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伯努利定律应用:高饶反党同盟」真相 [向德]（转载） 08.02.02 from 鑫子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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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德 「高饶反党同盟」真相 本文作者向德先生在大陆「解放」前就从事「民主运动」工作，「解放」以後，曾在中共政权统治下生活过一段长时期，他的「身份」，按照中共的称呼，是「民主党派领导人」、「民族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作者和中共显要、「民主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都有密切的交往和接触，对中共政情，耳闻目睹，知之甚稔。作者於数年前来港後即弃政从商，近应本刊特约撰稿，本文是关於高岗、饶漱石反党同盟内幕的第一手报道。 ——编者
一九五五年三月廿一日至三月卅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通过关於高岗、饶漱石反党同盟的决议。高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此会议中，不但被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逐出，而且被开除党籍，这样令人震惊的决定与处分，在「人民日报」其後公布出来的内容，却是一贯地空泛而不具体，关心而肯於研究的人们，可能从中嗅出某些严重的党内斗争与倾轧的气息，但又无法揣知其中内情；事实上那次事件曾通过党的秘密会议方式，向党的高级干部与极少数民主党派的领导干部宣布出来。当时，笔者忝属後者，正在上海，市长陈毅即在私交上亦常相往还（陈毅当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饶漱石任第一书记）。关於饶陈斗争，外间本就传说甚盛。在报张正式公布此项消息数日後，笔者接到华东局的通知，着於次日赴会听取陈毅的「关於高饶反党同盟的报告」。陈毅的报告，笔者印象最深，这不仅是由於彼此时相往还，主要是由於陈毅确有点文人气质，不打官腔，不喊教条；他报告时全是四川摆龙门阵的派头，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我们常可由陈毅的「顺口溜」中，发现不少问题；他一口四川官话，又比一般山东干部的演讲来得动听。而那次报告，又是秘密进行的——以後也不会再对外间宣布。其中有一部份是陈毅如何对待其政敌饶漱石的内幕资料，所以我细心默记，直到今日，印象犹新。乃为文忆述，以供关心中共政情的人士参考。
（一）我所知道的高岗、饶漱石
中共中央领袖中，高、饶无疑都是卓越人物。高岗最初在中共最高级领导层中，排名也许应仅次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而应该名列第五。由於他过去对共党军事、政治与经济的伟大贡献，再加上毛泽东曾在一次集会中公开赞扬他说：「我党中，只有高岗同志是永远不犯错误的！」因此，高岗之在中共一般干部心目中有崇高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
高岗，陕西人，身材颀长，满脸大麻，党内称为高麻子，勤於任事，木讷於言。据传生於一八九二年，青年时曾在延安国民党县党部服务。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後，投归陕北刘子丹，一九三四年，刘子丹被杀後，他统率刘子丹部队，并逐渐扩展占领地，而成为共党的陕甘宁边区。一九三五年，毛泽东自江西瑞金突围，历经各省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逃至陕北，乃与高岗部队合流，後复以延安为总部。
陕北一带地处贫瘠，毛泽东及其残部喘息未定，衣食维艰。经济乃由高岗负责，陈云副之。不久之後，陕北居然有土布、粗布供共干穿用，有粗粮供共军食用，毛、朱於是乃得站定脚跟，徐图发展。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国府收复东北，共干乘机纷纷由烟台乘小舟横越勃海湾而在大连登陆，延安方面则派遣十七名领导干部至东北从事「叛乱」，并接收伪满洲国军队，这十七人中，为首的就是林彪、彭真、高岗、李富春等四人。林彪统率军队，其後改编为第四野战军。
高岗的军事天才，当时表现出来了。一九四六年五月，第一次四平街之役是决定性的战役。四野第一政委为彭真，高岗任第三政委，国军守将为陈明仁将军，彭真主张硬攻，高岗反对，结果采用彭真的计划，不出高岗所料，此役共军损失惨重，大败而逃。於是彭真被召回延安，而由高岗接任。第二次四平街之役，即用高岗之计划而奏肤功。其後，林彪率四野入关，高岗遂成为东北的巨人。高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中央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九五四年九月复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但好景不常，六个月後，这位被称为「永远不犯错误的同志」，却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从三十三天被打下十八层地狱了。
