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运姐ap出装:自然农法中的传统知识再现(转网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21:03:08

自然农法中的传统知识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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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一般的理解与想象里,「传统(tradition)」它可能意味着一种静止的、凝结的状态,甚至在某些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将它与「现代」给对立起来的。而当「传统」被我们视为是处于「现代」的对立面时,它一度也被给予了一种「阻扰人类进步、发展」的负面评价。但时至今日,当人们开始反省科技文明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及反省我们对于弱势族群、文化的忽视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时,我们又会开始给予「传统」许多富有意义的正面评价与美好想象,于是传统是应该被珍视、被保存的。

但「传统」就真的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吗?传统真的与现代对立吗?回到「传统」的字源里,我们会发现传统主要是「给出、传递」的意思,它不但不是「固着、静止」,它反而是一个动态的、「在进展中的过程」(注1),于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传统不只与「过去」有关,它也包含着「现代」,传统并非永远植基于过去,传统除了可能是为了响应新的状况的一种发明(注2),传统也可能会以一种看似现代的面貌-甚至让我们心生怀疑它还算不算是传统-而展现出来。


■ 罗庆郎在台中东海大学旁的东海和平咖啡馆,分享他投入自然农法的甘苦过程。

而这样的对于「传统」概念的挑战,即展现在一场关于泰雅族传统知识与自然农法的座谈会内容里。这是由静宜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所主办的「当现代遇到传统-原住民传统知识的再现」系列活动,活动中请到了新竹县尖石乡石磊部落的泰雅族自然农法实行者罗庆郎(Taru.Behuy),来分享他的农业经验。在这样的分享里,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一位从事农业的原住民努力学习与追求的心路历程,它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让听众们能够试着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科技文明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关系。

心路历程:从惯行农业到有机农业

罗庆郎在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为台湾电力公司拉电线的工作,之后又到市区开出租车营生,但因为常常迷路、徒然浪费汽油,遂转而寻找能够独立自主、又不用看别人脸色吃饭的工作。于是他从种植香菇做起,但想起当时为了要培育香菇而砍伐国有林班地的树木,让现在的他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种植香菇曾一度是原住民维持生计的重要产业,但在 1980年代政府开放香菇进口的政策冲击下,原住民的香菇产业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罗庆郎也因此转作青椒。在种植青椒的过程中,曾经因为台风侵袭使得青椒损失五分之四,但却也因为台风造成青椒价格大涨,替他赚进了二十多万,最后是因为山区道路中断才没有办法再继续对外贩卖。

而这正反映出了惯行农业的一种特质,便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偏好进行大面积的种植,其优势在于价钱好的时候,能大赚一笔;劣势则在于价钱不好时,连付出的本钱都无法回收。此外,农业对于化学产品的依赖,也造成了罗庆郎生命的重大转折。罗庆郎与妻子因为小时候曾经见识长辈酗酒的问题,于是便决心不喝酒,此外也无抽烟的习惯,即便如此,但他的妻子却意外罹患了三种癌症,一度濒临死亡。那时候他才开始深刻地反省,并发现这是因为在实行农业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所造成的恶果。



■ 2008年春天,美国加州的民众抗议政府为控制苹果淡褐卷叶蛾(Epiphyas postvittana)所进行的大规模喷洒农药行为。Photo by Chance Gardener on Flickr.com

他提到过去许多从事农业的原住民因为缺乏知识,喷药喷得很凶,才40多岁就肝硬化去世的案例不胜枚举;但平地人则很聪明,他们上山租用原住民的地种植作物,但只有在喷洒农药时,才会临时雇用当地的原住民或其他居民来喷药,让原住民深受农药之害。此外,又因为消费者普遍喜爱外表漂亮的蔬菜,于是在惯行农业思惟底下的农民,更觉得需要使用农药。甚至只要是价钱好,为了赚钱,农民会连刚喷过药的菜都急着拿去卖,这种恶性循环不但伤害了消费者,也让农民陷入生命与健康的重重危机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罗庆郎开始思考农业的出路,他发誓再也不碰化学的东西,并转而去请教泰雅族的长者有关农业上的知识,也开始认识有机农业。他曾经请教长者如何制作堆肥,但长者却反问他「过去养牛的牛舍是拿来做什么的呢?」,其实牛舍除了是要让牛可以有个遮风避雨的休息处外,更重要的功能是要收集牛粪-堆肥,而过去的人都直接将牛粪放在田里,但罗庆郎因为没有牛,于是便购买鸡粪来做堆肥,而当时养鸡是比较少使用抗生素的,于是鸡粪也比较干净,适合拿来制作堆肥。

