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日二战海军:李树军：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探析

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探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考虑如何设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赋予“小康”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颇有影响的古老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在20世纪末发展的新目标，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今天，当我们纪念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当人民生活已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之时，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及其深远的指导意义更值得研究和探析。

                     一

   　据考证，“小康”一词，最早源自《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说，人民劳累困苦，希望过安逸的生活。[1]西汉时，作为孔门后学的经学家戴圣编纂《礼记．礼运》一书，假托孔子所言，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理想的社会；及至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六君子”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起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为 ‘小康’。”[2] 在古代思想家眼里，“大同”是天下为公、路不拾遗、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小康”是天下为家、温馨和睦、讲究礼仪的亲情社会。对于历朝历代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大同”只是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梦想，而摆脱贫困，过上小康日子，生活比较宽裕，才是现实可行的目标。南宋学者洪迈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一书中也提到：“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由此看来，小康概念源远流长。尽管“小康之家”、“小康生活”寄托了普通百姓对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但古人眼里的小康社会，归根到底反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状态。

　　到了近代，康有为为推行变法维新，在托古改制的名义下，对儒家的小康社会构想作了修正。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结合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在《大同书》中将人类历史表述为三个递进阶段：第一阶段乃“据乱之世”，是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经济特征为“大农之世”，文化特征为“文教未明”，政治特征为“人主总揽事权”；第二阶段为“升平之世”（“升平者，小康也”），其经济特征为“大工之世”，文化特征为“渐有文教”，政治特征为“人主垂拱无为”；第三阶段为“太平之世”（“太平者，大同之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经济特征为“大商之世”，文化特征为“文教全备”，社会政治特征为“一切平等，贬及天子，无王可言”。[3] 康有为认为，“升平之世”就是“小康”社会阶段，“太平之世”就是“大同”世界阶段，他用资产阶级思想阐发了他的社会思想观，从而改造了古代小康思想。由于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他的“大同—小康”说也在海内外华人以及日本等东亚国家中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                

　　无论是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小康社会构想，亦或是近代维新志士对小康社会的新设计，由于找不到可付诸实施的现实途径和物质力量，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但作为儒家学者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小康思想植根于有着深厚的宗法制度根基、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仅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也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普通民众所认同，因而“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等词语在民间广为流传，盛行千年而不衰，并在一定程度上脱开了儒家典籍的规范，更多地反映了普通百姓对衣食无忧、略有资产、不愁温饱的向往。“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解放前农民对小康生活的憧憬与企盼。

　　当中国历史行进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正在筹谋中国改革大计、设计中国发展模式的邓小平同志，鉴于此前我们党和国家在谋求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有过急于求成，甚至是急于搞社会“大同”，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失误，于是从比较讲求实际的儒家以“小康”治天下的政治谋略中，吸取政治智慧的启示，进行了理论创新，提出了新时期的小康社会思想。

二

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是该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邓小平把“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 “翻两番”相联系，初步明确了“小康社会”的内涵，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从1980年到2000年“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和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并写入了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是该思想的成熟期。邓小平在“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把“进入小康社会”、“达到小康水平”作为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把原来的小康概念扩大为更为宽泛的社会概念。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确认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是该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全面实践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等思想，倡导进一步细化小康生活指标，并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本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党的十四大决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小康和第三步目标。

1979年12月6日，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会谈中向邓小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4] 随后，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后来几十年命运的设想：“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到2000年即使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是“小康之家”的水平，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但“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5]

此后，邓小平数十次谈及“小康”、“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内涵更加丰富，目标更加清晰，标准更加明确，规划更加具体。裾统计，在收入《邓小平文选》二、三卷的文章和讲话中，涉及小康内容的有28篇42处，占同一时期著述的五分之一。“小康社会”成为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和范畴。

    第一，“小康社会”意味着不穷不富，日子好过。用邓小平的话说,到2000年 “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而且是“日子普遍好过”。[6] 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汲取了儒家的小康思想，有相通之处。

第二，“小康社会”是邓小平用来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最低目标”[7]，而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但参照了西方的评估标准），在本质上也有别于古代的“小康社会”。这个最低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8]。

第三，“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目标，是关键性的第二步，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9] 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表述为：“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第四，“小康社会”不单单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和完整的社会形态，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内涵。1983年3月，邓小平在赴江浙、上海实地考察回京后，以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接近800美元的苏州为例，描绘了达到小康水平后的社会状况：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没有待业劳动者了；农村人员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了。[10] 1991年，我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依据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明确描述了小康社会的内涵：“我们所说的小康，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

第五，突出了实现小康、“翻两番”的战略重点。邓小平多次强调，“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 “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要服从“翻两番、奔小康 ”这个大局。[11]

第六，改革开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条件和手段。“改革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12]

