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a200与惠威m3a:八十年代再回首

 八十年代再回首 ——谨此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申公无忌        1980年        这一年的早春，有点冷。

       我属于“50后”，离“60后”没几天,差不多是五十年代的尾巴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度过二十周岁的生日。放眼看去，外面的世界，丰富而多样。青春期的躁动，朦胧般的爱情，让生活充满无穷的乐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依旧像个兵营，身着“65式”军装的“二炮”士兵，随处可见。半年前，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学潮。或许，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学潮。有动静，有影响，却没有任何的动荡。我们这帮子“秀才”，一边读着朦胧诗，欣赏着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一边勇敢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利。有节制地表达，有目的地斗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大特征。这一代，不简单的一代人。《这一代》，后来也成了一本杂志的名称。只可惜，这本杂志，仅仅出版了一期，便夭折了。

       这一年，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正从海峡对岸飘来。我们是听着“革命歌曲”成长的一代人。我们当然想不到，歌还有通俗的唱法，甚至还可以有气声。单喇叭的录音机，推着靡靡之音在楼道里穿行，像刀刻一般，深入我们的内心世界。伴随邓丽君而来，还有一种清新的通俗歌曲。这就是“台湾校园歌曲”。罗大佑的名字，如神一般植入我们的脑海神经，像一尊不可逾越的精神偶像。这种影响，是深远的。我的一位同学，甚至在二十五年之后，依然会追着罗大佑，去看他的个人演唱会。尽管，罗大佑的歌，在“80后”和“90后”眼里，无异于“嘶哑的干号”。当时，抱一把吉他，哼一段罗大佑，已成北京各大校园的独特风景。

       这一年的早春，罗大佑刚刚推出了他的《恋曲1980》：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

       但永远是什么……

       这位台湾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居然创作出了这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连同后来的《.鹿港小镇》、《童年》、《光阴的故事》等歌曲，一同编入了《之乎者也》的专辑，成为罗大佑的经典唱片。完全反传统的抒情写法，以及“石破天惊”式的电吉他，让我们这一代人震撼不已。我们这一代人，最直观的历史变革的感受，似乎就是从流行歌曲开始的。由听觉到视觉再到内心世界，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那一刻都被统统颠覆了。我们开始变得相当的警觉，并用一种小心慎审的目光，伸长脖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这一年，发生了好多事。我相信，这些事件对世界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正式开播，影响了世界电视新闻的发展模式；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获释，影响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第22届奥运会，美国挑头率西方盟国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纷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从而开创了奥林匹克史上的一个恶劣的先例。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工人罢工，掀开了东欧国家民主化运动的先河。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去世，这也使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南斯拉夫，从此步入四分五裂的状况，并影响了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以及对通行的国际法准则的挑战。这一年，姚明刚刚出生，他不知道，他会成为中国和美国的篮球巨星；陈寇希、张柏芝等著名艺人也来到人世，他们也不曾预想，“裸照门”事件，会让世人如此的高度关注。也是这一年，著名的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死了，他的去世，似乎注定要给世界留下太多的悬念。

       其实，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事件，正在中国发生着。

       这一年，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分别进入中国的政治中枢。这两个人，或许是铁定地属于八十年代的。他们留下的历史铬印是深刻而深远的。这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尽管，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也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旗手。但是，邓小平的左右臂膀，则非胡、赵莫属。历史是需要远远地审视的。诚如古人所言：“草色遥看近却无”。

       1980年5月17日，北京发生一件大事：中共中央决定为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从我们懂事的时候起，刘少奇便是同“叛徒、内奸、工贼”划等号的。这个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居然也平反了。十年文革，“刘邓陶”是被划为一类的，“党内走资派”也。不过，刘少奇的平反，早已在预料之中。邓小平早已出来工作。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平反，恢复名誉，并举行追悼大会。此前，中共中央还批准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又决定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又为彭真、薄一波等一批人平反。“拨乱反正”，已成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关键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急先锋。经他之手，有一大堆冤假错案、一大批老同志、老干部恢复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些人，亦对中国政坛，留下重大影响。

       应该说，这是一场政治变革。毫无疑问，“真理标准讨论”则是重要的理论基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意义深远。

       这场讨论，直接导致“英明领袖”华国锋逐渐淡出政坛。“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对长期受个人崇敬影响的中国人来说，等于是无法挑战的“政治遗诏”。“真理标准讨论”，看上去是学术问题，其实质是政治角力。对此，华国锋曾指示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则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但是，这一讨论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人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历史之上，都有“诸候表态”的先例。历时四个多月的地方表态，至少说明，这一讨论的激烈程度。许多人在摇摆，许多人在犹豫。这也说明，审视中外，任何“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有巨大阻力的。

      “真理标准讨论”亦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理论基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三中全会，从组织体系层面，谁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中央领导机构，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陈云复出，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老同志。同时，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从此，邓小平和陈云，成为中共党内最主要的政治制衡的力量。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人事变动，是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姚依林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汪东兴的去职，寓示着主张“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淡出政坛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

       1980年早春时节，中国政坛，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主导下，终于进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时代。当年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次年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赵紫阳进入中央中枢，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次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赵紫阳原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口碑。1980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正式任国务院总理。从此，胡耀邦和赵紫阳，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政坛最重要的党政领导人之一。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史，胡和赵两人，均发挥了重要影响。从此，“英明领袖”华国锋淡出政坛，已成定局。或许，这也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权力的第一次平稳交接。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让史家无法回避。

       1980年，封闭的中国，小心翼翼地向世界打开了几扇窗。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被中央批准试办特区。其实质，就是允许这些地区城市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备案批准。对特区，当时的老百姓的认识是朦胧的。比如说，进特区要办证，这不是“国中之国”吗？很多年之后，当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不是也有人担心，今后去浦东，是不是也要办“边境证”呢？

       中国特区的出现，竟然使深圳“沙头角”这样的小小地名，一夜间名闻全国。太阳伞、尼龙袜、牛仔裤、蛤蟆镜、电子表、录音带，打火机，以及健牌、万宝路、骆驼香烟，突然闯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些人，想方设法跑到了沙头角，对“资本主义”世界探头探脑；更多的人，则从这些时尚的物品之中，感觉到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冲击。“开左灯，向右转”，这似乎已是一种无法抗拒的选择。回顾三十年，经济特区，从起初的“窗口”，逐步变成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并最终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有后人评价说，这些特区“窗口”，其实是决堤的口子，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一年的夏天，我拥有了第一条牛仔裤。这种裤子，太厚太闷，尤其在夏天，怎么穿都不算是一种享受，然而，它却是一种无上的精神享受。也是这一年，我抽到了第一根“伸手牌”的外国烟，一种长枝的健牌香烟。此后的十余年，我一直抽这种“舶来烟”。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是“中国肺”，怎么能抽外国烟呢？卡嚓。健牌的历史，从此了断。

