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表条形统计图故事:品读乱世——发掘社会崩溃的历史逻辑

晋武帝太康元年，晋灭吴，天下重归一统。晋朝基本上恢复了以前东汉帝国的疆域，其时湖清海晏，国富兵强，文化昌盛，人才济济，中国似乎又将迎来一个像汉朝那样的“盛世王朝”。然而仅仅二十年之后，晋帝国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内乱和纷争，兵祸四起，生灵涂炭。当晋朝被内乱严重削弱之时，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也迎来了总爆发，境内的少数民族乘机起事，席卷了整个北方，富饶繁华的中原地区在无休止的杀掠之中沦为一片废墟，这就是“五胡乱华”。晋怀帝元嘉五年，匈奴兵攻破洛阳，俘虏了晋怀帝。这距晋武帝统一天下，仅仅三十一年。

晋帝国曾经看起来如此强盛（比汉帝国初建时状况要好得多），为何其崩溃却如此之迅速？对此历史上的解释多归罪于八王之乱，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还特别强调了士族的腐化。（权贵阶层，哪朝哪代不腐化？“魏晋风骨”这种“自由泛滥”的生活方式当然不受有着“严格生活纪律”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待见才是关键。）当然这种解释流于表面，任何一个帝国的衰败，归根结底都是败在“人”上；继承人选择的失误，是晋帝国迅速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读过历史的都知道，晋武帝的继承人晋惠帝是个天生的弱智，闹过不少经典笑话，在历史上以“白痴皇帝”而著称。没有哪个王朝的统治者不想江山万年，也没有哪个统治者不明白继承人的选择决定着王朝命运这样的简单道理。晋武帝或许不像官修史书上吹捧的那样英明神武，但是至少还不至于昏庸至稀里糊涂选择了一个白痴做继承人。晋武帝之所以选择了晋惠帝司马衷做继承人有两点原因：

 　　 1.体制惯性。“立嫡立长不立贤”虽然谈不上是铁律，但也是古传的惯例。“长幼”毕竟是客观明确的，而“贤”则是主观模糊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贤与不贤”或者谁更“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长子继承制在西方和日本甚至更为严格。即便到了今天，我们用人制度上还是使用很多年龄，文凭之类的硬杠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明确，少争议。晋武帝本来对太子的智力改善还是抱有一点奢望，但是看到太子确实不成器之后也有过改变继承人的念头。杨皇后，也就是太子的生母就以“立嫡立长不立贤”力阻，武帝只好作罢。最后武帝自己也是“立嫡立长不立贤”体制的受益者：晋文帝曾多次考虑立武帝的弟弟司马攸作为继承人，但最终还是在“立嫡立长不立贤”这条规则面前让了步。

 　　 2.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幻想。晋惠帝司马衷虽然是一个白痴，但是他的儿子司马遹却聪明异常。正是由于他的聪明，让晋武帝放了心，因为江山迟早会传到这个聪明的孙子手上。晋武帝非常喜爱这个皇孙，对群臣说其酷似自己的老爹司马懿，一时间令名满天下。然而，司马遹长大之后，却让人大失所望。此外还由于情商过低，为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所忌，最终遇害。隔代指定继承人的时间跨度过长，有很多的变数，鲜有成功案例。而且司马遹幼年所体现出的聪明，并不是其作为合格继承人的充分条件。

 众所周知，晋朝是门阀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代。东汉时期，由于很多皇帝都是幼冲即位，一开始大权都落在外戚手中，小皇帝长大以后再依靠宦官集团把权力夺回，周而复始。搞来搞去，本质上都是皇帝他们那家子和他们的亲戚之间的事情。东汉末经过黄巾之乱之后，群雄并起，权力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豪族大户的势力急剧膨胀，而皇权极度衰微。天下事，已经不是皇帝他们一家子说了算，而是跟这些主要的豪族们商量着办。经过大乱之后，曹操统一了北方，摆在他面前的是如何分配权力资源成了这个难题。稳定的权力结构需要稳定的秩序。他于是整出了九品中正制这么个玩意：也就是综合参考道德，才能，门第三个方面来选拔人才。这个选拔机制看起来很不错，但跟中国几乎所有的事情一样，到了执行的层面，就彻底歪了，还是“潜规则”坐大。品德，才能是很难客观量化的东西，于是门第血统成了事实上的选拔标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司马氏篡魏之后，实际上逐渐把九品中正制这块遮羞布也扔了。大豪族（最有名的是王氏）逐步垄断了政治资源，与皇帝“共天下”。司马氏废九品中正制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司马氏自己的出身不咋的。曹操的老爸最起码还做到东汉的太尉，位列三公之上；也就是相当于政治局常委；而司马懿的老爸不过是一个京兆尹，只相当于地厅级干部。

 九品中正制废了之后，司马氏主要依赖世家大族们来共治天下。前面讲过，司马氏自身的门第并不咋的，在体制内可以算是“草根出身”。而那些世家大族的祖先，级别高，参加革命早，亲朋裙带和门生故吏遍天下，把持着很多重要的岗位。庶族被排除出权力核心之外，权力高度垄断，缺乏竞争，让士族阶层加速了腐化，闹出了很多“名垂青史”的笑话和丑闻。而西晋的皇帝从武帝时代开始，就对士族的生活腐化和贪赃枉法都采取了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交换机制。士族们支持司马氏坐天下，司马氏则让士族子弟们垄断权力和经济资源。士族们也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醉心于玄学和清谈，互相吹捧炒作以及提携。后来那个白痴皇帝晋惠帝跟他们更是般配得很，一起成就了一个荒唐时代。

 　　 统治集团内部没有了一个绝对的权威，从宏观上讲是体制利益最大化，但从微观上讲，世家大族们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只关心如何扩展及巩固自己家族的权势地位，醉心于争权夺利，对“天下”的未来实际上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这些士族当中，最为典型的是琅邪临沂王氏。

 　　代表人物首先是王戎，他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很多历史典故都跟他有关。王戎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封疆大吏，省部级干部，家世比较显赫。王戎小时候就聪明异常，有一天他和一群小孩在路边玩，发现一棵李子树长满了李子，小伙伴们争相去摘，只有王戎不掺和。同伴们问他原因，王戎说：这树在路边还能留下这么多果实，李子必定很苦。一尝果然。

 　　王戎十五岁的时候结识了阮籍。阮籍是当时的名士，才气纵横，名满天下，也为王戎的才气所折服。阮籍实际上比王戎大二十岁，跟王戎的父亲王浑才是一辈人，但他与王戎还是成为了忘年交。他拜访王浑，没一会就走（话不投机半句多），但是跟小王戎在一块，却能畅谈大半天。

 　　 王戎长大了之后，也步入了官场，并受益于父荫庇佑，逐步成长为省部级干部。王戎的政绩一般，但是取巧谋私却是很有一手。期间曾因为驱使官吏给自己修私宅而被免官，还因为涉嫌受贿而被弹劾。由于其“背景”，王戎不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晋武帝死后，执政的外戚杨骏为了收买人心，大肆封赏。王戎以资历进位太子太傅，相当于人大的副委员长，成为了“副国级”领导人。再到后来，王戎转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也就是分管人事工作的内阁副总理，实权在握。一掌权，王戎就开始大肆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他频繁调动地方官员，官员们为谋升迁到好位置，自然竞相向王戎行贿，由于捞钱的动作太大，引起了同僚的不满，王戎被参了一本。但王戎与皇后贾南风的娘家是姻亲，后台够硬，竟然毫发无损。没多久，就转任司徒，位列三公，成为了“正国级领导人”。

 　　 八王之乱，朝政天翻地覆，今天大权在握的权臣，明天就被政变推翻而满门抄斩。皇亲贵胄被株连倒霉的无数。政变的频繁使得站队成为了高难度的赌博行为，几乎无人可以善保始终。像王戎这样八面玲珑的不倒翁，也一度被姻亲牵连而免去了官职。不过还好，没像其他很多人那样甚至丢了性命。而且有一次他也因在朝堂上失言而差点丢掉性命，靠假装是嗑药磕多了掉进粪坑而躲过一劫。从此，王戎居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再过问政治，而是到处搞田产投资，专心赚钱发财。永嘉之乱之后，他逃出了洛阳，躲进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吃喝玩乐，直至善终。

 还有一个有名的王家人，是王戎的堂弟王衍。王衍后来在历史上是“罪人”的角色。几十年后，桓温提到王衍，还切齿痛骂：“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王衍字夷甫）等不得不任其责！”但王衍就像一千多年后的汪精卫，（汪精卫年轻时长得很帅，是民国四少之一。），是一个曾经很帅的罪人，而且名气都很大。更巧的是，王衍年轻的时候也像汪精卫那样很有气节。外戚杨骏，权势熏天，曾经想招他为乘龙快婿，但王衍深以为耻，竟然假装发狂，把这桩亲事给推掉了。王衍的特长是脱口秀，他谈吐不凡，靠清谈名动天下（估计是比起今天的郭德纲和周立波还能白乎。）王衍的父亲死后，他没几年就败光了家产，好在后来靠家族关系捞了小官做，才解决了生活问题。王衍做小县令的时候，主业就是清谈，公务是副业，史书对此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记载说：清谈之余，他还是会办点公务的。

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王衍最终还是青云直上，跑到京城做起了大官。在八王之乱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王衍坚定地做了一颗墙头草。几番政治清洗之后，王衍这颗墙头草脱颖而出，晋升为尚书令，司徒，司空，位尊而权重。此时西晋王朝已经在内乱中严重削弱，风雨飘摇，王衍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但是身居高位掌握大权的他并没有对晋王朝的未来上多少心，倒是积极地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让自己的弟弟当荆州刺史，族弟王敦当青州刺史，他对二个弟弟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你们掌握着两个地方，我在朝廷中枢，狡兔的三个窟我们已经有了。”

 　　后来西晋大军被石勒击败，王衍与众多王公大臣们一起被俘。由于王衍名气很大，石勒对他很尊重。而且王衍的神侃功力名不虚传，石勒都差点被他侃晕了。然而估计发挥得过了头，王衍竟然劝石勒当皇帝。此言一出，让石勒对他的气节和政治智慧都大失所望。石勒想既然留着他无用，还是杀了吧。于是王衍被杀。王衍临死之前感叹：要是当初不是光想着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上，而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何至于此！

 有意思的是，所谓狡兔三窟不过是王衍一厢情愿的幼稚幻想而已。他那个做荆州刺史的弟弟王澄，竟然因为和王敦有点不足挂齿的私忿，被王敦所杀！

司马氏的天下实际上是典型的“集体领导”，没有绝对的权威。特别是到了后期，皇帝只是一个符号。人人负责，实际上就是无人负责。最高统治集团里的各个门阀派系，都把自身的门阀利益放在了第一位，而对所谓“天下”的命运漠不关心。甚至连”神圣“的”北伐大业“，也异化成为了各门阀争权夺利的工具。东晋曾经有多次机会收复中原，但是最终都被门阀利益的私心断送了。桓温师老灞上时，王猛看穿了这一切。所以他谢绝了桓温的盛情邀请，而是追随苻坚成就了一番霸ye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经过汉末的战乱，北方的经济一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人口锐减。但是大萧条之后有大繁荣。三国鼎立之后，北方迎来了难得的安定局面，曹魏政权致力于恢复经济，兴修水利，广开屯田，经济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虽然期间也发生过财政困难，但急剧增长的社会财富，轻易解决了这些问题。司马昭采纳邓艾的屯田方案，在江淮地区大规模兴修水利屯田，疏通漕运。到晋武帝时，这些生产性投资已经能稳定输出大量财富。从长江到黄河，田亩村舍相望，经济一派繁荣。特别是平定孙吴之后，孙吴政权多年搜刮的财富净为晋朝所有，财富向都城洛阳这样的统治中心集中，西晋的繁荣达到了顶峰。权势阶层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是大发其财，加上司马氏政权对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采取了放任纵容的态度，豪族大户多富可敌国，生活则极尽奢靡荒淫之能事。王恺与石崇斗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状况。

