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安全发展（第二章 理解中国战略）

概述

中国领导人把21世纪前两个十年描述为一个“战略机会窗口”。他们评估，在这一时期，国内与国际形势均将有利于中国扩大其“综合国力”--综合国力包括了经济能力、军事力量与外交在内的国家力量的所有方面。2010年9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宣称，“国家繁荣，军队强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重要基础”。中国领导人认为，成功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有助于实现中国主要战略目标--包括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保持经济增长与发展；保持国内政治稳定；保卫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并确保中国的强国地位。

近期，中国认为，与美国及其邻国保持稳定的关系是局势稳定的必要因素，对将这个机会窗口最大化也至关重要。同时，当北京感觉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或被迫对公众期待做出回应时，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日益增长的自信与能力偶尔会表现在更加坚定的言辞与行为上。中国特别担心区域参与者可能通过发展军事或结成联盟来制衡中国的崛起。中国公开声称，其崛起是“和平的”，没有“霸权”意图，也无意于领土扩张。然而，中国在这些不断增长的能力方面缺乏透明度增加了该地区对中国意图的担忧。

了解中国战略

中国采用发表白皮书、演讲和文章作为公开阐述其政策与战略的主要途径。2011年3月 31日，《2010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总结了四个国防目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国家发展利益；保持社会和谐与稳定；加速国防与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进程；保持世界和平与稳定。

《2010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将在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同时，继续实施“主动防御”的国防战略，加强其“国防战略能力”。中国公布的国防战略是以促进有利于中国全面发展的安全环境为中心的。

虽然谈到了以前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已经出现的主题，《2010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也显示了一些重要不同。新的白皮书显示了中国在以下方面的自信：与其他主要大国相比，中国的地位已经有了本质的提高。与美国的关系被描述为令人担忧，而目前台海关系则很令人满意。最新版的白皮书强调了解放军更加集中于军事行动而非战争，不过，总体而言，白皮书也只是在解放军的结构、学说与能力上增加了新的见解。总体上，中国军事与安全事务的透明度在近些年已有所提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发布国防白皮书、设立国防部发言人、开设国防部官方网站、媒体覆盖了更多的军事话题、更容易得到军事与安全问题的相关书籍与专业杂志。

中国军队决策结构与过程

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具，是一个从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职业军官都是共产党员，连级及以上部队都配有负责人事决策、宣传，以及反情报行动的政治军官。各级部队的重大决策都由政治军官和指挥官领导的共产党委员会做出。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解放军最高决策组织，技术上隶属于中共中央委员会，但是其成员主要由军官组成。中央军委主席是文职人员，通常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各军兵种司令、4总部相关部门领导人和几名副主席。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是三名军委副主席之一，也是除主席外的唯一一名文职人员。中国国防部相对较小，专门从事与军事有关、由文职政府而非武装部队负责的工作，包括军事外交关系、人员调动、新兵招募，以及军事行动的民间支持。国防部长由军官兼共产党员担任。

比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是本世纪上个十年中期，解放军目前在党内关键决策组织中的代表较少。随着中国革命一代的结束，来自军队背景的国家领导人越来越少。然而，解放军领导人日益倾向于在公共领域就国际事务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中国军事领导层转变即将到来

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可能于2012年秋举行），中国文职和军事领导层预计会有大幅度的变化。2010年10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央军委成员中的军官预计也将在此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经历重大转变。10名军官成员中将有7名由于年龄限制几乎肯定要退休。2010年12月，国防部长梁光烈强调称，随着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在解放军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突出，解放军是在向一个更合理的部队结构转变。

预计2012年后能继续保留中央军委职务的三名成员有：

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上将：他是唯一一名在年龄上有资格继续留任的地面部队军官。他曾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兼北京军区参谋长，其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是在兰州军区担任行动与训练职务。上世纪90年代末，他还担任过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主任。

现在，常万全上将是总装备部部长，在这期间，他监管国外军购和国内武器生产、军事试验，以及空间和卫星计划。两名现任高级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和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也曾担任总装备部部长，凸显了共产党对解放军现代化计划的重视。

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吴胜利领导海军参与的国际活动大幅增加，包括正在进行中的亚丁湾反海盗行动部署。吴胜利上将曾担任中国东海舰队驱逐舰舰长，之后由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院长晋升为南海舰队司令。本个十年中期，他还担任过副总参谋长。自2004年，海军、空军和二炮部队司令员纳入中央军委后，他是第二位在中央军委任职的海军军官。

