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师（转自cuiwz_300d的博客）
(2011-06-29 18:45:44)
转载▼标签： 杂谈
前些年，耄耋之年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老人家同时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睿智如钱老这般的大师，就这样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怅惘归去了，留下了一个艰深到令学界无奈的命题。
其实，愚以为学界是永远也解答不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
让时光倒退八九十年，那是一片群星璀璨的天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黄侃、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赵元任、吴宓、冯友兰、汤用彤、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吴有训、姜立夫、熊庆来、刘文典、金岳霖、郑天挺、胡适、鲁迅、周作人、梁实秋、竺可桢、马寅初、李四光、傅斯年、梁漱溟、钱穆、闻一多、林语堂、朱自清等等，不胜枚举。众多学贯中西、风流倜傥的大师们开一代先河，著书立说，为人师表，成就卓著，风华绝代。
正是这批学者、大师，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丰厚的学识素养教育、培养了又一代大师们，比如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李政道、彭桓武、钱钟书、朱光亚、季羡林、华罗庚、陈省身、费孝通、王力、姜亮夫、蒋天枢等等，同样灿若星河。
由此看来，老师强，其学生也相对强。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嘛。老师爱国，这些学生也都爱国；老师人格力量强大，这些学生在做学问和做人上也都令人敬佩；老师学富五车，这些学生不光继承了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有突破、创新，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只看到这一点，怕过于浅表且有失偏颇。
我们不妨仅以清华为例看一下。
首先，教师强与不强如何衡量？如果衡量失当，那也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梁任公身为南海圣人弟子又著作等身、名震四海，可以当之无愧的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观堂先生身为帝师著述亦丰，有成果在，也足以担当清华国学院导师；赵元任先生非但是哈佛博士还是哈佛教授，自然也够格担当清华国学院导师，但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当年无著作无声望无学位无文凭，他是怎么身列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呢？就凭梁任公和国学院主任吴宓的推荐？尽管当时确实如此，但如果放在当下，这种可能有几分？他还会成为教授中的教授么？即便寅公再遇上一个曹云祥校长吧，可你没教师资格，不符合政策法规啊，如其奈何？可当时正因为清华的聘用，寅恪先生得以在清华的三尺讲台上大显身手，堂下坐满了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知名教授，赢得了国内外众教授、专家、大师们的钦服，并最终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清华百年史“四大哲人”。他的学生季羡林、王力、姜亮夫、蒋天枢等日后也成了国学大师。
国际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也才只有初中毕业，他是如何走上清华讲坛的？诚然，他是得到了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赏识，也得到了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力排众议的支持和栽培，即便如此，放在当下又有几分可能？
1929年，清华数学系熊庆来教授识才，又经叶企孙先生批准，华罗庚从小县城调到清华数学系资料室当职员，边工作边旁听大学课程。1931年，叶企孙先生在日本数学刊物上看到华罗庚写的数学论文，很欣赏他的才华。在教授会上力排众议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最后，作为理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的叶企孙，拍板决定，破格提升华为教员，并让他讲授大学微积分课。从此，华罗庚脱颖而出。1936年，叶企孙又派华罗庚去剑桥大学深造，华终成国际数学大师，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如果以眼下的标尺衡量，纵然蔡元培校长重生，恐怕钱穆（时任北大教授，也在清华兼课）这种高中学历的人怎么着也成不了教授，门下也出不了余英时、严耕望等高足吧。陈寅恪、华罗庚、钱穆等前辈是值得庆幸的，同样值得庆幸的还有清华（北大）。
