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全想dac2解码器评测:转帖：“皖南事变”之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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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之前前后后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最代表事件，也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标志。这是我国高中历史教材上的记载，也是五十多年来历史教育的主流声音。可历史上皖南事变真的是国民党**蓄谋以久的事件？皖南事变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吗？皖南事变是必然发生还是偶然发生？鄙人最近做了点研究，对皖南事变有了点新的见解，希望和大家分享，同时感谢[小剑仙]提供的资料和史料线索。
看皖南事变，绝对不能孤立看，要用承上启下眼光来看。皖南事变后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要说下皖南事变只前的事情，来理清下皖南事变前，国共究竟发生了事，导致皖南事变的必然发生。
国共摩擦历来以久，从在共军进入华北以来，国共的摩擦就没有停止过。原本的国军领地，因为日本人的进攻而拱手让给共军，自然不情愿。抗战前提下也不可能公然开战，而共军也不愿意轻易交出已战之领土，那摩擦自然成了双方首选的解决方式。
1940年前，以国军地方实力派阎西山在发动的山西事变为代表，国军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由于晋军的战斗力较差，国军的主力仍以抗日为主，所以共军轻易的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
一，新四军的苏北根据地开辟与黄桥之战
在这次胜利后，中共中央对“摩擦”信心倍增。于1940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进攻的指示。”这对于华北的八路还可以向日占区发展，可长江流域的新四军要发展抗日根据地，不可避免的要进入与国军根据地接壤的地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根据指示，为执行独立自主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率所属主力北渡长江，于7月初挺进苏北。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组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第1、第2、第3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
当时，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拥有包括正规军89军和数个独立旅，及十数个地方保安团在内的近10万人。作为地方实力派，还有盘踞在泰州附近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合称“二李”，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等。
新四军一进入苏北时，韩德勤部以兴化为基地，陈泰运部以曲塘为基地盘踞在北方，而“二李”部则盘踞在南方的泰州周围。陈毅、粟裕为了不刺激中央军韩德勤部和地方实力派，选择双方地盘东边的黄桥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随即东进黄桥地区。首先攻占了早已有保安4旅驻守的黄桥，接着9月初新四军又占了保9旅防区姜堰，陈毅的借口是“切断了我军的补给线”。这个理由明显站不住脚：当时新四军的主要根据地在苏南，陈毅部队的补给大多靠南边运来，而姜堰在黄桥北面，怎么会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同时江南新四军叶飞部为了配合苏北新四军行动还在郭村打“二李”一部人马。所以新四军一进入苏北就连续攻占了两个国军驻守地，已经和国军韩德勤部结下了不可化解的矛盾！新四军攻占黄桥和姜堰是黄桥之战的最重要原因。
8月，为策应新四军发展苏北，八路军第5纵队东进淮（阴）海（州）地区，形成南北配合、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态势。
韩德勤作为中央军，自然不能容忍新四军在苏北坐大。9月初韩德勤令其主力第89军（辖第33、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共1.5万余人为中路军，从海安、曲塘一线进攻黄桥；李明扬、陈泰运部为右路军，5个保安旅为左路军，向黄桥两翼夹击，其进攻总兵力达26个团3万余人，企图于黄桥地区聚歼新四军苏北部队。面对此种情况下，新四军只有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则以新四军必须先退出姜堰为谈判条件。新四军迫不得已同意，让出姜堰。但陈毅、粟裕耍了个手段，点名压迫李明扬、李长江部接防，还主动送给陈泰运部分枪械，进尔使两只地方派和中央军韩德勤有隙。
10月4日，韩德勤率领各部对黄桥附近的新四军展开攻击，但由于企图坐收渔利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和陈泰运部都是只问战况，而没有任何行动，加上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赶到，韩德勤部的攻击最后以失败告终。