 　　八王之乱之后，晋朝的经济迅速走向了崩溃。曾经繁花似锦的洛阳等地一片残破，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斗米二金（即2万钱，这个价钱跟东汉末年董卓之乱时相当，是繁荣时期的数千倍。）。于是饥馑遍地，人相食，洛阳及附近一多半人都饿死了。到了司马睿即位，晋朝丧失了长江以北的绝大多数领土，财政极为困窘，朝廷仅有的资财储备，不过四千匹布而已。然而，即便是在八王之乱时期的永宁年间，洛阳的财富仍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余斛。”短短不过十余年间，晋朝就破败至此。

司马氏与豪族大户们共享天下，其意不可谓不诚。世有云：王与马共天下。这些豪族大户们也是天下的“大股东”，尽管董事长是司马氏的，但是股权分散，司马家的股份未必就比那些大户们大。那么这些豪族大户们是不是就为天下着想呢？完全不是如此。从豪族大户的代表王家就可以看出，他们只在关心自己的势力最大化，对“天下”的命运并不热心。王敦后来专擅朝政，废了司马家的皇帝，一度谋反并称帝。他掀起的内乱让东晋元气大伤。

北伐工程

 　　 “工程一上，黄金亿两。”自古以来，强势利益集团都是擅长打着“政治正确号上大工程。他们的宣传口号总是那么的漂亮动听，毋庸置疑，而里头包裹的则全是肮脏的私欲。通过大工程，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攫取和占有公共资源。在这一点上，后来人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处不表（比如高铁之类的工程可以用来赤裸裸地占用公共资金和分赃；网络维稳工程则可以帮助自己的关系户百，腾，华，中轻易排挤了竞争对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就只看看东晋的”北伐工程“。

 　　 永嘉之乱，晋室南渡，豪族大户们侥幸捡了条性命的也仓皇向江南逃跑。当时的江南，还算是潮湿贫瘠的偏僻之地，并不像是今天这样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从朝廷到大户们都财政极度困难，生活水平大幅下降那是当然的。到了江南之后，这些豪族大户们不仅是思乡心切，更怀念以往夜夜笙歌，挥金如土的好日子。不仅豪族大户们如此，南渡逃亡的百姓也是盼望着能够收复中原，回归乡土。北伐并收复中原成为了政治共识，也就成为了“政治正确”的标准。围绕着如何利用这个“政治正确”来扩张自己集团的势力，豪族大户们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这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之后天天想着反攻大陆有点不一样，蒋介石是无可争议的权威领袖，或者说是“一人天下”；而东晋却非“一人天下”，而是权力寡头制。蒋介石光复大陆的决心是坚定真诚的；东晋的豪族大户们要“光复中原”则更多是虚情假意，正如前面所说，他们首先关注的，还是如何利用“光复中原”来给自己牟利。

北伐工程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构想，至于怎么实施，豪族们并没有个具体的方案。他们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处理。

　　豪族大户们来到江南以后，首先就权力秩序恶斗了一番。首先是以王敦王导兄弟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抢到了最大的股份，王敦还一度专擅朝政。但王敦谋反失败之后，王氏的实力大为衰落。平定王敦之乱后，外戚庾氏崛起。然而由于庾亮缺乏驾驭朝政的才能，又因轻率狂悖引发了苏峻，祖约之乱，庾氏家族名实顿减，不得不向陶侃这样的实力派让出了一定地盘。庾家的第二代家主庾翼临死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上书朝廷。朝廷没有答应，而是改派桓温取代他。庾翼的儿子虽然拥有东晋一半的江山兵马，但不敢作乱，乖乖把兵权交了出来。桓温将其遣送到偏僻的小地方监视居住，庾氏的时代就此结束。正应了那句话：富贵不过三代。

从桓温开始，晋朝的政治开始走向平民化。在乱世的激烈竞争中，有才能的草根阶层虽然在资源背景上远不能跟士族相比，但也逐渐脱颖而出。像司马流这样的士族在残酷的竞争环境里很快就被洗荡淘汰了。（司马流作为将军带兵打仗，临战恐惧得吃饭都找不到自己的嘴，结果兵败身死。）庾亮家是世代的皇亲国戚，桓温的老爹则是地级干部，在永嘉之乱后的革命斗争中不幸牺牲，桓温成为了烈士遗孤。再后来的权臣刘裕，则完全是贩夫走卒出身。司马家虽然宗亲还很多，但离权力核心渐行渐远。东晋的皇帝也越来越成为傀儡和道具。

 桓温作为中层干部的子弟，野心却很大。自取代庾翼成为荆州刺史之后，桓温掌握了东晋一半的兵马钱粮，而且位居上流，扼守要冲，很快就尾大不掉。桓温到荆州后不久，就开始打收复益州（今四川）的主意。桓温判断益州的成汉政权弱小，是一个最好捏的软柿子，正好给他立威。朝廷认为益州道路险远，而且桓温兵马并不多，风险很大。而且万一北面的胡人入寇，事情不好办。桓温不理会这一套，”拜表便行“。也即是申请报告我打了，批不批准是你看着办，反正这个事我干定了。桓温率领大军溯流而上，果然一举击灭了益州的成汉政权，威震华夏。

 　　尝到了甜头之后的桓温又多次上表请求北伐，朝廷中掌权的殷浩等人也识破了他的意图，没有答应。”北伐“毕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北方的石赵政权等兵马众多，实力强悍。桓温要靠朝廷提供兵力补充，牵制策应以及后勤方面的支援，不可能再”拜表而行“。桓温大为不快，从此自己地盘上的事情全都自己说了算，不再理会朝廷。殷浩也以”收复中原“为己任“，石赵政权内乱，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统帅大军北伐。结果却因其治军无方，统驭不力，导致大败。东晋朝廷积攒多年的家底几乎都被他败光。朝廷也就失去了对抗桓温的本钱，而且面对北方的强敌，朝廷所能仰赖的也就只有桓温的军队了。桓温借机要求将其废为庶人，结束其政治生命，朝廷不敢不从。从此之后，桓温独揽大权。

士族和司马氏都面临一个难题，不用桓温这种野心勃勃的人则不足以抗衡外地，而用这种人则必然大权旁落。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且形势逼迫，士族和司马氏都被迫接受失去大权的现实。毕竟交出了权力之后，他们仍然得以保留高官厚禄，吃喝玩乐，清谈度日。天下事，就交给桓温这种人吧！

 　　桓温的目标很简单：”立功河朔，还受九锡。“通俗地讲，就是把中原打下来，回来做皇帝。总揽大权是取代司马氏做皇帝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了掌权之外，还要有权威时望，也就是要拿出能服众的成绩来。王敦和桓温的儿子桓玄都是独揽大权之后作乱想取代司马氏，结果都失败了。各地豪族们纷纷起来反对他们，很简单：时望不够。还有什么比收复中原更能建立时望的呢？这是”北伐工程“对于权臣们的关键意义。后来的刘裕北伐成功，收复长安，威震海内，跑回健康就名正言顺地逼着东晋的皇帝把位置让了出来。

 　　对于桓氏家族而言，由桓氏家族领导的”北伐工程“，就是把整个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置于桓氏家族的控制之下。他们占据要职，权倾天下。”北伐“所制造的外部矛盾，也让内部对桓氏垄断权力的不满得以被压制。

　师老灞上

 　　桓温在废黜了殷浩之后急匆匆开始了第一次北伐，因为当时北方正因石赵政权而陷入大乱，机会难得。桓温的大军经过几番苦战，屡破前秦军，终于到达离长安近在咫尺的灞上。久经战乱的北方遗民们看到晋朝的”王师“又打回来了，纷纷送肉送酒前来品读乱世——发掘社会崩溃的历史逻辑慰劳。桓温屯兵灞上与前秦对峙。桓温拥兵四五万，而对峙的前秦军队不过五千人。这个时候，有个叫王猛的来求见。此人言谈不俗，桓温大为惊奇。桓温向王猛”请教“：我现在带领大军来扫清残敌，拯救万民，为何三秦的豪强大户们都没有来投靠的？”王猛答道：“你率领大军不远千里深入敌境，然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肯渡过灞水。豪强大户们都不知道的真实意图，所以就不敢来。”也就是说：豪强大户们造反接应你，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你现在躲在河那边墨迹，鬼知道你想些什么。要是没两天你就开溜了，他们不就惨了么？桓温无言以对。没多久，桓温果然粮尽退兵。桓温有一个部将起初也劝桓温渡趁关中空虚，渡过灞水，直捣长安，收复三秦。但是桓温没有答应。这个人就带领本部少量兵马渡过了灞水，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斩获甚丰。回来之后，这个人到处吹嘘自己渡过灞水后的战果，暗地里批评桓温错过了良机。桓温知道后大怒，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

桓温师老灞上，错失良机，历史上有很多的批评。桓温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这还是要从桓温北伐的目的说起。前面已经讲到过，任何豪族大户想到的首先是自己这个集团利益而不是“天下”的利益。桓温北伐的根本目的是“立威建功”，而非真正匡复中原。桓温要“立威建功”，也并不需要达成这么高的一个目标。桓温当时何尝不知北方空虚，此时进兵正是良机。但是中原土地广袤，人口众多，诸胡和地方豪族都各拥武装，一旦渡河深入中原，顺利的话，胡人和豪族都来归附，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不然，也可能是四面受敌，面临他们的围攻，而桓温的兵力总共不过四五万，在这种情况下会十分危险。总之，不确定因素太多，有相当的风险。桓温如果是竭诚为国，这样的风险值得冒，毕竟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但桓温首要考虑的还是自己的权势以及桓氏集团的利益。达到桓温自己的目的，并不需要冒这么大风险去取得盖世奇功；而一旦失败，桓氏集团的势力将土崩瓦解。另外朝廷中的其他豪族权臣们也人心难测，如果成就的功业太大，中原平定在望，必然引起他们的不安而下黑手搞破坏；如果遭遇挫折，他们肯定更会借机落井下石，将桓氏集团驱逐出政治舞台。

诸葛亮和桓温，首先是政客，而不是一个带兵打仗的统帅。

 　　第一次北伐桓温错过了石赵内乱带来的天赐良机之后，再也没有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北方很快安定了下来，成立了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一代名将慕容垂登上了历史舞台，此人成为了桓温的劲敌。桓温第三次北伐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桓温”名实顿减“，且那个时候他年已六十，在那个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的年代里，他已经不太可能再有机会”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了。桓温逃回东晋之后，最担心的是朝中的权臣们落井下石。所以他把那些平时跟自己处得不怎么好的大臣和豪族们杀的杀，贬得贬。把皇帝也换成了自己的比较听话的好友司马昱，也就是简文帝，才算放心。

前秦主苻坚听说桓温的作为后讥讽说：桓温都六十多的老头了，表现得却还跟一个孩子一样。好比在家受了老婆的委屈，却靠骂自己的老爹来出气。

 　　当年王猛谢绝了桓温的盛情邀请，也是看出桓温气量太窄，不能成大事。但是苻坚后来却是败在自己的”气量太大“上。桓温的结局至少比苻坚要好得多。这个阴毒的政客，至少还能保有自己的善终；而不会像苻坚那样死于非命