饶漱石，我对他更不陌生。上海「解放」後，饶一身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数职，在华东地区可说是党、政、军一把抓，亦可见中共中央对他宠信之殷了。上海虽属中央直辖市，但由於华东局与华东军委会均设置於上海，由於饶漱石与陈毅之间的斗争，陈毅市长的若干措施就不可避免地受到饶漱石主席的掣肘，逼得陈毅大部份时间驻南京，对外宣称是专心训练「三野」，准备「解放台湾」；饶漱石反而长驻上海，以主席身份常与各界接触。在各种集会中，我们有很多机会见到饶漱石，而代表上海市长陈毅出席的，却是第一副市长潘汉年。
饶漱石是南昌人，说的一口江西官话，矮胖胖的身材，穿着笔挺的黄色军装，面上常露微笑，但会在一秒钟之间骤然改容，变得非常严肃。谈吐迟缓而慎重，一派深思远虑的神情。开座谈会时，桌上备有上等的「双喜牌」香烟，但饶漱石从不取用，总是从口袋取出金色的打火机和自备的进口货香烟来吸，毫不理会座上别人诧异的脸色。饶的谈吐毫不风趣，但相当坦率。例如有一次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饶召集民主党派领袖谈话，笔者也出席了。饶说：「谈到思想改造，各位同志当中可能不同意，可能心里在说：『思想怎样能改造呢？』可是，各位要知道历代王朝统治天下以後，没有一个不是要求他的臣民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这就得思想改造。比方说，封建帝王用孔孟之道来巩固他们的阶级利益，就要大家读四书五经，这就是思想改造，就得考秀才、考举人，只不过嘴里不说出『改造』这名词罢了。我们共产党现在解放了全中国，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我们要求全国人民都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包括民主党派在内。因此定要先改造成无产阶级才行，而且我们共产党人一向坦白，我们就干脆说出各位必须改造，不像历代帝王那样扭扭捏捏地不好意思讲出来……。」饶的话看来似乎不无理由，当时我想，我们的思想，当然没有「改造」好，但饶书记的思想是否又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化了呢？事实当然不是如此。饶漱石在学生时代即於上海参加共产党。自法国留学归来後，即成为工人运动的煸动者，被派赴上海地区工作。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在苏俄协助下，逃至美国，其後即在美国、英国与欧洲若干国家展转留学，而於一九三五年归国，继续为共党从事地下活动。
一九四○年，新四军在苏北向国军发动攻击，国军还击之下，枪杀了副军长项英，生擒军长叶挺，新四军於是改组，陈毅以第一纵队长接替叶挺任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刘调返延安後，即由饶接任新四军政委。抗战胜利後，军调小组成立，饶代表中共参加军调小组，施用拖延战术，致使国军坐失良机。中共由是坐大，整个大陆由是易手，就中共的立场说，饶的「贡献」无疑是很大的。大陆易手後，饶即成为「华东王」，一九五三年，并奉召至北京，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组织部长是仅次於总书记的重要职位，而且在职权上可能更重要些，因为超过一千万名的中共党员的升降调配，皆握在组织部的手中。饶以为既身在中央，复遥领华东，这一来必大大有所作为了，又岂知事与愿违，旦夕祸生呀！
（二）陈毅的报告
陈毅的报告是在海格路福煦路口、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的一间小型会议室举行的。市委会的大门，恰好斜对着静安公墓（旧名外国坟山），我每次到市委员会，回头一望，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报告规定早晨八时开始，我於七点半稍後即到场。已有人在座，稍後又陆续来了一些人。他们是「国民党革新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致公党」等八个所谓「民主党派」的上海市负责干部，还有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总共三、四十人左右。大家见了面，打过招呼，就各自坐下，静候开会。大家也不大说话，而每个人都知道，在这种严重的场合，确是少开尊口为妙。
陈毅於八时前数分莅临。报告准八时开始，他穿着一件黄色的解放军服，领口敞开，神情严肃而略显兴奋，并未携带公事包，空手就座，於是我们知道今天所听到的，决非印就的教条，定有若干「即兴」的「内里文章」可听了。
（三）高饶的「罪行」
以下是陈毅那次讲话的概要。