黄桥之战，起因是新四军未听国防部命令北上，而是进入苏北，攻占国军游击区地盘，导致国军的报复性攻击。但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加上八路军的配合，国军内部不团结，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役，国军韩德勤部损失1.1万余人，其中俘3800余名。黄桥战役的胜利，保证了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同时也极大的刺激了新四军的胃口，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曹甸战役的发生。
黄桥之战各有责任，但最基本的是国共都没站在民族大义上认真对待抗日的问题。
据驻守泰兴附近的日军记载：忽闻黄桥方向枪炮声大做，随集合部队开赴黄桥，目所见皆中国军队交火。于是日军一边吃东西一边看国共的摩擦，然后战役结束，日本兴高采烈的回到营地。
从韩德勤的电文看，更令人咋舌的是，当时竟有日军策应新四军的行动。
韩德勤的电文：“明煇曾給我說過，5師和國軍還有日軍玩三國遊戲，國軍打5師，5師要是抵抗不住，就往日軍地盤跑，國軍就不敢深入；反之亦然.日軍也常常挑動一方打另一方，暗中使壞。”
二，曹甸战役
由于受到挫折，韩德勤部不得不与新四军签定类似停火协议——“韩部驻守海安、曲塘、姜堰一线不南下，新四军东进部队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之线不北上。静候上峰裁断！”
但在黄桥之战后，新四军扩大了根据地，歼灭大量国军，充实了装备，士气大振。受此胜利刺激，中共中央有一种极度乐观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刘少奇的战略眼光，在国共摩擦中要占据主动关键是“有理、有理、有节”！而刘辞职则只顾“利”，忘了“理、节”！甚至还有消除韩德勤这个绊脚石，打通苏北与苏中的联系，形成统一的华中根据地的计划。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1月29日集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第2纵队和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共10个团，对宝应县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发起攻击。先扫清外围，予其重大杀伤。12月13日对曹甸发起总攻，由于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经验，而且协同不够，攻而未克。此次战役历时18天，歼其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伤亡2000余人。
如果说陈粟在黄桥打韩德勤还能够算是自卫行动，可集中优势兵力打兴化、曹甸明显不占道义优势了，反而有仗势欺人的味道了！黄桥虽是取自韩部，但时候双方还是达成了“谅解”，而且在两次打退韩部第一次攻击后，新四军还一度攻克姜堰，后又有为顾全“理、节”，退出姜堰的举动，表达了不愿冲突的“诚意”，博得多方同情。曹甸战役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而是新四军主动、企图全面消灭抗日友军，对此黄克诚部不满，脱离指挥。庐山会议后，成了黄的罪名，批评黄；“由于黄的右倾保守，使得战役目的未能圆满达成。”
三，皖南事变的最终促成
国民**对于新四军进入苏北的第一反应，是7月16日制定了中央提示案，内容主要是以国防部的名义命令新四军江南的主力及其军部和刚入苏北的陈毅、粟裕部开拔去华北对日作战。这是首次国民**对于处理长江流域共军的指示。
这个中央提示案一直都被认为是蒋公预谋消灭新四军的证据，可此时蒋公只想用行政命令解决新四军入苏北的问题，而没有任何武力消灭的意思和想法。蒋要是早有消灭江南中共武力的打算,何必给那几支游击队一个军的编制番号,然后每月花上十几军饷养着他们,直到10月份以前军饷一直照付。而新四军属于国军编制，应该服从国防部的命令，新四军拿的是国军的军饷，却不听调遣，擅自脱离与日军接触，进入友军游击区，并发生火并事件。
由于黄桥之战和曹甸战役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蒋公下定决心用武力消灭新四军。从1940年12月3日至10日，何应钦、徐永昌、蒋介石等人的函件、签呈、电令可以证明。但是，对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则是早源于11月14日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中的一项，但是关于何时发动、如何发动没有明确规定。韩德勤部的不断告急，促使蒋下了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决心……
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函件
1940年12月3日
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
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本案请照上意速签呈
委座核示
徐永昌关于规定北移路线及“解决”江南新四军致蒋介石签呈
1940年12月4日
为苏北新四军继续向韩德勒部猛攻通拟处置办法呈核：
一、韩德勤（11月30日）电称：二十九日淮安、宝应、临泽之敌与保7团及33师等部激战，有犯兴化企图。三十日东台匪伪三团向我保6团猛犯，盐城匪伪五千余向兴化北的89军徐旅进攻，另一部与我保3团、10团激战中；我各部均伤亡甚大，弹药消耗殆尽。查敌匪东西策应，相互夹击，断难维持。拟报89军主力112霍守义师、李明扬、陈泰运各部分向盐城、海安出击，作死中求生之计。务恳速派大军增援，派机送款、弹以挽危局等情。
二拟办意见：
1．拟令汤恩伯即日率部东进，并请将前次签呈之剿灭匪伪计划早次[日]核准办令。
2．汤部东进仍恐缓不济急，故对江南之新四军拟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顾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