 的确，即便是三分天下时，三个汉族政权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即便是在西晋时，马隆也以非常少的兵力大破西羌，威震西北。但是马隆这样的人才并没有得到重用，而是作为一个边疆守将老死；而同时司马流之徒竟然却也能作为将军带兵打仗，杨骏王衍之流竟然能身居显位，执掌国家大政。再加上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没有有能力的权威（庸才当政，自然难树权威）谁也不服谁，有权力无责任，导致内乱纷争不断，西晋焉能不败？五胡乱华，是中原主体的汉人政权第一次如此重大的耻辱性失败，而这是体制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正如前面所言：即便是个人独裁体制，也远远好过西晋这种“集体领导”的权力寡头制。

总结西晋帝国崩溃的历史：那就是集体领导的权力寡头制下制造出透支式繁荣，庸者当道内讧不断引发内外危机，最终铸成了毁灭性的民族灾难。

据说北方某地开放了村镇级的选举，结果是明码标价，贿选公行。诚然，即便存在普遍的贿选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权力制衡和权力运作的公开透明，比选举更为重要。以前的香港就是典型的有自由无民主（或者不完全的民主），但是香港发展得很不错。

 　　过去的租界，都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国耻，但实际上是大家都挤破了脑袋往租界跑，有的人，甚至终其一生都不想踏出租界一步。爱国的口号是要喊的，大家都在骂帝国主义，但是内心深处他们更信任洋大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给洋大人做臣民，也要比本国人做奴隶好一万倍。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2. 科举取士，其实是一种更为低效人才选拔方式。但是科举选出来的人，对皇权威胁最小。因为这些人除了给皇帝做忠实奴才，并没有别的太好的出路。当然这些人也只是“管家”，没几个会真正为天下着想。他们想的是利用权力捞好处。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国的说法，也没有绿卡，不然他们也会像今天的那些官员那样，拼命捞钱，把子女送出去，并准备随时跑路。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

 　　3. 有权威的贵族。也就是所谓的开明专制。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热爱独立思考，秉具自由精神的。但是现在的残酷现实是，大学里的老师如果希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东西，跟学生讲一些不符合“政治正确”的东西，反倒会被学生们告密。这种文化的形成，显然不是一日之功。看看二十四史，“告密”事件占据了相当多的内容。告密的学生当中，两种人最多:一种是成绩最好的；一种是成绩最差的。看看历史，告密者也大多属于这两类。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历史的重复。

告密文化是逆淘汰机制里是很重要的一环。告密在人群中制造的恐怖和冷漠超出我们的想象。告密其实是一种惩罚机制，它既遏制了不利于“稳定”的信息流动，也打击了那些不那么温顺听话的人（这类不那么温顺听话的，大多还恰恰颇有才能）。

古代王朝和现代的统治阶层大有不同。在古代，父子相承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现代并非如此。那个一人天下和现在的一人天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其实归根结底，统治权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最高统治者的行为（当然这个还和权力制衡机制相互作用，在中国古代，是没有一个稳定公开的权力制衡机制。宋代发展起来的文官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只是一个很稚嫩的雏形。）。

 统治权威越弱的，在缺乏权力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其内部的权力斗争越是血腥残酷，其统治往往越是残暴。总结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越是出身高贵的开国皇帝对权臣们越是能善待，越是实至名归的继承人越是会善待自己的兄弟和前朝老臣。诸如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而继承人中比较明显的是宋，明，清等稳定的王朝。而在反面，则是刘邦，朱元璋等人，尤以朱元璋为甚。

 　　 五胡乱华之际，很多少数民族建立”政权“，那绝对是意外之喜。特别是石赵政权。他们内心是缺乏自信的，所以其统治极为残酷，反复无常。中原民众受其苦毒极深。与此相对的是作为正统的南方王朝，尽管内部权力斗争极为残酷，但老百姓总体上还是安居乐业，没有收到太大影响（除了侯景之乱这样的大变乱之外）。南方的繁荣，开始于南北朝时期，这跟正统南迁是密不可分的。

 　　 在近代我们也可以看到，民国为什么不需要搞“反右”，搞”文化大革命“，也不必去清算孙传芳，吴佩孚这些旧军阀，即便是四一二政变比起后来的镇反相比也是相去甚远。很简单，共和乃是人心所向，他有足够的权威和合法性，不需要用暴风雨式的恐怖清洗和镇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面对与其政治理念相冲突的旧有的文化习俗传统，民国也开展过”新生活“运动。但这种运动跟文革那是大相径庭。

政治权威，三代而竭。蒋经国不可能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同样李显龙也不可能。蒋经国的巨大权威，正是台湾的转型得以如此顺利的重要原因。台湾的转型几乎没有流血，也没有动荡，蒋经国的一句话就做到了。我们可以想象，在李显龙之后的新加坡，必然也是同样的。但在集体领导的权力寡头制下，这种变革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某个寡头有心推动，也无力对抗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而且可能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这就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发生系统性的经济崩溃和普遍的社会动荡，体制掌握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体制，才可能有改变。但那将是爆裂式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动荡和萧条。这在俄罗斯的转型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二。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前苏联面对的将是更加爆裂式的结局。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权威，还不足以像蒋经国那样让这个体制平稳转型。这也是很明显的。

在物质享受等许多方面，很少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会面临什么不丰足，特别是对于大国而言。人毕竟还是人，悲天悯人乃是人天性的一部分。一个出身高贵，有着充分权威的统治者，往往更能善待自己的人民，更能为国家的长远未来做打算。因为他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天下。相反，那些草根出身，层层爬上来的人，则早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洗荡了所有的人性，年轻的时候更可能饱受物质上的匮乏之苦。他们的权力并非”天授“，而是靠”抢来“的或者意外”捡到“的，所以他们拼命地利用权力这个魔杖来给自己捞取利益。官员奢靡消费如此之盛，包养二奶之风如此泛滥，归根结底跟这些人的权威来源有关，也跟这些人在青年时代所遭受的普遍的物质匮乏和性压抑有关。50年代和60年代生的这两代人，经历了物质上最为匮乏，性上面最为压抑的青年时代。所以今天看出身于这两个年代的官员的种种作为，其实并不奇怪。这早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就种下了根，现在的经济繁荣和社会文化的变迁恰恰给了他们爆炸性释放的机会而已。

当年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也受牵连，上山下乡吃过很多苦，有的甚至坐了牢。他们返城以后，又过起了富足的特权生活。很多人就沉湎于享乐，要弥补自己失去的青春岁月。他们的父母为了弥补他们，实际上也采取了纵容态度。但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反倒是想透了看透了，并没有加入这股潮流。

 君权神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最大的权威来源来自于何方？来自于选票，来自于民意。这再加上权力制衡（不是寡头之间那种权力制衡，而是不同权力之间的制衡，比如三权分立），权力运作的公开透明化。再加上老生常谈的那几样（开放媒体，言论自由。。。）现代社会的政治架构也就出来了。西方国家的政客，有了民意多数的基础，要实行相应的政策都底气十足。其实在某些政治文明并不十分发达的国家里，想打破既有权力格局的一方也会求诸于民意。。这种场景一再上演。当然，民意在更多的时候是“被代表”的。。

最近某地的唱红打黑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唱红运动让很多人议论是不是要“左转”。实际上是最近十年来，左转一直在进行。最近进了了最后的“赶顶拉升”阶段。向左转，背后是巨大的体制利益在推动。

 　　 现在来回顾过去十年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脉络已经非常清晰。这十年是体制利益空前膨胀的十年。在2008年以前，这种体制的利益膨胀是通过信贷倾斜，财政扶持，以及重要资源和渠道的垄断达成的，其中尤为突出的工具是房地产。房地产业是体制扩大自身在总体经济发展中的分成，收割三十年来所积累的财富的重要工具。这一工具在2008年之后，甚至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从2008年末多个地方政府通过非常规的行政干预来阻止开发商降低房价，以及其后在中央层面向房地产企业开放信贷，组织国有企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炒作地皮托市都可以看出来。这里头的巨大利益，对他们而言已经犹如毒品上身。

 　　 在2008年之后，开始出现了以赤裸裸的产业政策来系统地排挤民营企业的“国进民退”运动。民营企业的原罪，经营中的某些阴暗面在过去的对其打压中一直在被利用，这一次也派上了用场。

 　　 当年在经济领域批判“国退民进”的急先锋是郎咸平等人；当然在政治理念领域批判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另有一批推手。早在当年，一些人就洞悉了郎咸平这一套理念的荒谬之处和背后的险恶用心。不谦虚地讲，鄙人就是其中之一。郎咸平之所以能够风行一时，一方面固然得益于其运作，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社会舆论环境。90年代末的下岗运动，医改房改等，将体制内的弱势群体踢出了体制，这些人怨气很大；而还留在体制内的则为改革可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而惴惴不安。那个时候的多数体制内部门的福利待遇和利益分成也是远远不能跟今天相比的，面对体制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增加，以及少数部门如税务，电力，电信等的高收入，他们是嫉恨交加。而在改革中实际收益最大的农民工群体，则由于文化程度低下，组织松散等原因没有形成自己的舆论。这一舆论环境是左转的舆论基础，也是郎咸平的炒作运作得如此成功的舆论基础。人们一时间好像忘记了国有企业的本质，当然更多的人是对所谓”国有“概念的无知上。在缺乏公开透明的运作机制和权力监督的情况下，”国有“等同于”官有“，而跟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遗憾的是，这一点认识，是在经过了漫长的十年后，才慢慢得以扩散。（教育系统的洗脑，功不可没！）

 　　 左转背后最根本的推动力还是核心领导群体权威的降低以及高层届龄退休制度和权力交接制度的形成。领导集体的权威的降低，使得他们首先要在体制内寻求支持。在信仰普遍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只有真金白银才能收买到支持。所以在此之后，几乎一切政策的制定，都着眼于体制利益的最大化。80年代末在西方世界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无疑是他们在理念上的首要敌人。因为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小政府大社会，私有化及自由市场经济，这都与体制利益最大化所需要的加强经济社会管制，扩张政府权力以及加强国有经济主导性等理念针锋相对。这正是9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批判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深层次原因。乌有之乡的崛起，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他充分利用了几十年来愚民洗脑教育的遗产以及当时因改革引发的普遍不满情绪。

如今，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类似于晋朝的豪族大户正在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划生育这一世间罕有的政府管制行为尽管创造了多达800万的政府职位，计生罚款也是地方尤其是县级以下政府的重要非税收入，但其对豪族大户的形成却构成了相当大的制约。中国社会，毕竟还是血缘社会。可以预见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将迅速松动。这从本次颇让人”意外“的人口普查数据就可以看出（大家要记住这么一条定律：统计局可以根据需要创造任何数据）。这一数据，更多的是一种政策暗示，已经为松动计划生育政策埋下了伏笔。

 左转出现看似急剧加速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也无非两点：在驱动因素上，体制利益的急剧膨胀使得其要进一步扩张边界；在舆论资源上，他们要把几十年来的洗脑教育遗产榨干吃尽。当然，体制巨大的利益吸附效应（这从公务员考试的火爆可以看出），也是他们凭借的重要资源。（这跟传销和江浙地区盛行的高利贷类似。）

　左转会不会直到体制外的生存空间压缩到走投无路才会停止？显然不会。体制总体是财富的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如果要评价今天的体制外生存状况：只能用勉强糊口来形容。体制外生存的艰难很快也会反映到体制内。因为财富总量有限，体制的贪欲却在不断膨胀。这会加剧体制内利益分成的矛盾，当然更会加剧体制内高层与中下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对于高层来讲，给奴才们降低待遇当然是很难作出的决定，但是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如此。特别是如果实际创造财富的体制外经济萎缩的越快，高层采取限制体制利益膨胀的措施的可能性越大。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只能很遗憾地说：只有一场重大危机才能使这个国家在利益死锁的泥坑中爬出来。