但即便得到了长者的启发,苦于知识不足的罗庆郎还是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他曾经摸索了半年,还是制作不出堆肥;他也曾经花了4年的时间,育苗才成功。时至今日,他之所以能够非常快速地在3个星期里就制造出可用的堆肥,并将方法分享给邻居,其实也是经历了10年的苦心研究才获致的。

而在这个反省与学习的过程中,他也回忆起从小跟父母上山进行游耕烧垦的经验。过去长辈们会在烧垦之后有灰烬的地方种植南瓜或豆类,但后来才知道,原来烧过的地方会有微量的磷与钾,所以作物能够长得很好。但现在因为土地私有化与水土保持的重要,过去的游耕烧垦就变得不可行了,于是他尝试寻找现代的替代方案-以烧芝麻杆、烟草杆来制造作物所需要的磷与钾。

此外,他也记取传统农耕里的智慧和教训,去保留环境里的许多微生物,甚至是营造出适合微生物生存的环境。对此,可以他在座谈会上的两个描述为例:首先,在种植蔬菜的方式上,过去他为了防止土壤水分散失或杂草生长,于是会覆盖塑料布在种菜的土堆上头,但这样的塑料布却会使得土壤的温度升高-当外面温度37度时,塑料布内可达42度,以致于有益于作物的微生物将难以生存,于是后来他改用稻草或芒草作为覆盖,来改善微生物的生长环境。其次,他虽然过去曾经很讨厌「草」,但后来才逐渐知道草的重要性,而他认为,草的微妙之一即在于可以反应当地的微生物,以致于我们可以透过草来理解一块土地的状况。

而当从事有机农业的罗庆郎开始认识自然农法之后,他更觉得自然农法的概念即是泰雅族的传统,因为它不但是在追求人的健康,也是在追求整个生态环境的健康。

与自然农法的接触与实践

罗庆郎认识自然农法的契机,是来自一位在台湾宣教的韩国牧师。透过这位牧师的介绍,他得以在去年9月前往韩国济州岛观摩自然农法,并惊讶于韩国在自然农法技术上的先进:不但橘子的采收期长达11个月,并且在实行自然农法的农场里,完全没有任何臭味与苍蝇,环境十分干净,养了两千只鸡的养鸡场,更同样地一点臭味也没有。而这是结合了通风的空间设计、干湿度控制、饲料的改善与微生物利用等等技术才得以实现的。

除此之外,韩国的自然农法大量使用自然素材作为堆肥、营养剂的技术,也让牲畜与作物的生长情况非常良好。并且他们会按照不同植物的不同生长速度,来进行有效率的种植,再加上营养的补充,使得他们的土地是不需要休息的、可以一直进行生产。此外,他们也任凭将耕未耕的土地长满了草,因为草有避免阳光过度曝晒土地的保护功能。这在在都显现了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用心观察与理解,而这样的理解,也反映在丰硕的收获上。

在经历过这样的观摩后,罗庆郎开始期许自己能够在两年之内赶上韩国的技术。他除了保留农场四周可以防风的草丛、可以调节温度与维护水土保持的树木外,也不假外求地着手进行肥料与营养剂的制作。他的营养剂不但使用了许多汉方素材,甚至在提供作物养分外,连人都可以饮用,并对身体健康有正面的帮助。而也正是因为他所采取的自然农法非常安全、过程中不会有化学产品残留,所以他可以很放心地让孙子们在田里跑跑跳跳,而一家二十几口人,也都投入了农业的工作。

对于罗庆郎来说,自然农法的实践,不但是在追求消费者、农人与自然环境的健康,它其实也是泰雅族传统知识的回归与再现-让务农的他不但回到了自然的方法里,也回到了祖先的方法里。

「传统-科技」、「自然-效率」:在想象与理解上的困难

然而,就当罗庆郎在座谈会里非常热情地分享着自己在农业技术上的钻研与掌握,强调着自然农法的生产「效率」时,这其实正考验着许多人对于「自然农法」与「传统」的想象和理解。说穿了,那其实是对于科学技术与效率的一种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其实是有来由的,那是在英国现代哲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提出人类应当控制自然、利用自然,并尽可能地让自然展现出其价值-即自然的「经济价值」后,便种下了现代科学「利用自然」的阴影。