其次，即便教师真的足够强了，招不到潜质优异的学生怕也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正如以当年清华的师资，其培养的毕业生也并非都成了大师。比如，钱伟长当年数理化加英语一共才考了25分而被清华历史系录取，如是现在，哪一所大学会录取他？哪一所大学敢招收他？假如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同意他转系、不收他这个数、理成绩很差的学生，他会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作为一个潜质优异的学生，哪怕有一大批大师在高校里等着教你，但你不能被录取，不能被识别，他们又怎么来给你授课呢？这样的例子还有，比如钱钟书当年数学只考15分，季羡林数学才考了4分，吴晗数学更是只考0分，也都被当时的清华录取了。有潜质成为大师的苗子如果头顶上不是松软的泥土而是硬密的水泥，他怎么冒出头来成长为大师呢？怕也只能“泯然众人矣”！
第三，当时的教师们所讲授的课程大多是自己钻研的擅长领域，他们可以自主决定所开设的课程，所以能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心得，学生们也都能从中获益匪浅。其实他们当时也受规章制约，在实践中也都严格按规章执教，只是那规章是偏重于教授个人的，这就充分发挥了各位教师的特长和主动精神，因此也更加甘于寂寞、潜心治学，从而使得教师真“强”、更“强”。而我们现在的教师们，要讲的内容教材和大纲上都规定了，由不得你自选话题，不需要什么主动精神，想讲的内容有的不能讲，有的没时间讲，有的不在考试范围内，讲了也没人听。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在金钱可以代替圣经的时代里，学识传承的使命感、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都消失殆尽，创新发展的宏愿更是荡然无存。
由此可见，当时的清华无疑是成功的，不但不拘一格延请到众多一流的教授们，更招收了很多潜质优异的苗子。在当时相对宽松的环境下，相对更容易出明师和高徒！更容易出大师！
有人说那时的清华不能被复制，谈它作甚？谈也白谈。陈寅恪的被延聘是不可复制的，因为那基于曹云祥校长对梁启超和/或吴雨生的信任，其实就是对梁、吴两位大师人品、人格的信任，而在一个严重缺乏信任的时代、人格魅力暗淡无光的时代，如何能推广呢？也有人说，钱伟长、季羡林等被破格录取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没有了衡量录取与否的唯一标尺，在一个钱、权几乎能搞定一切的社会里会更失公平。
对于当时的清华不能被复制，我是完全同意的。不要说时代变了、大环境变了、教育体制变了，就是当时的那些教授们现在也找不到啊。而且，那时的体制也不见得就是完美的、没有丝毫问题的。我看细究起来问题也不少的。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当时确实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而且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谈古论今，不是要复制，而是要总结前人取得的成功经验和丰硕成果，以为今用。正如牛顿所说不是我比前人（笛卡尔）看得更远，而是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才是古为今用的精髓所在！总结出好的东西，就该认真学习、认真用，无论是资本主义好的东西还是封建社会好的东西或者还有什么其它制度下好的东西！其实，寅恪先生和华罗庚先生的被破格聘用以及钱伟长、季羡林等的被破格录取也不是全无章法、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
至于谈到世风日下，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很棘手。因为这等于在说现在是礼崩乐坏，等于在说现在是意识形态混乱、低下，主流价值观崩溃。那么试问，民国的礼乐是从哪里来的呢？民国高尚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谈不上什么礼乐，频繁更替的政府更是无心管教育的。于是有人说乱世出英雄，大师们都是那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道理很简单，盛世同样也出英才嘛，盛唐也同样群星璀璨，光耀千古。但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大师们的伟岸人格并非民国政府教化出来的，也不是从西洋舶来的，更不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学来的，而是来自于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信，可以考证一下那一代大师们读些什么书，学习些什么？到底是什么教会了他们立身处世做人做学问？至于现在到哪里去了，我看也不能只归咎于10年文革，拨乱反正至今也有35年了，这些传统的美德，这些高尚的意识形态怎么就一去无踪了呢？究竟是什么代替了传统文化精髓成为主导的呢？——我也茫然无措，的确发人深省！试想，现在要是搞个大样本问卷调查，问问所有的老师们是更热爱教育事业还是更热爱人民币，问问所有的教师看看到底有几个愿为教育事业献身？我看只要讲真话，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教师如此，家长也如此，孩子们呢？呵呵，也可想而知了吧。