 　　体制内的左和右其实是一体两面。在今天这个时点，无论是左转右转，最终通向的还是高层利益最大化。

高铁出了很大的问题，那是肯定的。所有的大跃进，留下的问题都相似。我们所不知道的，是问题的具体规模，只能从媒体中猜测一二。而且高铁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最近好像在讲要包容“异质思维”，也就是领导者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这其实是有点反思的味道。当年反右之前，也是因为在政策上有很多的失误（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等），希望听取一下各方面的批评意见。但是由于批评意见过于激烈，暴露的问题太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权威乃至统治都受到了威胁。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了“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在这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来没有实现过，“一网打尽”倒是多次成功实践。

一切权力都倾向于自我膨胀，特别是当这种权力缺乏一套有效机制来约束和制约之时。当年由高层推进的改革，好不容易把权力魔爪所及的范围稍稍推后了那么一点，才十年功夫，权力就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大举扩张了自己的地盘。而且到了今天，已经不会再有老邓那样的领袖人物，有足够的权威迫使官僚权力在自己的地盘里做出有限的退让。小布什总统有一句名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而言，恐怕是遥远程度仅次于GCZY社会的梦想。

 我昨天发的被删的帖子里主要讲了概念的“定义权”。比如“讲政治”，什么叫做“讲政治”？感谢中华文化之精深复杂。“讲政治”这个词，在不同情境下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可以说是一个万金油概念。假如领导非得要求你昧着良心“把黑的说成白的”，他可能就是要求你要“讲政治”。

 　　除了概念定义之外i，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叫做体制绑架。这个在文革中比较经典的是:“反对我，就是反对D中央，就是反对毛主席！”想想这是多大一个帽子啊！而实际上讲这个话的人离D中央和毛主席距离十万八千里！这叫做体制绑架。比如某地确实腐败很严重，或者发生了一起牵涉很多官员的腐败案件，或者在官员群体中发生了极其丑恶的事情，这种事情该不该曝光呢？肯定有人站出来说，曝光这种事情会影响我们D的光辉形象，威胁到我们D的执政地位。这个大帽子扣下来，谁还敢去宣传曝光？拿食品安全问题来说，老百姓吃有毒食品都几十年了，你现在去宣传曝光，那不没事找事，破坏群众对D的信任，影响执政D的权威？有没有毒，只要你不去报道，老百姓是懵懵懂懂的，即便少数人知道，消息扩散也没那么快，你到报纸上一登，不全知道了吗？影响社会稳定啊！放心，肯定会有官员这么讲，并且并以这个理由要求媒体不要去曝光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更出格的是，有些人去揭露一些腐败问题，那么官员们能给你扣上的帽子可能是“蓄意污蔑攻击D和政府，企图颠覆政权”，这个帽子下来，你吃不了兜着走。本来是两件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他们就能以中国所特有的阴谋文化给你联想起来，这也叫做体制绑架（当然，官员看问题，已经习惯于不是看是非曲直，而是首先往你的动机和企图上去联想。）。体制绑架，是各级官员僭取国家和体制的权威，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国家和体制权威被滥用，当然已经是普遍的现象。这些官员们并在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体制的信用及权威都在急剧磨损，他们根本不关心国家和体制的未来，他们关心的是：怎样利用体制这个外衣和工具，为自己攫取最大的利益。裸官的盛行，其实也是这种心态的产物。当然，这些人，往往还是”爱国爱D”的口号喊得最响的。越是最淫荡无耻的婊子，越会把贞节牌坊高高挂起。。

杨乃武这个案子在晚清极为有名。在慈禧太后的干预下，这个案子最终得到了较为公正的解决。因此而受到严厉惩处的官员自巡抚以下达到上百人。杨乃武的案子如果发生在今天，想获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慈禧太后虽然已经并非王朝前期那样的“明君圣主”，但她是真心关心爱新觉罗氏江山的未来的人。她还懂得要挽救大清王朝在人民中的信誉。

 爱国主义是政治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一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尤其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当然不仅是“爱国主义”了，“爱D主义”也一样。。。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本质是慈禧的满清权贵与湘淮军阀的斗争，慈禧通过此案，打击了湘淮军阀出身的大量官僚，获得了某种成功；但是杨乃武案的影响无法与同时代的“刺马案”相提并论，“刺马案”的不了了之，表明了湘淮军阀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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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种推断，才能显得对历史看法之精深，实为我国之悲哀。没有是非善恶，只剩下了权力斗争的动机和意图。阴谋论得以在我国大行其道，是因为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若真如此，这个民族还值得谁来拯救？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确实是中国人的一大特长。其实不仅是对历史，我们的舆论对当今的国际事务的解读也经常流于阴谋论，这样才能显得高明。这个“高明”背后，隐藏的往往是毫无是非判断，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这跟前苏联也非常像。真正有生活经验和思考的人，不会相信那么多阴谋。因为这个世界本身的多变和复杂，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权力集团的操控能力，所谓的“阴谋”，因为其太“高明”了，往往缺乏现实的可行性。

我们的“三十六计文化”，兵法文化蔚为大观。在现实中有多少具备可操作性？西方军队没有这么多阴谋诡计，老老实实抓训练，抓装备，抓后勤，一样以数量相对少得多的军队，屡破强敌。用三十六计武装起来的满清军队，在5000英军面前只能望风披靡。不要跟我谈”装备差距“，当时的装备差距并不像教科书上宣传的那么大。

 　　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哪有那么好施展那些诡计？军队的训练水平，纪律，后勤保障，合适的装备，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世界本来是简单的，让我们搞复杂了。

如何判断一个国家真实的负债水平？其实很简单。。不要去看什么统计数据，就看这个国家年轻人的生存状况。如果年轻人生活得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那么这个国家的负债水平不会高。反之，则这个国家的真实负债水平必定很高。 从罗马尼亚到突尼斯到埃及到西班牙再到日本，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国家的高负债必然意味着年轻人缺少机会，收入偏低。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负债意味着透支，从谁身上透支？当然是年轻人！

 　　从当年组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足以判断多年的胡搞乱搞浪费了多少财富，积累了多少真实债务。。同样。。都可以判断的。。

 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来花，总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事情；把今天的难题推到以后去解决，也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事情。这是人之常情，并不因为政治体制而有太大的区别，即便是自省自律精神很强的英国和美国，也不能例外。

 　　当然，在集权社会里，这种事情会演变成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在捞够了跑路，到西方国家安度余生这种思维作用下，有什么疯狂的事情是当权者不敢做出的？他们根部就不需要考虑将来。因为这里的将来与他无关，他只需要在掌权期内尽可能多地捞钱就行了。

 　　英美体制的强大，在于两点：1.在个体自由和力量制衡条件下自然形成的社会弹性（这种国家不会走向极端）；2.纠错能力。也就是说并不是他们不会犯错误，但他们有着极强的周期性的纠错能力。这一点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新教传统文化有很大联系。所以不管是大英帝国还是米国，在内外各种危机和挑战面前，都表现出非常强悍的韧性。

 很多人在预言美国的衰落。。我的判断是为时尚早。且不说今天的米国并没有经历根本性的内外危机，也未受到根本性的内外挑战；即便是如此，米国社会强大的韧性，也会使得帝国的衰落成为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还会有多次复兴。这个历程之长，恐怕得有上千年之久。。

　爱国主义是政治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一切没有足够合法性权威的政权都会诉诸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然而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阴暗邪恶的目的。极权体制由于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以及压倒性优势的现代暴力机器，即便是天怒人怨，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压制内部的一切反抗。他们最害怕的是外部的干预。伊拉克的萨达姆和朝鲜的金二都是如此，他们的残暴统治，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是很难从内部被推翻的。最近利比亚的事情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北约的介入，即便是如此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也会被卡扎菲血腥镇压下去。长期灌输的所谓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可以为此类统治者筑起一道非常有效的防火墙。正如卡扎菲，虽然在过去几年跟西方可以说是亲密合作，在面临西方干预时，也赶紧声称西方的干预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要抢夺利比亚的石油资源，并号召发动"圣战“。

 　　即便从这个国家来看，当年孙文如果不能在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建立海外基地，并且在当地获得庇护。他早就在清廷的法场里身首异处。清廷也有足够的“依据”说他是里通外国，勾结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大清朝廷的HX稳定..如果放在今天这个经过多年仇日灌输的时代，孙文跑到日本去，在“道义”上就已经破产！这正是统治者的奸邪狡诈之处。当年他们发家时，靠的也是苏联的金元和武器，形势万一不利，就跑到苏联去躲一段时间。他们自己的发家，就是不折不扣的里通外国！这个成功的经验，他们也特别害怕他人效仿。。。正如在媒体控制上，他们拒绝松动半分一样。当年他们就是利用国民政府相对宽松的媒体控制，在国统区办报达到自己宣传蛊惑的目的。这一成功经验，他们同样也特别害怕噶人效仿。。。

今天这个时代，国与国之间虽然还存在领土争端等诸多矛盾，但是征服和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也不再有那种需要达到毁灭对方那样的的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在当今世界的各国，人民最大最邪恶的敌人无一例外是本国的无良统治者。

 　　但是那种国与国之间的征服和敌对思维仍在某些国家大肆夸大宣传，其目的无非是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把民众的注意力焦点引向虚妄的外国入侵和殖民的幻想，有了“敌对国家”站在前面承受民怨的炮弹，那么统治者的天怒人怨的无良统治就可以躲在火力焦点之外。最近叙利亚政权在面临内部反抗时，也是“组织群众”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挑事，制造流血冲突。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这种阴暗邪恶的手段，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穿。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尊严“成为了圣坛上神圣的鸡血，随时准备注入群氓的血管里。但真正实在的也是最为宝贵的人民的尊严和权益却是极力用黑幕和盖子压下来，藏起来。

苏联缘何崩溃？

 　　在20世纪的世界史上，苏联帝国无疑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短短七十年内，这么一个位于“世界岛”心脏地带的超级帝国就风暴般地走完了从崛起到灭亡的进程；它所留下的巨大震撼和冲击，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如幽灵般回荡；它所留下的深刻历史遗产，永远也无法磨灭。

 　　作为历史悠久的“乌托邦”理论规模空前的又一次激进实践，苏联帝国的崛起一样是从深处痛苦绝望中的人群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对“人间天堂”的非理性渴求和热望中汲取了巨大的能量；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宗教狂热和极端民族性格又为这样一个进程注入了狂暴的激情。尽管帝国体制是在革命和内战的尸山血海之上建立，并长期依靠恐怖暴政和残酷的内部清洗来维持巩固，但苏联并没有像1920年代的很多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迅速走向崩溃瓦解，反而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并在二战之后，一跃成为能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死于内部清洗的2000多万人的累累尸骨，似乎成为了俄罗斯民族走向巅峰帝国的“必要代价”。到了1970年代后期，实力急剧膨胀的苏联帝国似乎如日中天，就连苏联最顽固的怀疑者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准备接受苏联帝国长期存在并有可能主宰世界的这一现实。然而，在短短十余年间，苏联迅速陷入了停滞和衰败，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崩溃和灭亡，令对苏联前途抱有最悲观看法的人也瞠目结舌。

 　　对于1980年代苏联帝国何以从辉煌的巅峰迅速走向崩溃瓦解这一历史谜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基于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内的解释一般是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的迅速瓦解（这在国际上也是一种较为主流的看法之一）；更有甚者，则直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的叛徒，一心要毁灭苏共及其帝国。然而，如果真正仔细考察历史资料（目前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详尽全面），我们可以发现，这类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充其量可以这么说，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的崩溃瓦解；真正埋下苏联迅速崩溃的祸根的，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顽固保守和僵化。再往深处追究，则是斯大林所建立起来的这套体制的制度根性本身，就注定了苏联帝国缺乏长期存在所必须的体制灵活性和韧性，必然在短暂的“高潮”之后迅速走向灭亡。历史的必然趋势借助了戈尔巴乔夫的偶然之手。苏共集团也确实曾经千方百计地极力避免“戈尔巴乔夫”的出现，但是这个“戈尔巴乔夫”，必然出现。真正应该为苏联帝国灭亡负责的，绝非戈尔巴乔夫，而是苏共集团本身。