       这一年暑假，我同张亚、杨新等几位大学同学、还有一个人大附中的小姑娘，坐火车在山东的泰安县下车，从红门经中天门至南天门，6566个石阶，一路攀登上了泰山。都说“一览众山小”，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当时正下大雨，云锁雾罩。我只觉得，我们浑身是劲，却不知道在干什么，一头雾水、漫无目标。

       中国的前途，也是如此。谁也看不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1981年        1981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同学，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此行的目的地是甘肃兰州。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的新闻课目“大实习”。

       西去的列车，西去的窗口。我记得，我们曾默默地朗诵着贺敬之先生的作品《西去列车的窗口》：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在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中，最能打动我的一句话是：“你可曾想见，那些年青人火热的胸口，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我们这一代人，似乎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类，背负着更多的沉重。我们渴望改变，我们渴望战斗。我相信，这种心态，只属于我们那一代人。我不是“九斤老太”，然而我不得不说，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对这种“人生抱负”不屑一顾。这是不是所谓的“代沟”，我不晓得。

       1981年，“地球村”有一件大事正在发生。然而，我们却浑然不知。美国IBM公司推出了“PC”，即个人电脑，又称个人计算机。PC是英文Personal Computer的缩写。这件事是革命性的。IBM公司推出了它的PC/AT系统标准，并采用了开放式的架构，迅速受到广泛追捧。可以说，没有PC，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互联网。PC为深刻影响人类发展进步的互联网的诞生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此时的中国，社会精英层面正倡导对外开放，然而普通国人关心的话题，依旧停留在“解决温饱”的阶段。“小康”的目标，甚至还没有被政治家们提及。这一年的年初，我们家的隔壁邻居悄悄地买回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件事，令周围的人们异常羡慕，有事没事，去他们家蹭电视看，也是一种邻里间议论的话题。这一年早春，报纸上曾刊登一条消息：全国第一家生产彩色显像管的企业——陕西显像管厂正式投产。据消息说，这家工厂，每年可生产96万只14英寸和22英寸的彩色显像管。当时，“彩电”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年之后，彩电就进入了千家万户，中国居然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彩电生产大国。

       我想说，电视和电脑对现代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影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电视打开的，是中国人的眼界，而电脑则在若干年后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1981年1月25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结。正在进入中国家庭的电视机（即使是黑白的），让全国人民看到了该案庭审的画面。张狂不拘的江青、一言不发的张春桥，都有深刻印象。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张春桥最终成为该案主犯中寿命最长的人，寿命最短的人则是王洪文。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因患癌症去世，活了88岁。同年，全国人大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喻示着中国政坛已完成权力架构的调整。邓小平、陈云，依然主导中国的政局，而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分别出任党主席和政府总理。然而，关于“文革”遗留下来的一系列认识和思想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如何评价建国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依然困绕人们的思想。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关系到未来中国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取向。显然，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大问题。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割断历史，又不能“两个凡是”而回避正确的政治取向。中国是一个大国，宛若一条大船，任何急转弯都是危险的，是要翻船的。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超乎常人的政治智慧。邓小平的智慧与不凡之处，愈发凸显。史家自有评价。

       这一年，邓小平曾有多次谈话提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评价，其基调后来均体现在有关的党的决议之中。其中，最重要谈话，乃是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他的谈话要点是：1、建国头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2、“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3、“文化大革命”同以前17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但是，这10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此后，邓小平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折”，“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

       若干历史问题评价，显然不能回避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邓小平也有定论。1981年4月18日，邓小平会见朝鲜领袖金日成。他有一番谈话，很重要。他说：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相当准确地把握了历史问题评价的分寸感，既“一分为二”，又实事求是。邓小平的政治意图相当明确。这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同时准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向前看”，就是要反对纠缠历史旧帐，反对左右摇摆不定，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认为，这也是邓小平后来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著名论断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今后三十年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石。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向前看”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人才开始真正地焕发活力。

       1981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党的建设问题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原因之一，大量的老同志老干部重新恢复工作，同时，亦有大量在文革中被提拨重用的人，即“三种人”被清除出去。中国的执政党，确实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令人担忧。当时，有一组数字，颇能说明问题：中央书记处书记平均年龄65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约63岁，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约62岁；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的仅占总数的15%；全国两千多万干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这个统计，尚不包括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内。因此，陈云在当年5月专门致信中央，提出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意见。两个月后，他又在省区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陈云同志感慨说：现在“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他提出，要让“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年轻人出来挑担子。他还提出，要在中央组织部设青年干部局。这里，陈云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干部队伍交接班问题”。对此，邓小平积极赞同。他说：“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双手拥护。”同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七一”的讲话中也强调，“要把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些精神，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并延续至今。有意思的是，我查了不少资料，今天在位的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被提拔上来的。可以说，思想认识的统一，组织体系的保障，年轻干部的储备，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

       这一年，有一件事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个体户”的概念。有两个文件，对这件事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该文件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对个体经济进行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文件提出了如何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问题，首次提出了“自谋职业”的概念。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有职业的，也都有“铁饭碗”。没有职业的人，基本上属于“山上下来”的人。因此，敢于做“个体户”的人，大抵都是劳教或者刑释人员，他们没有职业，国营企业或者集体企业当然也不愿意录用这些“有前科”的人。于是，这些人率先开始“下海”，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也没有什么牵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个体户”们尽管有点钱，然而是被整个社会看不起的。可以这么说，“个体户”是中国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初级阶段，其重大的现实历史意义不可抹杀。没有他们的率先作为，则不可能有中国民营经济的今日辉煌。