但培根这种「为了人类帝国的兴盛而须尽可能地迈向自然世界开疆辟土」的想法(注3)之所以在往后得到极成功的实践,必须要结合着启蒙运动所高举的理性力量与人类地位来进行理解。在这运动中所生成的、影响人类至今的科学主义,不但让上帝与精灵在笛卡尔式的怀疑里消失,也让所有的生物、自然、宇宙成为一部对照着工业革命时代的、没有灵魂也没有情感的精密机器(注4),并且人类可以也应该对这部机器加以改造、并增进它的效率。

继承了培根这部份想法的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他的著名文章〈自然〉里如此表白他所理解的现实:「自然服侍人类,不只供应物料,也襄助了人世的过程及成果。自然的每一部份皆无尽地附和人们的利益」(注5)又说:「自然中的事物,没有只用过一次后便耗用尽弃的。每件事物在尽了最高的用处之后,又是崭新的东西,…我们的心志必须更熟悉使用万物的信条-对象唯有在被运用的时候,才是好的」(注6)。


■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Photo by oliptang on Flickr.com

后来的故事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类挟带着科学技术向地球的各个角落挺进,大规模开垦所导致的沙尘暴、大规模扑杀动物所造成的物种灭绝、大量使用农药与杀虫剂除了导致自然奄奄一息,也戕害了人类的生命健康。

在台湾,森林砍伐、山区平地大量开发造就今日危脆国土;工业不分传统产业或高科技皆发生许多严重污染案例;各式各样的新颖技术不但无能挽回资源的枯竭、生存环境的破败,它甚至还直接或间接地促成惨剧。回顾约莫一百年来、伴随着科技文明而来的种种问题,我们或许可以1945年、人类史上的重大发明与象征为例-当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它所带给当时人们的心理印象,并不是一座「人类科技的里程碑」,而是一个「人类将要自取灭亡的、活生生的象征」。

于是我们将不难理解为何近代的环境保护运动对于「科学技术」总有一种不适应、排斥,甚至是敌视。而也很可能正是在这种气氛里,我们会重新找回并肯认「传统」与一种「尝试以朴拙的、不讲求效率而讲求健康、追求与自然共存的生存模式」的价值;我们很可能放大了传统与自然农法、有机农法里头「不以技术与效率为优先」的特质,以致于当罗庆郎信心满满地在跟我们分享他能够在多短的时间内制作出堆肥与营养剂、他的生产是多么有效率、甚至土地也可以不需要休息时,我们可能会遭遇到这种想象与理解上的困难。

传统的意涵、回归与再讨论

那么,再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时所谈到的「传统」的意涵吧,作为一段「在进展中的过程」,何以今日所实践的泰雅族传统,就非得扮演着刻苦仿古的角色-彷佛唯有如此才能证明原住民族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能把握住核心概念并与日俱进呢?创新的传统不也是传统的一部份吗?同样地,在某些对于有机农法与自然农法的想象里,为什么这样的农作就必定得耗费心力却得不到对等的收获-彷佛唯有如此才能证明人类对自然的让步-而不能以卓越的技术来合理地获得最大利益呢?


■ 在Walden湖畔重建的梭罗小屋与纪念雕像。Photo by psd on Flickr.com

自然的经济性
西方世界-至少是从18世纪以来,对于「自然」与「效率」这两者之间常常是划上等号的,19世纪的美国文学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即在晚年的森林树木演替研究里,提出我们若想要有「质高量佳」的来自自然的收获,则应当把最有智慧与经验的种植者-自然当成老师,并让人类的作为得以跟上自然的节奏与规则(注7)。

而在梭罗的想法里,这样的顺从自然,可以早期的、具有丰富的自然生活经验与知识的美洲印第安人为例,他认为印第安人是-如他理想中的那样-与自然环境合而为一的,他们与自然是「生命里的生命」的关系(注8)。于是,「追求效率」其实与「尊重自然」不但不相冲突,甚至大自然本身就是那么地有效率,本来就存在着值得我们学习的「精打细算的经济管理」(注9)。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在1866年发明「生态学(Ecology)」这个字汇时,其实就已带着经济学(Economy)的想象-这两个字汇的共同前缀「eco」源自希腊文的「oikos」,是家、家庭管理与维系的意思,它不仅是代表着当时的人们对于造物主在自然中「精明与智慧的」(注10)、「充满效益的」安排的赞叹;从一个进步的角度来看,它其实也提示着我们应试着向自然运作中所展现出来的高度经济性学习。