 　　最高权力的传承与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

 　　虽然苏联帝国的创立者是列宁，但由于他掌握帝国权力短短几年就很快去世，而且在这期间，其主要精力是放在赢得内战，捍卫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生存之上。后来的那套苏联体制的真正缔造者，是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在列宁时代，苏共的最高领导层有多个派系，享有绝对权威的列宁采取集权体制内的最高统治者传统手法，不仅容忍这些派系的存在，还有意制造派系之间权力均衡的局面，使得自身处于超然地位。这为后来的残酷内斗和大规模内部清洗埋下了种子。由于健康的急剧恶化，列宁在去世前没有也无法指定自己的继承者。主持党务工作的斯大林占据了先机，而“红军之父”托洛茨基和主要理论家布哈林也实力强大，在资历和权威上，都胜斯大林一筹。在革命和内战的血腥斗争中建立统治的苏共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斯大林要在这么一个组织中攫取最高权力，必然需要通过残酷的内斗和血腥的清洗。当然，苏共本身的统治地位，是斯大林的一切权力的基础。所以斯大林攫取和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力是在三个层面几乎同时进行的。第一个层面是在苏共党内，清除所有潜在反对者，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力；第二个层面是在苏联国内加强和巩固苏共在所有社会经济事务中的垄断权力；第三个层面是为对外增强苏联的实力和地位；首先为应对国际压力（主要来自西方），苏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实现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主导的工业化；苏联也积极尝试对外输出革命和进行渗透，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壮大共产主义阵营。

 　　借助革命和内战的残暴惯性，斯大林几乎在三个层面都取得了胜利。首先在苏共党内，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派先后落败，托洛茨基出逃国外并最终难逃一死，布哈林则被处决，被清洗的绝不不仅限于此二人的党羽，实际上是列宁时代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层都几乎被彻底清洗了一遍，无辜冤死者不计其数。通过如此残酷的清洗，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建立起了“神”一般的绝对统治地位，在他之下，任何人都不过只是战战兢兢的奴仆。在苏联国内，同样通过大清洗，消灭所谓富农和强制集体化（资本家和私有企业早已被消灭），苏共实际上垄断了国内一切的社会经济资源；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被彻底压制，教会及各种社会团体组织要么被消灭要么完全成为苏共的傀儡玩偶，总而言之，在苏联境内，甚至已经不存在任何哪怕是可能的潜在反对力量；在对外方面，通过行政及经济手段向工业部门大量集中资源，苏联实现了快速的“强制工业化”，在1930年代中期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指标位居世界前列（在欧洲仅次于德国）。农业和农村成为了向工业大输血的主要源头，被以空前的强度加以掠夺和盘剥。农村不仅需要向工业部门提供原料和劳动力，为换取工业化急需的硬通货和西方工业技术（由于工业部门的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苏联主要靠出口粮食和资源矿产来获取外汇。），斯大林甚至不惜剥夺农民的口粮以增加粮食出口，导致了大面积的饥荒。尤其是在乌克兰，仅1932年冬到1933年春，就有700万人死于人为制造的饥荒（当然，乌克兰大饥荒还有压制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此外，以古拉格为代表的劳改营经济（实际上是奴工经济），也为苏联的工业化贡献良多。在对外输出革命和渗透方面，尽管在西部（特别是波兰）的扩张碰了壁，在东方，苏联最终取得了重大成果。

 　　此后尽管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的生存一度受到纳粹德国的威胁，但是斯大林的权力在国内再未受到任何挑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又使得苏联以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作为俄罗斯扩张主义急先锋的俄国沙皇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范围。由于德国日本被彻底击败，英法被严重削弱，苏联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帝国势力范围的空前扩大，则进一步使得苏共的意识形态从孤独的另类，一举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几乎旗鼓相当的对手。借助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这一历史大潮，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以金元和武力为后盾的苏共意识形态攻城略地，席卷了亚非拉第三世界。“无上权威”到“旷世功绩”的光环，使得斯大林在苏联国内成为了无可争辩的“神”。传统上对统治者的阿谀奉承和肉麻吹捧已经不够“给力”，人们甚至为自己表现出的对领袖的热爱不够“深刻”而惴惴不安。（据说在一次大会中，由于斯大林“意外”未示意停止鼓掌，与会者为斯大林热烈鼓掌长达两个小时之久，谁也不敢先停下来。为表现自己对领袖热爱之深，热泪盈眶的激动之情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点上，很多人都达到了专业演员的水准。）直到1953年，这种由于恐惧制造出来的“忘情热爱”才随着斯大林之死逐渐冷淡，然而这种“爱”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存在。奴性和猥琐私利系统地制造出来的精神毒害，在几代人的身上都不会消失。

 　　斯大林的死亡也是非常突然的，尽管他已经事先对身后之事有所准备（比如大幅增加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的人数，破格提拔了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将他们安插进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但是他也未能指定接班人，贝利亚，马林科夫斯基及赫鲁晓夫组成的三驾马车暂时接管了斯大林的权力（这也是苏共集体领导的开始），围绕争夺最高权力，苏共高层又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内斗角逐。

 　　斯大林的死去，不仅让苏联民众如释重负，也让苏共的高级官员们暂时摆脱了恐惧的阴影。事实上，不管表面上如何热爱和忠诚于斯大林，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们”在内心深处对这个暴君既恐惧又仇恨，这也包括斯大林最重要的鹰犬贝利亚。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贝利亚对他敬若神明，可当斯大林成为一具尸体时，贝利亚恨不能在斯大林的脸上唾上两口。

 　　如果按照“座次”，马林科夫斯基应当成为接班人，但此人既缺乏威望又庸懦无能。执掌克格勃多年的贝利亚才是苏联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根本没把马林科夫斯基放在眼里，自认为自己最有实力接班。然而，贝利亚作为斯大林主要鹰犬以及恐怖清洗政策的主要执行人之一的代价是几乎得罪了所有人。可以说，贝利亚臭名昭著，就连他的高层同僚们对他也深怀恐惧。赫鲁晓夫等人认为，如果他掌权，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斯大林式的个人极权恐怖暴政的继续（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苏共高官们刚刚摆脱斯大林的恐怖阴影，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在对付贝利亚这个问题上，苏联的政治局高官们团结一致。于是由赫鲁晓夫策划串联，马林科夫斯基牵头，朱可夫元帅亲自操刀，高官们合伙诱捕了贝利亚，将其隔离审查，贝利亚的众多克格勃党羽竟然无力做出反抗，树倒猢孙散。贝利亚及其六名主要亲信很快被处决，成为在内部政治斗争中被处死的最后一名苏联政治局委员和苏维埃主席团成员。

 　　除去贝利亚之后，苏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经过几轮令人眼花缭乱的宫廷内斗，马林诺夫斯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先后被淘汰出权力核心圈，赫鲁晓夫则脱颖而出，掌握了苏联的最高权力。与以往的权力斗争不同的是，失败者不仅都保全了性命，也免除了牢狱之灾。斯大林的恐怖政治时代过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贝利亚，马林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等人围绕最高权力展开了殊死斗争，但所有人主张的政治路线都是强调要改革，要民主，要开明。斯大林的恐怖暴政所带来的压抑是全民性的，而在斯大林死后抛弃这种恐怖暴政的要求，也是全民性的。贝利亚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不是他主张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提出的改革路线，实际上比起赫鲁晓夫等人更加激进。），而是历史欠债太多，不幸成为了恐怖压抑释放的第一个牺牲品。（赫鲁晓夫等人虽然也是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至少没有像贝利亚那样，成为斯大林式的恐怖的象征。）总而言之，斯大林之后，改革成为了全社会共同的呼声。大规模冤假错案的平反，事实上几乎是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展开。三年之后的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揭露批判斯大林，实际上是后斯大林时代苏联内部改革所达到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总结，而非起点。

 　　赫鲁晓夫是在一个转折过渡时期掌握了最高权力，这本身也使得赫鲁晓夫成为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要破除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和独裁专断；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体制的惯性又使得他自己也很容易陷入独断专横之中。赫鲁晓夫实际上一直是在推进旨在解除斯大林式恐怖的全面压抑的自由化改革和维护苏共的统治地位的保守路线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他的对外政策同样也充满了矛盾。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一方面他主动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为斯大林时代对待南斯拉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道歉；另一方面，他又以毫不留情的铁腕动用军队干涉和镇压了匈牙利事件。在与西方关系方面，一方面他强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缓和，搞和平竞争；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了向古巴运送核导弹的冒险主义政策，险些引发核大战。赫鲁晓夫对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急切地希望苏联能尽快赶上美国。特别是到了执政后期，赫鲁晓夫的政策变得急躁多变，个人独断专横之风日长，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认为为了尽快提高苏联的实力，牺牲苏共官员利益也是必要的。他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斯大林时代的思维惯性，即为了苏联的真正强大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任何人都是可以被牺牲的。然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他的改革最终得罪了官僚集团，特别是侵害了官僚们的特权，他被又一场高层官员合谋的宫廷政变赶下了台。他毕竟不是斯大林，领袖拥有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阻力重重，但赫鲁晓夫还是以一种布尔什维克革命式的热忱推进有限的改革。赫鲁晓夫可以说是从内心真正忠诚于苏联的意识形态，一心想让苏联走向繁荣强大。他对西方世界说：“我们将埋葬你们”，不只是一句简单粗俗的挑衅，最终把红旗插遍全球，确实是他内心的热望。他可能是最后一代还拥有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激情的人。晚年他坦然承认自己也双手沾满了鲜血，但绝非因此忏悔，他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即便是赫鲁晓夫所推行的雷声大雨点小的有限改革，也不可避免地触犯到了苏共官僚阶层的特权利益。对赫鲁晓夫心怀不满的苏共官僚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普遍评价是简单，急躁，蛮干。赫鲁晓夫更加重视平衡地分配经济资源，之所以大力鼓吹导弹核武器制胜论，实际上是想削减军费开支，为苏联的长远经济发展腾出更多的资金。他否决戈尔什科夫1400亿卢布的庞大造舰计划时简单直白地说，军队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和平时期除了练队列之外毫无用处，我们不能把宝贵的资金浪费在这上面。赫鲁晓夫在这点上无疑是对的，后来的苏联确实背上了沉重的军费负担而无法自拔，促成了经济事实上的停滞倒退，并加速了苏联的崩溃瓦解。其实赫鲁晓夫何尝不知，这将极大地得罪了势力强大的军队和军工综合体（这正是后来他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一种使苏联经济尽快强大起来的热忱，使得赫鲁晓夫不惜触怒军方和军工综合体。赫鲁晓夫急切希望民众的生活水平能够赶上西方，为此也采取布尔什维克的群众运动方式风暴地推行经济改革政策。为增加肉类生产，他大规模推广玉米种植，甚至在并不适合种植玉米的中亚地区也大面积推广种植，结果是造成了土地沙化等严重的生态灾难（这后来成为指责他的一大罪状之一）。赫鲁晓夫为提高经济活力所推行的生产指标竞赛，频繁的经济政策变化也搞得苏共官僚不堪其苦。在忍受了多年斯大林式的人人自危，高深莫测的独裁专制之后，苏联的官僚们对赫鲁晓夫这种“亚独裁者”也不能忍受了。而且，赫鲁晓夫旨在增加个体农民和企业经济自主权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大大削弱了苏共基层官僚的权力，令他们大为不满。在他们这个层面，所谓共产主义信仰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激情早已经随风而逝，他们更关心安稳地享有特权。讽刺的是，与这些尸位素餐，只想着自己的官位和特权的官僚相比，赫鲁晓夫对苏联的未来以及苏共的未来要想得多得多。如果说这些官僚对苏共满怀忠诚，那是因为是苏共给了他们特权和利益；而赫鲁晓夫对苏共满怀忠诚，则希望苏共及其缔造的国家苏联长久地保持繁荣强大，最终战胜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赫鲁晓夫可以说是真正的爱党爱国，但是他被淘汰了。苏联迎来了表面上强大繁荣本质上逐步停滞倒退衰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勃列日涅夫的仕途可谓是颇具戏剧性。斯大林死后，坐火箭上来的勃列日涅夫就被实力派们踢出了书记处，发配地方。后来是赫鲁晓夫再次将他提拔起来，使得他名义上位居苏共的二把手位置。勃列日涅夫给人的印象是典型的苏共机关体制化的产物，几乎完全没有棱角锋芒，小心低调，谨慎圆滑，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给人以平庸无能的印象。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安全无害”的“好”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勃列日涅夫则善于体察他人心意，待人和善，处事周到，从不轻易得罪人。他还多才多艺，在普遍尊容不佳的苏共领导阶层里，浓眉大眼的他又算是个美男子，因而颇得女人们的欢心。但他也有“美男子”普遍缺点，虚荣心强，爱好奢侈享受，自制能力差，生活缺乏节制。特别是在烟酒等方面缺乏节制，直接导致了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十分糟糕。