       也是这一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什么是国库券？老百姓的直白的理解，就是借钱给国家。我们小时候，一直听熟一句话，以此来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这句话叫“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国库券，不是就内债吗？当时，国库券的认购，显然是有问题的。老百姓几乎是当作完成“政治任务”，不太情愿地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元十元，购下一至两张国库券。我刚到《新民晚报》工作的时候，区财政局的人，还会自己跑上门来做工作推销此券。其实，我们根本想不到，这其实是中国重开资本市场、重启金融体制的重要举措。此后的若干年，有许多人靠倒卖国库券发了财，挣到了第一桶金，其中包括当年上海滩闻名的“杨百万”。凑巧的是，这一年的早春时节，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去世了。他就是小说《子夜》的作者茅盾先生，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沈雁冰先生。小说里的人物，中国人都是熟悉的。呵呵，用现在的话说，这些主人公，显然都是旧社会、即资本主义金融体制下的受害者。可是，谁又想得到，小说里痛恨的这些东西，后来统统在新中国恢复了、出现了，包括股票、期货，土地和房屋交易，甚至国库券后来也有了期货交易品种，并出现了有名的“319”和“327”期货事件，导致了一些著名证券公司的破产和著名人物的消失。这是后话，不提。        这一年春夏时节，我们在干什么呢？我正在《甘肃日报》实习，身在兰州城，关注的重点却是农村。当时，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催生了农民的巨大积极性。但是，生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之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管理问题愈发突出。水利设施、大型农用机械怎么办？包产到户了，是不是意味着都要单干了？农业生产是不是要倒退了？不少疑问，摆在案头。据此，我曾跟随时任甘肃省和《甘肃日报》的领导，在河西走廊农村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呵呵，有些想法，似乎同后来中央的决策不谋而合。当年１０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胡耀邦说过一番话，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了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我的感觉，当时的新闻媒体负责人，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工作，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生活。不像现在，有些人高高在上，作风浮夸，且自以为是。有时候，学风、文风和作风，都是有关联的。        这一年７月，实习结束。我和同学们顺道进川、经成都、重庆，沿长江过三峡、顺流而下。我记得，是在新建的葛洲坝船闸之中，听到了有关张华的消息。张华何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三年级学员张华。他为了抢救一位掏粪的老农民而光荣献身，年仅24岁。张华因此被授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团中央、教育部等中央部委号召全国青年向张华学习。听到这条消息，我们这帮同学，心头万分茫然。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抢救一位掏粪老农，倒底值不值？其实，这件事亦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讨论持续不断。不可否认，1981年的学生青年，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了呢？整个社会，似乎正在显现理性和人性。这一切，都是对外开放得来的吗？

       这一年，美国好莱坞有一部电影发行,受到广泛好评。这就是《金色池塘》,该片后来还获得了奥斯卡奖。亨利·方达和凯瑟琳·赫本，演绎了一个关于老年人家庭伦理和爱情亲情的故事。然而，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看到部电影。我直到1987年才看到这部内部发行的片子，居然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关于张华价值的讨论。我在想，如果当时的中国人，看到这部电影，许多人是会要发疯的。人生的价值，不一定要体现在所谓的轰轰烈烈之中，也不一定要体现在所谓的牺牲精神之中。人就是人，每个人都有爱惜生活、珍惜生命的权力。尽管，这一切是平淡的。

       1981年，我万分庆幸地感觉到了什么叫“成熟”。当有人去“西单民主墙”壮怀激烈，有人愤愤不平写下《谏拆墙书》的时候，我则决定跑到图书馆读书去了。         1982年        1982年1月1日，上海《新民晚报》复刊。著名报人赵超构先生写下了复刊词《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时间，上海滩一报难求，洛阳纸贵。《新民晚报》是一张中国目前仍在发行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创刊于1929年9月9日。至此，在“文革”中停刊的《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已全部复刊，中国开始出现“晚报热”。

       或许，《新民晚报》复刊是注定要载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一。这一年，“改革开放”依旧是以“拨乱反正”为重心的。对上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有两件东西，曾经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新民晚报》，上海人一直有“新民夜报、夜饭吃饱”的说法。另一个，则是上海著名的“大世界”，上海人特别喜爱的滑稽戏，就是从“大世界”走出来的。但是，《新民晚报》和“大世界”，后来统统被砸烂了。据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沂同志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部长。临行之际，胡耀邦同志曾经特地交待，到上海后一定要办两件大事：一是《新民晚报》复刊，二是大世界恢复。这两件事，后来他全部办好了。

       我是学新闻的。这一年的夏天，我递交了毕业论文，题目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后经组织分配，回到上海，进入新复刊的《新民晚报》工作。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不像今天的大学生，根本用不着为找工作发愁。组织分配，正是计划体制下的产物，我们幸运地搭上了最后几班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金字招牌，也使我们这批同学，成了当时中央机关、政府部门和新闻单位的“抢手货”。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新闻职业，我读书时的梦想，就是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光荣与梦想》，我希望能以记者的特定身份，在更宏观的层面、用更细致的视角，去记录和分析正在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不过，若干年后，我似乎才明白，在中国写这样的书是多么的不容易。

       1982年，对中国政坛而言，最具重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干部退休制度”和“顾问委员会”的创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显然，在新中国建国三十年间，领导干部的职务，几乎一直是“终身制”的。我们从小的印象，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不仅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基本上“工作到老”，至死方休。毛泽东死于党主席任上，周恩来死于总理任上，朱德死于委员长任上，等等。当时的讣告，鲜有“原部长”、“原书记”、“原主任”等字眼，他们几乎都死于现任职务之中。可以说，干部职务终身制，已成为僵化的、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痼疾。“老人政治”，亦是西方社会经常批评中国的常用字眼之一。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即《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个规定第一次提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以此相配套，1982年4月10日，中国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这些规定，对老干部退休年龄作了规定。比如，担任中央机关部长、省政府省长一级职务的干部，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担任副部长、副省长一级职务的干部和担任司局长一级职务的干部，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这一规定，沿续至今。

       毫无疑问，正是邓小平，最早提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设想，同时得到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大力支持。1982年的秋天，一切瓜熟蒂落，时机成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顾问委员会。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曾对此问题有过一个精辟的谈话。这一谈话，极有个性，也为解决“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定了调。这次谈话，邓小平讲了几层意思。其一，退休制度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安排。他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其二，顾问委员会今后是要取消的。他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其三，在过渡阶段，我们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他说，中青年干部有的是，问题是过去我们老同志眼睛长期不是向着他们，不从他们中间去选拔接班人，总是在老的圈子里面转过去转过来，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军队特别严重，解决起来难度更大，现在地方上还好一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前途。体制调整，国务院、党中央机关都做得不错，军队就比较差。当着我们真正找人的时候，人还是可以找到的。

