原侯文学，后为五官中朗将文学，建安二十二年卒。其诗现存六首，《报赵淑丽诗》、《侍五官中朗将建章台集诗》、《别诗二首》等皆有身世之感慨。作家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很早就有人注意，如司马迁之“发愤著书说”。但经历与文学风格表现尤其是情感表达的联系却很少有人注意。谢灵运看到了王粲、应玚的经历与文学风格生成的关系，这是值得关注的。

谢灵运对个性与文学风格关系的论述如《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徐干》序云：“少无宦情，有箕颖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素”有质朴、无藻饰含义，“素辞”当指诗风朴素而言。又如《拟魏太子邺中诗八首·刘桢》序云：“卓茕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

按，徐干字伟长，《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有《徐干传》，裴注云：“《先贤行状》曰：干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明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后除上艾长，又以疾，不行。”《典论·论文》亦云：“干时有逸气”。其诗现存五首，钟嵘评之云：“能闲雅”（《诗品下》“魏白马王彪、魏文学徐干”条）。“闲”是平静、淡泊之意，近于谢灵运之“素辞”。

又按，刘桢字公干。《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有《刘桢传》，裴注引《典略》记其“辞旨巧妙”，又记“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饮，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诗品上》“魏文学刘桢”条记：“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文心雕龙·体性》云：“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与灵运之评价颇相似。

谢灵运的作家批评方法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以钟嵘为例，在《诗品上》“汉都尉李陵”条中，他说：“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又《诗品下》“汉上计赵壹”条：“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皆是从经历角度探索文学风格成因；又上文所引《诗品上》“魏文学刘桢”条则是从个性言其风格，观点与谢灵运也大体一致。钟嵘吸收谢灵运的文学思想是有可能的。他对谢灵运很熟悉也很重视，在《诗品序》中他称谢灵运为“元嘉之雄”，又云：“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从，固已含跨刘、郭，凌铄潘、左”；在其所称道之“五言之警策”中，谢灵运独有两首作品入选。而且在《诗品》正文中，钟嵘两次引用谢灵运的评语（见“晋记室左思”条与“晋司空张华”条）作为自己的辅证，可见钟嵘对谢灵运的诗歌以及文学思想都有深刻的理解，吸收谢灵运的某些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是极为可能的。

五　革新的文体观念

谢灵运没有对当时文体发展作出直接评价，但他的文体观念还是在他的创作中得以表现。其革新文体观念主要体现在赞、颂两种文体的创作中。

谢灵运创作过很多赞文，其中值得注意者如《侍泛舟赞》：“泛鷁画兮游兰池，渚相委兮石参差。日隐云兮月照林，风辽冷兮水涟漪。”又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幻》：“幻工作同异，谁复谓非真？一从逝物过，既往亦何陈？谬者疑久近，达者皆自宾。勿起离合情，会无百代人。”于颂文中谢灵运有《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值得注意，其云：“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颓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赞与颂都是有严格文体要求的韵文，《文心雕龙·颂赞》云：“赞，明也、助也。……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文心雕龙·颂赞》云：“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赞、颂作为雅体韵文，句式多用诗经体四言、赋体四六句式，因为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言：“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五言、七言句则“于俳谐倡乐多用之”。从汉魏两晋赞、颂创作实际看也是如此，绝不用五七言俗体，甚至骚体句式也不用。

谢灵运在赞、颂创作中都用了五言这种流行句式，反映了他具有突破原有文体局限、用新起句式改造旧文体并增强其艺术性的观念，也体现了他主动提高五言文体学地位的思想。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维摩诘经〉中十譬赞》（八首）中的七首（《焰》一首为五言六句）、《衡山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王子晋赞》、《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等都是五言八句，每首都讲究用韵，虽是言理，却是当时五言诗的形式，具有融合诗颂、诗赞的倾向。可见，谢灵运的文体观具有一定的革新因素。

除了上述五个方面外，谢灵运对文学还有“学”的要求。其《答纲、琳二法师书》云：“藻丰论博，蔚然满目。”“藻丰”者论其辞采，“论博”者则指其学识丰博。谢灵运以此称赞二位法师，可见其对才学的重视。又据《晋书·殷仲文传》记：“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袁豹，据《晋书·袁瑰传》附《袁豹传》记其：“博学善文词”，《宋书·袁豹传》亦记其：“好学博闻，多览典籍。……善言雅俗，每商较古今，兼以诵咏，听者忘疲。”殷仲文实际是元嘉文学开路者之一，他文辞华美，《诗品下》“晋徵士戴逵、晋东阳太守殷仲文”条记：“义熙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然而谢灵运认为他的创作缺乏学识基础，犹未能尽其才力。这两则材料明显体现出谢灵运在文学创作中要求才、学并重的特点。

以上梳理了谢灵运的主要文学思想。如果把这些观念放在元嘉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就不难发现，谢灵运的文学观念对元嘉文学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元嘉文学之所以能成为诗运转折的阶段，与总结思潮的出现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每一次总结思潮的出现都能带来文学革新。元嘉诗歌对情感表达的关注，对华美艺术的热衷，以及在文体上的大胆革新，无不与谢灵运的文学观念吻合。谢灵运通过直接的交往影响了谢惠连、何长瑜、颜延之等作家，其作品又间接影响到了袁淑、鲍照等元嘉作家，甚至还影响到后来的永明、天监文人。在接受谢灵运文学的同时，人们自然吸收了其中所蕴涵的文艺思想，这对南朝文学关注自我性情、注重抒情、讲究文学形式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谢灵运文学思想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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