解放军空军司令许其亮上将：他曾是一名飞行员，其职业生涯大部分在台湾对面的南京军区度过。之后，他晋升为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兼沈阳军区空军司令。本个十年中期，他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之后与吴胜利一起晋升，成为空军司令。

中国的战略优先项

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中国战略的基本要素相对而言没有变化。中国并没有挑战现存的全球秩序，而是采取务实方法，处理国际关系和发展经济，寻求加强经济发展、进行军事现代化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

这一做法表明，北京认为长远的大国地位最好通过短期内避免冲突来获得。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到2020年达到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基准，并到2050年最终成为世界级经济和军事强国。

显然，中国领导人是基于一系列相互联系，有时甚至相互竞争的战略优先事项制定国家决策的，这些战略事项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经济增长和发展、维持国内政治稳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保护中国的大国地位。虽然过去30年中逐渐形成的安全挑战和日益增长的能力促使进行调整，但是，这些重要的战略视野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不变。

2010年，中国继续努力实现其长期战略目标。尽管国内出现通货膨胀、收入差距日益加大，以及可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显然，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都以其相对的成功经受住了全球经济动荡。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虽然中国领导仍对一系列经济挑战十分忧虑，许多分析家表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表现已使北京政府对其济模式和相对实力更加自信。

在军事上，中国持续进行的现代化项目正日益获得显著回报。2010年，中国不断朝部署一款反舰弹道导弹迈进，继续从事其航母项目工作，完成了其首款隐形战机的原型机。尽管在一些领域内仍存在差距、拥有大量过时硬件以及缺乏作战经验，但解放军当前正在稳步缩小与现代化武装部队之间的技术差距。

中国领导人通过他们所说的中国“核心利益”，来体现他们的战略优先事务。2010年12月，在一场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说明会上，国务委员戴秉国列举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

●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中国领导人也在关注大量潜在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使中国的成长轨迹或其和平发展战略复杂化，或者发生偏离。这包括以下方面：

●经济：经济持续发展依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以及中国军力的保障。各种各样的经济因素可能会破坏这一轨迹，包括潜在过热经济的迅速收缩。中国领导人已经缩减了其2011-2015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目标，从而减少过热的危险，掌控自己的期望。对中国来说，其他潜在的经济危险包括全球贸易模式的变化、资源限制或者获取资源尝试。

●日益增长的期望：不论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的发展已经转变成为参与国际事务的更大期待。其他国家已经号召北京在解决国际问题时，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一些中国领导人却担心，这样会使他们力不从心。与此同时，国内对中国逐渐增强的地位的理解，正在引发一种普遍要求，也就是更积极地追求中国的国际利益。

●地区平衡：中国在亚洲以及全球日益增加的经济、外交与军事存在，正在使许多国家开始关心中国的最终目的，以及这会对他们构成的威胁。这些地区关注可能会促进地区或全球平衡的努力。

●国内政治压力：中国共产党继续面临增加政府反应、透明度以及责任的长期普遍需求。

●人口压力：中国的人口压力未来还将增强，这会在结构上限制中国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的能力，并使共产党遭遇社会挑战。

●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担心环境质量的下降，会威胁到经济发展、公共健康、社会稳定以及中国国际形象，从而破坏其政权的合法性。

●海峡两岸动态： 尽管自2008年3月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台海两岸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对台军事冲突以及美国的介入，仍是解放军最紧迫的长期关注。在两岸缺乏和平决议或长期不侵犯条约的情况下，对台任务可能会继续支配着解放军的现代化及行动规划。

新历史使命

2004年，国家主席胡锦论述了中国武装部队“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新历史使命”主要集中在强调中国领导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评估和拓展国家安全定义内涵之上。这些使命在2007年中国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按照当前的定义，这些使命包括：

●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

●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据官方著作显示，清楚表述这些使命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中国的安全形势、挑战以及有关中国国家发展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而且中共按照自身目标重新调整解放军任何的渴望。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表示，“这些使命体现了党的历史任务对我军的新要求，反映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新变化，顺应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新趋势”。

最新版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经济发展仍是中国的中心任务，解放军应为中国经济利益与安全提供支持。这就使中国军方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直到最近，其仍没有在领土之外行动的经验。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针对军队提出的战略指导方针便体现了这一点，他号召军队发挥更广泛的作用，以确保中国的战略利益，其中也包括在中国领土之外的利益。2009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敦促军方集中精力“打造核心军事力量”，但也要具备“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 。他还指出，在具备圆满完成所有任务的先决条件后，中国武装部队必须积极参加并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 。