 　　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阴谋，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主谋。但由于他是名义上的二把手，苏共高层的实权派们必须要他来牵头。为了让这个谨小慎微的体制化官僚出来“主持”政变，谢列平等人还是颇费了一些功夫。政变成功之后，勃列日涅夫顺理成章成为苏共的一把手。但是高层内的实权派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认为平庸无能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像马林科夫斯基那样的暂时性的过渡人物。事实上在苏联国外，勃列日涅夫的前途都不被看好。金日成就判断，勃列日涅夫不像是能主事的人。后来事实的发展，却是大出他们的意料，勃列日涅夫不仅坐稳了一把手的位子，而且一坐就是18年。在苏联历史上，他统治的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客观讲，勃列日涅夫确实平庸无能。谢列平等苏共实权派之所以误判，是因为他们高估了自身的实力，而低估了在苏共领导层内派系权力平衡的巨大威力；金日成之所以误判，是因为他以一个创业的“开国之君”的眼光来看勃列日涅夫，苏联的统治阶层早已经走过了创业开国的阶段，而到了守成享受的阶段；绝对领导权威的丧失，也使得保持“党的团结”，成为了压倒一切的组织规则。总而言之，勃列日涅夫是苏共体制演进的必然产物。

 　　勃列日涅夫开创了苏共真正的“集体领导”的时代。特别是其统治的前几年，勃列日涅夫特别倚重“集体决策”。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几乎从不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大家各自发言讨论，形成一致之后，他再根据这个一致意见做个总结，仿佛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会议主持人，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但绝不可因此低估勃列日涅夫的权力。虽然勃列日涅夫没有列宁斯大林那样的资历和权威，但由于完全符合了苏共体制演化的需求，他的权力基础实际上非常牢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实际上已经挟持了整个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实现了集体领导下的“个人独裁”。苏联体制的演进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大小小各种利益团体已经形成了复杂敏感的权力制衡局面，尽管矛盾冲突不断，但是体制利益最大化成为了共识。一方面，苏共官僚们绝不允许再出现斯大林那样的人物，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绝允许高层因内斗分裂而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团结和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领导层基本原则。团结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这由于这种体制演化特征，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处于超然的地位，其实际权力不仅巨大，而且坚如磐石。即便是后来勃列日涅夫因病入膏肓，确实无力负责日常工作而主动提出辞职时，也遭到了政治局的一致反对。“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实际上是苏共领导层“害怕任何改变”。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作为总书记，成为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对内政策特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政治文化领域全面走向了保守和倒退。缺乏绝对权威的“集体领导”体制，使得领导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触碰意识形态的红线，而采取坚决的“宁左勿右”的立场。越“左”越“保守”就越安全，甚至在“左”上面互相攀比，以显示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勃列日涅夫取消了赫鲁晓夫在政治及舆论方面某些具有自由化特征的改革，逐步停止批判斯大林，改为正面颂扬，全面收紧了舆论控制，以严厉的高压政策对付政治异见分子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列日涅夫时代重新肯定斯大林主义，并不是苏共领导层真正喜欢斯大林主义，与此相反，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斯大林所制造的罪恶，比任何人都更害怕斯大林主义。他们或许对斯大林的无上权势有崇拜，但经历了那个恐怖时代，他们实际上都从骨子里痛恨斯大林。之所以要肯定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是这个体制的创建者，完全否定斯大林，也就是否定了这个体制，直接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当然也就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赫鲁晓夫时期一度解冻的文化舆论界也重新冰封起来，报刊电视及文艺作品都受到严格审查，要求高度与苏共中央保持一致。包括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内的大批异见分子被抓捕流放，或者驱逐出境。对待任何少数民族主义情绪的苗头，勃列日涅夫也保持了极为严苛的态度。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仅仅因为发表的一个讲话提到要重视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对整个苏联文化的贡献，即被免去了职务。这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对干部普遍的“包容溺爱”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严厉。

 　　另一个方面，勃列日涅夫全面加强了对整个体制利益输送和收买。可以说，勃列日涅夫不惜血本（当然，这个血本不是他的血本，而是国家的血本。），企图讨好体制内的所有人，另外对体制内泛滥的特权和腐败现象也采取了彻底的放任纵容的态度（如果还算不上推波助澜的话）。在经济改革方面，勃列日涅夫除了纠正了赫鲁晓夫的某些过激政策之外，勃列日涅夫大体上保留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并允许总理柯西金在经济领域继续进行一定的改革。在农业农村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不仅保留了赫鲁晓夫针对农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允许农民保留一定的自留地自主耕种），还有了进一步的突破，提供了大量补贴，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改善。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几百年来一直处于悲惨的社会最底层的俄国农民，得以改变了自身的地位（城市的贫民和普通工人变成了社会的最底层）。在干部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强调要“爱护干部，稳定干部队伍”。首先，勃列日涅夫废除了赫鲁晓夫时代频繁调动干部的做法，使得各级干部不仅官位无忧，还得以充分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其次，勃列日涅夫大幅增加了政治局，书记处和苏维埃主席团的名额，不仅让老人得以保留官位，也让新人有机会升迁到权力核心层，形成了皆大欢喜的局面。（勃列日涅夫声称：“我们既需要老同志的丰富经验，又需要年轻同志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勃列日涅夫对各级官僚的庸碌无为甚至是营私舞弊，贪污受贿都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甚至是公然的纵容包庇。各地的第一书记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俨然成为土皇帝。有人写信举报某地的第一书记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做任何处理，反而对这个官员大加赞誉（“党性强，工作能力突出……”），并把所有举报信都寄给了他。（举报者的下场，可想而知。）在投资和财政支出方面，勃列日涅夫继续推进了苏联惯有的高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特别是在与军事重工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勃列日涅夫连年大幅增加军费开支，使得在1970年代初，苏联的实际军费开支就一举超越了美国，并维持多年。（苏联的实际经济规模，在最高峰时仅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到戈尔巴乔夫掌权时，苏联在军事方面的实际开支，已经占到GDP的20%，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军国主义。）由于财政支出高度向国防和能源工业倾斜，导致了其它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和轻工业部门资金短缺，这是苏联后来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粮食及日用消费品极度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收入分配政策，勃列日涅夫不仅保留了赫鲁晓夫的经济利益刺激政策，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苏联的平均工资水平大幅提升，体制内人员的收入大幅增加，当然各级官员和企业领导人受益最大。奖金和津贴的滥发，在各个部门系统里呈泛滥之势。与收入水平的超常提高相对应的，却是苏联从官僚机构到企业系统的运作效率的急剧下降，纪律涣散，这是后话。在过去，几乎仅有相当高层的苏联官员才能享有奢侈的生活，而且这些官员对自己的特权和奢靡消费也隐藏得很深，至少在表面上“与劳动群众保持一致”。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奢靡消费向更低层官员群体扩散，而且是公开的，肆无忌惮的，攀比炫耀成风。由于收入水平急剧提高，而经济系统的效率下滑，实际增长有限，导致了事实上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由于苏联高度集中控制的经济体制，价格受到严格控制，通货膨胀并没有太多反映到物价之上，而是反映为商品短缺，而且愈演愈烈，直至苏联崩溃瓦解之时。

 　　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跟他的个人生活一样挥霍无度。这种只顾眼前不管将来的透支挥霍本来维持不了多久，但是如同他的仕途一样，他的运气特别好。

 　　首先是赫鲁晓夫推进的经济改革，从一定程度上为苏联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得苏联巨大的经济潜力得以更好地发挥出来。196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实现了真正的高速增长。可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赫鲁晓夫背了改革的黑锅，勃列日涅夫享受到了改革的果实。

 　　其次是技术进步与苏联的巨大的资源潜力相结合，创造了大量的财富。随着二战后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先进工业技术逐步消化吸收，苏联工业完成了更新换代，而苏联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又给苏联的工业机器提供了充足的能源和原料。事实上，在1960年代，几乎所谓工业国家都经历了经济繁荣，技术进步带来了这一必然结果。对于勃列日涅夫而言，他幸运地碰到了好时代。

 　　其三是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上涨。石油天然气出口是苏联获得硬通货的最主要来源（占到一半以上）。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扩大和提升，刺激了对能源需求，石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价格持续上涨。尤其是到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以石油禁运作为武器报复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大幅推高了油价。作为主要石油天然气出口国的苏联又不是欧佩克组织成员，不受限产限制，可以开足马力在高价位上供应石油，白白赚取了大量硬通货，坐享了石油涨价的果实。这对勃列日涅夫来说，简直又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礼。

 　　以上三个因素，正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空前繁荣”的基础，但是这种繁荣，跟苏联经济的实际竞争力以及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体的“英明睿智”几乎毫无关系，运气好而已。

 　　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一改赫鲁晓夫时代总体上的缓和姿态，而是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强硬路线，与西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对抗。

 　　其一，勃列日涅夫是继续推进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与西方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和太空科技为代表的经济科技竞争。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幅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水平之外，他还大幅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苏联家庭在家用电器，汽车，住房拥有率等指标性的数据上直追西方。至于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平均寿命，平均摄入热量，每万人拥有的医生和病床数，婴儿死亡率等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性数据方面，苏联大幅拉近了西方社会的距离，在某些方面，甚至大大超过了美国。（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面上的数据。）正由于此，勃列日涅夫宣传苏联已经建立起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最令人瞩目的太空竞赛方面，苏联投入了巨量的资金，与美国展开了你来我往激烈的角逐。虽然由于实际国力和科技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苏联最终在关键性的登月竞赛和可重复使用载人航天器（航天飞机）等方面均告落败，但苏联的宏大太空计划还是深深震撼了整个世界，极大地彰显了苏联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于苏联经济咄咄逼人的增长势头，虽然当时外界对苏联实际的经济规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判断，但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是，到1970年代后期，苏联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美国，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未能发生。

 　　其二，是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在经济衰退和越战的沉重负担影响下军备扩张裹足不前，而苏联的军备建设却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进行。苏联的国防开支，常年以超过国民经济实际增长水平50%至一倍的速度增加。在巨额国防投入的支撑下，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不仅在常规军力方面的优势继续扩大，在尖端战略武器方面也逐步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在很多领域甚至后来居上超过了美国。到1970年代中期，在核弹头数量和运载工具数量上，苏联都大大超过了美国。在长期是苏联战略核力量短板的潜射核导弹方面，苏联至少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这显示了苏联惊人的军事技术进步）唯一仍与美国存在无法弥补的差距的方面，仅剩战略轰炸机。总体上，苏联的军事能力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才真正实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