……我党中央全会这次揭发的高饶反党同盟是我党一个重大胜利。各位不可以把共产党员想像成为毫无缺点的神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党员固然都无可避免地受到马列思想的薰陶和改造，可是，很多党员出身是旧军阀、地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出身。所受的教育，也许是封建的，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等等。党员们的亲戚朋友更有许多是各色各样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样，每个党员，勿论他的地位多么高，都必需无时无刻在新与旧、进步与落後、革命与反动的各思想王国之间进行斗争。这些旧的思想是很顽固的，一不小心，新的思想阵地就被占领。镜上的灰尘越积越厚，最後镜子本身就变质了。人是随时变化的，今天落後而加强了改造，明天就会进步了。自以为进步，放松了改造，也许明天就落後了；再不改，甚至就反动了。共产党员也是人，而且就是些普通的人，没有什么稀奇，就是最革命的也曾蜕化成为反革命。陈公博、周佛海还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为什么会变成汉奸呢？他们的出身、教育自然影响了他们，但长期不注意检查，不改造自己的思想，就出问题了。就算出身工农阶级的，如果不随时注意打扫思想上的灰尘，也会堕落变质的。三反运动中，枪毙的天津市委书记张青山、刘子善都是农民出身，是老党员，就是外面侵袭而来的非无产阶级灰尘太多，又根本不打扫，以致犯了严重错误，毛主席只好把他们毙了。地位越高的，没有什么人敢劝他，有了错误就愈难得改，因此就愈犯愈大，以致不可收拾。一九四二年开始，我党虽然展开了不断的整风，可是掌握整风的，自然是党的高级领导人，是整别人的，也许整好了别人，自己却原封未动。做到高级领导人，自然对党立了大功，即使有些缺点，可能也不大好去挖根，再加上自从抗战以来，一直到解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每个领导人都一天比一天忙，也的确很少时间去检查一下自己究竟有多大的缺点、多大的错误，等到大错铸成，再来检查已经来不及了，何况他们还始终自以为是，拒不承认错误，不肯检查呢？
今天要讲的高岗和饶漱石就是典型的例子。
高岗、饶漱石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饶漱石在华东这么多年，各位同志更加熟悉。怎么忽然就变成反党分子了呢？也许有人要大吃一惊，心里会想：「这样高级的老共产党员怎么会反起党来呢？很奇怪！」可是我看一点都不奇怪。共产党内不发生这种事情才算奇怪。这类反党事件，可能以後还会发生。就拿我来说，我是共产党员，地位也还不低，可是我还是相信孔子的道理，羡慕诗人的生活，喜欢和大家天南地北的聊天……。这些与马列思想都不大对头的，当然我也没有改造完好，自然我也不断在改，如果不改，也许有一天，各位会看见报上登出来「陈毅已被开除党籍」。如果有这一天，大家千万别奇怪，也别惋惜，因为我没有改造好，是咎由自取。这是很平常的。因为前面我已说过，共产党员是人，不过是普通的阶级社会中一个人。如果说他有那点和普通人不同，那就是他认识到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认识到需要改造，并且实地去不断改造。
我必须说，高岗和饶漱石对我党是有过不同程度贡献的。他们被这些「贡献」——其实是作为一个党员对党应尽的义务，根本不值得吹嘘的——冲昏了头脑，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谁也无奈我何，於是越作越错，而且不认错、不改，以致落到今天的结局。
高饶的罪行是很严重的。
高岗的第一大罪是坚持「以军制党」。高岗的出身可以说是旧军阀，军阀的思想统治着他一生，也就害了他一生。朱总司令也是旧军阀出身，他在云南的时候，抽大烟、娶几个姨太太，但後来改造好了，大烟戒了，姨太太也遣散了，变成了个布尔什维克。高岗却是满脑袋的军队第一、地盘第一。我党的不可变更的原则是一切从属於党、党员属於党、军队属於党。高岗却不是这样，他要党属於军。远在陕北边区时代，我们刚到延安，高岗挟持着刘子丹的部队，向党中央讨价还价，他的部队，党中央就指挥不动，一定得通过高岗同志同意才行，他的军队彷佛不是解放军，而是高家军。甚至在一九四六年延安保卫战，党中央和毛主席万分危急的时候，高岗时在东北，中央要调动高的部下，都得向东北高岗本人徵求同意，才调动得了。解放後，党还是把东北交给他负责。东北的第一书记也是由高岗兼任。但东北各地的党书记（由中央派去的）一般得向当地的驻军首长请示，因为这是高主席命令这样办的。高本人讲演时，也经常强调说「本人是军人出身」。全国各地只有东北地区是党员要看军队的脸色办事。自然，军人中也有不少是党员，但由於高岗的放纵，这些军人党员甚至以党藉为不光荣，对群众只表明自己的军人身份。弄得东北群众对党发生怀疑，弄得党与军彼此分裂，破坏了我们党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如果高岗的作风发展开来，各人拥军自雄，比方说东北军区是高岗的，三野是陈毅的，二野是刘伯承的，中央谁也管不了，那么中国就将再陷於北洋军阀时代的割据局面，万劫不复了。