3.如若江北匪伪竟敢出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匹立即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
4.派机救接济一项已今军政部速办。
右拟是否有当，敬乞
核示祝遵。 谨呈
总长何
委员长蒋
蒋批
1．已批。
2．照办。
3.可。
4.可。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电文
1940年12月10日
特急。上饶顾长官：A密，(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三)右二项仰即遭办具报为要。中。灰酉令(游印)。
徐永昌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及歼灭江南新四军致蒋介石签呈
1940年12月10日
签呈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事因：为使各部按照预定计划准备，不致受匪伪各个击破，拟即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以命令下达，并今第三战区届时彻底扫荡江南匪军由。
一、十一月十四日拟呈之“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奉钧座十二月七日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等因：自应遵办。惟查展缓期限为十二月卅一日止。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迟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因汤部尚在平汉以西，其他李品仙、孙桐萱各部，均在原防末动，即到达预定之地点亦须相当时日。又苏北匪军现已先发制人。为避免国军被其各个击破，及声援鲁苏，立于主动地位计，均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计现在下令至实施扫荡，进入鲁苏时机，当在十二月底以后，与先期下达
命令断无抵触也。
二、观察江南新四军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右，且现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仍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十二月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右二项是否可行，仍乞
钓裁示遵。谨呈
总长何 转呈
委员长蒋
项英在苏北打响后曾向中央表示，担心江南新四军遭到报复,但是毛和刘不以为然,认为蒋只会瞎喊,不敢真打,结果自酿苦果。同时，刘少奇甚至认为，即使国军有可能向新四军江南军部发动攻击，新四军主力也能突围到大别山进行游击。
所以1940年11月24日，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但12月25日，毛泽东发的通报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
从毛、刘黄桥之战前后给华中指挥部的电文看，当时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在争取不伤及皖南、苏南、豫皖苏等根据地的情况下先吃掉韩德勤部。同时认为国军不敢玩大的，大概是让黄桥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才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搞“摩擦”。当时，全党上下都有轻敌思想，把项英拉来当替罪羊是说不过去的。
从7月16日中央提示案，到国军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中间相隔近4个月。如果说下定决心、图上作业时间想必无须这么长时间。最可能的是蒋公起初没有武力消灭新四军的意图，只想“请”走新四军，可惜黄桥和曹甸打的韩德勤太疼了，在形式紧急的情况下，为防止江南新四军北上支援苏北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方制定了武力解决江南新四军的计划。
而中共因为黄桥和曹甸两战的大胜，冲昏头脑，甚至想在一定情况下吃掉韩德勤部，把华中华东根据地打成一片。可惜最后的结果是，苏北没有解决韩德勤，江南却折损了新四军军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人把“百团大战”与皖南事变联系在一起，难道不明白党中央1940年以来错误指挥新四军，在苏北乱来才是皖南的导火线！
所以说皖南事变虽发生在江南，但其根子还是在江北。在苏北韩德勤万分告急的情况下，国民**停发了新四军的粮饷，接着“彻底解决”计划正式实施。同时以国防部的名义，下达：新四军由原驻地渡江北上，然后调集7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进入埋伏区。而中共却错误认为，即使打起来，叶、项也能成功逃脱，所以同意国军提出的又原驻地北渡长江的计划，一方面是自信，另一方面，也有声东击西的可能——中共也是想利用江南新四军军部服从国民**命令的假象来麻痹国军，让江北的陈毅、粟裕部能顺利完成歼灭韩德勤部，扩大根据地的任务。
综上资料，皖南事变自从新四军违背国府命令擅自进入苏北开始，就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而对蒋公来说一直没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至少在11月曹甸战役之前，尚未下定决心，只是曹甸战役吃紧，迫使国民**停饷、停粮，并最后选择武力解决。而中共的自信和自作聪明也一步步断送了江南新四军主力和军部的前途。
当新四军遭到伏击时，为了救叶、项，中共甚至还打算让苏北新四军包围韩德勤，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以此作为要挟。真是越打越大了，只是叶、项部被消灭的太快，没来及实施罢了
