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铥矿碎片怎么合成:1949年前的那些中国大学校长们

       这是登载在《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向异，时间是2011年9月12日，介绍的是1949年前中国大学的校长们。早在十九世纪初组建了柏林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的威廉·冯·洪堡的大学主张的大学理念是，大学是学者社团，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大学是受国家保护而又享有完全自主地位的学术机构，大学的组织原则是独立与自由。以此标准，1949年前的中国大学，具备了上述理念，也就培养了群星灿烂的人文、科学巨匠；1949年以后，所有中国的大学成了政治的附庸，党委成了统治大学的绝对主宰，大学的校长无一不成了党棍、政客——稍好一点的也许保持了一点学术的良知，大师就从中国的大学彻底绝迹了。

      眼下谈到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很多人都喜欢引用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观点。其实，研究中国过去大学校长的谱系，会发现既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共性，又持有个性特色之教育理念的校长决不仅仅只有蔡元培、梅贻琦两人，而是有一个较大规模的显著人群，可以说，每一所学校的发展定位都体现了其校长的教育家品质。——黄俊伟，《漫谈大学校长》

 一、民国公立大学校长

1、“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的蔡元培

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蔡元培特别强调学生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在演说中痛陈：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学”，即便将来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入，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蔡元培的这些办学主张，足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2、智效民：“一无所长”的北大校长蒋梦麟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西潮？新潮》第344页)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3、范泓：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梅贻琦这个名字是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也是奠定“清华校风”成效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来自梁启超，但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梅氏说过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为学界所激赏和推崇。而梅氏一生身体力行，形成办学的特殊风格，“造就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被认为是近代华人世界极重要的教育家。

梅贻琦既担任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也是台湾的清华大学的创校校长。如果说，北京清华大学百年来人才辈出，那么台湾的清华大学建校五十年，也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些想必都与梅氏这位两岸清华的承传者的办学理念密切相关。从规模看，台湾的清华大学，虽远不如北京的清华，却也发展成与北京的清华相同的理工科、文科综合性名牌大学。

1949年前后，梅贻琦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去了美国。以叶公超的说法，梅氏去美国并不是去作寓公，“而是继续保管清华的基金”，这也是梅氏在当时为“长远的科学计划”所作的一个具体打算。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到台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院研究所，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再建台湾的清华大学。

4、雷颐：“爱生如子”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后来，蒋又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被他婉拒。然而他却绝未以此作为骄横之资，更未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任何利益，与“党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却能赢得包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师生在内的全体师生的敬重，委实不易，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5、林天宏：勇武校长--马君武

马君武的同代人，显然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这位校长以其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极力推广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与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但这个一度“恃才傲物”的马校长，却多次因学校的工作低下“勇武”的头颅。他曾求张学良为其捐助一笔办学款，张学良拒见，他便在张的公寓门房外呆了一夜，张学良只好接见。康有为去世后，他的家人将其藏书出售，马君武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前往，苦苦哀求，才得以花费巨资，将康的藏书收于校图书馆。

1936年，广西当局改组西大，规定校长由省政府主席兼任。马君武请求担任理工学院院长，遭拒，只得离开他一手创建的西大。离别前，他意味深长地对学生说，我一生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别人求我，只有办西大，是我求别人。

二、民国私立大学校长

1、徐百柯：李登辉--被遗忘的复旦校长

全球互联网某著名网站，专门有一个针对“李登辉”这个名字的“消歧义”网页，注明此词条可能指以下中的一个：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

然而与那个李登辉的恶名远播相比，这个李登辉显得过于寂寞了。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复旦的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在他面前提出此想法后，李登辉一口否决，正色答曰：“ManmuchablerthanIhaveleftnorecord，whyshouldIleaveany？（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不知是否一语成谶，曾经为复旦这所著名学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登辉校长，果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记载只有7个字，“资产阶级教育家”。无怪乎后人替他鸣冤：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史传问世，于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家群体中，他被淡忘了。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李登辉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2、智效民：拓荒者张伯苓　

在地方大学中，我觉得南开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且大学的发展方向就应该像南开一样。张伯苓几乎以一人之力，办起一所好大学，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办得那么好。

南开的前身是敬业中学堂，梅贻琦、陶孟和（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五四时期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是南开毕业的。1919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张伯苓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

对于南开来说，张伯苓就像一个老保姆，或者说是老母鸡。北洋水师出身的他，因为清朝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深感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而在于开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过敏性。他是完全献身于教育的。许多人回忆张伯苓时总谈到两件小事：一是他不许学生吸烟，但自己却吸旱烟，当学生指出时，他将烟袋一折两段，从此不再吸烟；二是他年轻时留着胡子，为了给学生做表率，他的胡子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全部剃掉。

　　3、徐琳玲：司徒雷登--自嘲为乞丐的“燕京之父”　　

      1918年，一封来自北平的邀请信改变了司徒雷登的人生轨道。他被力邀出任即将合并的两所美国教会在华大学的校长。一名教员曾这样回忆燕京刚刚合并时的惨淡局面：人事内斗不休，校舍简陋破败，设备缺乏，学生不足百名，多数教员没有大学教授的资格，学校年年财政亏空。

      为弥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司徒雷登自动放下了不管筹款的就职条件。他先后10次漂洋过海到美国，和副校长鲁斯博士等几位筹款人，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在任何有可能筹到款的场合演讲，向各种潜在的捐款人做说服动员。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们属于他们这一类。”在一次筹款旅行归来时，司徒雷登如此自嘲。对一个以清贫谨守为荣耀的传教士来说，不得不向有钱人低头是一种痛苦而屈辱的经历。为了从美国铝业大亨霍尔遗嘱执行人那里得到遗产，他一次又一次接受难堪的拷问，在几年中为燕京争取到150万美元的捐赠。他努力和富豪大亨结交，成为福特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座上宾，并最终使得洛克菲勒家族成为燕大最重要的资助者。

      在他的执着努力下，一笔笔捐赠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燕京。截至1937年，燕京所募的款项高达250万美元。这为学舍、设备、日益庞大的维修经费和教学经费奠定了基础。

      司徒雷登清醒地意识到：燕京大学若要发展成一流的学府，必须摆脱过于狭隘的宗教意识的束缚。为此，他频频写信，努力争取美国宗教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1922年，燕大废除了学生必须参加主日和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校规，第二年又做出削减宗教必修课的规定。燕园里活跃着各种形式的宗教讲座与活动，但是，学生有选择的自由；师生无论是基督徒、共产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

      几乎是依仗司徒雷登一人之力，燕大从一所籍籍无名的小教会学校逐步成长为中国一流、世界著名的大学。1928年，在国民政府对14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行政的考核中，燕京均名列第一，并被美国加州大学列为亚洲两所仅有的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