       邓小平谈话后的一周，即1982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有一个令人关注的动作。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分别给刘伯承、蔡畅同志的致敬信。刘伯承、蔡畅都是老同志，老干部，他们因年高久病，将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对此，中央决定，以全会的名义给他们写了信，以此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以中央全会的名义，给两位年事已高、且不能正常工作、需要辞去现有职务的人，写这样“歌功颂德”的致敬信，以外国人的眼光，或者今天的角度，似乎都是可笑的。但是，这件事，在当时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毕竟，有些人是不愿意退下来的。这些人，尚不在少数。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人。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为副主任。邓小平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他希望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

       应该说，顾问委员会的设立，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这一制度的设立，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老同志开始“退居二线”。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助手和参谋”。从此，一大批年轻干部走到前台，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按照邓小平的设想，顾问委员会可以有十年的“存续时期”，以此解决老干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障碍”。1992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至此，顾问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的吐故纳新、新老交替，创造了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这也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缩影，从其十年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制度建设前行的脚步。可以说，这一制度性的安排，奠定了当今中国政坛的退休制度的基础，也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1982年，影响当代中国的另一件大事，则是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重要思想。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性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次谈话，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同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及香港地位问题。邓小平提出：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关于1997年收回香港问题，邓小平强调：“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希思则说：“这个问题条约里写得很清楚”。邓小平回应：“新界的租借，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香港问题摆上台面，自然引起英国方面的关注。1982年9月24日，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访。香港问题，则是会谈的重点之一。此时，英国政府刚刚解决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撒切尔夫人信心满满。选择这个时机，到中国谈香港问题，她也是有底气的。这一年5月31日，阿根廷派军队占领了“有争议“的英属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其为福克兰群岛），引发英阿之间的“马岛战争”。为此，英国派出远征舰队，远涉重洋，发誓夺回该群岛。6月15日，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驻军战败，不得已向英国军队投降，英阿马岛战争结束。呵呵，大英帝国，虽说日落西山，但百足之虫，也死而不僵啊。因此，“铁娘子”见到邓小平，谈及香港问题，她还是有侥幸心态的。然而，邓小平的强硬回答，足以让撒切尔夫人惊出一身冷汗。邓小平指出：第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第二，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第三，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关于此次会谈，坊间有很多说法，很有意思，比如，邓小平曾说，如果英国不同意归还香港，中国军队今天下午就可以将香港收回……总之，邓小平更有底气，更有决心，也很讲斗争艺术。

       可以说，1982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仍然是粗线条的。此后几年，邓小平又不断完善其思想，先后就“一国两制”问题阐述了许多观点。1984年10月，《了望》周刊发表文章，《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对“一国两制”构想作了首次系统报道。这一报道可以视为“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对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对海峡两岸上关系的改善，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主要内容如下：

       1、“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在台港澳地区实行资本主义，是否会影响大陆的社会主义呢？对此，邓小平给予了明确回答。他指出，“‘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2、“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针对部分人（包括外国人）担心中国“政策多变”问题，邓小平多次阐明相关政策：“ [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邓小平用“五十年不变”这一形象化的语言，强调了大陆坚定不移地落实“一国两制”政策的决心，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将信守诺言的庄严承诺，这为推动“一国两制”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

       3、用“一国两制”办法解决中国统一问题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运用到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来。他认为：“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原则来解决国内特殊问题，这是邓小平对列宁和平共处原则的灵活运用和新发展。

       1982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令中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当时，好奇的国人，最大的兴趣，就是探寻外面的世界。这一年，有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就是《血疑》。该剧由日本TBS电视台于1974年拍摄完成。在《血疑》中，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这对金童玉女演绎了一个传奇的爱情神话。《血疑》的播出，使山口百惠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大街小巷，“幸子衫”、“幸子头”、以及“光夫衫”、“大岛茂包”充斥，电视对大众文化倾向的影响，可说是世无前例。《血凝》并不是第一部引进的外国电视剧。此前，中央电视台曾播放《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让国人知道了什么叫“蛤蟆镜”。《加里森敢死队》，则曾经在中国引发争议。该剧在播完第16集后，居然黑底白字正告观众：“本剧播放完毕”。然而，这部电视剧总共有26集（注：《加里森敢死队》剩下的10集在1992年才陆续在全国各大电视台与中国观众见面）。尽管，当时中国的每百户居民家庭电视拥有量不到10%，但是中国人依然深记得地记住了一个“流氓敢死队”的名字。据说，该剧的播出，对中国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一些影响。有些人据此下了结论：当时大批知青返城，许多人无所事事，游荡社会，播发该剧特别容易使这些青年人惹是生非，促使犯罪率上升，从而败坏社会风气。不管这种结论对错与否，电视文化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正呈直线上升趋势。这是事实。

       因此，在接受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如何抵制西方的文化，亦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家们的重要战略课题。中国社会，是不是需要在一种原则的指导下，推行一种公共的社会精神文化准则。这一年的2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该报告要求说：“五讲四美”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一定要在这个活动中做全国人民的表率。《报告》还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五讲四美”是一年前由全国总工会、团中央等9单位联合提出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这一提法源自无锡市第34中学的审美教育活动的经验。中央的组织和宣传体系的推动，“五讲四美”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迅速开展。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1982年的中国出现了一个词：“查禁黄书”。那个时候，还没有”扫黄打非“的概念。随着开放的进程，1982年的中国，出现了许多的“黄书”。关于“黄书”的界定，当时也是模糊的。这一年，中国的正规出版社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达30多种，其中，6家出版社初到责令停业整顿；同时，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下流的期刊130多种。当时，中国许多城镇的沿街书摊，到处都可以看到《色欲横流》、《淫窟惊魂》、《肉体交易》、《当代军妓》、《荒淫艳女》、《少男少女试婚录》等充满“诲淫诲盗”的杂志与报纸。以今天的眼光，有些内容的杂志书刊，充其量也就是属于“庸俗”的范畴。然而，当时的国人，特别相信一句话，叫“矫枉过正”。有些事情，也就做过头了。其中，最有影响的事件，便是“《玫瑰梦》查禁案”。这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的一个焦点事件。《玫瑰梦》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欧文·华莱士的畅销书。华莱士在美国影响很大，他的作品以31种语言出版，也是世界上享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共发行了约两亿册，读者多达10亿人。但是，这本书被寇以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罪名，被查禁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大致可见一斑。

       1982年，还有许多“符号性”的事件。

       1月10日，中国足球队在新加坡以1：2败给新西兰队，失去了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资格。从此，中国足球也让国人牵肠挂肚了二十多年，直至国人全体心死。

       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已超过十亿。同年5月10日，著名学者马寅初去世。这位因提出“新人口论”的学者，竭力主张控制中国人口，曾遭到极不公正的批判。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中国的人口，已到了不得不控制的边缘。