国府电文中，敌既日本，匪伪既共军。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最代表事件，也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标志。这是我国高中历史教材上的记载，也是五十多年来历史教育的主流声音。可历史上皖南事变真的是国民党**蓄谋以久的事件？皖南事变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吗？皖南事变是必然发生还是偶然发生？鄙人最近做了点研究，对皖南事变有了点新的见解，希望和大家分享，同时感谢[小剑仙]提供的资料和史料线索。
看皖南事变，绝对不能孤立看，要用承上启下眼光来看。皖南事变后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要说下皖南事变只前的事情，来理清下皖南事变前，国共究竟发生了事，导致皖南事变的必然发生。
国共摩擦历来以久，从在共军进入华北以来，国共的摩擦就没有停止过。原本的国军领地，因为日本人的进攻而拱手让给共军，自然不情愿。抗战前提下也不可能公然开战，而共军也不愿意轻易交出已战之领土，那摩擦自然成了双方首选的解决方式。
1940年前，以国军地方实力派阎西山在发动的山西事变为代表，国军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由于晋军的战斗力较差，国军的主力仍以抗日为主，所以共军轻易的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
一，新四军的苏北根据地开辟与黄桥之战
在这次胜利后，中共中央对“摩擦”信心倍增。于1940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进攻的指示。”这对于华北的八路还可以向日占区发展，可长江流域的新四军要发展抗日根据地，不可避免的要进入与国军根据地接壤的地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根据指示，为执行独立自主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率所属主力北渡长江，于7月初挺进苏北。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组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第1、第2、第3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
当时，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拥有包括正规军89军和数个独立旅，及十数个地方保安团在内的近10万人。作为地方实力派，还有盘踞在泰州附近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合称“二李”，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等。
新四军一进入苏北时，韩德勤部以兴化为基地，陈泰运部以曲塘为基地盘踞在北方，而“二李”部则盘踞在南方的泰州周围。陈毅、粟裕为了不刺激中央军韩德勤部和地方实力派，选择双方地盘东边的黄桥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随即东进黄桥地区。首先攻占了早已有保安4旅驻守的黄桥，接着9月初新四军又占了保9旅防区姜堰，陈毅的借口是“切断了我军的补给线”。这个理由明显站不住脚：当时新四军的主要根据地在苏南，陈毅部队的补给大多靠南边运来，而姜堰在黄桥北面，怎么会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同时江南新四军叶飞部为了配合苏北新四军行动还在郭村打“二李”一部人马。所以新四军一进入苏北就连续攻占了两个国军驻守地，已经和国军韩德勤部结下了不可化解的矛盾！新四军攻占黄桥和姜堰是黄桥之战的最重要原因。
8月，为策应新四军发展苏北，八路军第5纵队东进淮（阴）海（州）地区，形成南北配合、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态势。
韩德勤作为中央军，自然不能容忍新四军在苏北坐大。9月初韩德勤令其主力第89军（辖第33、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共1.5万余人为中路军，从海安、曲塘一线进攻黄桥；李明扬、陈泰运部为右路军，5个保安旅为左路军，向黄桥两翼夹击，其进攻总兵力达26个团3万余人，企图于黄桥地区聚歼新四军苏北部队。面对此种情况下，新四军只有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则以新四军必须先退出姜堰为谈判条件。新四军迫不得已同意，让出姜堰。但陈毅、粟裕耍了个手段，点名压迫李明扬、李长江部接防，还主动送给陈泰运部分枪械，进尔使两只地方派和中央军韩德勤有隙。
10月4日，韩德勤率领各部对黄桥附近的新四军展开攻击，但由于企图坐收渔利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和陈泰运部都是只问战况，而没有任何行动，加上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赶到，韩德勤部的攻击最后以失败告终。
黄桥之战，起因是新四军未听国防部命令北上，而是进入苏北，攻占国军游击区地盘，导致国军的报复性攻击。但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加上八路军的配合，国军内部不团结，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役，国军韩德勤部损失1.1万余人，其中俘3800余名。黄桥战役的胜利，保证了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同时也极大的刺激了新四军的胃口，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曹甸战役的发生。