 　　其三，是全面加强以华约组织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以“布拉格之春”行动为标志，苏联强调了有权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军事干涉，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防止西方的分化和渗透。这是苏联首次公开宣示这样权力。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是全面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自主权。尽管摩擦冲突不断，东欧国家基本上还是屈服于苏联的强权干预。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

 　　其四，是借西方殖民体系加速瓦解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兴起这个大潮，加强在这一领域与美国的竞争。通过输出金元，武器和技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了积极的扩张和渗透。苏联进行扩张和渗透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意识形态输出，而是着力扩大反美亲苏的阵营，他们并不介意向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都保持抵制态度的独裁者们提供大量援助。苏联在外援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虽然说成败参半，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确实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势力扩张，虽然消耗巨大，代价高昂，但维护和加强了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究其本质，还是为了是迎合了苏共的国内政治需要。只要资源许可，后权威时代的苏共领导集体只有对内对外充分展示苏联的强大，才能巩固自身的地位，抵御国内外压力。

 　　总而言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尽管在舆论宣传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保守正统，而实际上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彻底崩溃。苏联国家机器和苏共都已经彻底沦为了官僚特权利益集团的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的保守僵化，昏庸无能，奢侈浪费，挥霍无度，最终吃空了这个国家，并推动助长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使得苏联社会和经济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本人十分“宽厚”。勃氏爱慕虚荣，生活奢靡，缺乏基本的节制。他喜好被奉承吹捧，对各种勋章奖状尤其热衷。众多溜须拍马者自然投其所好。勃氏获得各种名目的勋章之多，有人讽刺称就算全身挂满也无法挂下；他还凭“枪手”代写的作品获得了苏联文学的最高奖——“列宁文学奖金”，“他的作品”在全国大量出版发行。勃列日涅夫甚至还获得了苏联元帅的军衔，在历届苏共领导人中，他是除斯大林之外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勃列日涅夫的包括猎狼飙车在内各种奢靡爱好，（飙车这一奇怪爱好，或许可以折射出其骨子里的花花公子本性。）消耗了大量公帑，仅为供养勃列日涅夫猎狼所需的狼，每年就需要消耗数百万卢布。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子女十分“宽厚”。其子是一个彻底的花花公子，生活奢靡浪费之外，在营私舞弊，贪污纳贿方面也是胆大妄为，勃氏心知肚明，却大力包庇纵容；其女则生活淫乱奢侈，情夫众多，为取得高档首饰，甚至胆敢盗窃国库珍宝。其女婿向其揭发其女与其它男人的不正当关系时，勃氏不仅不对女儿加以规劝告诫，反而大力袒护。他告诉女婿：如果不能忍受，你可以走人。实际上这个吃软饭的无能女婿也得到了勃氏的大力照顾，由一个普通尉官一路青云直上，官拜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获得中将军衔。此人在贪污纳贿方面也是极为胆大，共计贪污了20多亿卢布（注：1980年苏联的平均工资只有大约175卢布）。在勃氏死后，他以贪污罪被逮捕并投入了监狱。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朋友故旧十分“宽厚”。勃列日涅夫选拔官员，既不是唯才是举，也不是唯德是举，而是唯亲是举。很多朋友故旧都凭着与勃列日涅夫的亲近关系而飞黄腾达（这在东方国家的人情社会或许是正常现象，但在深受西方影响的俄罗斯文化圈里，并不算正常。）。勃氏掌权之前，并没有能够在地方或者权势部门长期担任一把手，所以基本没有自己的势力。所以在照顾各方利益之外，他尽量提拔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这个“亲近”的定义，五花八门，没有标准。甚至有传言安德罗波夫之所以能爬上克格勃主席的高位，仅仅是因为他在勃列日涅夫未发迹前做过邻居，两人关系不错。上行下效，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裙带关系之风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同僚十分“宽厚”。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正常的干部退休更替基本停止了。哪怕是那些人从身体到能力都确实不能胜任工作，勃氏也听任他们尸位素餐，保有官位权势。尤其是最高领导层成员日益老迈多病，很多人根本无法真正工作，但勃氏却不让自己这些同僚们退休回家。至于对这些同僚们结党营私，贪污纳贿，甚至是造成重大损失浪费，他也基本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很多地方的一把手，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领地”变成了党，政府机构，地下经济组织，黑社会于一体的独立王国。这实际很大程度上是勃列日涅夫“爱护干部”的结果。在今天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仍有像纳扎尔巴耶夫，阿利耶夫，卢卡申科等连续统治国家十几二十年的事实上的独裁统治者。其实这个祸根，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已种下。

 　　勃列日涅夫甚至对自己的侍从下属也十分“宽厚”。有个负责为勃列日涅夫的专机清除机场跑道积雪的军官开除雪机时喝得酩酊大醉，结果撞上了飞机，造成勃氏行程延宕。勃氏不仅没有斥责这名军官，反而打电话给国防部要求不要处罚这名军官。有一次勃氏在视察途中由于安保人员工作不周，被坠落的建筑材料砸伤，他又特地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要求不要处罚相关人员。尽管这有点类似“伪君子”的表演，但勃氏对下属的“宽厚”之风，是毋庸置疑。

 　　勃列日涅夫的“宽厚”，有体制演变到特定时期的内在要求。但这种无原则的宽厚，实际上是加剧了苏共的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效率低下，也使得后来的所进行的改革，寸步难行。后来，作为改革者的戈尔巴乔夫也是深受其苦。普遍的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欺上瞒下的结果是制造了无数的事故和损失浪费，产品质量失控，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正是一次集中的暴露。事实上，在莫斯科的旅馆里所配备的国产电视都要贴上这么一张提示条：“保持安全观看距离，谨防爆炸。”事实上，几乎所有产品都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各类工厂里的报废产品，堆积如山；各类大小生产事故，不计其数。

 　　苏联的经济状况恶化其实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就已经十分明显。物价不得不提高，商品严重短缺，即便是为了购买可怜的几根香肠，也需要排上很长时间的队。苏联人逐渐习惯了随身带着袋子，以便随时参加排队。不管是什么，先排队再说。莫斯科是全国商品供应最有保障的地方，但是即便是在莫斯科，买肉也需要凭莫斯科户口的身份证排队，而且每人限购两斤。商品短缺甚至蔓延到供中下级官僚消费的特供商店，商品种类和数量都大为减少。只有少数供高级官员消费的特供商店，才能保证商品的丰富齐全。这就是所谓发达的超级大国的真实经济状况。苏联人民的平均实际生活水平，从1970年代末期就开始走下坡路，并逐步恶化。而与西方交流不可避免地增多，又使得苏联民众认识到西方经济的繁荣，商品的丰富，生活水平之高。他们已经不再相信报纸电视上关于西方世界如何“水深火热”的宣传，怨气冲天。然而，改革在勃列日涅夫死去之前，根本不可能。即便是后来继任的安德罗波夫试图推行的极为温和的改革，都受到了以苏共机关为代表的官僚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柯西金改革的搁浅，西方曾经猜测在苏共内部存在着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然而事实上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根本没有所谓的“改革派”。维护最高领导层的团结，与中央保持一致，忠于总书记是苏共领导层内压倒一切的原则。苏共中央的所有会议决策都是“一致通过”，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依然保持了这种惯性。但是“维护团结”，“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不能真正消弭根本的观点分歧和利益矛盾。苏共领导层内在勃列日涅夫死前就已经形成了分别以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为首的两大派系，“改革派”和“保守派浮出了水面。安德罗波夫知识渊博，视野开阔，有很高的自我修养，而且其记忆力超群，工作能力很强，品行也还称得上清廉正直。在普遍昏聩无能，腐化堕落的苏共领导层里，安德罗波夫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但他不得已深藏自己的见解主张，尊重苏共领导层内的游戏规则，忠于勃列日涅夫，与自己浑浑噩噩的同僚们“保持一致”，同流合污。他执掌克格勃长达15年之久，在此期间，克格勃几乎是苏联政府机构里唯一还保持着较高工作效率的部门。而契尔年科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是跟勃列日涅夫一个类型的人物，典型的完全体制化的苏共官僚。契尔年科深得勃氏倚重信任，被称为是勃列日涅夫的“大管家”。

 　　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抢得先机，继任总书记。由于长期掌握苏联的情报系统，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国内的糟糕现状和国际上的迫人形势都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所以自上任伊始，安氏就着手开始改革。安德罗波夫首先是整顿苏共及政府组织机构，加强纪律，提高效率，为夫的改革原则是：“任何改革，都绝不能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但即便是这样的改革，也是阻力重重，举步维艰。由于安德罗波夫在执政15个月后即告去世，他的改革实际上才刚刚起步就停止了。安德罗波夫去世前，在权力继承人问题上与契尔年科派发生了激烈冲突。安氏想直接指定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戈尔巴乔夫继任，但遭到了契尔年科为首的大批苏联高层官员的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的妥协是，由契尔年科继任，但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第二书记，实际上确认了接班人的地位。安德罗波夫实际上是实现了隔代指定接班人，并留下其政治盟友乌斯季诺夫在政治局内为其“保驾护航”，保障戈氏顺利接班。由于契尔年科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而且庸懦无能，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所以安氏即便是隔代指定接班人，也算是在临死前取得了决定性的政治胜利。安德罗波夫执政时间虽短，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却十分丰厚。这并不仅限于戈尔巴乔夫，还有强大的克格勃，今天的俄罗斯，依然被掌控在克格勃系统手中。

 　　契尔年科上台以后，实际上是停止了安德罗波夫大部分的改革，在庸碌无为中度过了他短暂的13个月执政时间。由于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在其执政后期，苏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契尔年科派虽然发起了几次挑战，那已经无力阻止戈尔巴乔夫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契尔年科“如期”死去之后，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苏联真正迎来了改革的时代。

　戈尔巴乔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是正牌的名校毕业生。（当时苏共高层官员的学历大多是在工作后通过各种途径陆续取得，实际的知识水平与学历并不相称。）他既是安德罗波夫的斯达夫罗波尔老乡，也是与安德罗波夫相似的人。他也知识丰富，谈吐不凡，有着较强的工作能力，也算是庸碌无为的苏联官僚集体中的佼佼者。安德罗波夫对其非常欣赏，视其为心腹子弟，大力向勃列日涅夫举荐，使得戈氏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由地方州委的一把手被提拔为苏共主管全国农业的书记。在这个位置上，戈尔巴乔夫工作得相当出色。在安德罗波夫帮助下，他又陆续晋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没有政治局常委这种职务，政治局委员即相当于常委。）爬上了苏共权力的最高层。安德罗波夫就任总书记之后，对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更是照顾扶持，意图塑造他接班人的地位，由此甚至引发了领导层内的妒忌不满。安德罗波夫有宏大的政治抱负，也有着寻常人不具备的深谋远虑，但他长期受制于勃列日涅夫体制，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而且在1970年代末期健康状况即已恶化，其主要政治盟友如乌斯季诺夫也已经老迈，所以急于布置自己身后的权力格局。对戈尔巴乔夫的破格大力提拔，正是其心情急迫的体现。安德罗波夫在病入膏肓，身体状况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为戈尔巴乔夫的接班地位问题与契尔年科等人做了激烈斗争。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承自己未竟的改革事业；而戈尔巴乔夫也视安德罗波夫为恩师，在回忆录中对其充满感激。