2010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强调了解放军不断变化的角色及任务，并指出要”科学组织非战争军事行动准备，针对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搞好战略预置，加强应急专业力量建设，提高遂行反恐维稳、应急救援、安全警戒任务的能力。坚决完成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权威媒体解放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描述包括：反恐、维持社会稳定、灾难救援、国际维和行动。此外，中国领导人还提及的其他”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保护海上航线、网络战、天基资产安全、开展军事外交以及为应对突发事件做准备。

●解放军海军派遣军舰在亚丁湾执行反海盗护航任务，便是中国履行其新历史使命的实例之一。

●另一个实例是，2010年，中国首艘大型医疗船出航，并在亚洲与非洲有过停留。虽然该船能够为作战行动提供支持，但中国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的都是该船所担负任务中的人道主义救助方面。

●最近，解放军利用运输资产协助利比亚华侨撤离。这是中国首次进行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

未来战略讨论

中国当前战略仍然是应对外部环境，确保周边环境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该战略服务于维持中国共产党存在及领导权的首要目标。尽管这一战略似乎被北京的外交和安全策略机构广泛接受，但军方及专业著作则揭示了有关实现中国广泛国家利益目标所用方式的分歧。

中国更加坦率的讨论并追求其国家利益，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但中国领导人普遍更加支持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提出的传统指导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这一指导思想反映出邓小平相信，在与主要强国对抗的同时，侧重维护国内发展与稳定，对国家利益最为有利。2010年12月，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特别提到了邓小平的指导，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路线，绝不寻求扩张或霸权。他表示，韬光养晦并非中国增强其力量时所采用的障眼法，而是要有耐性和不当头的告诫。

一些中国学者对在中国利益与势力不断扩张的情况下，邓小平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否能否继续赢得支持表示怀疑。自邓小平时代（包括高度依赖海上贸易）以来，中国的安全利益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中国不断提升的海上能力，使其能够担负十年前所不能承担的角色与任务。支持者呼吁中国以更加活跃、更加自信的姿态站在世界舞台上，这暗示中国将以更加坚定的立场应对来自美国或其它区域国家的压力。

中国军政领导人与民间理论家还在积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即解放军应该发展什么样的新能力，以推进中国除传统要求之外的其他利益。一些高级官员及民间理论家提倡不断提高解放军力量投射能力，以提高应对台湾及区域纠纷之外的任务。中国官员公开争辩，增加中国海上能力的范围旨在建立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保护海上航道能力。

北京区域能源战略中的军事与安全考虑

中国对能源领域的参与和投资仍在继续增加。北京在50多个国家建成或投资能源项目，几乎遍布每个洲。其在能源资产巨额投资主要受两个因素的驱动。其一，北京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能源维持其经济发展。第二，能源项目为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可行的投资选择。

除确保可靠能源资源外，北京还希望多样化能源生产商与运输选择。尽管能源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不再现实，但考虑到人口增长与日益增长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北京仍然在寻求维持一条不易受外部干扰的供应链。2009年，中国进口石油依存度达到近56%，据保守估计，到2015年，中国几乎2/3石油需求都要依靠进口，到2030年，进口量将达到3/4。北京将目主要光集中在波斯湾、中亚和非洲，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进口石油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近10%。

北京国外能源战略的第二个目标是，减轻中国对海上交通线的严重依赖，尤其是在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的80%以上经由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哈萨克斯坦至中国的原油管道体现了中国在增加陆路能源供应方面做出的努力。2011年1月，由西伯利亚通往大庆的石油管道开通，该管道日可向中国输送30万桶原油。中国还开始建造了从缅甸皎漂港经马六甲海峡通至中国昆明的原油和天然气管道。

鉴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新管道也只能轻微地减轻中国对马六甲海峡或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依赖。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与液化天然气总量会使战略性的海上交通线对北京愈来愈重要。

2009年，从土库曼斯坦经由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通往中国、年产4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管道开通。另外一条旨在每年从缅甸输送140亿立方米天然气管道正处于建设工作的起步阶段，估计将于2013年竣工。此外，北京正在与莫斯科磋商，建造两条可向中国供应69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管道。