黄桥之战各有责任，但最基本的是国共都没站在民族大义上认真对待抗日的问题。
据驻守泰兴附近的日军记载：忽闻黄桥方向枪炮声大做，随集合部队开赴黄桥，目所见皆中国军队交火。于是日军一边吃东西一边看国共的摩擦，然后战役结束，日本兴高采烈的回到营地。
从韩德勤的电文看，更令人咋舌的是，当时竟有日军策应新四军的行动。
韩德勤的电文：“明煇曾給我說過，5師和國軍還有日軍玩三國遊戲，國軍打5師，5師要是抵抗不住，就往日軍地盤跑，國軍就不敢深入；反之亦然.日軍也常常挑動一方打另一方，暗中使壞。”
二，曹甸战役
由于受到挫折，韩德勤部不得不与新四军签定类似停火协议——“韩部驻守海安、曲塘、姜堰一线不南下，新四军东进部队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之线不北上。静候上峰裁断！”
但在黄桥之战后，新四军扩大了根据地，歼灭大量国军，充实了装备，士气大振。受此胜利刺激，中共中央有一种极度乐观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刘少奇的战略眼光，在国共摩擦中要占据主动关键是“有理、有理、有节”！而刘辞职则只顾“利”，忘了“理、节”！甚至还有消除韩德勤这个绊脚石，打通苏北与苏中的联系，形成统一的华中根据地的计划。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1月29日集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第2纵队和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共10个团，对宝应县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发起攻击。先扫清外围，予其重大杀伤。12月13日对曹甸发起总攻，由于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经验，而且协同不够，攻而未克。此次战役历时18天，歼其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伤亡2000余人。
如果说陈粟在黄桥打韩德勤还能够算是自卫行动，可集中优势兵力打兴化、曹甸明显不占道义优势了，反而有仗势欺人的味道了！黄桥虽是取自韩部，但时候双方还是达成了“谅解”，而且在两次打退韩部第一次攻击后，新四军还一度攻克姜堰，后又有为顾全“理、节”，退出姜堰的举动，表达了不愿冲突的“诚意”，博得多方同情。曹甸战役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而是新四军主动、企图全面消灭抗日友军，对此黄克诚部不满，脱离指挥。庐山会议后，成了黄的罪名，批评黄；“由于黄的右倾保守，使得战役目的未能圆满达成。”
三，皖南事变的最终促成
国民**对于新四军进入苏北的第一反应，是7月16日制定了中央提示案，内容主要是以国防部的名义命令新四军江南的主力及其军部和刚入苏北的陈毅、粟裕部开拔去华北对日作战。这是首次国民**对于处理长江流域共军的指示。
这个中央提示案一直都被认为是蒋公预谋消灭新四军的证据，可此时蒋公只想用行政命令解决新四军入苏北的问题，而没有任何武力消灭的意思和想法。蒋要是早有消灭江南中共武力的打算,何必给那几支游击队一个军的编制番号,然后每月花上十几军饷养着他们,直到10月份以前军饷一直照付。而新四军属于国军编制，应该服从国防部的命令，新四军拿的是国军的军饷，却不听调遣，擅自脱离与日军接触，进入友军游击区，并发生火并事件。
由于黄桥之战和曹甸战役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蒋公下定决心用武力消灭新四军。从1940年12月3日至10日，何应钦、徐永昌、蒋介石等人的函件、签呈、电令可以证明。但是，对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则是早源于11月14日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中的一项，但是关于何时发动、如何发动没有明确规定。韩德勤部的不断告急，促使蒋下了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决心……
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函件
1940年12月3日
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
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本案请照上意速签呈
委座核示
徐永昌关于规定北移路线及“解决”江南新四军致蒋介石签呈
1940年12月4日
为苏北新四军继续向韩德勒部猛攻通拟处置办法呈核：
一、韩德勤（11月30日）电称：二十九日淮安、宝应、临泽之敌与保7团及33师等部激战，有犯兴化企图。三十日东台匪伪三团向我保6团猛犯，盐城匪伪五千余向兴化北的89军徐旅进攻，另一部与我保3团、10团激战中；我各部均伤亡甚大，弹药消耗殆尽。查敌匪东西策应，相互夹击，断难维持。拟报89军主力112霍守义师、李明扬、陈泰运各部分向盐城、海安出击，作死中求生之计。务恳速派大军增援，派机送款、弹以挽危局等情。
二拟办意见：
1．拟令汤恩伯即日率部东进，并请将前次签呈之剿灭匪伪计划早次[日]核准办令。
2．汤部东进仍恐缓不济急，故对江南之新四军拟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顾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
3.如若江北匪伪竟敢出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匹立即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
4.派机救接济一项已今军政部速办。
右拟是否有当，敬乞
核示祝遵。 谨呈
总长何
委员长蒋
蒋批
1．已批。
2．照办。
3.可。