       12月31日，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王兆国当选第一书记，胡锦涛等6人当选为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从西北的甘肃省团委任上进入北京，从此走进国人视野，跻身中国政坛，并开始影响当代中国。

       这一年八月底，我回到故乡上海，进入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新民晚报》当记者。后来的后来，我也成为《新民晚报》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记者之一。这是后话。        1983年        1983年，中国猪年。我的本命年。记忆之中，本命年没有什么好事。有一件事，让我难过了几天。1983年2月4日，一位美国歌手死了。她叫卡伦·卡彭特，全球知名的美国流行歌手。这位没有爱过专业训练的通俗歌手，以她独特的醇正音色影响了世界。她演唱的歌曲《昔日重来》、《世界之巅》已成旷世经典。然而，年纪轻轻的卡彭特却因减肥而患神经性厌食症，是日突然辞世。当时的报纸，仅在角落里登了一条短短的文化新闻。那个年代，我只喜欢两个女人，一个是邓丽君，一个就是卡彭特。十几年后，当邓丽君在泰国突然去世的时候，这种悲痛的心情，亦曾无法言表。

       这一年，冷战尚未结束，世界并不太平。1983年3月8日，好莱坞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公开称呼苏联为“邪恶帝国”。同月，里根总统又推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个“拦截导弹”的太空技术，生生将苏联拉入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从而使苏联元气大伤。美国人在忙，苏联人也不闲着。几个月后，苏联人用Su-15战斗机的导弹击落了大韩航空007号民用航班。据苏联人的说法，该民航客机偏离航道飞进了苏联领空，其目的是为美国人“刺探军情”。该机经警告无效而被击落在库页岛西南方，机上乘客及机组人员269人全数罹难。当年，美苏两国，几乎是这个世界的电磁的两极，相互制约，维系着这个星球的脆弱平衡。这一年，只有一件事令人兴奋。美国人主导的TCP/IP协议取代了旧的网络协议，从而成为今天互联网的基石。这个协议，让我们今天知道了，计算机通信协议中的IP是个什么东西？！

       中国人似乎并不想做“第三极”。按小平的说法，中国人应该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因为，中国需要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特别需要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因此，中国积极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牵制苏联和东欧集团；另一方面，勃烈日涅夫死了，安德罗波夫上台，中苏关系里的意识形态成份，似乎有转淡的迹象，发展正常和睦的国家关系，已成为政治家嘴里的常用词。这一年，胡耀邦还以总书记身份访问了日本，拉开了“中日青年大联欢”的序幕。中国人着力打理国际关系的真实目的，这是因为政治家们必须眼睛向内，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种种变化，各种文化思潮蜂涌而至。如何把握发展方向，防止各种干扰，平稳地前进，已是头等大事。

       1983年3月7日，中国的媒体报道了一个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先进典型”。她叫张海迪，一个残疾人。张海迪因奋发自强而荣获“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当时，《中国青年报》通讯的标题是《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该文称其为“八十年代新雷锋”，中国的“当代保尔”。张海迪，1955年9月生于济南。她5岁时因患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她从童年时代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先后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15岁时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莘县的一个贫穷山村，然而，她不惧怕艰苦生活，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奉献自己青春，为山村里的孩子们教书。同时，她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针灸治病，仅在莘县期间，就无偿地为他人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广泛赞誉。后来，张海迪还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疾病和困难，精益求精地进行创作，写下了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绝顶》，并翻译了《海边诊所》、《丽贝卡在新学校》等外国作品。张海迪因此而成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作家、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其实，1983年的中国，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张海迪，有着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张海迪的最大价值，似乎就是她的一句话“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这一坚定信念，似乎想回答当时中国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邓小平甚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中国的政治家们，希望张海迪成为一种社会道德力量，从而影响当年一大批因西风渐入而思想迷茫的中国青年人。

       当年的中国，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虽说已近尾声，但人生观的结论，仍未破解。这场讨论，源自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署名“潘晓”，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这封信中，潘晓在信中写道：“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这封充满迷茫的信，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其实，潘晓并不是一个人。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潘晓”者，仍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二年级学生潘祎的笔名。这两个人，据说素不相识。然而，他们却在《中国青年》杂志的“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的调查中，被杂志社的总编辑关志豪和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等人，硬生生在拉在一起，从而成为影响中国的一个代名词。当时的青年，普通都有一种委屈情绪。十年动乱，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当年，我们的真诚和信仰，几乎在一夜之间，像雪崩一般被冲毁了。我们的感觉就是“上当受骗”。人生的困惑，摆在我们的面前，甚至到了无法摆脱的程度。这种痛苦，是一代人的痛苦。但是，张海迪的典型形象，解决了这些困惑吗？至少我是怀疑的。多少年来，我们的典型宣传，至少在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时代等方面，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其实，中国的社会思潮，对当时的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影响中国社会。“精神污染”，这个词，被人提出来，拎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也就十分正常了。在那个年代，也确实有一些人，用某些“不健康的思想、作品、表演污染人们灵魂”，这些现象，后来被归纳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表现。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因此，正是从十二届二中全会开始，中国开展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不管后人的评价如何，邓小平提出的“精神污染”问题，其关键则是中国应该举什么旗，坚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对外开放，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推倒重来。这是邓小平这一代政治家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当然，那个时代，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在反对“精神污染”的同时，也把一些合理的价值观道德观，一并“清除”掉了。