高岗的第二大罪是「分裂党」。党必须是团结的，不可分的。我们每个党员都服从毛主席，尊敬毛主席，可是高岗经常的口头话是：「我是一个留过学的共产党员」，不错，高岗在一九三六年曾经到俄国去读过几天书，但这又有什么了不起。我党领导人中，在外国留过学的，不是很多吗？我也在法国读过书，但我还是服从毛主席。高岗常常对人说，「我是洋共，毛泽东他们那班井岗山的是土共。」就是讥笑他们是土包子，没有喝过洋墨水。土包子有什么不好？土包子立场坚定，不大会变质。土包子又比较熟悉中国社会风土人情。洋墨水喝得越多，我看越靠不住。高岗在东北的大将有四大天王①，书都读得不少，於是伙着高岗专门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留过学的更受重用，忠心耿耿然而文化较差的土包子干部就被排挤，被打击。我也并不是说就该排挤所谓的「洋共」，而是应当不分土洋，先看立场，再看学识能力，量才录用。党员中分成土洋，土与洋就要斗争，不服气，党不就分裂了吗？不就完了吗？
高岗更恶毒的是甚至侮蔑毛主席，高岗曾不止一次地对干部们讲过：「想当年那些土共经过二万五千里长证到达陕北的时候，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衣不蔽体，破破烂烂，简直和叫化子一样……当年要不是我高岗收容他们，早就冻死了，饿死了，早就没有毛泽东了，还有什么毛主席？」各位想想，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话吗？所有的「土共」命都是高岗救的，我们之有今天，首先得感谢高岗收容之恩，救命之恩！我虽没有参加长征，不过我相信高岗描述的大概是事实，为了坚持革命，所以才跑那末远，一路上没吃没穿的，前後又有追兵，到了延安，不变叫化子才怪，就是变成叫化子，又有什么可耻？我们是革命派，高岗那时在陕北有地盘，也是革命派，彼此支持互助，站在革命的立场，怎能说是「收容」、「救命」呢？高岗这种说法，我们不禁这样想，当时高岗应该不「收容土共」，而应该把这些「叫化子」绑起来，献给蒋介石，再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甚至投降蒋委员长也不一定！照高岗的说法，我们可以断定，从最初一刻起，高岗就不是真革命，而是借着革命的招牌，相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和野心。必要时，完全有可能背叛革命，由分裂党而背叛党，只要能满足个人的权势、欲望和野心！
高岗的第三大罪是「造成东北特殊化，并企图篡夺党中领导权」。虽然高岗具有着种种的缺点，但我们党认为高岗搞经济终究是一把好手，因此决定把整个东北交给他。国家的总路线是以重工业为基础，而东北是中国重工业的基地。东北原先在日本和伪满统治下，重工业就有相当根底。解放後，苏联援助，重工业也是以东北为重点。鞍钢就是日本遗留的加上苏联援助的结合而建设成的。建设重工业的东北是为国家，不是为的高岗个人。不是高岗把东北作为他个人的独立王国。东北是属於中央的，不是属於高岗的，可是高岗在东北，未得中央同意，和苏联订立了些临时性协定，例如聘请专家、派遣留学生赴苏学习，都是事後强迫中央追认。有些由苏联输入机械商品，由东北输出大豆偿付都是由东北人民政府直接与苏联订约交易，连中央对外贸易部都不知道。东北虽是重工业基地，但决不等於说只在东北才建设重工业，其他地区城市也应相应地建设，可是高岗不是这样。他好多次要求中央要把从苏联乃至资本主义国家买来的重工业有关的机械和人才尽多地、优先地，甚至全部供应东北。中央尽可能地迁就他，可是他总不满意、中央的命令应当是通行全国的，有些命令，高岗拒绝接收；干部应当是统一调配的，可是有些干部不能调去东北，因为高岗不同意。原来，高岗想以东北的重工业、东北的军队和干部作他的个人政治资本。他的理由就是「东北应当有所别於关内」。
再举一例。高岗竭力抬高自己，使群众忘记中央，甚至毛主席。高岗每巡视东北各地，所到之处，必定要叫群众开欢迎会、献花、欢呼「高主席万岁！」而不是和我们一样地欢呼「毛主席万岁」。因此，有许多未到过关内的东北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毛主席！
高岗的阴险野心与无限权势欲的具体表现就在去年——一九五四年八月，即全国人代会开幕，并从这会议选出国家主席、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前夕。中央特派要员去徵求高岗的意见，问他在未来的政府职务中，希望担任什么。高岗的答复是这样：「我对於地位，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如果党中央一定要我讲，那我就坦白地讲罢，我只希望担任副主席兼国务总理就算了……。」好一个「没有什么意见」，好一个「就算了」！原来，高岗的阴谋是，目前和未来的地位都占齐了。高岗知道作主席还差一点，只能作副主席。而在主席在世的时候，副主席是有名无实的。目前抓权就得作国务总理，而看到未来，毛主席不能不死，毛主席一死，副主席就可以升上去了。高岗的如意算盘，自然为党中央拒绝，可是高岗的阴谋却暴露无遗了。