中国的军事战略

解放军理论学者已经制订了以理论为导向的改革框架，其长期目标是打造一支能够进行并赢得“信息化情况下的局部战争”的部队。通过借用外军行动经验，尤其是美国领导的战役（包括持久自由行动和伊拉克自由行动）、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以及解放军自身的战斗史，中国正在对整个武装部队进行改革。

中国依靠“新时期国家军事战略方针”总原则和指导方针，来计划并管理武装部队的发展和使用。 这是中国拥有的最接近《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的文件。

目前，中国“新时期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作战原则为“积极防御”。积极防御是解放军所有活动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适用于所有军种。积极防御的原则包括以下几点：

●整体上，我们的军事战略是防御性的。我们只有在受到攻击后才会发动反攻。但我们的行动是攻击性的。

●空间或时间将不会限制我们的反攻。

●我们不会为我们的进攻设定界限。

●当发起进攻行动时，我们会等待对我军有利的时间与形势。

●我们将集中精力，攻击敌人的弱点。

学术研究表明，解放军当前的指导方针与 1993 年的指导方针最为相似，它反映了 1991 年波斯湾战争的影响，以及苏联解体对中国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该指导方针于 2002 年和 2004 年进行了修改，这很可能反映了中国对其逐渐发展的安全环境以及现代战争日益改变的特点的感知。

实际上，这一战略发展已经促使解放军发生了重大转变，朝发展不对称、网络中心战以及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迈进，这些能力旨在阻止潜在敌人获得现代化空间战斗要素。据2008年国防白皮书显示，这些指导方针强调要在信息化条件下进行并赢得局部战争、以不对称作战对重点而开展联合作战，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来攻击敌人的弱点。

除宣称需要确保“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及法律行动紧密结合”外，该指导方针还强调了整合国家多种力量，确保威慑以及阻止冲突的重要性。

海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了“积极防御”战略中特定的海军部分，即“近海防御”。近海防御是一个整体战略概念，它指导着解放军海军为执行以下三个必要任务做准备，这三大任务包括：

●拒敌于适当范围之外，从海上进行反侵略；

●保护国家领土主权；

●保卫国土完整及海上权力。

这里所说的“近海”包括黄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这些依旧是海军的主要关注区域。不过，解放军正在执行的任务逐渐表明，中国正日益将及商业和外交利益，从近海扩展到远海（包括菲律宾海以及更远的海域。解放军海军的海上作战理论和重点是6大攻击和防御性战役：封锁、反海上交通线、海-陆攻击、反舰、保护海上运输和海军基地防御。

高级文职官员与解放军官员认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依赖于其进入以及使用海洋的程度，中国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确保其能够这样做。除了逐渐增加有关在远离中国的地区执行任务的公开讨论外，海军的关注重心仍是“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内的意外事件，以与美国部队在台湾问题上的潜在冲突或者领土纠纷为主。

地面战。在“积极防御”战略中，地面部队被赋予的任务是保卫中国边疆、确保国内稳定，并且进行区域力量投射。解放军地面部队正从部署在全国范围内 7 个军区、以位置、机动、城市以及山区防御作战、沿海防御作战以及登陆作战为导向的静态防御部队，转型为一支更具攻击性与机动性的力量组织，做好参与中国周边地区作战行动的准备。

2010年国防白皮书称，地面部队着重发展新型作战部队、使其组织与结构实现最优化、增强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加快主战武器的数字化升级与翻新、有机部署新型武器平台以及大幅增强其开展远距离机动及综合攻击的能力。

地面部队似乎是解放军进行“特别、多军种、联合战术编队试验，以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带头部队。

空战。解放军空军借鉴美俄空军模式，继续从一支拥有有限领土防御能力的部队向更为机动灵活、可在近海执行攻防作战任务的力量转变。其任务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攻击、防空和导弹防御、预警和侦察以及战略机动。解放军空军还在中国规划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作战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解放军的新使命也引发有关解放军空军未来发展的讨论，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保护中国的全球利益需要空军增强远程运输和后勤保障能力。2010年9月，解放军空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部署，向土耳其派遣了苏-27战机，参与了与土耳其空军共同进行的联合空中演习。中国还在投资发展隐形技术，2011年1月，中国首架隐形原型机亮相。不过和海军一样，未来十年中，空军的重心仍然是建设可对台湾以及东亚美军力量构成可靠军事威胁、吓阻台湾独立，或影响台湾根据北京条件解决分歧的能力。