       据说，关于“精神污染”的讨论，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署名汝信的文章，即《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该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1983年3月13日，正好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中央为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以纪念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科学家，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重要报告。但是，会议一周前，北京还有一个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有一个讲话，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讲话，大胆涉及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据说，这篇文章，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批判，其中包括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周扬的文章，据说没有被发表。胡乔木曾给中宣部打电话，明确表示讲话不能发表，他还说，“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胡乔木的观点，应该代表了一部分老同志的观点。周扬的观点，最大的问题，显然被人同当时的思想文艺和社会风气联系起来了，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按理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其主要议题是整党。其目的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比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但是，“精神污染”中涉及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则反映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虽说与文化界和社会风气，特别是淫秽出版物和社会道德败坏现象不尽相同，但也有些人将其视为“精神污染”在思想战线的一种体现，也是一个重大的、不能回避和现实问题。因此，邓小平在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讲话，将两个问题一并提出来了。他指出，会议的内容，一是整党，二是“精神污染”。此后的《红旗》杂志20期，亦发表评论，说“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无形之中，该评论将“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升格了。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精神污染”的字样，22日则出现在头版头条之中，23日又出现在社论中。此后，“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一下子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字眼，而“整党”的工作，则退居次位了。显然，这也是一场运动，是运动就要表态。此后的日子，不断出现地方大员的表态言论。当年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位老人，曾说了一件小事：“精神污染”一词频繁使用，以至于《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1983年，还有一桩影响中国的大事，这就是“严打”。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为迅速扭转社会治安不正常的状况，必须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实话实说，“严打”，扭转了社会治安的混乱局面，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当时，中国的治安状况，相当严峻。也有人将其归咎为《加里森敢死队》的播放，致使一大批返城知青，因为没有正当工作而流荡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1983年初，中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王”案。“二王”叫王宗方、王宗玮，兄弟二人。他们在大年三十枪杀四人，然后从辽宁沈阳一路杀过河北、穿过北京、越过河南、深入安徽，最后潜入江西。这一案件，令中国高层震惊。“二王”后于9月18日在江西广昌被击毙。显然，中国的治安状况，已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因此，邓小平发话了：“解决刑事犯罪的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据了解，1983年8月开始的“严打”，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一年的时间，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这一规模，可能仅次于1950年的“镇反运动”。不可否认，这次斗争，确实改善了中国的治安环境。这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然而，这一次“严打”，是否也有扩大化的问题？有些案例，是不是也有量刑不当的问题呢？比如，1983年的上海高干子弟陈小蒙、胡晓阳等人强奸流氓案。该案主犯《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的陈小蒙和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胡晓阳等人，通过勾引青年女子到起居处跳舞的方式，实施奸污等罪行。最后陈、胡两人，均被处以死刑。那些日子，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射击场，也经常有枪毙死刑犯的消息。有些邻居，还曾跑去观看，并描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这场斗争，首次提出了“从重从快”的司法概念。90年代后，我在上海当政协委员的时候，曾写过一份议案，提出要慎用“从重从快”提法的建议。因为，“从重”可能就意味着“量刑不当”，“从快”可能就是“程序失当”。这份东西，据说引起了注意。至少，“从重从快”这句话，现在不怎么提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1983年，我在《新民晚报》体育部当体育记者。这一年，体育界的大事，无疑是“胡娜事件”。1982年，中国派队参加著名的网球联合会杯，中国球员胡娜出走。一年之后，胡娜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此举招致中国政府不满。4月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驻华使馆提出抗议，次日全国“体总”则决定停止自1979年以来的中美双边体育交往。胡娜是一位出色的网球选手，她曾获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以及世界青少年冠军。她渴望参加职业比赛，渴望有更好的机会，其愿望是好的。但是，她不知道，当时的中国，不可能为她参加职业比赛创造条件，她也不会明白，台湾等方面的政治因素的介入，最终会毁了她的前程。因为，体育从来不是单纯的体育。胡娜最终也没有成为顶尖的网球职业高手。她的最好成绩，也就是一度进入世界前50位，昙花一现了。

       这一年，还发生了卓长仁等人劫持中国民航296号航班的事件。卓长仁是辽宁沈阳人。他们曾在国内犯法，因而劫持了从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飞机。该民航班机迫落韩国，卓长仁等人后被接往台湾，被国民党政府称为“六义士”之一。卓长仁后因绑架台北市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并将其撕票杀害，被台湾方面判处死刑。2001年8月9日，卓长仁等人被执行枪决。

       1983年年底，我非常崇敬的台湾歌手邓丽君首次在香港举行巡回演唱会。据说，盛况空前，场场满座，引起轰动。邓丽君还当选为“香港十大杰出女青年”。不过，我看到这次巡回演出的盛况，已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一盘从境外带入的光蝶，至今仍保存着。邓丽君，终其一生，都没有踏上祖国大陆。这不能不是说是一种遗憾。        1984年        1984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1984》，也是一部具有“未来学”意义的科幻小说。这部小说出版于1949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勒了一个阴暗的未来人类社会：极权主义的、令人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社会。这些社会的典型特征，至少，我们在1984年之前，似乎都体会过了。然而，当我们跨进甲子年鼠年之时，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若干年后，人们才真正感觉到其内涵的极端重要性。这就叫“草色遥看近却无”……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简称“一号文件”)。有关记载之中，中共中央自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台了十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即1982年至1986年连续发出的5个“一号文件”和2004年至2008年连续发出的5个“一号文件”，突出地说明了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1984年的“一号文件”肯定了1983年1月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其基本目标、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央决定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指导农村工作的正式文件继续贯彻执行。这个“一号文件”明确了1984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

       不过，1984年“一号文件”的最大变化，则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期的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是指个人、单位通过依法订立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对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的土地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经营并获得收益的活动。已有的文件，也都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障问题。但是，关于承包年限，则有点过份小心。1984年的“一号文件”则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延长到十五年以上，以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些文件的精神，经过多年的实践，后来体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之中。这部法律自2003年3月1日施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法》还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不过，有一条限制规定也是明确的：“承包地不得买卖”，也就是说，经营权也是不得转让的。然而，“延长”毕竟是一种开放的政策信号。从1984年至今，十几年过去了，十五年的期限也过去了。土地承包向何处去呢？于是，今天的人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终于可以转让了。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但是，又有谁注意到1984年“一号文件”延长土地承包期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呢？

       1984年1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视察深圳和珠海等特区。或许，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显然，邓小平是有备而去的。他要给特区鼓劲，要给改革开放定调。在深圳，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到北京，邓小平又有一番谈话，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窗口。毕竟，改革开放，当时依然阻力重重，许多人仍有疑虑和困惑。无疑，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的决心是重要的风向标。这就是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八年后，即1992年1月19日至23日，邓小平再次南巡，他的论述更精辟了。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总之，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1984年4月，中国发生一件大事。这就是居民身份证制度的施行。建国以来，中国历来实行户籍制度。计划体制之下，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几乎是静止的。最大的移民城市上海，也似乎早已以没有了移民城市的活力。但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大量的中国农民，开始离开土地，离开农村，涌入城市打工，深圳珠海的特区建设，也吸引了大量的各类人才。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同时亦给流动人口的管理带来诸多问题。于是，居民身份证应运而生。

       1984年4月6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它规定：凡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未满16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期分为10年、20年、长期三种。按当时官方的说法：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是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也使中国公民移动更为容易，外出打工更为方便，更符合市场经济需要。