高岗的第四罪是「沽名钓誉，严重脱离群众」。高岗的亲信就是四大天王，一般干部是见不着「高主席」的，高岗也去视察工作，经过这次揭发，原来欢迎「高主席」的群众是事先组织好的，所接见的党书记和「群众」也是事先安排好的，甚至於「高主席」准备垂询什么「问题」，以及「群众」怎样答复，都是由四大天王事先布置妥当，然後一幕一幕演出来，一切都是演戏！高岗演的是主角，可怜的主角！党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传统被高岗坏光了。自然，到最後，坏了的还是高岗自己。
东北还是有不少立场坚定的党员，不畏权势，向高岗提意见，批评他。对於这些忠实的同志，高岗就加以打击，或是调走，或是戴帽子，甚至指去劳动改造。经过这次全会揭发，这些受了委屈的同志，已经查明的有一千四百余名，他们都已经和正在恢复名誉，党并且向他们分别道歉了。
高岗的一篇「名作」「荣誉属於谁」②可能各位都读过罢，在座的同志可能还以这篇文章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文章的确写得很好。高岗将干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类为数还不太多；第二类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半心半意为自己服务，这类为数最多；第三类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这类人为数也不多。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要求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要争取作第一类干部，文章是动人的。不幸的是，高岗要求别人作第一类干部，高岗本人却是彻头彻尾的第三类干部，一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服务。这还不说，经过调查，原来这篇文章根本不是高岗写的，从题目起到最後一个句点都是高岗手下的一位秘书写的，作好後，签个高岗的名字就发表了，这也就难怪何以那样动人的文章，感动了很多干部，高岗本人却无动於衷了。
讲到这里，各位也许心里会发问，难道每篇领导人的讲话都是亲自写作而不假手於秘书吗？那样多的公事，怎样还有时间来写文章呢？就拿我陈毅来说，也常发表文章，都是陈毅自己写的吗？我可告诉各位，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文章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其他的领导干部既无毛主席的学问，亦无毛主席的过人精力，因此不可能每篇都自己写。毛主席还时常为「人民日报」写社论，甚至还写短评。「人民日报」上以「观察员」名义发表的评论，有些就是毛主席的作品，各位留心就看得出。我的学问就差得远。以陈毅名义发表的、作得很糟的诗，那确是我作的，但很多长篇大论的讲话、文告那就是请我的秘书代笔了。但我们与高岗之不同，就是我们作首长的，需得把文章的要点和政策交代秘书，而由秘书整理发表。高岗则是强占别人的思想，沽名钓誉，自己满脑空空，什么都拿不出来。
高岗的第五罪是「私生活败坏，道德堕落」。虽然一般说来，党是不大干涉党员的私人生活的，党员好坏主要表现在他对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对组织生活的态度。但我们同时认为从前人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连带关系还是不无理由的。也许我陈毅的思想还有点封建，我认为私德与公德是相互影响的。除非父母是反革命分子，我不认为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竟会万分忠诚於人民事业的。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小地主，不过对农户没有什么大罪恶，一九五三年我就派人到四川把他和老太太接到上海，由我来奉养，儿子不孝顺老子，还叫什么家？还叫什么国？这种不孝子参加革命，我看始终是靠不住的。我们固然讲阶级感情，但从来没有讲过否认父母子女之情的。父母养育了我们几十年才得成人，这种深情都可置之不顾吗？这种无情之人却说对革命，对无产阶级有深厚的感情，我才不信！
高岗高高大大，不苟言笑，道貌岸然，满口革命的词句，可是我们不知道在他这高贵的外表里面却藏着一颗肮脏到极点的心。高岗的办公室里都有几位女秘书，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凡和高岗接近的女干部都是年青漂亮的。如果说长得美貌动人的女干部环绕一旁可以增加「高主席的工作效率」那倒也未可厚非，可是残酷的事实否定了这点，原来她们很多被迫成了高岗的外室！根据揭发，在高岗淫威之下，和高岗发生了不正常男女关系的女干部竟达二十余名，很多还是有夫之妇，这还有丝毫的共产党员气息吗？简直是天下的坏分子，在旧社会都该镇压，何况新社会？高级首长竟有这样的作风，试想人民对我们党该有什么样的看法？真是罪不容诛！
高岗的罪行很多，以上只是几点较大的而已。
