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机器:那份肉真地是越看越瘦

那份肉真地是越看越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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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乡下学校和城里不一样，一年总共要放三个假，麦假、秋假、年假。每逢中秋节生产队分肉，正好赶在秋假里。我从早到晚地和大人们一起忙活计，在田间地头上，提前几天就听到社员们议论生产队准备杀猪分肉的事。所以，每次分肉时不等生产队的钟敲响，我就早早去分肉了。

　　生产队分肉一般都是在旧历八月十四日或者更前一天的中午。想必是那天早晨生产队长就告诉张靴儿爷要杀哪几头猪，并留下几个壮汉帮着他打下手，在其他社员们下地的时候，他们就把生猪捉住捆上，杀死剔光，砍下猪头，开肠破肚，然后收拾好红白下水，把整头猪从中间劈开，等大家吃完午饭来到大槽时，早晨的活猪早就变成一扇扇白条摆在案板上边了。

　　生产队分肉绝对讲究公平。何谓公平？就是要肥瘦搭配。由于家乡父老长年累月也见不着肉腥，家家户户都想分些肥肉回家耗油，对瘦肉全不在意。换句话说，也就是务必要把肥肉分得公平。为确保公平，生产队的措施非常得力。一是加强领导。包队委员、生产队长、贫协代表、民兵排长、小队会计、仓库保管等等生产队所有管事的一齐参与。二是民主评议。每当把肉分出份来，上述参加分肉的领导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力，大家根据肥肉多少酌情增减，直到大家认可。三是编号抓阄儿。为了避免掺进人情面子，张靴儿爷和下手们依次把人口相同家庭的肉分成若干等份，然后抓阄儿。比如，全队五口之家共有五户，就把五份相同的肉编成五个号，人们抓上哪份算哪份。万一对自家分的肉不满意，那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感叹自己手气臭罢了。

　　即使是这样，每年都要有人会突然跳出来大喝一声：“不公平！”而且连续几年都是从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包队委员－翰林院的双伏哥。

　　那时双伏哥有四十岁左右，是二队的包队委员。他中学毕业在县城上过班，后来因为家庭负担太重就回生产队当社员了。他大概兄弟三人，排行老三，因为翰林院的兄弟都叫他三哥，听说二哥在内蒙古的一个旗里当书记，但从没见回来过。至于大哥在哪儿上班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记事时，他家只有他一个整劳力，上有父母，父亲是个退休工人，半身不遂；中有爱人，和我妈一起在大队缝纫社上班；下边有三女、一男，之前还养过两个侄女，不知是他大哥还二哥家的，抑或是大哥二哥一家一个。

　　双伏哥长得除了不够黝黑，有点象白面书生，其它和家乡的汉子无异，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不信天下还有干不成的事。有文化，有头脑，有力气并且舍得出来。他和一父辈打赌，把满满一车山药从堤跟推到堤顶上去。更重要的是他看直理，说直理，一事当前向理不向人。这可能是他先当小队会计再当大队委员的根本原因。因为乡亲们信服他。当然，双伏哥家日子过得也很紧巴，我曾亲见他辍耕之垅上，感慨万千：把老腌咸菜条洗干净，再加点酱油就饽饽吃，真的是好香呀！

　　包队委员到底是个什么官？我看可以理解成毛主席之于井冈山。队长虽贵为一队之长，关键时候也要听包队委员的，因为包队委员是大队派来的，是领导，是上级，谁不懂下级服从上级呢？

　　那时双伏哥家到底几口人已记不清楚了，反正属人口多的那一类。当分到他家那一组时，先是抓阄儿，作为分肉领导的双伏哥在别人的推让下先抓一个阄儿打开，再吔斜一眼案子上的肉。这时，别人还没抓完抑或是抓完还未及打开阄儿呢。

　　蓦地，双伏哥大喊一声：先别动！然后指着一份肉说，这份肉太瘦了！大家都看看，都来看看。这份肉除了一层肉皮是白色，整份肉还有一点儿白的意思吗？我寻思着是不该说话了，可实在憋不住。头年吧也是这情况，我就嚷了一回。今年真的是不该再说了，可是，不说不行，这份肉搁我身上了，我还能说句话，要是搁别的社员身上，还有一点公平吗？

　　那时，由于我家人口少，我早就把肉分好拎在手上了。之所以赖着不回家，是在等抓那便宜的下水和猪头、猪蹄。听双伏哥一嚷，不由不认真端详起这几份肉来。乍一看时，感觉那份肉没有什么不同，和别的肉是一样，不然，那些委员、队长、代表、会计、保管都是干什么吃的！双伏哥你是干什么吃的！觉得双伏哥这人太自私，因为自己是包队委员就不讲道理，胡搅蛮缠。可是，随着双伏哥滔滔不绝地讲来，再看那份肉还真是有点瘦了，双伏哥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再后来，越看这份肉越瘦，真地弄回家去，实在也耗不出什么油来。不公平！这几份肉得重新分一回。

　　可能我所有的父老乡亲和我想法是一样的，先是詑异，再是犹豫，然后非常肯定地同意了重新分那几份肉。双伏哥也就非常不好意思地把除去一些瘦肉增加一些肥肉的肉拎在自己手中，那神情，感觉万分对不起父老乡亲。再后来我想，如果叫全体社员认真端详任何一份肉，其实都是越看越感觉瘦的，因为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对肥肉的欲望，而欲壑是难以填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