       这一年的八月，我拿到了第一张身份证。十年期的。关于身份证，我们这一代人是好奇的。我们报社的老先生们，则很平静。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经历过日伪时期的“良民证”，也经历过民国时期的“国民身份证”。当时，我们的感觉，身份证应该是国际惯例。美国不是也有绿卡吗？直到很多年后，我们才晓得，世界上拥有身份证制度的西方国家并不太多。包括美国。不过，“911事件”之后，美国人也在考虑颁发全国性的身份证了。美国国会甚至还通过《真实身份法案》。这项法案，正在使驾照和各州政府核发的类似身份证件，成为事实上的全国性身份证。因此，身份证并不因社会制度而烙上政治印记。管理国家，管理人口，总要有相应的办法。不过，对我而言，有一张身份证，当记者的，南来北往，方便多了。当然，身份证后来也充任了许多不该充任的角色。比如，当股票开始出现的时候，有人从农民手中，花钱买来许多身份凭证，开始倒卖国库券和一级市场的股票，后来的证券市场，也出现了所谓的“麻袋帐户”，等等。

       1984年7月25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件事的意义非凡。表面看，新中国消灭的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来了。它寓示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商业企业股份制的改革，中国金融市场的起步。十年后，当中国人都在谈论股票的时候，谁又会记得“北京天桥”这位先行先试者呢？“天桥百货”是北京天桥百货商场。改制后的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责任制。公司成立之初，即开始发行第一期股票(由当年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总代理)。同时，公司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采取择优汰劣的用工制度，分别不同情况与职工签订短期、中期、长期合同；推行干部聘任制；总经理同中层经理签订任期目标责任书；打破原来的级别工资制，实行效益与奖金(工资)挂钩的分配制度。 

       至今，仍有人珍藏着这张股票。或许，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怪的股票。土蓝色勾边，大小如壹元人民币。还附有一张草绿色的股息、红利票。背面注明：5 年还本，除分红外，还保证每年5 ．4 ％的利息。这张股票的最奇怪之处，就是可以“保息还本”。股票居然可以没有风险，而且有可靠的收益。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年的老百姓，一直在计划体制下生活，根本没有风险意识，他们当然不能轻信一张不还本、不保息的纸张。股票要发行，当然要有特定的办法。第一期的股票，最初被卖出了300万张，有些人还是打折买到的。1988年，“天桥”又发行了第二期700万元股票，1993年5月有，“天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天桥”也成为中国第一家正式注册的股份制企业、第一批规范化股份制企业、第一批异地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不过，北京天桥并不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全部。在上海，有一批小企业被改制，他们的股票被出售、也被转让，“老八股”书写的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另一光辉篇章。

       1984年10月，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建国以来，中国曾多次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但是，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后，已有连续24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1984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才决定恢复阅兵。按当的评价，1984年国庆阅兵式，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之中，北京大学的学生，第一次不受组织约束，自发地在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条幅，引起国内外重大关注。 

       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郭建崴、常生、张志、杜杰、柳波、王新力等人，在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决定“偷偷带点什么进去”，以展现中国大学生的风采。当时，规定是非常严格的。组织方严禁游行者私自携带任何东西进入。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人性和个性，正在得到推崇和张扬。于是，他们决定带一个横幅。横幅的内容，从“振兴中华”、；“教育要改革”、“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等等，最后落到邓小平身上。口号内容从“邓主席万岁！”、“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您好”、最后定格到“小平同志您好”。于是，这些学生，将“小平同志您好”六个大字粘到了一张新的床单之上。可是，床单不够长，因此他们决定，干脆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了。这张用床单制成的条幅“小平你好”最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前，引发轰动。《人民日报》记者王东及时地抓住了这一个历史瞬间。这张照片，后刊于《人民日报》。

       不过，郭建崴等人干完这件大事，心里很有点忐忑不安。特别是他们听说，北京有几个警察说，北大学生也太胆大了，要收拾收拾他们。于是，郭建崴、常生、王新力等几个人居然连夜躲到北京的家里或亲戚家里去了。“小平您好”的历史象征意义是重大的。中国人，在经历了多年的“造神运动”之后，现在居然可以把领袖放在了人的位置之上了。在我看来，从“万岁、万万岁”到“小平您好”，可以说，人民将领袖从神坛拉向人间，这不是社会的进步吗？这不是人民的成熟吗？“小平您好”，也成为我们那个时代，最为难忘的政治词条。改革开放，最有意义的，莫过于人性的开放和思想的解放。当然，这种评价，当年是没有什么人敢提的。但这确是历史的事实。中国人正从《1984》中所描绘的极权、恐怖、权力追逐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伟大的进步。

       这一年，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许海峰在奥运会上实现零的突破，中国奥运军团共获15枚金牌。中国人开始做“强国梦”了。不过，很多年后，中国人才明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仅有体育是不够的，仅有豪情也是不够的。这一年，美国人靠奥运会实现了盈利，也是这一年，美国人也实现了“无绳太空行走”。24年后的今天，中国才刚刚举办了奥运会，也刚刚实现了有绳系的太空行走……        1985年        1985年，中国人不经意地发现，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粮票、布票、肉票、油票、洗澡票、烟票、肥皂票，等等，悄悄地在国人的生活中淡去。“没票寸步难行”的时代，铁定着要消失了。

       这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照例发布了1985年的“一号文件”。文件的全称是《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这个“一号文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除少数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外，其余全部放开，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正在淹没中国。这一年，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被改为“合同定购”，农产品购销体制也走向了“双轨制”。中国的价格改革开始起步，副食品价格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和双轨制也正式推行。

       中国人开始谈论一个时髦的概念：消费。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商品的充足，老百姓的消费自主性日益增强。同时，当时的中国，法律法规滞后，消费环境却很糟糕，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亦层出不穷。人们在谈论消费的同时，也谈到了消费的权利保护。1985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复同意中国消费者协会成立。这个组织，已在三周前成立，并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我们还记得，当时的中消协成立之初，处理了大量的冷暖风机的投诉。当时，中国的空调还没有普及，冷暖风机，所谓的“小空调”特别时兴，但是质量低劣，还极易燃烧起火，祸及百姓生命。中消协在这一年，连续发了许多的消费警示，提醒老百姓注意免受其害……当然，这种消费者权利保护，还处在一个相当初级的阶段。直到好些年后，中国的老百姓才知道，消费者的权益是相当宽泛的。比如，他们的消费权应该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以及法律赋予的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不过，后来也有人将损害赔偿权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出现了专门的“打假专业户”等等。