党中央发现高岗所领导的东北越来越有独立化的趋势，中央的命令不能贯彻至东北，中央派去的干部常被东北拒回，而高岗许多擅自决定的事情竟强迫中央追认，甚至全不报告中央，党中央感到事态严重了；可是，一方面，由於高岗曾对党有过相当巨大的贡献，又是一位曾与党中央共同经历过若干次斗争和考验的老同志，因此将他调到中央担任新的岗位，同时还保留着他在东北的职位，以期他反省，观其後效，哪里知道就在调京的期间，他又同另外一个调京的饶漱石狼狈为奸，搞起反党同盟了呢？
① 四大天王是高岗在东北的亲信，身居要津，掌握大权，为首者张明远，东北局领导人之一。高饶案发後，四大天王分别被党严重处分。
②「荣誉属於谁」是高岗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在东北局对干部的讲话，情文并茂，旋为中共中央指定为全国机关干部必读文件。
饶漱石的「罪状」
现在再谈饶漱石。
饶和我共事最久，从新四军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少说也有十四、五年了。解放後，在华东局，我们同是书记。在政府机构，我是上海市长，他是华东军委会主席，我也是军委会的委员。彼此的思想、作风、性格都是很清楚的。作为饶漱石的多年同事的我，现在来诉说饶的罪行，我的心情与其说是感慨，毋宁说是愤慨！
饶的罪行也是很严重的。
饶的第一大罪是「滥用职权、扩大个人势力」。作为一个党员，处事的最高原则，不论是多高级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是「一切为了党的利益」。而饶漱石处事的最高原则是「一切为了饶漱石的利益」。远在新四军时期，饶担任政治委员，我任军长。按照党的规定，军长和政委必须紧密合作，我在这点上是严格遵守的。但饶派任了不少干部，却并不全都通知我。而且这种情形一直到三野和华东局都未有所改善。华东区约有一亿六千万居民，长江下游是中国重、轻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农产品也占全国很大比重，福建沿海位於国防最前线，山东是老解放区，其地位何等重要，党都主要的交给饶漱石负责，这是怎样的一个重大而光荣的任务。可是饶漱石却利用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委派他赏识的干部充任各重要机构的领导职位，利用第一书记的职权下条子直接派去，并不通过党委会，只是随後通知党委会备案。不少干部事後经党委会审查，并不够资格，反映给饶漱石，饶却搁置不理，并且还说：「你们别管，由我一个人负责好了。」这是严重的破坏党纪的行为。照党的规定，书记是拥有较大的发言权的，但最後决定权在党委会手里，这是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只是有较大的发言权罢了。就这样，许多不称职的他的私党被安插到各重要岗位；而同时，中共介绍到华东的许多有能力的干部却被饶漱石以各种藉口挡驾回去。以後更变本加厉，中央交下的许多指令，饶漱石不同意的，就以「结合华东具体情况」为理由，或者推诿不办，或者甚至随意篡改，饶漱石指责说「黄逸峰①闹独立王国」。饶漱石自己才真是独立王国哩。它不顾党的利益，只顾他个人卑鄙的欲望，卑鄙的野心。
凡是以个人欲望出发的野心家，他安插和庇护他的小人，一定是感情用事，打击耿直的正人君子。
刚才谈到的黄逸峰就是被他打击的君子之一。我现在正式代表华东局宣布，黄逸峰已被恢复党籍，并恢复名誉。饶漱石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他容不下正直的人。他和黄逸峰作对头是远自一九四一年新四军时代就开始了。布尔什维克是应当不计个人恩怨的。饶漱石却对个人恩怨一点一滴记在心头。黄逸峰就作了牺牲者。我还可告诉各位，一九五三年，轰动全国的所谓「黄逸峰事件」，彻头彻尾就是饶漱石挟嫌报复，制造出来的，现在已经查明当时「解放日报」所登载的一切报道是饶漱石授意捏造的。那些编辑现正受深刻检查。饶漱石这种诬害他不满意的人，手段下流，而且也是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黄逸峰只是比较著名的事件，其他较小的还有许多，就不详细说了。
共产党也是人，而且绝大多数是旧社会出身的人，旧的习染或多或少和大家一样，共产党人不是神仙。让我再强调一次。
同样重大的问题是，在饶漱石的「压力」下，为什么有那样多的党员干部竟任他胡作胡为，默不作声呢？这些党员和「解放日报」的编辑一样，都该检查。党章规定的党内民主那里去了呢？什么时候讲过只许书记集中，不许别人集中？书记批评别人就可以，普通党员就只能自我批评，这样党不就成了军阀统治了吗？这样的党能发挥力量吗？
我定要抽空到华东各地去检查一次工作。看看饶漱石的恶劣影响究竟到什么程度，看看像「解放日报」竟然不敢站稳立场的编辑，只会逢迎巴结上级的不配做党员的「党员」究竟有多少。②
