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三)南非与中国如何“清除贫民窟”

　　
 　　与南非的做法相比，我国上述驱逐“流动劳工”的做法有几个特点：
 　　第一，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南非的索菲亚镇事件驱逐了几万人就骇人听闻，比起深圳一次“梳理”百万人简直太小家子气了！索菲亚驱逐持续数年才得手，而深圳仅4个月就大功告成；南非也就出动警察拉人，深圳还发明了“行政性纵火”！南非的被驱逐者嚷嚷得举世震惊，又是拍电影，又是纪念碑，而深圳正如评论者所言，毫无组织资源的被驱逐者出现了“百万人的失语”！
 　　第二，驱逐范围没有限制。南非自从取消“西部区”建立索韦托，把黑人从“二环外”赶到“四环外”以后，基本就不再向外赶了。后来驱逐的索菲亚、第六区等地基本上都是在主城区。索韦托这样的“安置区”很少被触动。而深圳是从“城中村”到“安置区”，再到“关外”原来宝安县的农村，只要被开发商看上了，政府“卖地财政”打上它的主意了，立马就“梳理”你没商量。
 　　第三，南非当局拆除索菲亚镇以后还是对这些黑人贫民进行了安置的，在“四环外”的草坪镇给他们新建了住房。而且据说他们在这里交的房租要比原来在索菲亚少。这当然不能掩盖这种驱逐造成的伤害：从“二环外”被赶到“四环外”，房租本来就不可能一样。而黑人的交通及生活成本都增加了，生活质量无疑也受影响。但是相比而言，中国的上述“梳理”行动却基本没有重新安置。有人公然表示，梳理行动就是要淘汰那些“不适宜于在深圳居住的人口”。据估计，三分之二的被驱逐者被迫离开了深圳，余下的进入了“游击战”状态。“一些人撤到月亮湾花园附近的山沟中、荔枝林里，以及被拆后的废墟上，又搭起了简易窝棚。”这些人的生存处境比索菲亚的被驱逐者不知悲惨多少！
 　　第四，随意性更大。南非立法虽是恶法，毕竟很少朝令夕改。就像“通行证法”虽坏，持了通行证毕竟就不会抓你。但就像我们有了“三证”逢到“敏感时候”还是会被“收容”一样，在“拆除违建”问题上当局也是随心所欲，今天自己设立“安置区”，明天又说那是“违章建筑”，横竖都是他有理。
 　　从来没有人认为“贫民窟”是令人羡慕的。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曾描述约翰内斯堡的一处黑人贫民区亚历山大：“那里的道路什么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煤烟，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路边水塘里的死水散发着恶臭，由于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被认为是一座'黑暗城镇'。夜间步行回家非常危险，……邪恶暴力经常发生，生命在这里是廉价的，夜里经常发生动刀动枪的暴力事件。”
 　　没有人会对这样的状况表示满意。但是连这样的穷人区也不放过而要驱逐之，难道不是更加残酷吗？因此面对白人当局的“清理贫民窟”，南非的黑人精英都非常强调黑人在贫民窟的居住权利，倡导他们的维权斗争：曼德拉就指出：“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这里也是个致富之地，作为南非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非洲人可以在这里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城管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留在农村或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黑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其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种族之间的隔阂。”
 　　让我们也听听这些话吧！(未完，待续)
 　　106.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237、239页
 　　107.参见秦晖：《城市化与贫民权利》，（待刊）
 　　108.最近的例子，见文贯中：《论降低城市化成本以提升内需的紧迫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研讨会会议资料》，2007。他建议叫“平民区”，这个说法恐怕过于浪漫：如果“流动人口”才是平民，难道户籍人口就是权贵？如果两者实现了自由混居，还有“区”分的必要吗？如果没有实现，中国政府能公然划出“权贵区”与“平民区”吗？
 　　109.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9卷第4期（2005年7月）。
 　　110.秦晖：《以强凌弱，于国何福？于民何利？》，《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06月23日
 　　111.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30-140页。
 　　112.J. Allen, Rabble-Rouser for Peace: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esmond Tutu. New York: Lynn C. Franklin, 2006. p.58。
 　　113. J. Allen, Rabble-Rouser for Peace: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esmond Tutu. New York: Lynn C. Franklin, 2006. p.2。
 　　114. 《南方都市报》2004年4月13日
 　　115.顾则徐：《火烧“违建”宣示了什么？》，《南方都市报》2007年9月4日
 　　116.陈鸿奕：《暂住人员的安乐窝》，《深圳特区报》1993年4月28日。
 　　117.乐山：《百万人的失语》，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28&PostID=542979
 　　118.金城陈善哲：《深圳“梳理行动”：急速城市化的中国标本》，《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8月9日。
 　　119.“违章建筑”的概念不是不能使用，但必须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笔者认为首先这“章”不能只是利益有关一方（例如想给自己的官员找地方盖豪宅的某衙门）下个“红头文件”就算，像扒房赶人、甚至烧房抓人这样事关基本人权的事，怎么能不立法？而且立法过程也应该有各方参与，无论代议制还是听证制，都应该有“流动人口”的声音。其次，这“章”也应该合乎常人情理，至少要回答：如果不违这个“章”，“暂住者”能在哪里安身？最后，这“章”还应该有点严肃性，不能朝令夕改而且改了还追溯既往，不能我想用苦力就让你盖棚子算是“安置”，用完了你这棚子就算“违章”了，或者我没打这地的主意时不管你，我想用这地赚钱了就说你“违章”了。
 　　120.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