第七，“台阶式”发展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从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13]

第八，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邓小平多次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避免贫富差距拉大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并提供技术转让，“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4]

此外，邓小平还从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国防实力、宏观调控能力、持续发展能力、体制改革和完善程度、民主与法制完备程度、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等方面全方位地勾画了小康社会的发展前景。

三

站在世纪之初新的平台和起点上，无论是回顾过去的世纪最后20年的现代化建设，还是展望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小康社会思想体现了辨证的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在我国

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首先，邓小平对小康目标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思考，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贯穿着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这样就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5]  同时，必须看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因此，我们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先进技术，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16] 据此，邓小平对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阶段性目标、发展速度、规划指标作出了切合实际的调整，坚持了量力而行的原则。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现代化战略相比，邓小平更注重具体的道路设计、战略部署和务实的量化指标。

其次，邓小平在世界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来考虑中国的发展问题，在作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下大力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体现了在对普遍联系的分析比较中把握矛盾的特殊性的艺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摆脱贫困、消灭贫穷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合作”。“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所以，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现在看来，“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因而，我们要“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7]

再次，邓小平对实现小康目标的每一步，既重视经济建设量的增长，又注重社会发展质的提高，每个阶段性目标都有适当的年均增长速度和量化指标做保证，体现了事物发展量与质的统一。“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同时，经济发展的“三步走”又是社会发展的“三步走”，即“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提前3年达到了，这只是个小变化；“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是个中等的变化；“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基本实现现代化，那才是个大变化。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6.5%，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7.2%，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18]  1992年邓小平视察首钢时又强调，如果我们始终保持6%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满足6%的速度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19] 根据这一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报告对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作出了重要调整，确保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在1995年和1997年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

第二，小康社会思想促成了中国实现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得现代化进程与市场化、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以较高的发展速度，在近现代化的进程中迎头赶上先进国家，这已经为世界经济发展史所证明。这是邓小平决心推行对外开放的重要原因。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所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做“世界公民”，“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技成果和资金不行；“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20]因此，在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之后，邓小平积极倡导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经济特区。随后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到90年代初，初步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开放带—内陆省会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多层次、多功能、梯度推进的全方位开放格局。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以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迅速，对外贸易持续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1997年进出口总额为3251亿美元，进入世界十大贸易国行列；1992—1997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683.12亿美元，是1979—1991年的3.4倍，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补充。

几乎在提出小康目标的同时，1979年的邓小平论及了另一个伟大的命题“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话题仍然是从中国能否和如何实现现代化说起的。此后，他10余次论证“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 ，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因为他深刻地感悟到，要实现小康，“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 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两个阶段的体制改革之后，1989年北京出现了政治风波，随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小康目标面临夭折的危险。关键时刻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1] 从而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推动了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推动了市场化程度的提高。1979年我国市场化指数为24.91%,到1985年上升为54.23%,1990年为62.17%, 1997年上升为76.87%。[22] 从而提前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目标。

第三，小康社会思想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传统小康文化的契合，正确指导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并取得丰硕成果，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小康社会现代化模式的确立，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而且这种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文化融合起来，因而具有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基础。[2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中无疑会有中国的国情基础和文化的推动力量。党的十二大之后，“翻两番、奔小康”的战略目标迅速被百姓所感悟和领会，成了最凝聚人心的朴实语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传统小康文化的结合，意味着我们可以超越“五四”以来文化主义的论争，使我们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素养真正具有建设性，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基础所在。当然，邓小平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提出的小康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之上和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基础之上的，实行法治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传统文化的小康，是在生产力极低之下通过礼制来维持秩序的小农社会，有着本质区别。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正确指导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对小康问题作出了具体设计。到1990年，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时，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奔小康的战略决策，奔小康成为90年代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1997年实现了人均翻两番。党的十五大又根据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了新的“三步走”（2010年实现GNP比2000年翻一番，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2020年、2050年再迈两步，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部署。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终于在2000年进入了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16项小康指标中总体实现了96%）。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在本世纪的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不仅提出了新的阶段性目标，而且发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2003年，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跨上一个重要台阶。

参考文献

[1]吴树平点校《十三经》，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349页

[2][3]参见白河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专题讲座》，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第7页，第12—13页

[4]于越等《邓小平与外国首脑》，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6] [7]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161页，第64页，第77页

 [9][10][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上，第251页、321页，第24—25页，第9页、128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上，第266页、117页、156页

[13]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上，第368页、377页、376页，第166页、374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同上，第163页、164页、141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上，第64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上，第105页、96页、79页、127页、57页、104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上，第226页、256页、88页

[19]刘金田编《邓小平的历程》（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29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1页，第三卷，第90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上，203页、148页、第373页

[22]胡鞍钢等著《大国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

[23]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7页