饶漱石的第二大罪是「散布失败主义思想」。远在新四军任政委的时期，我军力量一般地说固然不如日军和汪伪军，也不及蒋介石的军队。中共指示以游击战为主，游击战的战略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遇大敌则避、遇小敌则围，以消耗敌军的作战力。打游击决不是看见敌人来了就跑的，抓住机会还是要和敌人拼命，要包围敌人，消灭敌人，自己的力量要分散以能尽快转移为原则，但也要迅速集中加入战斗。可是饶漱石对我们自己的力量总是估计过低，见着敌人就躲避。就这样，我们新四军丧失了许多消灭敌人和取得胜利的机会。饶漱石缺乏对战争的机动性。作为一个大军的政委，他本来有权决定许多临时性的战斗问题，而他总是迟疑不决，他的口头话是：「如果我贸贸然决定了，延安方面不支持我，怎么办？谁来负责？」其实这全是藉口，为什么在干部的调动任用上面，他就不请示党中央，而自己作主决定了呢？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解放战争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党中央召集全会，决定在蒋介石不接受我们提出的和平条件之时，就渡江进击，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但饶漱石在这点上表现得迟疑不决，畏首畏尾。他主张再等一下，观望一下。最後，由於党中央和毛主席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饶漱石才无可奈何地服从党中央的指示，与我带领三野大军进击，终於取得了解放华东广大地区的伟大胜利。这应归功於党中央。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的。饶漱石会犯错误，我也会犯。自然，即使是同样的错误，也要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分析，不能一律看待。战争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因为无数的人力物力投了进去，就为的要胜利；可是，战争在实质上又不是赌博，因为胜利或者失败主要在於事前的充份准备，而不是凭命运、靠手气。从解放东北战役开始，我们解放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主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妙算正确。可是，现在我告诉各位，我们也遭受过战争上的挫折，而且是很不小的挫折。有一件事报纸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本是军事秘密，不该讲到此地，我忍不住讲出来，因为在座各位都是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同志，想来也不会对外传出去。就在解放上海那年秋天，为了给解放台湾打下基础，党中央决定首先解放金门。这是台湾的门户。三野受命担任这伟大的任务。可是，当时我作为三野司令员，和饶漱石对如何执行解放金门的任务，发生了分歧意见。一向是失败主义思想的饶漱石，当时又产生了轻敌思想。这种思想似是矛盾，却并不矛盾，胜则骄和败则馁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是辩证法。饶漱石认为蒋介石已经完了，只要我军一登陆，金门就会不战而降，派一、两师人进攻金门就能解决问题。在决策会议上，我和饶的意见不同。我认为列宁讲的「敌人越到垂死的阶段，挣扎越是猛烈」这句话，对於解放金门战役仍是适用的。因此，我的意见是蒋介石必定不惜一切牺牲，坚守金门顽抗，我军必须以全力进攻金门，并且在万一战局不利时，作最坏的准备。饶漱石不同意我的意见，遵照党的纪律，我放弃了我的意见。结果，那决战役，我军失败了，损失了一万多人。责任主要落在饶漱石的头上，但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及时反映给党中央，我还是犯了错误，对此，我也作了检查。
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究竟中国参不参战，不只是党外人士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党内对此也意见不一，老实说，不少党员以为美国是真老虎，怕惹事，最後，还是毛主席断然看透美国是纸老虎，提出有名的「美国三短一长，中国三长一短」的论断③，说服了党内外怀疑动摇的人士，志愿军就在该年冬天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了。这场战争的结局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而以美帝国主义失败告终。这是每个人知道的。可是，就在抗美援朝期间，饶漱石采取怎样的态度呢？饶漱石作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从山东半岛直到福建沿海，又是国防的最前线，他却在最初开始就对抗美援朝的胜利没有丝毫信心。毛主席说美国是纸老虎，饶漱石却认为美国是真老虎。毛主席认定台湾最多偏安，决无力量反攻，饶漱石却随时怕抗美援朝闯了大祸，台湾会借此和美国一起再打回来。这种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思想，既然指导着饶漱石，在他的言论和行动上就必然地暴露出来了。
幸而党中央早就采取了监视态度，也发现了高饶的反党阴谋。被高饶认为亲信的大部份党员干部，并没有陷於高饶的阴谋为高饶所利用而从事分裂的罪恶活动，相反地，他们对党中央表现了忠诚，纷纷揭发了高饶的罪行。