 　　戈尔巴乔夫跟安德罗波夫相似，但是他不具备安德罗波夫长期执掌克格勃形成的巨大权威，坚韧的性格，和灵活有力的手腕。这些缺憾，实际上是后来促成戈氏的改革失败及其本人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戈尔巴乔夫从就任苏共总书记第一天起，就决心要推进改革，他向夫人透露心声：“再也不能这样了”。然而改革的艰难和遇到的重重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戈尔巴乔夫起初的改革路线是十分温和的，也导致了高层官僚和苏共的党政机关也强烈抵制。由于总书记拥有机制上的巨大权威，官僚们不好公开反对抵制总书记的改革，就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无从实施，改革很快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泥沼中。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能阻止改革政策的实施，用不了两年，戈氏就会被消磨掉锐气，被迫让改革无疾而终。但是他们错了。作为苏联体制的种种弊病的集中爆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不仅是给苏联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经济损失，也让苏联的国际声誉蒙受极大玷污，更重要的是给苏联社会的心理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人们对苏联体制“纪律涣散，玩忽职守，欺上瞒下”的不再容忍。以此为契机，戈氏提出了“公开性”和“民主化”两大口号，开始了推进更为激进的改革路线，力图革除苏联体制的沉疴弊病。由于干部构成了改革的主要阻力，戈尔巴乔夫利用总书记的权力撤换了大批保守派干部，并“唯才是举”，大力从地方和基层提拔启用具有改革思维的干部。“萝卜多了不洗泥”，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政策使得很多本来注定一生默默无闻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也给戈氏本人后来的政治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后来这些被提拔的人大多背叛了他，不仅对他毫无感激，反而大加指摘。）通过人事变更，戈尔巴乔夫至少在宣传舆论领域打开了一个口子。报纸上对苏共官员和苏共体制弊病的批评激增，对苏联历史的全面反思也开始占据舆论阵地，社会上各种思潮观点风起云涌。

 　　“公开性”和“民主化”让习惯了养尊处优的苏共官僚们惊慌失措，他们绝望地向上级机关和党中央求援，要求党中央利用自身的权威制止这一潮流。他们声称，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必然危及苏共的统治。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些腐化堕落，昏聩无能的官员才是体制的蛀虫，苏共只有“凤凰涅槃”，主动拥抱变革，才能获得新生。苏共高层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矛盾冲突愈演愈烈，有公开化的趋势。正当改革派和保守派围绕改革的正确性展开激烈的内讧斗争时，权力格局已经发生了令戈尔巴乔夫也始料不及的变化。在社会上已经迅速形成了势力庞大的“民主派”，在苏共党内高层，“激进派”也浮出了水面，其头面人物就是叶利钦。保守派实际上在社会上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他们掌握的媒体几乎无人问津，但在苏共内部，他们依然颇有力量，并能凭借体制规则进行负隅顽抗。而此时，“激进派”已经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也不慢，认为它太温和保守，既无力解决苏联当前的社会问题，其根本目的也还是要维持苏共的垄断统治地位。时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乃至戈尔巴乔夫本人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叶利钦因此同时激怒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由于破坏了苏共内部规则，他被严厉指责并随即被免去了职务。叶利钦的被解职，并没有使其政治生命结束，反而为其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后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他最终东山再起，不仅将苏共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也取代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以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难为标志，苏共实际上正式分裂为了三派，即主流派，保守派，和激进派。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掌握着苏共中央的权威，也掌握着苏联国家机器等主要政治资源，而激进派则与社会上的民主派实现了合流，拥有最为强大的民意支持基础，其资源潜力也不可小觑；而保守派只能凭借党内阵地负隅顽抗，他们的失败和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然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三个派别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变化，整个局势开始脱离戈尔巴乔夫的掌控。首先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苏共“改革派官僚”的特权和地位也受到了严重威胁，使得原本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一部分人开始转而反对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一手提拔起来的大批干部，实际上陆续都背叛了他，加入了保守派阵营。他不得不再次大规模进行人事调整，并加速推进民主选举。其次是激进派的影响力和拥有的资源也在急剧膨胀。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主流派的权力基础被削弱，反而沦为了少数派，并逐渐失去了整个局势的主导地位。以叶利钦退党并竞选俄罗斯总统成功为标志，改革已经偏离了戈尔巴乔夫设想的轨道，并脱离了他的掌控。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后，颁布了一系列政令，限制苏共的权力，并将苏共政治机构从俄罗斯的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这引发了苏共保守派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已经无力解决苏共当前面临的问题，苏共本身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中观点促成了后来的“8.19事变”。此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全力为挽救苏联和挽救苏共而努力。1991年初的全民公投，有76%以上的选民赞成保留苏联，这给与了戈尔巴乔夫很大的信心和民意资本，而且，以纳扎尔巴耶夫领导下的哈萨克斯坦为首的中亚国家也对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构想给予了支持。叶利钦不得不暂时在解散苏联以夺取最高权力的激进路线上有所退让。形势似乎是峰回路转，开始向戈尔巴乔夫期望的方向发展。然后，“8.19事变”的爆发，使得戈尔巴乔夫保全苏联保全苏共的梦想彻底破灭。

 　　苏共保守派其实一直在酝酿一场政变推翻戈尔巴乔夫，终止其改革，使国家回到“正常的轨道”，但他们需要获得苏共高层的支持。由于戈尔巴乔夫准备再次大举更换苏联最高领导层成员，这给予了保守派进行豪赌的契机。戈尔巴乔夫所构建起来的领导班子再次背叛了他。苏共最高领导层决定发动军事政变，软禁废黜戈尔巴乔夫，拘捕叶利钦等所有反对派领导人；同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管，废止所有改革。几乎所有苏共最高领导层成员都参与了这场阴谋。

 　　由于不得人心，“8.19”事变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带来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不仅保守派被毁灭，苏共也被毁灭了，戈尔巴乔夫则被彻底架空，成为了孤家寡人，最终不可避免的是苏联的毁灭。由于认识到苏共已经成为保守派开展阴谋，发动反扑的政治工具，叶利钦决心彻底铲除苏共这个组织。“8.19”事变平息后，叶利钦指责苏共阴谋发动叛乱，企图使国家倒退到过去那种独裁专制的黑暗中。宣布没收禁止苏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没收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所有财产。随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自行解散——没人愿意再跟苏共扯上关系。“8.19”事变也加速了各加盟共和国离心倾向，他们害怕通过改革获得的独立自主权利再次失去。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领导人在事变后几天后即首先宣布，乌克兰不会参加拟议中联盟。苏联的崩溃瓦解，已经成为必然。然而，戈尔巴乔夫仍然以苏联总统的空衔为挽救苏联做了最后的努力。1991年12月，叶利钦向消灭已经成为空壳的苏联踏出了最后一步。他会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宣布苏联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终结，并切断了苏联中央部委的所有财源，要求其自行解散。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正式走入了历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以一场风暴结束。风暴过后，苏联和苏共都荡然无存。

 　　苏联缘何崩溃？谁应该为苏联的崩溃负责？众说纷纭。在国内，这是更多地把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明显是不公正的。答案其实很明显，真正应该为此负责的，是保守僵化，昏庸无能，腐化堕落的苏共官僚集团。他们的麻木不仁，贪婪鄙俗，道德败坏，毫无廉耻；又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贪污纳贿，奢靡浪费，挥霍无度，是他们耗尽了苏联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宝贵财富，是他们吃空了苏联人民的积蓄，是他们扼杀了整个苏联的创造力和活力，是他们把苏联推向了崩溃破产的境地。可笑的是，这样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往往逃脱了指责，而且其中还有不知廉耻者站出来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可以说，戈尔巴乔夫自始自终都忠诚于苏联也忠诚于苏共，他是真正为国家和党的未来着想的人，但遗憾的是，他的改革失败了。客观地讲，改革失败，戈尔巴乔夫有责任，但要负担主要责任的，还是顽固抵制改革，采取种种手段加以阻扰破坏的苏共保守派。为了手中的特权，这些无耻之徒不惜让自己的人民忍受长期的痛苦，也不惜毁灭整个国家，甚至也不惜毁灭自己的党。所谓爱党爱国，不过是保守派们口中道貌岸然的谎言，他们真正爱的，只有特权利益。

 　　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就好比俄罗斯大草原一样，大多数时候荒蛮空旷，死气沉沉，只是偶然有一两颗璀璨夺目的的流星从天际划过。俄罗斯的历史，就像俄罗斯变化多端的严酷气候一样，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俄罗斯的民族性总体上以愚昧无知，狡诈贪婪，残忍鄙俗，充满奴性为特征，但是也总不乏超凡脱俗的世界级精英。从历代苏联（俄罗斯）领导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深刻的俄罗斯特色。从出身来看，他们显然都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一位有着显贵家世，除列宁和斯大林是靠革命掌握最高权力之外，其他人都是从最底层干起，在体制内逐步升迁上来。首先，斯大林是一类，即残忍暴虐，冷酷奸诈的暴君；赫鲁晓夫和叶利钦算是一类，率直质朴，有时粗俗无礼，信念坚定，胆大敢为，又不失俄罗斯农民特有的狡黠；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算是一类，平庸无能，虚伪狡诈，装腔作势，道德败坏；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算是一类，这类人是俄罗斯民族中的精英，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良好的修养和品行，以及理想主义的热忱和追求。不幸的是，纵观俄罗斯的历史，只有两类统治者能够真正成功掌握权力，要么是斯大林这种可以牺牲千万人生命来建立帝国的暴君；要么是勃列日涅夫这种能够带领特权集团巧取豪夺攫取利益的奸佞小人。这是俄罗斯民族的逆淘汰。

 　　事实上从经济学角度看到苏联经济在二战后急剧膨胀又急剧衰落的进程，也能看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所谓“民主，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苏联在二战后的经济起飞，其实也跟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有关。苏联的农村地区，一直是苏联工业原料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二战后，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为苏联工业提供了丰沛的劳动力。第一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成长于生存条件恶劣的苏联乡村，挣扎于饥寒之中。长期辛勤劳作的磨练，使得这些“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吃苦耐劳，勤奋肯干，对劳动条件要求甚少。进入城市后，生活条件起码得到了大幅改善，这也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然而，他们的子女普遍接受了大学教育，并且在较好的生活条件中成长，早已经不具备父辈那种吃苦耐劳的品质，也不可能像父辈那样接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较低的收入，成为“血汗劳力”。由于通货膨胀，商品短缺造成的生活水平实际下降，更令他们愤怒绝望，思想消极。所以从1970年代起苏联的劳动纪律败坏，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降低既跟苏联的体制政策弊病有关，也跟这种劳动力人口变化有关。回归以往的血汗劳力经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学习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的大脑潜力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官员汰换，这自然引发了官僚阶层的强烈不满和抵制，这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在他死后即告搁浅。此外，安德罗波夫还推动了旨在增强企业和个人自主性的经济改革，对舆论的管制也有所放松，对外则是推动与西方关系的缓和。毫无疑问的是，安德罗波夫是忠于苏共和苏联体制的。所以其改革看起来大刀阔斧，实际上是保守谨慎。安德罗波

，而不是肌肉潜力。“民主，人性的社会主义”是苏联最好的发展出路。苏联人口良好的受教育水平，本来可以使得苏联搭上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这班车，但苏联僵化的体制，特权阶层顽固地拒绝和阻扰改革，使得苏联经济错失了这一历史机遇，并最终走向了崩溃。这一历史教训不可以说不深刻。遗憾的是，今天的俄罗斯经济依然是以特权垄断为特征，腐败横行；除了靠自然资源和少数军工产品，俄罗斯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毫无竞争力。俄罗斯要走向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苏联缘何崩溃这一复杂深刻的问题的答案无疑远非一篇短短的文章能够完全充分解答的。但历史事实的脉络无疑是清晰的，出于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刻意歪曲是不可能成功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历史事实的逻辑最终也将被最广大的人群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