让时空返回现实，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给学生减负已经不知喊了多少年了，可是学习环境非但未见宽松，反而越减负担越重了。在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机制下，几乎每个小学生都在课外的辅导班学奥数，几乎每个小学生都在课外的辅导班学什么星级考英语或者其他，因为这样才能升上好的初中、考上重点高中，将来才能考进重点高校、名校。这还不算，还得有特长。于是钢琴被普及到幼儿阶段了，很快几乎每个小学生都会弹钢琴了，钢琴不再吃香不再算特长了，换学小提琴，换学管乐了。很快，光学一技之长不够了，还得兼修舞蹈、绘画、书法、游泳、围棋等文体类项目都普及到小学生了，也都有各自的考级名目。
好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一方面国民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全面教育，另一方面教育产业链形成了、壮大了，能提升GDP嘛，对严峻的就业问题也是大有助益的嘛。
原本，作为一种兴趣爱好，上述这些课外的项目都是不无好处的，对于培养一个人的综合素养都挺好。可是，现在变成什么了？有多少孩子觉得这些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有多少家长又在边逼着自己孩子学这学那边抱怨孩子确实太辛苦了？而且，这种一窝蜂的学和教都带着明确的功利倾向，学也学不精，教也教不到位。反正就是为了考级嘛，教到你考得出相应的级别就是了，别的一概不考虑。
按理说，我们的国民素质应该在这些年里有了大幅提高，可你还是随处可见现实中不可思议的笑话、悲剧。有人说这是个体现象，林子大了难免什么鸟都有。好，姑且不论这到底是个体现象还是群体现象吧，就个体现象而言，这些年里我们出了几个大师呢？事实是正如钱老所说的那样。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么些年来，在我们这个人口越来越多的泱泱大国里，竟出不了几个大师？
有人说，当今我们也有大师，年轻的钢琴大师郎朗，年轻的桌球大师丁俊晖等，可你看看哪个是在现行常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他们是几乎放弃了学校教育而成就的大师。
我不是业内人士，我是不明就里的。我也不知道业内人士有几个是真正明白就里的。可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孩子学到那么全面呢？所有的课外考级有什么用？如果孩子在这方面没兴趣、没天分，哪怕考到了什么钢琴10级，将来也会放弃，或者说也不会在这方面有所深入、发展的嘛。奥数，有必要搞到“全民普及”么？搞到现在这个程度，我们出了数学大师么？陈省身先生的高足——当今著名的华人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是怎么看待和评价奥数的？为什么我们要忽视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兴趣差异呢？放眼看看那些民国的大师们，哪一个是全方位的大师？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嘛，要是硬逼着钱钟书、季羡林他们学好数理化，他们还能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么？要是硬逼着华罗庚学哲学、学政治、学其它，他还有精力钻研数学么？我敢断定他至少绝不会在数学领域有如此之高的成就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人的兴趣更是千差万别，忽视了这些客观事实，怎么可能培养出大师呢？
我就是不明白，为何我们不能全国范围内取缔那些所有针对小学生的课外考级呢？有人辩称那是课外的，非体制内的，你自己要去才去的。可问题是小升初管用啊，不管用的话还有几个家长愿逼孩子去啊？你升不了好的初中怎么考重点高中啊？这难道不是体制决定的？这难道不是大环境逼迫的？你不给孩子报课外奥数班，老师也会找家长谈话的，老师会告诉家长们课堂里学的东西太浅了，要提高，就得报课外辅导班。这能够充分说明问题了吧？还有为何各级教委三令五申不准加重学生课外负担，而各所学校各位老师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呢？还是大环境决定的嘛。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机制。我们不是封建社会了，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到底该用怎样一种更好的机制培养、选拔人才，这个问题的确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是说来这么简单的。所以钱学森之问没有问学界的人，也没有问教育机构的领导，而是直接问总理了。我想，以钱老的声望、地位，这个问题要是真搞不清楚，问问学界问问知名高校的校长问问教育部应该不难吧！
钱老是遗憾的，因为从他05年问总理到他09年去世这几年里，他都没有得到答案。一代大师带着这个问号离开了我们，不知他九泉之下带着多少失望与惆怅！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