当党中央掌握高饶反党同盟的显明而足够的证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全体会议，控诉高饶的罪行，并且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决定请高岗、饶漱石分别出席答辩。
饶漱石对於政治局委员会议所控诉的罪名，基本上是认罪的，虽然对於个别的几点，他不同意。饶漱石有不同意的自由，但事实胜於雄辩。
高岗却顽固地拒绝承认对他任何的指控，并且说政治局全会「无权审问」他。会议举出了若干具体的事实来证实高岗的罪，於是高岗无话可说了。高岗阴森地站了起来，陡地从腰间拔出了一枝手枪，他说：「既然各位同志这样不信任我，我自杀给你们看好了。」於是，高岗将手枪指着太阳穴，似乎准备自杀，子弹要发射了，他旁边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怕惹出大事，很快地用手一挡，子弹就呼的一声射进了会议室的天花板。高岗的自杀被阻止了。
高岗的错误已经够多了，在错误面前他坚决不认错，这又是一大错。党的规定，在中央全会或政治局全会这样的高层会议，任何出席者都是不准携带枪械入场的，怕的是走火伤人，高岗却昂然带枪入场，这又是一错。党员为了党的利益是可以牺牲性命的，但如果是违反了党的利益，党向你提意见，帮助你得到机会纠正错误的时候，你却自杀，这就是抗拒到底，以自杀釆威胁党，这又是一大错。高岗自然是至死不悟了，但高岗的这种企图自杀的表现使毛主席非常痛心。当时毛主席也出席会议。毛主席痛心地说道：「高岗的这颗子弹其实并不是射向自己的心脏，而是射问共产党的心脏！」
政治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高饶反党同盟的决定，并提议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这就是各位同志在报上所读到的了。
高饶反党同盟的内容大致如此。由高饶反党事件，我们所得的主要教训就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重要的就是必需扬弃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思想，随时认清错误，检查错误，加强改造，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到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我们时刻铭记着毛主席的指示：每天揩抹你的思想镜子上的灰尘以防变质，不然，到了灰尘越积越厚，身败名裂之时，後悔也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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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的报告至此结束。讲话长达六小时，当中休息一次，约十分钟。由於报告生动，我们听来并不感到疲倦，到了中饭时间，也忘了饥饿。报告的主要内容概如上述了。
从此以後，高岗和饶漱石的名字就在大陆上消失了。但据後来党内传出来的消息说，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终於在一九五六年再图自杀，死了。饶漱石经此次打击後，神经陷於不正常，在南京郊外养病，尚生存。饶漱石的妻子陆璀原为上海妇女联合会领导人，亦随饶漱石的垮台而被免职，与饶一同度其惨淡的岁月。
（全文完）
一九六六 ① 黄逸峰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二月被指控「打击学生，闹独立王国」，旋被撤职并开除党籍，此事轰动华东以至全国地区。② 陈毅履行了他的诺言，数月後，亲自告诉我说，他到华东各地检查了一次，作出决定，清算出的党员数目竟超过了二十万名。陈毅并且慨叹称：「有些共产党员的恶劣，简直是你们想像不到的。」言时，蹙眉顿足，痛恨之情，溢於言表。在那次检查工作中，一名山东局书记向明以与饶漱石结党罪被撤职，开除党籍并查办。
③ 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我们是打得赢的。因为美国是三短一长。三短之意是：（一）补给线远，（二）大少爷兵的战斗意识和战斗力不强，（三）联合国军内部意见不一，矛盾重重，一长是武器优越。中国是三长一短，三长是：（一）补给线短，（二）志愿军战斗意识高涨而战斗力强，（三）中国内部意见无分歧又得苏联支援。一短是武器较旧。 ④ 袁雪芬是上海著名越剧演员，一直传说与陈毅有暧昧关系。■■■■■■■■■■■■■■■■■■■■【以上全文完】 以上《「高饶反党同盟」真相》，是以《明报月刊》总第16-17期（1967年）同名連載內容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原文爲繁體字。 首發析世鑒。 年十月写於香港 上一篇 下一篇 （鑫子的分类目录[党史～76]中共7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