太空战。解放军战略家们视利用太空及其拒止对手进入太空的能力为现代化信息战的中心，虽然解放军理论学说似乎并不将太空行动视为一种独特的作战行动，而将太空行动视作解放军作战行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京一直在努力消除对北京太空军事意图的怀疑。

解放军正获取可以改进中国太空和反太空战力的一系列技术。解放军一份有关美军和联军军事行动的分析强调了太空活动对信息化战争的重要性，称“太空是信息化战场的指挥所”。

解放军著作强调有必要“摧毁、破坏以及干扰敌人的侦察……和通讯卫星”，这显示上述系统以及导航和预警卫星可能将成为“致盲或致哑敌方”首轮攻击的目标。同一份有关解放军对美国及盟军行动的分析还表明，“摧毁或捕获卫星及其他传感器……将剥夺对方在战场上的主动性，使其难以充分发挥其精确制导武器的性能。”

网电一体战。中国军方著作强调，要在战役早期阶段的多重紧急任务中占据电磁主导权，以保证战场上的胜利。解放军理论学者创造了“网电一体战”一词来描述运用电子战、计算机网络作战和动力攻击来扰乱战场上支持对手作战和力量投射能力的信息系统。解放军著作认为，“网电一体战”是“一体化联合作战”的一种基本形式，这表明占领和主导电磁光谱是解放军作战理论的核心。

攻防一体。中国军方战略学者称“主动防御”本质是防御性的，表示中国仅会在“敌人攻击后”进行反击。中国2010年国防白皮书重申了这一点，这点似乎很清楚。但中国著作中的更多详细描述使得其实际意义更加模糊。尤其是，不知道对手采取的何种行动可能会超过首先打击的界限。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出版的《战略学》一书称，敌人攻击的定义并不限于常规、动力军事作战。敌人的“攻击”也可以用政治术语定义。因此：

仅在敌人攻击后进行反击并不意味着消极等待敌人打击，也不意味着放弃战役或战术行动中的“先机”，因为政治上的“首先打击”与战术上的“首先打击”不同。

如果中国模糊地将“打击”定义为包括某些政治行动，这将极大改变这一战略构想中“防御”的性质。这表示解放军部队可能会以防御的名义，首先进行部署。

保密及“诡计”

中国在其军事著作中，阐明了具有战略欺骗性的工作性定义，即“(引诱)对方陷入错觉……，并以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在消耗最小人力及物力成本的情况下，制造各种假象，从而(为自己确立)战略优势地位”。除信息战以及传统的伪装、隐蔽和封锁之外，解放军还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军事理论中谋略和试讲所发挥的传统作用中汲取经验。

中国战略文化中存在一种固有的紧张，其严重倾向于隐藏军事力量及部队发展计划，其过度机密，导致地区和全球国家开始担忧中国实力的增长。十多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将这种看法定义为“中国威胁论”，它严重危害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危及地区及全球持久联盟的发展。此外，极度保密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国作用越来越难以协调，因为全球经济依赖于透明度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中国军力现实和中国保密传统之间也许还有另一个紧张局势的原因，这就是实际上中国很多新的军事能力很难或根本无法隐藏。这些能够包括先进战机、远程导弹和现代化海军物资等。此外，导弹、空基和反太空系统必须经过测试和演习，之后才能安心进行作战部署。解放军武库中可有效操作的新物资及种类不断增长，这无法隐藏。

三大战法

中国的“三大战法”概念具体是指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它体现中国希望可在冲突环境下有效利用这些因素。从本质上讲，这是利用非军事工具，推动军事目标的完成。

心理战旨在通过采取可威慑、震撼、挫败敌方军民士气的办法，破坏敌军展开作战行动的能力。

舆论战旨在引导国内外公众舆论，支持中国军事行动，阻止对手采取有损中国利益的行动。

法律战旨在利用国际和国内法律，夺取法理优势，维护中国利益。该战法还用于限制敌对者行动自由，界定敌对者活动空间。法律战也旨在争取国际支持，控制中国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中国已试图在海洋和国际空域发动法律战，以构建安全缓冲区。

200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承认，三大战法概念体现了作为一个全球参与者，中国将从学习有效利用公众舆论、信息和影响力工具，为自己谋取利益。中国可能希望在危机早期阶段同时利用三大战法，因为这三大战法有相互支撑的特点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http://www.24mil.com/2011/0825/57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