4.可。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电文
1940年12月10日
特急。上饶顾长官：A密，(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三)右二项仰即遭办具报为要。中。灰酉令(游印)。
徐永昌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及歼灭江南新四军致蒋介石签呈
1940年12月10日
签呈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事因：为使各部按照预定计划准备，不致受匪伪各个击破，拟即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以命令下达，并今第三战区届时彻底扫荡江南匪军由。
一、十一月十四日拟呈之“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奉钧座十二月七日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等因：自应遵办。惟查展缓期限为十二月卅一日止。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迟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因汤部尚在平汉以西，其他李品仙、孙桐萱各部，均在原防末动，即到达预定之地点亦须相当时日。又苏北匪军现已先发制人。为避免国军被其各个击破，及声援鲁苏，立于主动地位计，均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计现在下令至实施扫荡，进入鲁苏时机，当在十二月底以后，与先期下达
命令断无抵触也。
二、观察江南新四军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右，且现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仍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十二月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右二项是否可行，仍乞
钓裁示遵。谨呈
总长何 转呈
委员长蒋
项英在苏北打响后曾向中央表示，担心江南新四军遭到报复,但是毛和刘不以为然,认为蒋只会瞎喊,不敢真打,结果自酿苦果。同时，刘少奇甚至认为，即使国军有可能向新四军江南军部发动攻击，新四军主力也能突围到大别山进行游击。
所以1940年11月24日，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但12月25日，毛泽东发的通报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
从毛、刘黄桥之战前后给华中指挥部的电文看，当时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在争取不伤及皖南、苏南、豫皖苏等根据地的情况下先吃掉韩德勤部。同时认为国军不敢玩大的，大概是让黄桥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才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搞“摩擦”。当时，全党上下都有轻敌思想，把项英拉来当替罪羊是说不过去的。
从7月16日中央提示案，到国军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中间相隔近4个月。如果说下定决心、图上作业时间想必无须这么长时间。最可能的是蒋公起初没有武力消灭新四军的意图，只想“请”走新四军，可惜黄桥和曹甸打的韩德勤太疼了，在形式紧急的情况下，为防止江南新四军北上支援苏北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方制定了武力解决江南新四军的计划。
而中共因为黄桥和曹甸两战的大胜，冲昏头脑，甚至想在一定情况下吃掉韩德勤部，把华中华东根据地打成一片。可惜最后的结果是，苏北没有解决韩德勤，江南却折损了新四军军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人把“百团大战”与皖南事变联系在一起，难道不明白党中央1940年以来错误指挥新四军，在苏北乱来才是皖南的导火线！
所以说皖南事变虽发生在江南，但其根子还是在江北。在苏北韩德勤万分告急的情况下，国民**停发了新四军的粮饷，接着“彻底解决”计划正式实施。同时以国防部的名义，下达：新四军由原驻地渡江北上，然后调集7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进入埋伏区。而中共却错误认为，即使打起来，叶、项也能成功逃脱，所以同意国军提出的又原驻地北渡长江的计划，一方面是自信，另一方面，也有声东击西的可能——中共也是想利用江南新四军军部服从国民**命令的假象来麻痹国军，让江北的陈毅、粟裕部能顺利完成歼灭韩德勤部，扩大根据地的任务。
综上资料，皖南事变自从新四军违背国府命令擅自进入苏北开始，就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而对蒋公来说一直没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至少在11月曹甸战役之前，尚未下定决心，只是曹甸战役吃紧，迫使国民**停饷、停粮，并最后选择武力解决。而中共的自信和自作聪明也一步步断送了江南新四军主力和军部的前途。
当新四军遭到伏击时，为了救叶、项，中共甚至还打算让苏北新四军包围韩德勤，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以此作为要挟。真是越打越大了，只是叶、项部被消灭的太快，没来及实施罢了
国府电文中，敌既日本，匪伪既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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