       1985年三四月间，有两个重要的国际人物去世了。一位是中国的北方邻国苏联的领袖，契尔年科，苏共中央总书记。自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到安德罗波夫继任，再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苏联经历了一个政治人物的“走马灯”时期。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核心人物，他的“人道社会主义”，以及提倡的“新思维”，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的瓦解。中国人眼里的“修正主义苏联”，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对中国而言，出现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毕竟，长年僵持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了。另一位，则是“天涯若比邻”的“山鹰之国”的领袖霍查同志。这个巴尔干半岛的小国，长期得到了中国的无私和全面的帮助。但是，1977年之后，霍查坚定地反对中国的一切政策，断绝了中国的任何联系。这件事，似乎也让中国开始反省，中国是不是要担当起拯救全世界的政治使命？国际关系的拿捏，是不是应该以意识形态为行为准则？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韬光养晦的政策，其目标就是为中国稳定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今天，我们可以欣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正是我们争取来的三十年的和平环境。

       或许，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提出了“百万大裁军”的重大决定。1985年6月4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１００万。邓小平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战争因素还会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强调，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后来还扔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其实，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我们的军队建设也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方针，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因此，这种状态的结果，就是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既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不利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另外，按当时的军队数量，我军的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相当。有限的、并不太高的军费，相当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因此，小平同志一直就有军队“消肿”的坚定想法。现在，时机来临，小平敏锐地抓住了一个历史的良机。这一年。中国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四分之一，11个大军区减为7个。同时，中国对军队体制进行重组，尤其是陆军，军一级部队走向了合成集团军，特种兵兵员数量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步兵，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大大加强。中国加快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进程。

       1985年的中国，有两个人、两件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两个人，一个是马胜利，一个是胡风。马胜利是“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他是中国企业改革的破茧之人。胡风历史评价，则寓示着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破冰之象。

       1985年7月，中国的报纸纷纷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顿时，马胜利的名字传遍全国。一年前，马胜利仅仅是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他凭自己的直觉认为：“工厂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些”。于是，向上级领导递上了一纸承包《决心书》。此前，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决定》的颁布，迅速加快了中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马承包”可以说是生逢其时。马胜利顺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后来又承包了全国一百家亏损的造纸厂，组建了“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马胜利也因此获得“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和“勇于开拓的改革者”称号。然而，由于扩张速度过快，马胜利的造纸企业集团效益出现大面积滑坡。马胜利后亦被免职。英雄迟暮，马胜利很快被人遗忘。他后来也曾开过“马胜利包子铺”，也曾与一些旧部下和几十名下岗职工搭起了一个造纸厂。但是，他终究没能再创辉煌。直到二十年后重出江湖，出任青岛双星集团副总裁兼双星马胜利造纸集团总裁。这已是后话。

       1985年6月8日，中国文坛著名的人物胡风病逝。胡风（1902～1985），按现在的评价，他是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风也因此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并株连了很多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因而成为中国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才为胡风等人恢复名誉。但是，胡风的平反，是有过程的。可以说，胡风平反，共有三次，即1980年、1986年、1988年，经历三次平反过程。其中，他去世的时候，中央对胡风的评价，在其新闻中又有新表述，中央也做出了新的评价。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又作出了《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胡风的问题，就此了结。但斯人已逝。对胡风的历史评价，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宽容与宽松，都带来正面的影响。

       这一年，中国还有两件大事，似乎都与体育有关。一是著名的“5.19”事件。曾雪麟执教的中国足球队再次出征世界杯。当时，中国队是亚洲杯亚军，拥有贾秀全、李华筠、古广明、柳海光等亚洲级球星。当时，中国队只要有小组赛的最后一战与香港队只要打平即可出线。比赛地点是北京工人体育场。结果，中国队居然以1:2 输给了成绩平平的香港队。比赛结束之后，观众压抑不住内心的悲愤，情绪激动，要求与足协对话，在场外拦截外宾、掀翻汽车，甚至殴打民警，酿成了著名的“5.19”事件。这是中国球迷的第一次球场闹事事件，著名作家刘心武和理由甚至还分别撰写了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和《倾斜的足球场》。事件的结果是，曾雪麟主动承担责任，辞去了中国队主教练的职务。

       无独有偶，十天后，英国足球流氓在布鲁塞尔闹事，酿成著名的“海瑟尔惨案”。英格兰利物浦队和意大利尤文图斯队在布鲁塞尔海瑟尔体育场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中相遇。大量的英国和意大利球迷发生冲突，大打出手，结果导致看台倒塌，当场压死39名尤文图斯球迷，并有300多人受伤。“足球流氓”一词，正式出现在诸多媒体报道之中。英国“足球流氓”也名闻天下。

       另一件事，也大抵属于体育的范畴。1985年7月24日，中国第一位漂流长江的英雄式的人物尧茂书在金沙江通伽峡遇难，他是触礁身亡的。尧茂书四川乐山人。1979年，尧茂书在美国地理杂志上，看到日本著名探险家植村直己只身探险北极和漂流亚马孙河的报道，因此萌生了一个漂流长江的设想。后又因美国探险家沃伦·肯漂流长江的消息而提前两个月开始“长漂行动”。1985年6月12日，尧茂书和他的哥哥尧茂江，到达长江源头。6月20日下午4点，尧茂书将“龙的传人号”橡皮船推下水。长漂的举动，似乎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的青年一代，也是不怕牺牲、勇于探索的无所畏惧的一代人。说来有意思，那个美国人沃伦·肯后来也来到中国，但是，在他的橡皮船被长江的激流打烂之后，他知难而退了。中国的青年人，在尧茂书的鼓励之下，付出了牺牲10人的代价，一寸不落地漂完了全部长江。当年，我曾在吴淞口，采访过那支英雄的团队。当时的悲壮与激怀，至今难忘。后来，我也采访过中国的黄漂队员，也写下了不少的文字。这些名字，我们都是应该记下的。

       尧茂书、孔志毅、杨洪林、张军、孙志岭、万明、雷志等等长漂志士；

       雷建生、郎保洛、张宁生、朱红军、杨浩、汤立波、张建安等黄漂志士。

       很多年过去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批评，依然在耳边回荡。

       1985年，中国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尽管，没有什么标志性的记号。也不是重要的年份。但这一年，是整个八十年代最具精神变革的年份。物质的满足，外界接触增多，社会文化也呈现多元态势。我们欣喜地看到：高尔夫球和保龄球也可玩了，且被承认为体育比赛项目；中国的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登上了法国的Ｔ型台……后来，外国的乐队，也被允许到中国演出，门票也达到贵的程度。

       也是那一年，我的工资似乎也长了。三位数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