事实上,若从自然世界反观人类社会,我们会发现历来人类科学技术的运作并不如我们所希望的、是在追求一种「整体观点底下的效率」与「共同利益」,它们反倒是在竞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造就了太多的浪费、不均与副作用;它们其实是那么地没有效率,并牺牲了他人的权益与自然环境。

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省
至于在「技术」上,我们也可以从梭罗对其真实生活的看法和实践作为切入。梭罗的知名作品《湖滨散记》的社会背景,即是美国在迈向工业文明过程中、社会面临剧烈变化的年代,身处于这个年代的他,见识到了人类的大量扩张与自然环境所遭受到的大面积破坏,也目睹了各种科技产物的发明。

《湖滨散记》的内容即道出了当时在这种科技文明勃发氛围底下的人类所面临的尴尬与不相称,而他也用了许多篇幅,来说明与规劝人类为什么应该要过一种简朴踏实的生活:「文明改善了住屋,却未能改善住在屋子里头的人。…文明人所追求的东西如果不比野蛮人来得有价值,如果花了大半辈子只为了满足粗俗的需要和舒适,那何劳住得比野蛮人好呢?」(注11),又说「千百种的『现代化改进设施』也是这样,让人产生不实的幻觉,实则那些进步并非都是正面的。…我们习惯去发明看起来很炫的小玩意,结果分散了我们对严肃事务的注意力。这些发明改善了方法,可是目标并未改善」(注12)。

但在这些描述里,与其说梭罗是在抵抗文明与技术,倒不如说他所关注的并非是这两者,而是更看重新时代的人们如何自我反省与提升。于是,当其前辈埃默森在保护自然资源的议题上,仍是以一种在今日依然常见的「资源匮乏危机」与「如果人类不做出改变与努力,人类的权益就会受损」等等着重于人类利益的论调来提出呼吁时,梭罗在其身体与心灵上都走得更远-准确的说,应该是向后退得更远,以致于人类能够以自我反省与反思、降低欲望、自我克制等方式,加上对于自然的观察、欣赏与尊敬,为人与自然之间创造出一种和谐共存的可能。

梭罗的取向其实正提醒着我们所应该反省的不该在于「技术」与「效率」,而是在两者背后扮演着操纵角色的人观与自然观-这即是在探问:人类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观念与态度身处于自然之中?

结语

在过去的某些论述里,我们都太轻易地把科学技术和对效率的追求给妖魔化了,以致于我们要不是会转而对「原始」与「被禁锢在过去某段时空里的传统」心生向往,就是会模糊了我们真正该检讨的对象-人类中心主义。假若我们不是那么偏狭地看,我们会发现科技其实大大地展现了人类的创意与美感,我们不可否认许多科技的发展是在追求一种美好的境界-它同时也可能是在追求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世界。但是,人类那「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为中心」的习惯与信仰,却常常会引导着科技朝向恶的方面发展。

于是,或许真正会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对于「传统」或「自然农法」的理解,而是我们对于科技与效率的误解。科技是人性-包括好的或坏的一面-的展现,我们无法否认科技背后其实富含着我们对于幸福的想象与盼望,科技不该总是被末日恐惧或环境原始主义渲染成为冷酷无情的、是将要来毁灭人类的「终结者」。反之,科学技术与对效率的追求其实已然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小径,让我们-无论是延续着传统的步伐,或是进行对自然友善的农法实践-都得以走在敬畏自然、领受这一切白白恩赐的路上,甚至,能帮助我们走得更好。

注1:刘建基(译)(2003)。Raymond Williams着。传统(tradition)。载于关键词(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页404-405)。台北市:巨流。
注2: Tradition. (1993). In Bloomsbury Guide to Human Thought. Retrieved May 30, 2008, from http://www.credoreference.com/entry/344880
注3:侯文蕙(译)(2007)。Donald Worster着。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页51)。北京:商务印书馆。
注4:同注3,页62。
注5:林淑贞(译)(1999)。Ralph waldo Emerson着。自然(Nature)。载于细说生命华采-埃默森自然文选(页6)。台北市:张老师出版社。
注6:同注5,页15。
注7:同注3,页96~98。
注8:同注3,页126。
注9:缪哲(译)(2002)。Gilbert White着。赛耳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页81)。广州:花城出版社。
注10:同注9,页28。
注11:沈漠(译)(2004)。Henry David Thoreau着。湖滨散记(Walden)(页39)。台北市:语言工场。
注12:同注11,页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